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不断革命论"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员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前言

我最初打算撰写俄国革命领袖传记三部曲时，只想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不是他的生平。托洛茨基的晚年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较之他早期的辉煌经历更能激起我深刻的想象。但当我再次思考时，我开始怀疑，如果不叙述托洛茨基的前期经历，能否使人完全理解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后我研究了史料及传记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是我刚刚见到的，我才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最后几年的戏剧性事件早在他的前期，甚至在他最早期的生涯中已扎下了多么深的根子。因此，我决定为他写两卷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记：《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卷叙述的或许可以说是托洛茨基的"崛起"；第二卷则可以说是他的"垮台"。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传统术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崛起当权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巅峰，失去权力也不等于是他的失败。

这两卷书的书名是受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那本书中的一段文字的启发，这段文字即在本书的卷首语页上。本书的研究阐明了这段文字所说的真理，但它对此也作了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马基雅维里认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这话当然符合实际。也许可怀疑的是：武装的先知与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不同以及胜利与毁灭的区别是否总像《君主论》一书的作者看到的那样清楚。我们在本书中首先看到，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中没有武装而获胜，以后我们看到，他武装起来，所向披靡，却又在甲胄的重压下被压弯了腰，因此，叙述他达到权力的巅峰的那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而后在构思《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他获胜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

我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使某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对苏联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而且不仅是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经历已经像一座埃及古墓，人们都知道墓中埋葬着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和用金字镌刻的有关死者生前功绩的记录；但经过盗墓及盗尸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芜凄凉、一无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过去藏有记录的痕迹。照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盗墓之徒持续不断的反复洗劫甚至对有独立见解的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经历的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的著作和他的档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敌对的同代人的大量回忆录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出版的俄国期刊的合订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保存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逐字逐句记录的报告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文件资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虽然其中少数资料只能在私人图书馆中找到。

所有这些资料我都利用了。我的妻子除了与我共同分担查寻资料的工作，还在其他方面对这一研究工作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一起专门研究了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俄国革命前的期刊。我在那里发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学家很少用过的史料，我和我妻子还一起研究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里的托洛茨基档案。迄今为止，这个档案是苏联境外有关苏联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收藏库（在本卷末的参考书目中对这个档案作了简要说明）。

因此，我在这里没有理由再像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序言中那样为缺少传记史料而抱怨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写的这两个人物截然不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生平及活动毫不隐讳，不像斯大林那样守口如瓶。他让完全陌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探究他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他写了一部自传，而更重要的是有他的几十卷已出版的著作和难以计数的没有以单行本再版的论文、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发表的著作，这些都是不自觉地留下的可靠的自传线索。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使后人无法抹杀或篡改，甚至连他本人在个别情况下想这样做也办不到。

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要求传记作家为记述一个已写下自传的政治领袖的生平而进行辩解。我觉得本书情况对这一惯例也许是个例外。我经过批判性的认真考察后仍认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像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完全是真实的，然而它也留有作者对其反对斯大林的失败斗争所作自我辩解的痕迹。托洛茨基生前在《我的生平》的每一页中与盗墓之徒搏斗，他用带有自我赞扬味道的自卫行动回击斯大林派的全部诋毁。他对革命气候的变化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革命气候的变化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失败；但他却说是心胸狭隘、歹毒的篡权官僚集团阴谋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种说法显然不恰当。引起传记作者关注的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对自己的失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严酷的环境以及他的性格迫使他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托洛茨基的一生是真正的典型悲剧，或毋宁说是古典悲剧在当代政治现实中的重演；如果托洛茨基能揭示这一点的话，他确实是超人了。另一方面，传记作者看到，托洛茨基在处于成功的巅峰时像希腊戏剧中的主角一样感到内疚，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也一样一心要赎愆。我相信，对这种带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既无须辩解，也不该谴责。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试图按照斯大林及20世纪20年代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状况--即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强加给他的观点为自己辩解。斯大林指责他是列宁的死敌，因而托洛茨基急于证明自己完全忠于列宁并与列宁完全一致。1917年以后，他忠于列宁是无可置疑的；他们之间一致的观点确实不少，而且还都是在重大问题上。然而托洛茨基却抹杀了1903-1917年间他与列宁辩论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性，还抹杀了他与列宁后来的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按崇拜列宁的观点进行辩解，因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这就是与列宁相比而贬低他本人在关键时刻的作用，这主要指的是缩小他本人在十月起义和创建红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不使自己被看做是贬低列宁的人，他才贬低自己在这两件事上的功绩。这在自传文学中是极为罕见的手法。因为我不受忠于任何偶像的束缚，所以我试图恢复历史天平的原样。

最后，我总是特别注意作为作家、小册子作者、军事著作作者和记者的托洛茨基。他的大多数作品现在已都被广大读者遗忘了，而且也无处可寻，萧伯纳（Bernard Shaw）只凭不高明的译本就能判断托洛茨基的写作才能，他说这是"胜过朱纽斯(Junius）及伯克(Burke)"的作家。萧伯纳这样评述托洛茨基："像莱辛（Lessing)所说的那样，当他砍下对手的头时，把它举起来，让人看到头颅里没有脑子，但他却不伤害他的牺牲者的人格。……他使他的牺牲者的政治声誉扫地，却让此人保全面子。"《民族》（伦敦）杂志1922年1月7日。考虑到本卷的篇幅和结构，不允许我更详尽地展示托洛茨基这方面的品格，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我希望能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对此加以弥补。

伊萨克·多伊彻

1952年10月

致谢

我非常感谢爱·霍·卡尔教授和巴巴拉·沃德-杰克逊夫人的批评及友好的鼓励，他们读过本书几章的手稿；感谢唐纳德·泰尔曼，他读过本书的全文。伯纳德·辛格谙熟俄国生活，他这方面的知识对我大有裨益。我非常感谢D. M. 达文先生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部成员，他们对本书文体的改进提出不少建议。雨果·迪尤尔和乔恩·基姆彻先生热情地帮助我，给我提供资料及有关著作，其中有些是现在罕见的传记资料。我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Wm. A. 杰克逊教授及其助手，他们帮助我和我的妻子找到查阅托洛茨基档案材料的门路，我同样感谢胡佛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国家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牛津大学出版社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的慷慨资助，使我和我的妻子能在美国住上几个月并完成我们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工作的完成完全取决于能够进入上述美国图书馆。

我欠其他作者的人情债，将以在本书的脚注中表示谢意来偿还。卷首语摘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的英译本，该译本为《人人书库》中的一本，译者是W.K.马里奥特，摘录征得J.M.登特父子图书有限公司的许可。

伊萨克·多伊彻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的统治已逐渐接近阴暗的末日。这个统治者的继位及其早年的改革曾在俄国社会上，甚至在流亡的革命者中引起非常乐观的希望。事实上是，他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因而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但他却在绝望的洞穴里度过其最后的岁月--像一只被革命者追捕的野兽，躲在皇宫里，以避开革命者的手枪和炸弹的袭击。

沙皇正在为他自己激起的希望落空而受惩罚：他几乎使社会上的每个阶级都失望了。在不少地主看来，沙皇仍然头戴皇冠、身穿皇袍在颠覆自己，地主们绝不原谅沙皇1861年的改革，这一改革剥夺了他们对农民的封建统治。在农民看来，沙皇解除了农奴制的重负只是为了让他们受贫困和债务的压榨：农奴在解放时不得不把他们耕种的许多土地还给贵族，而对留下的土地则要长期偿付大笔赎金。他们仍然尊重沙皇，把他当做他们的恩人和朋友，并且相信，是贵族违反沙皇的意愿骗走了解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但是，在农民中已经激起了对土地的渴望，这一对土地的巨大渴望在半个多世纪中震撼着俄罗斯，并使它的身心都陷于狂热之中。

