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丸洋一在其新作《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中指出，日本随军记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因战时新闻统制及“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规训，背离媒体客观公正原则，沦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通过虚假宣传报道掩盖日军暴行，以粉饰“太平”。这种战时体制下的新闻宣传思维至今仍在日本延续。目前，日本社会对于“南京事件”的认识存在明显分歧，受保守思潮的影响，部分媒体通过淡化加害事实、模糊责任主体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导致民众难以接受日本真实的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为不重蹈覆辙，记者等媒体人唯有在宪法赋予的自由空间内，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才能推动日本社会正视战争罪责，打破“天皇无罪—国民无辜”的“无责任体制”，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和解奠定认知基础。
关键词：战争责任/ 上丸洋一/ 日本随军记者/ “南京事件”/ 战时报道/
原文出处：《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南京)2025年第2期 第20-31页
2010年1月，日本外务省公布《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意味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争在日本有了官方的正式结论。然而，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指出，尽管在历史学界，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已成为定论，但在大众传媒领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争仍在持续。①有学者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社会的保守主义思潮日益增长，呈现出向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倾斜的趋势。②在以往的论争中，争论焦点在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屠杀事实、东京审判及战争责任等，史料多援引中方受害者、第三国人士、中日官兵的日记和回忆，以及战后战犯审判资料等，对日本随军记者的关注较少。近20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关注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③，但对于日本随军记者个人的战争责任探讨不足。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记者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日本《朝日新闻》前资深记者上丸洋一④的研究新著《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记者们写了什么没写什么》⑤(以下简称《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上丸洋一以日本报刊报道为线索，追踪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国内的报道过程，探究战争、舆论及记者的战争责任，揭示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及影响，对理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虚实之间：“南京事件”的论争与检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投降至今已有80年，尽管南京大屠杀在学术上已无可争辩，但并未成为日本民众的历史共识。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争一直持续，南京大屠杀“肯定派”(亦称“屠杀派”)与“否定派”(亦称“虚构派”)的争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实证研究”的“过少评价派”(即“中间派”)，形成了三派“斗法”的局面，进一步动摇了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⑥
日本出版的著作对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一般有两种：一是“南京大虐杀”或“南京虐杀”，其意等同于中文的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学术著作中较多使用，特别是屠杀派核心人物洞富雄一直坚持使用这一词汇，而虚构派则拒绝使用这一称谓，如使用则加上引号；二是“南京事件”，近20年来日本学者使用“南京事件”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一变化不仅是文字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学界在南京大屠杀认知上出现的细微变化。
日本学者对于“南京事件”这一称谓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日本右翼势力出于政治目的，企图美化侵略历史，淡化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他们使用“南京事件”这一表述，试图将其描述为战争中的普通事件，淡化日军的残暴罪行。甚至有一些右翼分子认为所谓的“南京事件”只是社撰，并非事实。⑦南京大屠杀肯定派学者笠原十九司在使用“南京事件”时也十分清楚否定派的意图，但他认为如果完全采用“南京大虐杀”这一称谓，人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杀害的方式”“伤亡人数”等细节上，而加上“事件”一词，即使用“南京(大虐杀)事件”这样的称谓，可以将“事件”的广泛影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纳入考察范围。⑧洞富雄在其编写的《日本大百科全书》中也将“南京大虐杀”纳入“南京事件”词条的阐释之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内容，他另设“南京大虐杀”词条专门进行解释。⑨南京大屠杀中间派学者秦郁彦也认为“南京事件”这一称谓实际上被用来专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些暴行不仅是“虐杀”，还包括强奸、抢劫、纵火等战争罪行。⑩
