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关于1937年南京暴行的书激起了人们难以压抑的愤怒和国际上的反诉。争论一直持续到她自杀以后。

认识张女士的人常常担心她怎么承受她从事的工作带来的悲伤折磨。当他们拜访位于旧金山的家时，本来应该看到她丈夫和两岁的儿子在后院的游泳池嬉戏，现在看不到了。

这个36岁的历史学家本来应该和朋友在中国人称之为“茶馆”的咖啡厅品柠檬。本来常常袭击她、影响她生活的阵阵恐怖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要不是起皱的中国地图，万人坑的图片，和写字台上两个塞得满满的Rolodexes，张纯如可能不过是从称作桑尼维尔（Sunnyvale）回到家的中学老师。但是由于在7年前出版描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幕的南京大屠杀的畅销书后，她成了她那个年龄中最杰出的历史学家。

她的书为她赢得国际性的声誉和巨大争议，许多人议论这个明星光辉的未来。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11月她自杀了，因为无法再承受70年前的恐惧的重压。

1937年南京大屠杀随着日本兵沿长江推进而开始。他们占领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随后就进行了血腥屠杀。日本兵屠杀了藏在城区的无辜平民100,000 到300,000，慢慢地。

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高达8万名妇女被奸淫。但是庞大的数字并不是最让人震惊的，披露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父亲被用枪逼着强奸自己的女儿，木桩插进女人的阴道，女人被钉子钉在树上，被捆绑起来的囚犯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乳房被活活地割下来，士兵进行砍头比赛看谁杀人杀得快。

在战争期间，大屠杀就广为人知，但是东京和北京在此后的40年中都倾向于不再提起。

张纯如（Iris Chang）小的时候常常听由于躲避中国战火移民美国的父母讲解这段可怕的、混乱的历史。他们讲日本人“不是把婴儿一劈两半，而是劈成三半，四半。”在她书的绪论里面，她写到“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大屠杀一直埋藏在心灵深处，是个无法言说的罪恶的隐喻。”

27岁时，张纯如看到了仍在西方流传的大屠杀的书籍，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人生责任。“我突然感到恐惧：这个蔑视死亡，草菅人命，这个人类社会演化中可怕的大倒退将可能减少成为历史的注脚，被看作计算机程序里面一个没多大危害的故障。以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造成麻烦，除非有人强迫世界记住它。”

张不久就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找到南京的历史教授Sun Zhaiwei。这位教授说“我给她提供了一个助手，并安排她和一些大屠杀幸存者见面。当局给她提供免费食宿和不受限制的查阅像树一样排列的档案资料，我们学校就在日本兵开始屠杀前突破的老城墙附近。”

两年后根据她的研究写成的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出版，一下子销售超过50万册，张纯如成了美国妇孺皆知的人物。希拉里克林顿邀请她到白宫做客，美国历史学泰斗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称赞她为“我们时代最好的、最年轻的历史学家。”

张纯如对工作的感情和执着也广受赞誉。在写书的旅行中，这个瘦小、梳着独辩的女士的专注和投入让接受采访者动容。许多人被她所感动，觉得必须重新讲述他们自己的恐怖经历，即使这些与她的主题不相干。

孤儿，强奸受害者，屠杀幸存者都想把自己的心灵讲给她听，最终消除几十年之久的怨愤。他们被她的真情所鼓励，那些伤心的往事他们自己都无法面对。

他们哭的时候张也跟着哭，当他们已经不哭的时候，她还是怒不可遏。真是难以想象她怎么给受害者递纸巾，等着他们平静下来在继续诉说。张在引导人们回忆杀人成性、虐待成譬的暴虐罪行。

在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听张纯如演讲的Dan Rosen说，“和许多演讲内容一样，听众里面有一半是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许多是战争幸存者。我被他们给予张纯如拥抱和鼓掌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那是体现犹太人认为神圣的见证，不忘过去的苦难。听众觉得她就是自己的女儿，她也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父母。