俄国社会的主要阶级仍是贵族和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发展缓慢。但这个阶级和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它没有社会渊源，没有传统，没有本阶级的思想，没有自信，没有势力。小部分农民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产业工人阶级。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十年中，虽曾发生过最早的工业大罢工，但城市工人仍只被看做是背井离乡的农民。

这些阶级对皇位都不能构成威胁。每个阶级都希望君主本人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昭雪他们的冤屈。总之，没有一个阶级能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使自己的要求广为人知；没有一个阶级能集合本阶级的成员，积聚力量，组成一个代表本阶级的组织或政党。这样的阶级根本不存在。只有国家和教会有全国性的组织；但这两者的职能，即决定其形式及结构的职能，是压制而不是表达社会的不满。

只有一个集团，即知识分子集团起而向王朝挑战。各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一直没有进入官员行列中的人，对沙皇--解放者--不满的理由不亚于农民。沙皇先是激起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继而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正如他激起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后使他们失望一样。亚历山大跟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一样，他虽没有用蝎尾鞭抽打知识分子，但还是用鞭子惩罚他们。他在教育和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纯属敷衍，十分吝啬；全国的精神生活仍在警察、书刊检查制度和圣教公会的监控之下。沙皇给知识分子披上自由的外衣，因此，他拒绝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就使他们更痛苦、更屈辱。知识分子的自由被人玩弄了，他们企图报复；沙皇竭力驯服他们的倔强精神，所以他放弃了半自由主义的改良，代之以镇压来压制不断增强的反抗。

就数量而言，知识分子很弱。他们中积极革命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他们反对拥有9000万臣民的统治者的斗争说成是大卫与歌利亚的决斗，还是夸大了他们的力量。整个19世纪70年代是知识分子反抗的典型的十年。在民粹派的和平的"教育及宣传"运动阶段所卷入的知识分子至多只有几千人；最后，在恐怖主义运动阶段，直接参加的男女斗士不到40人。但就是这40来人使沙皇在自己的国土中成为流亡者，并且牵制了整个帝国的力量。只有在一个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国家里，一个如此之小的集团的形象才能变得如此高大。知识分子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不同，他们长于语言表达，而且都受过教育，这对分析危害国家的种种罪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制订出人们认为能医治这些罪恶的纲领。如果他们只想为自己说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政权进行挑战了。起初鼓舞他们的是巨大的幻想，幻想他们自己是全国的、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想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结合起来，把自己的革命组织称为"土地和自由社"。他们渴望汲取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努力使之适合俄国的情况。他们梦想的新社会的支柱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农民。那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不是公有制的工厂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公社--在俄国残留的古老的农村公社。

"19世纪70年代的人物"注定是革命的先驱。其实，并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支持他们。在这十年中他们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孤立，他们丢掉一些幻想也只是为了拾起另一些幻想。他们力图解决困境中的难题，有些难题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有些则是每一场革命运动都要遇到的。起初，他们试图推动农民起来行动，像拉甫罗夫（Лавров）的追随者那样启发俄国农民认识独裁的罪恶，或像巴枯宁那样竭尽全力鼓动农民反对沙皇。在这10年中，男女知识分子曾两次抛弃家庭和职业，为了接近农民的思想，他们力图作为农民生活在农民之中。一位负责监视这些男女知识分子的宪兵队将军曾写道："大批的社会主义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干劲从事这一运动，这在欧洲所有秘密社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的相反，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毫无结果。俄国农民仍相信沙皇--解放者，他们以冷漠、怀疑或赤裸裸的敌意对待民粹党人启发和鼓动他们的话。宪兵队和警察围捕"到民间去"的理想主义者；法庭判处他们长期监禁、苦役或流放。

由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逐渐被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中坚分子密谋策划的思想所取代，运动方式随之改变了。先前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到农村去这种运动始终是自发的，并没有得到任何核心的领导。而新的秘密团体必须是一个严格保密、联系紧密、纪律森严并具有强有力的领导的组织。其领导人热里雅鲍夫（?елябов）、基巴利契奇（Кибальчич）、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Софья Перовская）、维拉·菲格涅尔（Вера Фигнер）及其他领导人开始并不想进行恐怖行动；但他们的处境和事变的逻辑迫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1878年1月，青年妇女维拉·查苏利奇（Вера Засулич）--她后来影响了本书的主人公--开枪刺杀彼得堡宪兵头子特列波夫（Tрепов）将军此处原文有误，特列波夫当时是彼得堡市市长。--译者注，以抗议他对政治犯的虐待和侮辱。在受审时，她揭露警察当局滥施酷刑的可怕罪行。被告的揭发使陪审团十分震惊，她的诚挚的理想主义又使他们深受感动，因此他们宣告她无罪。警察局企图在法庭外逮捕她，同情她的群众救了她，使她得以逃脱。沙皇命令：今后政治犯一律送交军事法庭，不再由陪审团审理。

查苏利奇的心血来潮之举及这一行动引起的反响给密谋分子指出了一条路。1879年，即本书记述的第一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了。其中一派成员一心要从事恐怖活动直到推翻专制统治为止。他们成立了一个新团体：民意党，或称自由党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常译为"民意"，其实воля一词有意志和自由的双重含义，因此两种译法都可以。--译者注。他们的新纲领强调公民自由远远超过强调土地改革。另一个团体影响较小，它不重视恐怖主义的秘密活动，分裂后他们成立了"土地平分社"，主张平分土地。这个团体以普列汉诺夫为首，当时他流亡瑞士。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个团体中产生的，而且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信件也是由这个团体带给俄国国内的革命者的。

1879年，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恐怖事件。2月，哈尔科夫省省长克罗泡特金（Кропоткин）亲王遭枪杀。3月，政治警察头子德林特恩将军遇刺。这一年中，沙皇曾两次死里逃生：3月间，一个革命党人向他开了五枪；夏天，沙皇从克里木的行宫归来时，几枚地雷在他的专列下面爆炸。接着是大规模的逮捕、绞刑及流放。但在1881年3月1日，密谋者刺杀沙皇终于成功。

???????????????????????????????????????沙皇统治向全世界展示着其威严和权力的辉煌外观。然而，卡尔·马克思1879年4月在从伦敦写给一位俄国朋友的信中就已指出：这一外观掩盖着俄国社会的解体。他把亚历山大统治结束时的俄国情况与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情况作了对比。《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革命家书信集》，第84页。的确，领导俄国革命的大多数人正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10年中诞生的。

***

1879年，在远离这些激烈斗争场面的南乌克兰赫尔松省的阳光明媚、平静的草原上，大卫·列昂季耶维奇·勃朗施坦（Давид Леонтьевич Бронштейн）搬到靠近博布里涅兹小镇的一个庄园里住了下来。这块地产是他刚从亚诺夫斯基上校那里买来的，农庄因此得名为亚诺夫卡。沙皇把这500俄亩土地赐给上校作为对他服役的奖赏，但他经营农庄一直不成功，因而愿意把100俄亩土地卖给勃朗施坦，还另外租给后者200俄亩。这笔买卖在这年年初谈成。夏天，新农庄主和他的一家从邻近的村庄搬到庄园的茅屋里，这几间茅屋是连同土地一起买下来的。