不同国家学者对日方使用“南京事件”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代名词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张连红等认为，尽管在日本南京大屠杀肯定派学者的著作中“南京事件”所指日军暴行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使用“南京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性质。(11)德国学者范埃斯(Hans van Ess)和米尔汉(Klaus Mühlhahn)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事件”一词不仅未能准确反映屠杀的规模，同时也淡化了强奸及其他罪行。(12)
从日语词义的角度看，“事件”一词确实具有模糊性，它通常指意外发生、成为公众讨论焦点或问题的重大且令人不安的事件。(13)词语内涵的模糊性也常常被日本右翼分子所利用，他们不厌其烦地鼓吹“‘南京事件’没有历史依据”，“‘南京事件’是西方传教士捏造、欧美记者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宣传的产物”等荒谬言论。(14)借助媒体影响力，以《产经新闻》《文艺春秋》等为主要阵地的南京大屠杀否认派势力仍在膨胀，部分学者、文化界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公然呼应，形成“言论、报道界‘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结构’的基础”，企图从民众记忆中抹去“南京事件”。(15)
然而，日本社会也有一批有良知的正义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律师在积极与右翼势力斗争。藤原彰、洞富雄、本多胜一、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人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致力于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和实地调查研究，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他们所说的“南京事件”并没有淡化南京大屠杀之意，相反，作为“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使研究者有了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也让全面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复杂性成为可能。目前，“南京事件”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代名词，也被载入日本的教科书中，在日本社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
近些年来，日本社会的保守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对“南京事件”持否定态度。2024年7月，《产经新闻》报道称，神奈川县民间团体“神奈川县民教育改进协会”公开要求，有“南京事件”记述的9家教科书出版社必须提供日军杀害中国女性、儿童及平民的证据。他们认为依照当时的历史文献和报告，日军并非故意下令进行有组织的屠杀，“实际发生的袭击和杀人事件是违反军令的行为，已经依法处理了”。(16)近年来日本相关论著的出版发行情况也直观地反映出南京大屠杀“肯定派”和“否定派”的力量变化。据笔者统计，目前日本在售的2000年后出版的有关“南京事件”的著作，承认南京大屠杀的论著或资料有31种，而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有49种。(18)相较于南京大屠杀肯定派的著作偏重于考据和写实的叙事，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著作通常以“揭穿战争宣传的谎言”“诉说日本的冤屈”等作为噱头进行贩卖。
日本民众对乡土、国家的情感也助推了右翼思潮的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各地兴起了战友会，开始鼓吹“士兵无罪，错在战争”等言论。或是因为相信乡人的“善意”，或是出于不能将先人写成“坏人”的考量，“乡土部队战记”在日本热销，其论调延续战时的基调，描述乡土部队士兵的“英勇事迹”。(18)这种叙事风格塑造了日本士兵被迫为国献身的“受害者”形象，借此抵消他们的加害者身份。
右翼媒体不仅影响了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损害了中日关系，也导致日本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据2023年东京民间组织“言论NPO”与中国外文局共同开展的《日中共同民意调查》的统计，日本受访者中仅有16%的人认为本国媒体对日中关系的报道具有“客观公正”的性质，认为网络中有关日中关系的舆论能适当反映民意的比例为20.5%。在所有被调查的领域中，民众对日本媒体的信任度均低于20%。(19)
日本右翼记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不实访谈报道不仅受到正义学者的质疑，也遭到新闻界人士的批判。作为前《调查情报》月刊的主编，铃木明(本名：今井明夫)的专业性饱受诟病。他所撰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又译为《“南京大屠杀”之谜》)，充斥着许多不实的报道。日本学者洞富雄、笠原十九司以及记者本多胜一都对铃木的论著提出质疑，揭穿书中的不实报道，批判书中的荒谬逻辑。(20)除了对采访者的错误引导和对采访内容的故意删改外，铃木明甚至未能调查被采访者的背景，从而出现许多张冠李戴的情况。据上丸洋一调查，铃木明书中提到的坂本六良实际上是《福岛民报》记者，而非书中所说的《福岛民友》记者。坂本六良于1938年2月才从日本福岛前往中国，目的是采访参加徐州会战的日本士兵，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当时《福岛民报》派往南京的记者是箭内正五郎。同样不在现场的还有《读卖新闻》记者原四郎，他在前往南京的途中返回上海，因此并没有看到南京沦陷后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声称未听说南京有大屠杀传闻的随军记者，却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在坂本六良1984年的回忆录《无冕之王》，《朝日新闻》记者平松仪胜的自传《罪恶深重：记者生活65年的自省》，以及纪录片《南京》的摄影师白井茂的自传《摄影机与人生》中均提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以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中，否定派中的顽固分子常以缺乏直接目击证据为由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及东京审判的公正性。不仅如此，否定派一面搬出当时日本随军记者为粉饰太平所拍摄的照片和报道作为日军“军纪严明”的佐证，一面又武断指责“百人斩”等揭露屠杀事实的新闻是虚构的。根据上丸洋一的梳理，实际上当时日本国内报纸上有大量关于南京战事的报道。除了常见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主流报媒体外，还有《小樽新闻》《函馆新闻》《福岛新闻》等近80种地方报纸。这再次驳斥了铃木明所谓的未能找到同时代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新闻报道的谬论。(21)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日本各地报刊所派出的部分随军记者就在现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写了什么，没写什么？报纸向读者传达了什么，又没有传达什么？”上丸洋一旨在通过深入挖掘战时报道及随军记者的记述，进一步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战时报道中的真实面貌。