但是她的成功付出了代价。这本书成为重新处于竞争对手的中日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本来两国都对放任大屠杀消失在过去里感到满意，但是到了1990年，中国发现自己在走向强大，长期以来压抑的愤怒爆发出来了。反日的博物馆遍及全国。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攻击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甚至对张纯如发出死亡的威胁。

日本右翼评论家藤岡信勝（Nobukatsu Fujioka）发起运动阻止她的书在日本出版，列举了一系列的错误。这个人还出书诬告张纯如是仇视日本的人资助的宣传家。他的两卷本仍然放在其位于东京的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在南京的张的助手Yang Xiaming说，“来自东京的压力让她受不了。她害怕到日本旅行因为她担心生命受到威胁。”

但是日本的攻击对她来说是容易处理的。由于名声大振，张觉得有义务拜访全球的中国人社区倾听日本占领中国时更多的恐怖故事，所谓的“舒服屋”（comfort houses）的慰安妇，在满洲对囚犯进行的神经毒气实验。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常常发现他们痛苦流涕，她常常几个小时后仍然觉得空荡荡的。朋友们说她开始显得脆弱，她承认开始掉头发。她听别人的故事越多，她的精力和意志消失的就越多。好像每一个可怕的故事把她拉向更远的地方。

在旧金山的家，张纯如经常忙得筋疲力尽，累倒在书房里。旅行的时候，她常常变得丢三拉四，情绪无常。她的心思被几十年前的可怕景象完全占据。在档案馆发现的中国人的照片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让她倍受折磨。

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张在从事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一本新书的研究。虽然感觉不好，她还是乘飞机到肯塔基采访巴顿死亡行军（the Bataan Death March）的幸存者。他们向她描述了几千名美军战俘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惨遭杀害，有些人被迫把自己最好的朋友活埋，如果拒绝，两个人同时被第三个朋友活埋。这个锁链一直持续直到日本人发现一个战俘顺从。

最后张纯如终于垮了下来，需要住院治疗。她的丈夫，一个电脑科学家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并不感到吃惊。

他说“年复一年地倾听那些可怕的事情累积起来可能已经导致了她情绪失常。”

道格拉斯将两个孩子送到他们的奶奶家，张离开医院后，他试图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发现张热衷谈论别人会如何纪念她时，丈夫开始感到担心。因为张纯如已经在召唤朋友一个一个来看她，就好像要临终告别一样。

11月6日张纯如对大学时结识的好朋友Paula Kamen说她在努力和发现的，听到的，研究的巨大的苦难作斗争。她渴望能够人们记住她是活泼、自信的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两天后，张比以前更沮丧、更绝望。她丈夫本来试图安慰她平静下来，但最终还是睡着了。

夜里某个时候，张走进她白色的1990产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汽车，手里拿着从武器商店买来防身用的六连发手枪。开车来到乡村公路，往手枪里装上火药和子弹，瞄准自己的头，并扣动了扳机。几个小时后，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身上还有留给家人的绝命书。

但是，张的死亡仍然无法摆脱争议的纠缠。最近在中国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有历史学家指出来自日本的强烈仇恨是她死亡的原因。北京的“人民日报”称赞张是“为公正而战的战士”是“投向日本右翼分子的标枪。”四月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还要增添一个张纯如的塑像，实际上给了她大屠杀遇难者的身份，一手坚定指向日本海。《旧金山记事》好像同意“许多人纳闷这个温和，同情心的年轻妇女是不是大屠杀的最后一位受害者。”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把她的死解释成对他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的观点的支持。藤岡信勝（Fujioka）说“最后她肯定知道了她的观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揭露了她书中的错误。”

在南京，Sun Zhaiwei教授说当历史学家是对心灵的折磨。

核科学家要穿保护服，身体得到医生的定期检查。也许我们研究极端事件的历史学家需要类似的措施。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

“或许这就是张纯如的问题，她在照看死者，却没有能同时照顾自己。”

译自：“One final victim of the Rape of Nanking?”OLIVER AUGUST http://www.timesonline.co.uk/printFriendly/0,,1-7-1528026-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