勃朗施坦是犹太人，犹太人经营农业颇为罕见；但也有40来个犹太人农垦区散落在赫尔松草原上，他们都是从拥挤的犹太人聚居"区"里被排挤出来的过剩人口。在俄国，不许犹太人在聚居区以外居住，也就是说，不许在主要位于从波兰吞并来的西部各省的城镇以外居住，但允许他们自由定居在邻近黑海的南方草原上。18世纪末，那里的人烟稀少的肥沃土地已属于俄国，因此，沙皇急于向那里移民。正如移民史上常见的那样，这里的拓荒者也是外国移民及被流放的人。沙皇鼓励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去征服那里的荒原。定居的犹太人改善自己命运的时机到了。他们扎根乡间，享有某些优惠，而且避开了在犹太人聚居区经常面临的被驱逐及遭受暴行的危险。犹太人聚居区究竟能扩展多远，从来就不清楚。亚历山大一世曾准许稍加扩大，但尼古拉一世登上王位后不久就命令把犹太人赶回去。到19世纪中叶又把他们从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波尔塔瓦和基辅周围的城镇里赶出，被赶出来的人大多数又回到了范围缩小了的拥挤的聚居区，而少数人则到草原上去谋生。

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初，在这几次驱逐犹太人中的某一次，亚诺夫卡农庄新主人的父亲列夫·勃朗施坦及其一家离开第聂伯河东岸波尔塔瓦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在赫尔松省定居下来，他的子女长大后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但只有大卫一个人富裕起来，可以离开犹太人聚居区在亚诺夫卡作为一个独立的农民建立家业。

通常，移民都出自犹太居民中的最下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小镇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业格格不入，因此只有极少数在小镇中难以糊口的人才愿去从事农业。商人、工匠、放债人、经纪人、犹太教法典的虔诚信徒都宁愿住在犹太人聚居区，哪怕是生活悲惨的既定犹太人聚居区也行。他们极其蔑视农村生活，他们习惯称农民为"Am Haaret"（即乡下佬），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指对圣经一无所知的穷人和俗人。那些到草原上去谋生的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不怕艰苦而又陌生的劳动，而且他们与犹太教联系很少或全无联系。

亚诺夫卡的新主人肯定会被他的教友称为"乡下佬"的：他是文盲，不关心宗教，甚至还有些蔑视犹太教。尽管他只是第二代庄稼汉，但他已使自己成为十足的农民、自然之子，几乎让人看不出是犹太人了。在他家里，不讲依

地语（即古日耳曼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而是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说。但勃朗施坦一家跟大多数俄国农民不同，他们根本就记不得农奴制了，在这空旷的草原上从未确立过牢固的农奴制。大卫·勃朗施坦是一个雄心勃勃、吃苦耐劳的边远地区的自由农，他决心使他的农庄兴旺发达，他无情地驱赶自己和他的雇工去辛勤劳动。他面前还有许多机会：因为他搬到亚诺夫卡时才30岁左右。

他妻子安娜（Анна）的身世不同。她不是在乡村而是在敖德萨或南方别的城镇长大的。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图书，偶尔也读读俄国小说，这在当时的俄国犹太妇女中是很少见的。她在娘家接受正统的犹太教传统教育，比丈夫更遵守教规，在安息日她不外出，不做针线活。她的中等阶级出身使她潜移默化地染上一点儿宗教的伪善。如果必要的话，她在安息日也干点儿针线活，但非常小心，不让人看到。她怎么会嫁给庄稼汉勃朗施坦，却不清楚。她儿子说，勃朗施坦年轻时仪表堂堂，她因此爱上了他。这使她娘家人不满，因为他们看不起乡下人。然而，这并非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年轻的勃朗施坦夫人起初对农村生活并不喜欢，但后来她尽力摆脱她的城市习惯，逐渐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在搬到亚诺夫卡之前她已生了四个孩子，来到亚诺夫卡之后的几个月，即1879年10月26日，她生了第五个孩子，是个男婴。按祖父的名字给他取名为列夫，他的祖父就是那个离开波尔塔瓦附近犹太人城镇到草原来谋生的人。

由于命运的巧合，这个男孩生于10月26日（或新历11月7日），正是38年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日子。同年的两个多月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的某个小镇里。

***

这个男孩在亚诺夫卡度过了他一生中头一个九年。他的童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既不像"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勃朗施坦一家过着勤劳节俭的暴发户的严苛生活，"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想着劳动和积累"。"亚诺夫卡的生活完全受田间劳动的节奏调整。除世界市场的粮价外，别无其他紧要问题"；当时世界市场的粮价正在迅速下跌。尽管如此，勃朗施坦夫妇并不比大多数庄园主更看重钱财；为子女花钱他们并不吝啬，而是竭尽全力使子女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廖瓦廖瓦是列夫或列昂的爱称。出生时，大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家里给婴儿雇了个保姆，很少有农民能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后来，亚诺夫卡大概还请过一位音乐教师，还打算把男孩们送到大学读书。但他的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未能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很多体贴，两个姊妹和保姆的深情钟爱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廖瓦逐渐长大，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聪明伶俐，性情和善，深受父母、姊妹、佣人及农场雇工的喜爱。

按他那时所处的环境的标准来说，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勃朗施坦一家的农舍用泥土垛成，有五个房间，其中几间矮小阴暗，泥土的地面没铺地板，下大雨时顶棚漏雨；但当时的农民都住在这样泥垛的小房子里。此外还有一两间棚屋。廖瓦童年时，他家渐渐富裕起来，声望也越来越高，农作物的收成和牲畜都在增加；小屋附近建起了新的建筑物，紧靠着住房建了个大工棚，其中有作坊、厨房以及几间佣人住房，后面是一串大大小小的谷仓、马厩、牛棚、猪圈，等等；更远处，在水塘对岸的小丘下建了座大磨坊。显然，这是那片草原上唯一一座磨坊。夏天，附近及远处乡村的农民都来这里加工他们的谷物。他们要排队等上几个星期。天晴时，他们就露宿，雨天则睡在磨坊里面。他们用实物支付脱壳及磨粉费用，把1／10的谷物留给磨坊主。大卫·勃朗施坦起初把粮食卖给当地商人，但富裕起来之后，他在黑海岸边迅速发展起来的粮食港口尼古拉耶夫有了自己的代理批发商，通过后者出售他的粮食。几年后，若不是因为1881年颁布了新法令（该法令甚至禁止犹太人购买草原上的土地）的话，凭他的财力就不难在亚诺夫卡购买比他原有土地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只能向邻居们租地，而且是大规模地租地。邻近的土地都属于"开始没落"的波兰及俄国地主，他们满不在乎地挥霍财产，一个个债台高筑。即便如此，他们仍住在豪华的乡村宅邸里。

这个男孩在这里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腐朽的社会阶级。格尔托潘诺夫家族是破落贵族的典型。过去，一个大村庄及整个一个乡都是以他们家的姓命名的，整个地区曾一度归他们所有。但这时，老格尔托潘诺夫已只剩400俄亩土地了，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了这些土地，向银行支付租金。格尔托潘诺夫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来我家做客时总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给我们讲她的青春、她那众多的女仆、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家作坊里当过学徒。"不难想象，当勃朗施坦夫妇把自己和这样的邻居相比时会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而自豪。他们把自信、乐观、勤劳几乎都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父母和姊妹们都尽力想把小廖瓦留在家里或农舍附近，但农庄的忙碌和混乱对他的诱惑力太大，只有在冬季的那几个平静单调的月份里，全家的生活才集中在餐室里。隔壁作坊的魅力吸引着小廖瓦：机工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开始教他使用工具和材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全家的知心朋友，他在农舍里和东家同桌吃中饭和晚餐。这在一般犹太人家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机械师的技巧、玩笑及愉快的性格迷住了小廖瓦，他在《我的生平》中回忆这位机械师时，称其为在他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过，在作坊里，这个孩子不时会碰到其他雇工古怪脾气的发作。他多次偷听到他们用粗暴刺耳的话骂他的父母。这些话使他震惊，使他思考，令他难忘。