《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以时间为线，分为战时和战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战况报道内容，归纳总结战时报道的本质。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概述日军的战时新闻制度及南京沦陷前随军记者的状况；第三章至第七章深入探讨了随军记者关于南京攻略战中日军官兵的“百人斩”、战俘的搜捕与处置、难民区的管理等方面的报道，审视了战时报道的真实性，并分析了虚假报道产生的根源；第八章则将视角转向日本国内。因为战时新闻报道的粉饰，战争的残酷性难以进入日本民众的视野，不过仍有部分民众开始反思战争，并发出批判的声音。第二部分从第九章开始，展现战后虽然公开了“南京事件”的真实情况，但遭到日本民众的“抵制”。上丸洋一着重分析了产生这种反效果的原因。全书章节的构建，全面呈现了“南京事件”的新闻报道如何影响了战时及战后的日本社会，同时探讨了日本社会的保守思潮如何对媒体的新闻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丸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纠正了右翼分子对战争报道的曲解和歪曲，并对照了当时的报刊报道以及报道人、被报道人的书信与战后的回忆，围绕南京大屠杀中的“百人斩”事件、乌龙山和幕府山战俘的抓捕和处置等方面的报道展开广泛调查，有力驳斥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谬论。
关于“百人斩”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及争议，笠原十九司已有专著进行深入论证，美国学者陆束屏也有专文，细致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22)上丸洋一不仅关注“百人斩”报道的真伪，还关注这一消息给日本国内带来的影响。斩杀俘虏被认为是日本士兵立功的“战绩”，在各地报纸上广泛宣传。上丸洋一进一步从各地报刊中挖掘出更多关于斩杀中国士兵的报道。如《会津新闻晚报》于1937年11月27日刊登了福岛县一名士兵的家书，该士兵声称他用日本刀割下被“生擒”的中国士兵的首级，这无疑是对俘虏的屠杀。此类报道之所以能够通过新闻检查，并刊登在地方报刊上，一是因为针对士兵书信的检查较为宽松，二是因为斩下“敌人”的首级是立功的表现。因此，此类报道不仅不是虚假捏造，还符合战时新闻审查“政治正确”的标准。上丸洋一认为，那些关于一个日本士兵斩杀20人、30人的报道，实际上很可能指的是对俘虏的集体屠杀。(23)
在日本报刊上常见关于战斗结束后俘虏人数的新闻，却鲜见后续日军如何处置俘虏的报道。《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横田省己报道了在乌龙山、幕府山放下武器的14777名中国俘虏，之后多家媒体也报道了乌龙山、幕府山的俘虏，约为1.5万—2万人。然而当时新闻报道对日军如何处置这些俘虏细节的报道含糊不清。《福岛民报》战时特派员箭内正五郎只在报道中简略写道：“(两角部队)将逃入炮台的近两万名残兵引诱到长江沿岸，一举将其扫荡。”虽然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著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24)一书中收录的日军官兵日记已经证明了在幕府山被俘虏的约两万名中国士兵遭到集体屠杀，但日本右翼分子坚持认为这批俘虏可能逃走了，或指出他们被枪杀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士兵要“造反”，而不是日军有计划的屠杀。(25)同时，箭内正五郎也在战后接受历史修正主义者阿罗健一的采访时否定了当时的报道，称“可能是把俘虏放走了，因为带走(俘虏)太麻烦了。那个时候，俘虏必须被赶走。如果说让俘虏逃走了，会遭到责骂，所以就会说他们撤退了，或者说把他们歼灭了”。(26)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上丸洋一在广泛收集关于幕府山俘虏报道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份新证据。1938年1月14日，日本《河北新报》刊登了日军伍长大山彦右卫门寄回家乡宫城县的书信，其中详细记述了幕府山俘虏的后续情况。根据大山彦右卫门书信的记载，1937年12月14日，日军俘获了近2万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到16日，一些被俘的中国士兵试图纵火逃跑。当天，日军在长江岸边处决了5000名中国士兵，随后在17日和19日，日军又出动部队对俘虏进行了处置。这一报道的时间和人数，不仅与小野贤二等人收集的日军官兵日记基本一致，还与箭内正五郎的战时报道相符，再次证实了日军屠杀俘虏是有计划的暴行。(27)
通过对战时报道和多方资料的比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不攻自破。作为“事件”的南京大屠杀，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战时，还对战后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池岛信平、铃木明、阿罗健一等人颠倒黑白，以“无法把握‘南京事件’的原貌”，妄图以“虚构”否定南京大屠杀。此时，当初那些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随军记者却大多保持沉默。上丸洋一对此深感痛心，他指出，虽然“关于《“南京大屠杀”之谜》叙事的暧昧性，铃木本人难辞其咎”，但是“让‘南京事件’成为‘虚构’的一部分原因和罪责，也在战后对事件保持沉默的原随军记者身上”。(28)
二、塑造“神话”：随军记者的责与过
日本学者佐藤卓已认为，所谓法西斯主义，就是把组织化的舆论、社会化的运动、政府及军队通过记者的报道，借由报刊等媒介手段对读者的社会意识进行统制。(29)日本报界主动配合军部进行的战时报道，营造了战时日本舆论“高度统一”的局面。新闻统制的强化和发展，使媒体被纳入国家战时体制之中，成为推行战争的重要一环。(30)上丸洋一认为，战时报道不仅是言论统制的结果，也是随军记者“军国主义化”的表现。
战时体制下，日本政府为取得胜利，大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以提高民众的凝聚力。但在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下滋生的“爱国主义”是畸形的，具有专制性、封建性和侵略性。在这种畸形“爱国主义”的煽动下，任何有悖于战争的言行都被认为是不爱国的表现，都会被贴上“非国民”和“卖国贼”的标签。(31)日本随军记者不但难以摆脱畸形“爱国主义”的束缚，有些甚至表现得更为狂热。随军记者以“报道报国”为己任，常自称“报道战士”。这种盲目的“爱国”热情以及迫不及待抢先报道的冲劲使战场传到日本国内的报道常常出现偏差和谬误。如日军第九师团刚刚占领光华门一角时，随军记者便急于抢先发报道，在南京尚未沦陷的情况下就报道“南京沦陷”的新闻。罔顾事实的“速报主义”也让上海派遣军报道部长马渊逸雄相当尴尬，对日本随军记者的“狂热”倍感压力。(32)