他从作坊溜到谷仓和牛棚，常常躲在阴凉的粮仓里玩捉迷藏。就这样，他逐渐熟悉了周围的人、牲畜及草原的广阔的空间。他跟姐姐学字母。当他注意到农民们为粮食及钱的事跟他父母在磨坊里发生争执时，他初步了解到数字的重要性。他注意到贫穷、苛刻和由此引起的软弱无力的反抗情景，他注视着半饥饿的雇工们在收获季节的罢工。"雇工们离开田地，聚集在主人的院子里，趴在仓房下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得伤痕累累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了酸奶、西瓜或半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回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他还记得另一个场景：黄昏时，一群从地里回来的雇工双手前伸着，慢慢地挪动脚步，他们由于营养不良已患了夜盲症。一个卫生检查员来到亚诺夫卡，但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勃朗施坦夫妇对待雇工并不比别的雇主更坏，食物、汤及粥的供给也不比其他庄园更差。这一切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是无需夸张的。不少人在童年时也都目睹过这类情景，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可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革命家。使廖瓦心中点燃反对社会不公平的怒火并使他的思想转向反对现存制度还需要其他更复杂的影响。而当这些影响出现时，便会使他清晰地想起还储存在他记忆里的这些形象和情景，因而它们在他的感受及意识里起到更强烈的作用。这个孩子平时认为他周围的环境是合理的，可一旦看到他父亲极端苛刻的事例时，他就不知所措，把脸埋在餐室沙发的靠垫上忘情地哭起来。

他7岁时，父母送他到格罗莫克列亚的一所小学去上学。格罗莫克列亚离亚诺夫卡只有4俄里路，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聚居区。他在那里住在亲戚家中。他上的这所学校也许可称之为犹太小学，是一所私立犹太教会学校，使用依地语教学。学校教孩子学《圣经》，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依地语。课程表上还有作为附修课的俄语课和几节数学课。他不懂依地语，所以既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也跟不上同学。学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肮脏发臭的洞穴，这个习惯在田野上游玩的孩子在那里一定会闷得要死。成人们的作风也使他迷惑不解。有一次他看到，格罗莫克列亚的犹太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拖着一个放荡的女人走，无情地凌辱她，大声地辱骂她；还有一次看到移民们严厉地惩罚一个盗马贼。他还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村子的一边是犹太移民的肮脏茅舍，另一边是德国人居住的结实整齐的农舍。吸引他的当然不是犹太人的茅舍。

他在格罗莫克列亚住的时间不长。因为几个月后，勃朗施坦夫妇看到这个孩子闷闷不乐，决定领他回家。因而他与《圣经》告别，与那些愿意继续用古怪、单调的节奏把难懂的希伯来语短诗译成难懂的依地语的同学们告别。后来他在敖德萨时再次学希伯来语，但成绩也好不了多少。但他在格罗莫克列亚的几个月中学会了读写俄文，回到亚诺夫卡后，他不倦地抄写手头几本书中的段落，后来写作文，背诵诗歌，还自己作诗。他开始帮父亲算账、记账。家人常拿他向前来做客的邻居炫耀。父母要他朗诵他写的诗歌，让他画画儿。起初他总是难为情地逃走，但不久就习惯于接受人家的称赞，而且期待着受人称赞。

他离开犹太学校后一年左右，一位客人来到亚诺夫卡，此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莫伊塞·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Моисей Филипович Шпинцер），他是勃朗施坦夫人的远房侄子，属城市中产阶级。"他既做点儿新闻工作，也兼做点儿统计工作"，他住在敖德萨，已接触到激进的自由思想。因为政治上有过小小的过失不准他进大学。他来亚诺夫卡养病，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在此期间，他对这一家中聪明纯朴的宠儿下了不少工夫。他还自愿要带这个孩子去敖德萨并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勃朗施坦夫妇同意了。于是在1888年秋天，廖瓦带着准备好的崭新的校服，包里还装着亚诺夫卡农庄厨房里所能做出的一切好吃的东西，含着既有离愁也有欢乐的泪水告别了家人。

黑海岸边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是俄国的马赛。不过，它的历史不如马赛那么悠久。这是一座阳光灿烂、欢快的多民族城市，它向多种风尚和影响敞开大门。敖德萨人气质中的主要成分是南方人的奔放、对富丽堂皇的场面的喜爱以及富有温情。然而，廖瓦在敖德萨住了七年左右，这座城市及其气质远不及施宾策尔家对他的思想及个性产生的影响大。他以前从未进入过一个与他自己的家反差如此鲜明的家庭。起初，施宾策尔夫妇生活不大好，施宾策尔因进不了大学而处境不佳，她妻子当时是非教会办的犹太女子学校校长，是家庭的支柱。后来，施宾策尔成为有名的自由派出版家。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40年后结识了这对夫妇，说他们是"镇定沉着、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4页。夫妇俩着手教这个孩子讲标准俄语，而不讲乌克兰语和俄语混在一起的家乡土话，他们使他的言谈举止优雅大方。他容易接受这种影响，也急于使自己从乡下顽童变成像样的学生。新的兴趣和欢乐在他面前展现出来。晚上，施宾策尔夫妇朗读俄国古典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及他们喜爱的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后者的诗是对沙皇制度造成的苦难的抗议。廖瓦听得入迷，如果催他从诗歌的金色云彩上降下来去上床睡觉时，他总要表示异议。他从施宾策尔口中第一次听到浮士德和格蕾芩的故事；《奥列维·特维斯特》使他感动得流泪；他还偷偷地读了托尔斯泰震撼人心而又阴沉的剧本《黑暗势力》，这个剧本刚被检查机构查禁，是成年人暗中谈论的主要话题。

施宾策尔为廖瓦选择了一所学校，可是他的年龄太小。但家乡的人口注册员填写出生证明时把他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解决了这个难题。更大的障碍是，前一年，即1887年，政府颁布的臭名昭著的限制入学人数的法令对犹太人入学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即不得超过入学总人数的10％，有些地方不得超过5％或3％。犹太新生还要参加入学考试。廖瓦没读过小学，因此没考好。他被送入这所学校的预备班读了一年，预备班的犹太学生比外边申请入学的犹太学生享有优先入学权。

圣保罗实科中学是这所学校的校名，它不教希腊文、拉丁文。但学生在理科、数学及德、法现代语言方面比在古典中学能打下更好的基础。在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课程安排是合理的，可以使他们的孩子受到合理而实用的教育。圣保罗实科中学是敖德萨的德国路德派新教团体创办的，但也免不了俄国化，廖瓦进入这所学校时，这里已用俄语教学。但是，在学生和教师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他们分别信奉希腊东正教、路德教、罗马天主教及犹太教。如此之多的民族和宗教造成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这在俄国学校中是少见的。没有一个民族占优势，也没有偏袒某一个教派，甚至对希腊东正教也没有特殊的偏爱。最糟糕的事也仅是一个俄国教师经常拐弯抹角地找波兰学生的麻烦，或是东正教神父一贯用不那么露骨的蔑视凌辱犹太学生。但除此以外没有公开的歧视和迫害，因此非俄罗斯族的学生并没有自卑感。无疑，歧视是内在固有的，它存在于把俄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一事实中，但对此始终不满的可能只有德籍学生及其家长。犹太学生尽管入学时受人数的限制，不过一旦入了学就能得到公平待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圣保罗学校使廖瓦第一次尝到世界主义的滋味。他立刻成为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无须别人为培养他而操心，也无须别人为他的功课担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很快，他的老师们都承认他的天赋和勤奋，而且没多久他还博得了高年级同学的喜爱。但他拒不参加体育运动。他在黑海边度过的七年时间里从未钓过鱼、划过船或游过泳。他远离学校体育场，也许是因为早年一次模仿他人的体操动作时发生过事故，当时他从直梯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像蛆一样在地上蠕动"；也许还因为他觉得户外活动在亚诺夫卡更为适宜："城市是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他在班上的优异成绩足以巩固他的自信心。