随军记者的职责不仅限于报道战事进展，还包括展现日本士兵如何忠诚执行“圣战”使命，以此来鼓舞日本民众。(33)南京沦陷后发表的一系列宣传“和平友好”的文章中，日本随军记者描绘了中国人“自愿”与日军合作的情景，刊登了南京民众高举日本旗的照片，报道了看似无忧无虑的南京孩童的笑脸……也许是被“胜利”的喜悦所迷惑，大多数随军记者陷入了战争的狂热之中。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南京民众对日军充满仇恨和愤怒，所谓“亲善”只是民众面对强权时的自保之策，但是日本随军记者仍在报道中强调了南京的“复兴”。对此，上丸洋一指出，部分记者一开始就不打算报道对军方不利的内容，他们并不想展现南京的惨状。他们“与其说是因为报道管制不得已，不如说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斗志，自己主动拿起笔”。(34)
战争扭曲了人对生命的认识，极大地释放了人性之恶。屠杀、强奸、掠夺、纵火成为战争中日本士兵的“家常便饭”。随军记者在战时报道中，不仅塑造了日本军事上的“神话”，而且不自觉地触入了个人的情感。随军记者藤田信胜的战后日记《战败之后》，真实展现了随军记者的内心转变。藤田信胜在东京大学读书时信奉马克思主义，1931年，他还清醒地意识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但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他转而拥护政府，甚至渴望奔赴战场。在前线与日本士兵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藤田信胜不知不觉将自己代人士兵的角色，将中国民众视为敌人，而对他们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他坦言，“那也许是一种低劣的人性情感，在那样激烈的战场上，根本没有理性的余地”。(35)在战场上见惯尸体的随军记者，情感上慢慢也变得迟钝，逐渐成为“士兵”。
然而，战争的残酷也使部分记者受到了冲击，他们看到破败的南京城和瑟瑟发抖的难民，产生了怜悯之心。《朝日新闻》记者守山义雄，曾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约翰·拉贝(John Rabe)和约翰·马吉(John Magee)交流。面对马吉对日军屠杀平民的指控，守山义雄强调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像那些残暴的士兵一样。(36)他还向拉贝承诺，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进南京秩序的恢复。(37)另一名随军记者渡边正男回忆，守山义雄曾向负责南京警备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提出请求，希望停止军队的纵火行为，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但遭到拒绝。中岛毫不客气地说：“这里是南京，敌人的首都。在南京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棵树、每一株植物都带着可恶的抗日精神。我们必须粉碎这种抗日精神。”(38)讽刺的是，守山义雄和另一位记者在马吉处拍摄的照片被刊登在1937年12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南京在微笑”专题报道中，作为南京和平景象的明证。(39)
尽管许多随军记者目睹了日军暴行，但他们仍然认为伤亡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南京沦陷后随军抵达南京的日本文艺评论家杉山平助曾感叹：“既然战争已经打响，在‘为了取得胜利并确保战果，任何手段都被允许’的情况下，所有的道德准则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迅速歼灭也是一种慈悲。”(40)日本学者津田道夫曾批判这种观点是日本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的体现，他们“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的市民社会的道德观，相反，有的只是通过战争对弱者的抹杀”。(41)上丸洋一也谴责随军记者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想法。当时的随军记者普遍认同日军的观点，即“清除残敌”是恢复战后秩序的必要措施。随军记者将日军对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中国士兵及平民所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描述为战斗结束后日军对占领区的“扫荡”，并认为在战争状态下，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军记者中普遍存在对中国人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往往将杀害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42)
战争中日军暴行是战争行为还是非人道的屠杀，两者的界限被人为地模糊了。日本右翼分子经常利用战后随军记者的访谈来否认大屠杀。《朝日新闻》记者山本治在战后接受阿罗健一采访时否认目睹枪毙战俘的场面，甚至否认听过类似的传言：“完全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在《朝日新闻》上也没有成为话题。”(43)山本治这番言论不仅无视了日军部队的《战斗详报》、原日军士兵战后的证言等证据，还否定了自己战时的报道——《败走的七千名士兵一个不剩被击毙》的真实性。而这篇报道中被枪毙的人数，恰好与12月13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奈良部队)《战斗详报》中的“歼敌总数”相近。(44)对此，山本治还狡辩称：“关于‘屠杀’这种说法，通常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行为，在战场上却是最大的功绩。到了和平时期，再以和平年代的标准去评判，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45)
战时的屠杀能否算作战争行为，这是当前日本社会关于“南京事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南京大屠杀否定派认为，“在长江边对俘虏的枪杀、刺杀行为并不是屠杀，是战斗的延续行为”，“而脱掉军装换上便衣藏匿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则违反了‘海牙公约’，不具有俘虏资格，所以可以处决”。(46)日本学者吉田裕通过对当时国际法条款的深入分析，明确指出南京安全区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便衣兵”。所谓“便衣兵”，通常是指那些身着平民服装，隐藏武器并进行战斗的人。然而当时逃入安全区的都是丢弃武器和军装，换上平民服装的逃亡军人。此外，即便南京存在“便衣兵”，对他们处刑也必须经过军事法庭审判，未经审判的处刑显然是违法行为。这是日本学界的普遍共识。(47)不过，“国际法并不是规范战场上士兵行为的唯一准则，日本也有自己独特的准则”。上丸洋一进一步考察了日军的军纪要求。1900年2月14日，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战俘处理条例》，要求“战俘应受到善待，绝不能受到侮辱或虐待”。1912年“海牙公约”公布后，无论是日军内部参考资料《名誉心的修养》，还是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条文，都明确禁止“杀伤弃械或自卫手段用尽而乞降的敌兵”。这不仅是国际法的规定，也被认为是“皇军伦理”。上丸洋一认为，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对于放下武器的俘虏，必须给予人道的对待。“处死俘虏和屠杀属于战斗行为的范畴，是可以被允许的”的解释完全不成立。之所以当时缺乏直接记述屠杀战俘情况的新闻报道和文章，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无论是从人道主义或“皇军伦理”的角度来看，屠杀战俘都是一个严重问题。(48)