在实科中学的七年中，他曾卷入过几次与校方的冲突，每次的结局都不算太糟。他曾编过一本校园杂志，其中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但因为教育部禁止这样的刊物，所以当他把杂志交给老师时，老师警告他不要再编下去。廖瓦没有把警告当耳旁风。二年级时，包括廖瓦在内的一批同学用嚎叫声把一个讨厌的老师哄出教室。校长把几个有领头闹事嫌疑的学生留下来，而把他这个全班第一名学生放走了，认为他是无可怀疑的。被留下来的学生中有人"出卖"了廖瓦。那个被冒犯的老师指着这个他一向引以自豪的孩子说："最优秀的学生原来却是个道德畸形儿。"这个"道德畸形儿"因而被开除。他受到的这一打击后来得以缓和，是因为施宾策尔夫妇对自己所监护的孩子的理解和同情，也由于父亲的溺爱，被开除一事与其说使父亲生气，不如说使他觉得有趣。

翌年，廖瓦经考试复学后又成为学校引以自豪的宠儿，他也小心避免再出麻烦。不过，在高年级时他还是因作文之事跟其他同学一起与懒惰的老师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后者从不批改也不发还作文本；但这次他却没有受到惩罚。他在自传中用满足的语气描写他那次被开除的后果："可以说，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这一事件全班形成了三个小集团：一极是告密和好忌妒的人；另一极是胸怀坦荡而勇敢的同学；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是摇摆不定的一群。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三种类型的集团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不只一次地遇到过这类的集团……"在这段回忆中，敖德萨实科中学二年级看来确实像20年代因支持或反对托洛茨基而分裂的共产党的原型。

这时期，这个孩子的外貌和性格正在形成之中。他相貌英俊，面部肤色黝黑，脸形轮廓鲜明，五官端正。眼镜后面那双近视眼炯炯有神、异常灵活，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非常注重仪表：穿着整洁、讲究，甚至有点儿时髦。他的模样像"高等布尔乔亚"。他活泼、朝气蓬勃，而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像许多有天资的青年人一样，他的自我中心及渴望超群出众的思想也很强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可以希冀更多的东西。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都管他叫首领，这不能不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对他不无批评但也十分欣赏的伊斯特曼曾讲到他早年表现出的强烈的好胜本能，并把它与众所周知的赛马的本能相提并论："这种本能使赛马甚至在慢步溜达时至少也要用一只眼睛不断向后扫视跑道，看看赛场上有没有自认堪称对手的马。这种本能使它保持警惕，总之，这是一种非常讨厌的性格--特别是在那些生来不好争快慢的马的眼中。"虽有不少同学追随廖瓦，但没有一个成为他的知己。

他在学校中没有受过重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老师们的性格。他们良莠不齐：有些明智善良，有些脾气古怪或有受贿的劣迹；就是最好的老师也很平庸，对他起不了促进作用。他的性格和想象力都是在施宾策尔家中形成的。他深受他们的宠爱和称赞，而他则报以诚挚的爱和感激。他居住在他们家期间，从最初几个星期欣喜地照看着施宾策尔夫妇的新生儿并看到婴儿最初的微笑起，直到最后离开，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未蒙上过阴影。许多年后，他的这两位良师益友才讲出他们和他之间唯一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初到这里时把他们珍爱的几本书卖了，用这钱给自己买糖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运气好，遇上了这样了不起的导师，使他与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智力兴趣。他们家的常客都是当地自由派报纸的编辑和文人。客人的来访及他们的谈话都使他着迷。在他看来，"作家、记者、演员的世界始终是最迷人的世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当他开始跟这些人以及跟他注定要从事的职业接触时，他看这个世界时的激动心情，只有天生的文人才能理解。

敖德萨不是主要的，或者说不是最活跃的文学中心，在施宾策尔夫妇的朋友中没有俄国文学的巨子。尽管如此，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还是毕恭毕敬地肃立在这座神殿的门口，虽然他并没有看到这个祭坛上的最高祭司。当地的自由派报纸深受新闻检查制度之苦，这些报纸拥有大胆而老练的作家，如B.M.多罗舍维奇（Дорошевич），他是写那种半文学半新闻报导文章的大师。有朝一日勃朗施坦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大显身手。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是廖瓦及其表哥、表嫂最喜爱的读物。施宾策尔建立出版社后，屋里总是堆满书籍、手稿和校样，廖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阅读它们。看到印刷中的书籍，他感到兴奋，他喜欢闻新印出来的书籍散发的油墨芬芳。甚至在他后来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指挥重大战役的岁月中他仍保留着这一爱好。他是在这里爱上文字的，也是在这里初次听到他的作文由一位权威作家，当地的莎士比亚专家朗读。作家对小伙子的遣词造句手法赞不绝口，欣喜若狂。

剧院也使他着迷。"……我又迷上了敖德萨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歌剧……我甚至为赚钱买歌剧院的门票去当家庭教师。好几个月来，我悄悄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朱泽皮娜·乌盖特（Джузеппина Угет）。我觉得她是仙女下凡，暂时降临到敖德萨的舞台上。"对剧院及聚光灯、服装及面具、歌剧中的激情及冲突的陶醉，对一个将要用强烈的戏剧感扮演其角色的人物来说，这是符合他青年时代的特点的。此人一生本身就具有古典悲剧的力量，堪称古典悲剧的典型。

廖瓦从敖德萨回到亚诺夫卡度暑假及圣诞节，有时回家养病。每次回来他都看到亚诺夫卡日益兴旺的明显迹象。他离开时，他家还是普通的富裕农民，他回来时，他家越来越像地主庄园。勃朗施坦夫妇已为他们自己及孩子们造起了乡间大宅邸，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生活、劳动。父亲每天还是在磨坊里跟农民为几袋面粉讨价还价，检查牛棚，在收割时节监督雇工干活，偶尔也亲自拿起钐刀割麦子。离家最近的邮局和火车站仍然有20多公里远。这里没有一个人订阅报纸，只有他母亲用经常劳作的手指指着一行行的字母吃力地读旧小说。

这几次回家使廖瓦充满复杂的感情。他还保留着不少乡下人的感情，使他感到在城里所受的压抑和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的乐趣。他在这里无拘无束，整天玩耍、散步、骑马。但他每次回来都觉得亚诺夫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父母的追求狭隘得令他不能忍受，他们举止粗野，他们的生活道路毫无意义。他开始发现：农场主要多么冷酷无情地对待雇工和农民才能使自己兴旺发达；即使像在亚诺夫卡看到的那样，冷酷无情被家长式的乐善好施所缓和，也是大同小异。廖瓦在度假时经常帮他父亲记账和计算工资。有时，特别是老勃朗施坦认为工资的计算对挣工资的雇工过分有利时，父子之间就会发生争执。争执不免会引起雇工们的注意，这使农场主十分恼火。小伙子却不想审慎行事，而优越感更加深了他的抵触情绪。一个出身于文盲农民家庭的有知识的儿子有这种优越感并不奇怪。此时，整个农村生活都使他感到厌恶，无法容忍。一次，一个警察来到这里，因两名雇工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就要驱逐他们出境。他竭力抗议警察的粗暴，却毫无效果。他还看到穷人彼此之间也以野蛮粗暴相待。他对被压迫的人有朦胧的同情感，甚至对自己的特权地位也有更加朦胧的自责感。同样严重，也许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伤害是他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伤害他的正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农村守财奴、文盲暴发户的儿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则是富农的儿子。