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推动下，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领域。(49)在战时日本新闻界，唯有那些与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保持一致、为战争服务的报道才被认定为正确，相反，那些持有反对军部和反战立场的记者常常成为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商人、“上海总力报国会”顾问小川爱次郎，因对日本侵略行径提出异议而遭到逮捕。记者桐生悠悠创办的杂志《他山之石》因为批评日本侵略中国而被查封。尽管有人对战争的看法持有异议，但高压之下的日本民众也趋于沉默，甚至转向支持战争。《东京朝日新闻》的评论员前田多门和《大阪朝日新闻》主笔高原操都曾批判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军部，但最终转向拥护日军。正如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 Neumann)的“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论所描述的，劣势方的沉默以及倒戈造成另一方意见的不断壮大，由此循环，使得优势方的意见声音越来越大，而劣势方的意见不断沉默直至消失。(50)
新闻报道并非全是完全真实的，而未被报道的事件也不意味着未曾发生。战时日本报界整体“转向”，为军国主义侵略行径助威呐喊，成为军国主义推动战争的宣传工具，而军事性、煽动性、欺骗性和法西斯性是战时日本报界的主要特征。(51)有学者以日军当局对战时言论、出版物的严格审查和惩处制度为随军记者开脱。上丸洋一则认为，随军记者在战地报道时，固然受到军方新闻统制的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媒体和记者都是自愿参与其中的，意图提高日军的战斗力。大部分随军记者对日本兵的残酷杀戮视而不见，却大肆报道士兵的“功绩”、南京的“复兴”以粉饰太平。他们丧失了道德、良知和思考能力，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机器上的齿轮。笠原十九司曾批判道：“各地的地方报纸……为侵略战争发挥了积极的精神动员作用。地方报纸的战争责任问题，是今后必须查明的重要课题。”(52)
三、反思之路：战争责任与新闻底线
战后日本社会所探讨的战争责任，不仅牵涉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还涉及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责和反思从外部推动走向内部，从追究天皇、政府、军部、媒体等战争责任扩展到追究民众个体在战争中的责任。冷战的结束成为全球民族主义思潮的催化剂，战争责任问题也被带入这种民族主义逻辑的舞台，加剧了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的争论。(53)
追究战争责任并非易事。美国社会学者桥本明子认为，在日本战后文化记忆中，至少存在三种相互抵触和博弈的创伤叙事。“第一种叙事强调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第二种叙事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放大日本民众的“受害者心理”，此类叙事同样倾向于转移战争罪责；第三种叙事则强调日军的侵略和剥削等犯罪行为，承认日军的“加害者”角色，寻求东亚和解。以上三种创伤叙事中以第三种在日本争议最大，得到普遍认可最为困难。(54)上丸洋一认为，造成日本民众无法接受日军“加害者”身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这种情感依赖使大多数民众不愿意相信和面对战争真相；二是受长期战时宣传的影响，日本民众滋生出对中国人的优越感，轻视中国的态度在战后依然存在；三是此前在美军占领下，舆论媒体不能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这种高压控制也使日本媒体及日本民众产生逆反心理，部分日本人加深了“被害者意识”和“有罪判决”的观念，阻碍了他们对战争的深刻反思。(55)
战争反思不彻底，在原随军记者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中呈现得尤为明显。上丸洋一认为，作为战争现场的亲历者和记录者，他们“尚未深入挖掘自身的责任”。原随军记者群体的沉默不利于日本战后的反思，新闻媒体战时体制思维的持续也对日本构成持续威胁。部分随军记者如箭内正五郎等，在战后继续投入到《乡土部队战记》的编写之中，通过选择性叙事继续掩盖日本士兵的战争责任。正如上丸洋一所言，由于没能进一步追究战争责任，“战败和战后的占领统治并没有给原随军记者的意识和写作风格带来重大变化”。(56)
这种战争责任认知的偏差，本质上是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困境的具象化。在战争责任的探讨中，原随军记者所谓的“爱国热情”是问题的关键。上丸洋一指出，一切根源在于“知识分子在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国家利益之间摇摆不定，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没有超越国家利益”。记者们因恐惧“缺乏爱国心”的道德指控，将“对国家的忠诚”凌驾于新闻专业伦理之上。(57)丸山真男认为，这种选择背后是“超国家主义”(又称“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忠孝”观念消解了个体的主体性，使“民权”屈从于“国权”。(58)最终，每个人沦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机器的齿轮，陷入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59)
日本在战争反思上面临的困境植根于其文化根源。日本学者津田道夫在《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从社会结构维度深层剖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家族主义塑造的部落共同体秩序，使日本人形成对内光耀乡党家门、对外极端排外的部落意识(乡党意识)。当对外侵略被包装为“天皇圣战”，这种部落意识被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爱国心”异化为“忠君爱国”的单向度伦理。在“惩膺暴支”的集体狂热中，日本人既因蔑视中国的偏见而合理化侵略行径，又在集团所培养的规范中系统性地消解了罪恶感。(60)这种文化心理的双重运作，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滋生蔓延的深层动因。