他在敖德萨一直住到1896年。按规定，实科中学应有七个年级，但圣保罗实科中学只有六个年级。因此，他不得不到尼古拉耶夫市去读七年级，然后再准备报考大学。这时他已快满17岁了。但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种政治思想能够吸引他。一年前弗·恩格斯逝世这一事件没有在这个未来革命家的心上留下印象，甚至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他都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即使对自己的17岁年龄来说也是如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他还准备进大学学纯数学。吸引他的是想象和抽象的两条人生道路，后来，他努力在他的著作中把两者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暂时还没有吸引他。使他父亲失望的是他考虑步入学术生涯的前景，而他父亲宁愿他有一个务实的职业。他自己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革命家。

这里无疑体现出时代精神。其他时期，青年人往往在学校就直接投身到秘密革命团体之中。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些组织由于新思想而行动起来、由于强烈的愿望而活跃起来，而且理所当然地膨胀起来的时候。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民意党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事件本身就是自杀行为。这一派的领袖指望他们的行动会成为全国起义的信号，但是它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全国仍然继续沉默。那些直接、间接参与这一谋杀案的人都死于绞刑。没有直接继承人挺身而出继续行动。这再一次表明，农民尽管不满，但还没有革命的情绪。在农民看来，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是贵族对农民的恩人进行报复。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废除了他的前任的大部分半自由派的改革。他的主要的教唆人是他的宫廷教师，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统治阶级对革命的全部恐惧都集中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精明而阴沉的头脑中。他怂恿沙皇恢复尚未削弱的"父亲对全家的统治、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君主对全俄的统治"。颂扬前沙皇废除农奴制就是犯法。贵族对农民的司法权已经恢复。大学不准下层阶级的子弟入学；激进的文学期刊被查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全国不得不重新回到沉默的屈从之中。???????????????革命恐怖主义本身证明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民粹派的又一幻想也破灭了。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的企图失败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Ульянов）也参加了这一密谋。民意派的幸存者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冥思苦想，他们追忆往事，陷于混乱。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吉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的忏悔正是那个时期的特征，他逃亡西欧，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的忏悔书。有些以前的反抗者在工商业方面为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找到了出路。这种情况当时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扩展。不少人发现列夫·托尔斯泰是他们的先知，虽然托尔斯泰对专制制度的罪恶深恶痛绝，却规劝他们不要用暴力来反抗。看来，托尔斯泰的哲学是在道义上批准了知识分子幻灭后的消沉。?????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把他那时对政治的冷淡归结于当时的普遍情绪。这一解释只对了一部分。事实是，早在1896年，即在他离开敖德萨的那年之前，秘密的革命活动已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者阐明新的纲领和行动方法，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学生和工人团体迅速破土而出。我们从当时的俄国团体致社会党国际的报告中得知：在这十年的中期，这种团体已在敖德萨积极地活动起来。年轻的勃朗施坦却不知道有这样的团体。显然，在圣保罗实科中学的学生中还没有社会主义团体，否则，总会设法吸收这个在学校中最孚众望、最有才能的学生。新运动的兴起也没有在施宾策尔夫妇富裕的安乐窝里引起什么反响。民粹派的崩溃给这对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避而不谈确实有危险的话题，或者压低声音谈论它们。他们的激进主义逐渐变成兼容并蓄而又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当然，这样的自由主义反对沙皇统治时总是拐弯抹角的。这样微不足道的反抗无法给他们的被监护人留下印象。只有大胆明确地讲出来的主张才能使年轻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1895年，当尼古拉二世登基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温和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的工作者放弃无稽的幻想，当时，廖瓦在心里是跟"幻想者"站在一起的；不过他像施宾策尔夫妇一样，也认为争取现存政体作任何改革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式的想法。

在这种难以界定、模糊的自由派情绪中可以强烈感觉到的一种思想感情是：对欧洲及其文明的渴望和向往，对整个西方及其自由的向往。这个"西方"可能就是那个希望之乡的幻想，它给俄国悲惨而不公平的现实提供补偿和慰藉，对犹太知识分子更是有无限的魅力：他们认为世界的那部分地区没有集体迫害、没有国界、没有入学人数的限制。在大部分非犹太知识分子看来，西方也同国内所有可憎的一切--正教院、出版检查制度、鞭笞及苦役--形成对照。不少有教养的俄国人起初都以崇敬的心情仰望西方，年轻时的赫尔岑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也曾对西方满怀希望，但经深入了解之后，他的希望破灭了。在以后的几年中，廖瓦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也逐渐认识到自由欧洲的局限性，转而开始对其持反对态度。但他仍保留了他年轻时对"西方"的某种热情，而且这始终是他的一个思想特征。

这就是他离开敖德萨时的情绪，因为"敖德萨是警察横行的俄国的最标准的警察城市"。他对这座城市唯一生动的政治回忆是这一场景：敖德萨市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Зеленой）统治着这座城市，他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性格专横霸道"的人。"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当时只看到他的背影。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市长挺直身躯站在他的四轮马车上，挥动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响彻整条街道。在他面前是立正敬礼的警察和几个手里拿着帽子的仆役。一张张惊恐的脸躲在窗帘后面往外瞧。我拉紧书包带，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那时，在这个注视市长的年轻人的心中还没有点燃反抗的火花，他只是极其厌恶地躲开统治强权，走他自己的路，似乎就是处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的情绪中。

第二章 追求理想

最初，是偶然的影响使年轻的勃朗施坦走上革命道路的。1896年夏，他来到尼古拉耶夫市以便读完中学。他寄居在一个人家里，这家的几个儿子已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引他辩论，试图使他接受他们观点的影响。看来，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都没有取得进展。他傲慢地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青年人的架势，毅然应付辩论，他并非不同情人民，但怀疑"群氓的思想意识"及"群氓统治"。他爱好纯数学，对政治既无兴趣也无时间过问。他的女房东因儿子们的危险观点而感到担心，倒很喜欢他有这样高的辨别力，而且试图劝她的儿子们以他为榜样。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有关社会上普遍的不公正和必须改变国内全部生活方式的论点已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酝酿。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据已经提出，并且集中在贫困和剥削的景象上，而这些景象自从童年以来就一直藏在他的心中；使他感到他呼吸的空气是那么窒息；他们新颖无畏的高尚品格让他受到强烈的感染。但他还是继续抵制。新思想的吸引力越强，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持他装出来的保守主义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他爱唱反调的精神和在争论中取胜的渴望使他难以让步。但他不能不放弃他的防守和自负。在那一学年中，他突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立即开始热烈地为赞成社会主义而辩论，这使那些要他改变意见的人吃了一惊。

我们将反复看到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他跟新思想一直对抗到他决定响应的时刻，而起初总是由于执拗的自负而抵制它。他的抵制随着吸引力的增强而加强，后来他克服了起初的怀疑和犹豫。于是，他内心的防线开始崩溃，他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可他的自尊心还是太重，或者说，还不足以使他信服到要作出一点儿让步的表示，他那内心斗争也没有外在标志。后来，新的信念在他心中增强，好像一下子克服了他的爱唱反调的精神和自负。使原来的争论对手们吃惊的不仅是他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原有观点，还有他接受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热情，更有他不时从他们的论据中得出的意想不到而有深远意义的结论。

他刚刚加入的事业在他内心还不明确。与其说他接受了一种思想，毋宁说是接受了一种情绪。他总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但受压迫者是谁？他如何加入他们中去？应该要干什么？没有人能给他以指导。在尼古拉耶夫市没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或组织。他转向社会主义立即表现在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刚刚觉醒的关心与他对数学爱好相应的削弱上。他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这样做时马上就脱离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受人保护的环境。