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天皇制基础上的“无责任体制”。丸山真男认为，这是在日本天皇制国家构造中，权力分配与责任归属不明确导致的一种政治体系的缺陷。天皇掌握国家主权并被赋予神圣性，却无须承担具体的政治责任，官僚、军部乃至国民等以“为天皇服务”为名，在决策过程中刻意模糊决策的主体，强化“无责任体系”。(61)这种体制性缺陷，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成为“没有责任人的暴力机器”，更通过“忠孝一体”的伦理规训，将个体绑缚于“天皇—国家”的绝对权威之下，为战时暴力的合法化提供了制度“庇护”。
日本战争责任认知的扭曲，也与美国战后的战略处置深度勾连。美军为减少伤亡、降低占领成本、避免日军抵抗，以及维系自身在东亚的利益，选择豁免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决策本质上是对天皇制“无责任体制”的变相承认，其后果直接催生了“天皇无罪—国民无辜”的畸形逻辑。(62)因此，日本社会往往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军部独走”或“少数战犯”，回避对天皇制国家机器的系统性反思。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言，日本传统的天皇制使法律难以撼动原有的权威服从机制。战后舆论割裂“文化价值”与“军事失败”的认知偏差，正是这种体制的惯性延续。这也导致了战后日本只在表面上放弃了军国主义，实际上仍保留以天皇为核心的责任豁免机制，军国主义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63)
日本战后责任追究的困境，是“无责任体制”下的政治遗留难题。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亿人总忏悔”概念，以空泛的集体自责掩盖权力阶层的具体责任。“一亿人总忏悔”既未明确忏悔对象应包括亚洲受害民众，也未清晰界定忏悔内容是战争罪责还是战败后果，实则为天皇制及其官僚体系开脱。(64)日本学者高桥哲哉认为，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力图改变在战后没有承担起战后责任的日本国家的政治状态，通过促使日本政府负起战后责任，对拖着旧帝国负遗产的日本国家实行批判性变革”。只有促使政府承认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的战争罪恶，才能促使日本真正实现民主和自由。(65)中国学者步平进一步指出：“所谓国家的责任，就是应首先明确根据在东京审判中明确的原则，这一责任包括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责任，对平民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责任，虐待俘虏和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责任。”(66)换言之，追究战后责任的首要前提是超越“败而不思其咎”的心态，正确认知日本的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以西方现代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新认知范式，正逐步摒弃过去那种基于种族主义的传统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他们开始解构“忠君”与“爱国”之间的连接，期望能够超越以往天皇制所代表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一种基于公民社会、理性的战后民族主义。(67)
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而言，要克服战争认知的错位，应回归媒体从业者本身的职业素养。上丸洋一认为，如果记者秉持“作为国民的一员，理应服从国家”的想法，会使媒体监督权力、传达事实、满足民众知情权的“新闻义务”被“国民义务”所吞噬。当新闻报道再次成为军队或政府的工具时，新闻便失去了公信力。而当记者们再次被“忠于国家”的观念所束缚时，他们不仅会失去善恶的判断，还会眼睁睁看着国家再次跌入深渊。(68)因此，只有以宪法原则为基础，维护民众的言论、出版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表达自由和权利，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69)
战后日本媒体的根本困境，在于未能完成从“天皇制的宣传机器”到“公民社会守护者”的身份转型。媒体从业者的战争责任反思不仅关乎历史真相的传播，也涉及民主社会的构建与国际形象的重塑。长期以来，日本媒体对亚洲受害国的关注不足，仅有少数记者如本多胜一、清水洁、上丸洋一等，勇敢揭露历史真相。对日本媒体而言，挣脱“战时体制思维”的枷锁，跳出所谓“国民责任”的牢笼，在宪法赋予的框架内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重塑行业公信力的必由之路，更是日本实现历史和解，走向真正和平的关键一步。当媒体能够以客观公正的笔触还原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传递真相，才能让南京大屠杀不再成为被随意践踏的争议问题，而是化作人类共同铭记的惨痛教训，以指引未来的和平之路。
结语
上丸洋一的《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犹如一面明镜，映照出日本媒体在战争与历史反思中的深刻困境与救赎之路。战后日本媒体未能彻底清算战争责任，不仅放任保守思潮死灰复燃，更让南京大屠杀这一铁证如山的惨案沦为舆论场中被刻意扭曲、反复论争的“罗生门”。那些曾目睹日军暴行的随军记者，因战时新闻统制与畸形“国民责任”的桎梏，集体选择了沉默与遮掩，背弃了新闻业最基本的客观公正准则，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而这种扭曲的价值体系，竟延续至今，持续侵蚀着日本社会对历史真相的认知。
中国学者程兆奇在梳理南京大屠杀争论史时指出：“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实有学术以外的束缚，这种影响着朝野承受力、比狭义的政治正确更难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义’混为一谈)，是一个最重要原因”，因此“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能只在于已有利的材料中寻章摘句，必须处理相反证据”。(70)上丸洋一既正视随军记者受“民族情感”左右的历史现实，又凭借严谨的史料梳理，突破“支配性叙述”的局限，通过系统甄别新闻报道、回忆录与口述史料间的矛盾与变数，精准剖析日本随军记者们矛盾的心理轨迹，为中国学界理解日本随军记者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逻辑提供了全新视角。
面对历史，逃避与否认绝无出路。上丸洋一以严谨的史料考证与细腻的心理剖析，撕开了掩盖真相的“遮羞布”，更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敲响警钟：真正的爱国情怀，从来不是对侵略历史的粉饰，而是以勇气直面罪行，以真诚承担责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注释：
①参见[日]笠原十九司著，高莹莹译：《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論争史：日本人は史実をどぅ認識してきたか』、平凡社、2007年、103頁。
②参见吴艳：《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论争的发展演变过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③中方研究成果参见经盛鸿：《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传媒与南京大屠杀》，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刘朝华、刘潇湘：《日本侵华时期大众媒体战争参与问题探析》，《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1期；孙继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孙继强：《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安平：《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等。日方研究成果参见茶本繁正『戦争とジャーナリズム』、三一書房、1984年；塚本三夫『実録侵略戦争と新聞』、新日本出版社、1986年；安田将三、石橋孝太郎『朝日新聞の戦争責任：東スポもびっくり！の戦争記事を徹底検証』、太田出版、1995年；山本武利『朝日新聞の中国侵略』、文藝春秋、2011年；[日]山本武利著，赵新利译：《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不彻底的清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4日，第B01版；等等。
④上丸洋一，日本资深记者，1955年生于日本岐阜县高山市，1978年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曾担任月刊《论座》总编辑等职务，2020年从朝日新闻社退休。他长期关注战争新闻和社会发展议题，反省战争责任，警惕日本社会舆论保守化倾向。他出版了论著『「諸君！」「正論」の研究——保守言論はどぅ変容してきたか』(岩波書店、201年)；『原発とメディア——新聞ジャーナリズム2度目の敗北』(朝日新聞出版、2012年)；『新聞と憲法9条——「自衛」とぃぅ難题』(朝日新聞出版、2016年)；等等。
⑤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つたか』、朝日新聞出版、2023年。
⑥参见徐志民：《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来自中国学界的观察》，《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
⑦如北村稔『「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文藝春秋、2001年。
⑧[日]笠原十九司著，孙雪梅译：《日中战争史研究的课题》，《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⑨日本大百科全書「南京事件」、Japan Knowledge Lib:http://gffgg78cf97dce3fa40dfsvbb0cpwc595p6c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ib/display/？lid=1001000173174、2025年2月14日。
⑩秦郁彦认为“南京事件”是代指近代南京地区发生的三次屠杀行为，即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时的屠杀、192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南京时对外侨和领事馆的袭击，以及1937年底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不过，在日本学界的研究中，前两者通常被忽略。参见秦郁彦『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242頁。
(11)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2)刘燕军：《德国学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年第2卷。
(13)日本国語大辞典「事件」、Japan Knowledge Lib:http://gffgg78cf97dce3fa40dfsvbb0cpwc595p6c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ib/display/?lid=200201dd192djjk1OXpb，2025年5月12日；角川川類語新辞典「事件」、Japan Knowledge Lib:http://gffgg78cf97dce3fa40dfsvbb0cpwc595p6c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ib/display/?lid=20032688000#688c00_00200、2025年5月12日。
(14)参见阿羅健一『決定版南京事件はなかった：目觉めょ外義省！』、展転社、2022年。
(15)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論争史：日本人は史実をどぅ認識してきたか』、128頁。
(16)奥原慎平「南京事件で『一般人を多数殺害』記載の教科書に『裹付けを』神奈川の民間団体、回答は1社」、『產経二ユース』、2024-07-17，http://gffgg646620e364944e10svbb0cpwc595p6c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20240717-BAZYX6EK2ZGFVG7SYGADIMM2GI/。
(17)该统计是基于2000年至2024年间在日本主要电子商务平台亚马逊和乐天网站上发布的出版物统计得出的。在承认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统计中，也涵盖了部分中立派学者，如秦郁彦的论著。
(18)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378—383頁。
(19)「第19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查日中世論比較結果」，日本非营利社团言论NPO的网站：http://gffgg9ddf88e855b74b2bsvbb0cpwc595p6c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po.net/world/archives/16585-2.html，2025年2月15日。
(20)洞富雄『決定版·南京大虐殺』、現代史出版会、1982年、212—267頁；南京事件調查研究会『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13ウソ』、柏書房、1999年。
(21)鈴木明『「南京大虐殺」のまほろし』、ワック株式会社、2006年、26頁。
(22)参见笠原十九司『「百人斬り競争」と南京事件——史実の解明かち歴史対話へ』、大月書店、2008年；[美]陆束屏：《直面历史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始末探析》，团结出版社2023年版，第700—750页。
(23)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135—139頁。
(24)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第十三師団山田支隊兵士の陣中日記』、大月書店、1996年。