勃朗施坦通过跟他同住的人结识了一个名叫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Φранц Швиговский）的人，是个在城郊租种果园的穷园丁，这人居住的果园里的茅屋是思想激进的学生和工人的小型讨论俱乐部。什维戈夫斯基原籍捷克，性格非同寻常。他读了不少语种的书刊，精通俄国及德国的古典文学，订阅外国报刊，总是乐于拿被禁的政治书籍或小册子满足朋友的要求。住在城里处于警察监视之下的老民粹派分子有时也参加这个果园里的小组活动。在这些民粹派分子中没有杰出人物，他们没有建立组织；

但他们把自己的一些浪漫主义的革命观点传给什维戈夫斯基小组。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自认为是民粹派分子。正如一个参加者所说的，这些集会"性质无害"。人们到果园来是因为在这里感到痛快，可以畅所欲言。不久，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在城里就"声名狼藉……说它是各种最可怕的阴谋中心"。派去暗中监视的警察假扮成在果园里劳动的工人；但这些密探也只能报告说，什维戈夫斯基总是用苹果和大量的茶水款待他的客人，跟他们进行古怪但却无害的讨论。

我们知道，那几年正是革命复兴的年头。1895年3月，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Дурново）致函波别多诺斯采夫说，新的倾向，尤其是大学生中作有关各种社会问题演讲的热情和无私使他震惊。在这位大臣看来，这种理想主义的无私不是吉兆。前几年所有的镇压法规并没有使中学和大学免受颠覆分子的影响。多年来，一直由部里任命教授，解聘可疑分子，提升唯命是从但无足轻重的人，根本不征求院长的意见。世界著名学者如化学家Д?门捷列夫（Д.Менделев）、生物学家И.梅奇尼科夫（И.Мечников）及社会学家M?科瓦列夫斯基（M. Kовалевский）一直被认为不忠诚，遂遭到解聘或被迫辞职。杰出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不得不宣布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都是禁书。学生图书馆和俱乐部都被封闭，在课堂里安插了告密者。为了不让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学费提高了5倍。尽管如此，复苏的反抗仍在各大学里蓬勃兴起。1895年底及1896年初，当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时，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大多数学生都拒绝宣誓。继沙皇加冕典礼（那期间在警察造成的人群混乱奔逃中遭到践踏而死伤的旁观者达数千人之多）之后是1896年5月彼得堡3万工人的罢工，规模如此之大的罢工还是第一次。西伯利亚克：《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些事件中，可以觉察到新近由列宁、马尔托夫（Mартов）和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重新兴起的运动完全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民粹派很少参加。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产业工人，它否定恐怖主义，承认俄国必须进一步资本主义工业化，认为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实力上壮大起来。但其直接目的是要为争取公民的自由权，促使工人采取政治经济行动和建立组织而斗争。

这些发展远离尼古拉耶夫这潭死水，在这里只引起了点儿涟漪。当勃朗施坦加入什维戈夫斯基小组时（1896年的晚秋或初冬），小组成员一定因那年年初发生的事件而受到鼓舞。他们搜集消息，进行讨论。但也仅此而已，他们都估计不出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学说的批评，恐怖他们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继续自称是民粹派。只有一个小组成员例外，就是女青年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кловская），她本人是民粹派分子的女儿，但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力图使小组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给他们提供真正的哲学和革命的科学。起初她没有取得效果，但不久后果园的茅屋里响起了热烈的辩论声。当勃朗施坦来到这里时，立刻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热烈的辩论中，并迫使他迅速地作出抉择。他当即自称是民粹派，并几乎马上就对那位孤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攻击。Г.A.齐夫（Г. A.Зив）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的敌人，他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齐夫）在1896年冬天初到果园时，勃朗施坦还不满18岁，"他由于杰出天资和才能已经引起弗朗茨所有客人的注意"；他已经是小组中最大胆、最坚决的争论者，对女青年所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无情的挖苦讽刺"。

他对争论双方的学说所知甚少，只是向什维戈夫斯基借过几本过时的秘密小册子（这还是他第一次读到的）和几本激进派期刊的合订本；他紧张急躁地浏览了这些刊物，恨不得一眼就能掌握其中包含的论据。能激起他热情的作者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边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他们的著作与新的争论并无直接关系。勃朗施坦一度曾自豪地称自己是边沁主义者。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这种迷恋心态跟革命家，无论是民粹派革命家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都是格格不入的。他甚至对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稍逊一筹的人一无所知。一个更谨慎或更能思考的青年肯定会耐心地坐下来倾听双方的论据，也许还要弄清辩论的根源，斟酌正反两方面的理由，然后再表态（列宁最初接触马克思的学说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勃朗施坦早熟而且头脑灵活，兼收并蓄。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具有非凡惊人的天赋，他能迅速地抓住对手思想的要旨及其内涵。因此单凭知识是很难压倒他的"。他从学校里就已养成优秀生的自信心和出人头地的习惯。如果他的新伙伴强留他讨论并强求他表态时，他最不愿干的事就是以不了解情况为借口而拒绝。他一旦表了态，就不能是半心半意或有所保留，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辩论。

他本能地作出抉择。民粹派的观点引起他的注意，正是因为民粹派把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民粹派分子并不完全拒绝这一观点--他们早在20年前就已是俄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驱了，但他们在论述这点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始终加以强调；而且他们有不少人还接受所谓主观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强调"批判精神"和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这种哲学与民粹派的传统及其传奇十分契合，这个派别在经济条件未"成熟"、人民群众未觉醒时没有推迟对沙皇统治的袭击，而是派出孤立无援的战士、义士去活动。这些思想坚定、意志坚定的密谋者手持炸弹，追踪沙皇和他的大臣及省长。在年轻的勃朗施坦看来，马克思主义狭隘、枯燥无味--侵犯人的尊严、把人看成社会经济环境的囚徒和没有个性特征的生产力的玩物。后来他自己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是对它的讽刺性模拟；但无论如何，现代其他的政治信条都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能吸引和鼓舞这么多的人坚定不移地为他们的事业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托洛茨基在其晚年经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相比较，前者的决定论和后者的前定论学说远非削弱或否定人的意志，而是加强它。对其行动与最高需要协调一致的信念鼓舞着马克思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去尽最大的努力和牺牲。而拙劣的模拟也并非完全虚构，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确实以枯燥的"寂静教教徒式的"拙劣模拟作为他们的信条。年轻的勃朗施坦碰到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就是这类人。与此相反，民粹派浪漫主义传统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传统展示鼓舞人心的效仿榜样，保持对英雄的怀念。对烈士的缅怀给未来许下朴素无华的诺言，它赞美过去，似乎也赞美未来，不过仅仅是似乎而已。民粹派运动在衰落时再不能重演它过去的英勇壮举，无论如何不能用旧时单纯的英雄幻想去重演了。但尽管这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却在俄罗斯的天空布满紫红色的余辉。年轻的勃朗施坦眼中看到的全是这种余辉。