(25)鈴木明『「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196—197頁。
(26)阿羅健一『決定版「南京事件」日本人50人の證言』、扶桑社、2022年、196頁。
(27)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つたか』、275—279頁。
(28)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つたか』、33頁。
(29)[日]佐藤卓已著，汪平、林祥瑜、张天一译：《舆论与世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0页。
(30)孙继强：《从南京沦陷前后日媒报道看日本的战时传播》，《南开日本研究》2013年第2期。
(31)孙继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第339页。
(32)馬淵逸雄『報道戦線』、改造社、1941年、62—64頁；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つたか』、85頁、100—102頁。
(33)馬淵逸雄『報道戦線』、152頁。
(34)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414—415頁。
(35)藤田信勝『敗戦以後』、秋田屋、1947年、97—99頁。
(36)马吉：《致妻子函》(1937年12月20日)，章开沅等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37)[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1937年12月20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38)渡辺正男「上海·南京·漢口五十五年目の真実」、『別册文芸春秋』1993年1月号、241—242頁。
(39)《约翰·马吉屠城影像的记录者》，《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编委会：《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出版社2023年版，第32页。
(40)「南京」、杉山平助『支那と支那人と日本』、改造社、1938年、365頁。
(41)[日]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译：《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42)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168、191頁。
(43)阿羅健一『決定版「南京事件」日本人50人の証言』、86頁。
(44)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207—209頁。
(45)阿羅健一『決定版「南京事件」日本人50人の証言』、88頁。
(46)板倉由明『本当はこぅだった南京事件』、日本図書刊行会、1999年、8頁。
(47)[日]吉田裕著，芦鹏译：《南京事件的争论与国际法》，《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
(48)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150—156頁。
(49)陈力丹：《论日本媒体“二战”时的法西斯化》，《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
(50)[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著，董璐译：《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51)参见孙继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报界战时宣传的特征及评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0期。
(52)笠原十九司『「百人斬り競争」と南京事件——史実の解明かち歴史対話へ』、271頁。
(53)赤沢史朗「戦後日本の戦争責任論の動向」、『立命館法学』第274号、2000年6号、157頁。
(54)[美]桥本明子著，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0—11頁。
(55)上丸洋—『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361—364頁。
(56)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374—376頁。
(57)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ったか』、434—435頁。
(58)「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松沢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第3巻、岩波書店、1995年、21頁。
(59)“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这是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参见《附言》，[美]汉娜·阿伦特著，安尼译：《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06—307页。
(60)[日]津田道夫著，程兆奇、刘燕译：《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第82—85页。
(61)「軍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態」、丸山真男著『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64年、126—128頁。
(62)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3年、146頁。
(6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1、217—218页。
(64)林少阳：《日本知识分子与战争责任问题：在“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
(65)[日]高桥哲哉著，徐曼译：《战后责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66)步平：《我读〈检证战争责任〉》，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郑钧等译：《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67)林少阳：《日本知识分子与战争责任问题：在“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
(68)上丸洋一『南京事件と新聞報道記者たちは何を書き、何を書かなかつたか』、431—432頁。
(69)上丸洋一「戦時報道とジャーナリズムの論理」、『ジャーナリズム』第373号、2021年6月、32頁。
(70)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2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