在投入辩论时，他是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厉害的对手，但在他们的关系中却产生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感情，而这在两个异性青年兼接近的政治对手之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小组中经常见面，相互吸引，相互排斥但不能彼此摆脱。索科洛夫斯卡娅比勃朗施坦大好几岁--有人说大6岁，还有人说大10岁，当然比这个实科中学的尖子生有更丰富、更严肃的政治经历。她谦虚、信心坚定、毫不自大，就是在她的年轻对手嘲弄她时，她也仍心平气和坚持说明她的观点。想不到情况起了喜剧式的转折。果园里的每个人对这个女孩子都有点儿迷恋，有些小伙子还写了情诗。伟大的"主义"和问题，萌发的爱情和押韵诗都混杂在一起--讨论变得愈来愈反常。勃朗施坦取笑她说："你仍然认为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姑娘居然能坚持这种枯燥、狭隘而不切实际的废话！"索科洛夫斯卡娅回敬说："一个自以为有逻辑头脑的人居然能满足于一点点含糊的理想主义情感？"或者，勃朗施坦会因为她少女的多愁善感与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而挖苦说："这是小店主及商人的学说。"

然而，她的论据却开始灌进他的头脑。他内在的自信心在降低。他在辩论中越是"顽强"，他的嘲弄就越发粗野。189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小组聚会讨论并庆祝新年，勃朗施坦一到就宣称他已被争取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去了。索科洛夫斯卡娅兴高采烈。大家为工人阶级的迅速解放、为沙皇暴政的垮台等等而干杯。轮到勃朗施坦祝酒时，他站起身来举杯转向索科洛夫斯卡娅，无缘无故地突然大声说："马克思主义者都该死，那些要把枯燥和冷酷带进全部生活关系中的人都该死！"这个女青年离开果园时发誓再也不跟这个蛮横的人握手。不久以后她离开了这座城市。伊斯特曼和齐夫两人都讲述了这些事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没有提；但他给伊斯特曼那本书写的序言中肯定了书中所述事实的准确性，因而也证实了那些源于齐夫书中的故事的真实性。

新的一年开始了，而小组仍然仅限于谈论，勃朗施坦写了一篇论战性的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中"格言、引文和恶毒的语言多于内容"，并把它寄给有民粹派倾向的期刊。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他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哥哥合写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分子斗争的剧本，但写了第一幕或第二幕以后就写不下去了，写剧本的人原打算把民粹派分子塑造成正面人物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比。但当剧本的情节展开时作者吃惊地注意到：被塑造成具有吸引力的人物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物具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某些特点。小组还发动了一场"反抗"当地公共图书馆的斗争。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打算提高阅览费，"果园派"召集"群众"介绍新的读者，在年会上推翻了管理委员会--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勃朗施坦此时已不顾他的学业，但他学到的知识足以让他在1897年夏以优等成绩毕业。然而他的父亲已觉察到有些不对头，廖瓦在亚诺夫卡度假期时谈论自由、推翻沙皇时，农场主（他的父亲）回答说："听着吧，孩子，这是绝不会有的事，再过300年也实现不了！"他想知道他儿子的这些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很快，他就找到了廖瓦新结交的伙伴，于是严厉地命令儿子离开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廖瓦当即维护他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他说，选择自己的朋友是他的自由。但他既然不愿服从家长的权威，也就不能继续依靠父亲的钱生活。他放弃父亲给他的生活费而去担任家庭教师，从舒适的住宅搬进了什维戈夫斯基的茅屋，这时已有六个学生住在那里了，其中还有一个结核病患者。这一变化使他振奋，终于自由了！那个穿着整洁而听话的中产阶级儿子--为其他孩子的父母所赞美和羡慕的对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正的民粹派分子，像老一辈先驱一样，"到民间去"，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生活在一个小公社里，在那里每个人都穿着得像一个农场的雇工，都把自己的几个戈比拿出来共享，喝同样的稀汤，喝盛在公用马口铁粗碗里的粥。

老勃朗施坦有时从亚诺夫卡来看看廖瓦是否因耐不住贫穷和困难而改过自新。但没有丝毫迹象。一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编辑的当年什维戈夫斯基的房客还记得这个"留着连鬓胡子的高大农场主……拂晓时走进茅屋，挑衅性地、气势汹汹地站在他身旁，用洪钟般的声音吼道：'喂！你连你爸爸都躲着不见？！'"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55页。愤怒的场面往往和并非由衷的和解交替出现。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廖瓦的厚望已经破灭，气急败坏；儿子在同志面前丢了脸，因为他立志要在同志中成为领导人物，所以反应激烈而无礼。两人一样暴躁，一样觉得自己正当，一样固执，一样自大，声音也一样都像洪钟。当廖瓦进敖德萨大学读数学时，情况大有好转，在他的父亲看来，与其和他那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干什么推翻沙皇的把戏，还不如搞纯数学。廖瓦在大学里开始显示出对所学科目的非凡才能。伊斯特曼引用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大学同学，俄国著名的技术专家的话，他甚至在革命以后还惋惜地说，有如此非凡的数学天资的人不搞数学，这是科学的损失。参见《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59页。但是大学的吸引力却比不上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微积分也不能胜过革命。他住在敖德萨的时间虽短，但也足以让他去跟革命家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取得地下刊物和小册子，他带着这些刊物在胜利的喜悦中回到尼古拉耶夫市。

继之而来的是1897年骚乱的春季，3月间，一个因政治罪名关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女大学生在牢房中自焚而死。这一事件在大学中激起抗议示威的风暴。当局用放逐大批大学生来报复。这又激起了新的抗议与示威，连警察横行的敖德萨也轰动起来了。从基辅来的大学生给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带来新的刺激和愤慨。勃朗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感觉到，从语言转入行动的时候到了。

当时刚从基辅来的医科大学生齐夫写道："勃朗施坦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极其秘密地提出要我参加他本人组织的工人协会。勃朗施坦说，民粹派的思想已被抛弃，他打算使组织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不过勃朗施坦避免用这个专门名词……提议称它为南俄工人协会。"齐夫继续写道："当我参加这个组织时，一切都已筹备就绪。勃朗施坦已经跟工人有接触，而且跟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以及其他城市的革命团体也已有联系……"约在这时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正在南方的大多数城市恢复，或正在建立。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和工厂约雇用有1万多工人，大多数是报酬高的技术工人，他们有足够的余暇读书看报。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建立组织，连工会也没有。工人阶级居住区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的各种教派，勃朗施坦跟这些教派的教徒打交道，并很快看出，其中哪些人主要关心的是教义，哪些人更关注他们反对希腊东正教活动中的政治意义。他在后者中吸收南俄工人协会的第一批会员，把他们组成小组，定期集会讨论时事、阅读非法出版物。这一年年底以前，协会已共计约有200个会员了。我们根据当时一份在他们被捕后发表的俄文报告对这个组织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个协会的会员中有锁匠、细木工人、电工、女裁缝及学生，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20-25岁之间，但也有40岁左右的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工人事业报》于1899年4月1日在日内瓦出版，第150-152页载有一份协会被捕会员详细的长名单，其中有年龄、职业等有关资料。索科洛夫斯卡娅也是该组织的奠基人之一。她一得知这一新的开端，就忘记了新年前夜的事，回到果园。

这个组织的名称显然是借用25年前曾存在过、其中心设在敖德萨的另一个组织的名称。旧南俄工人协会是大学生E.O.扎斯拉夫斯基（E.O.Заславский）创建的，就其性质来说是民粹派组织，遵循拉甫罗夫的宣传教育路线。据查，旧协会与新协会的规模大致相同。1875年警察破获了这个组织，它的领导人在大理院受审，多数成员被判处苦役。扎斯拉夫斯基和几个会员死在狱中，协会创建人之一Н.П.谢德林（Н.П.Шедрин）曾被两次宣判死刑，两次减刑判处终生苦役。这个囚犯好多年都被镣铐铐在手推车上，直到他神经错乱；尔后又被转押到施吕瑟尔堡要塞。他在那里又受了15年的折磨，也许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才能提供那种折磨的概念。关于这种折磨的传说仍在南俄流传，勃朗施坦之所以称他的组织为南俄工人协会，大概是表示对殉难者的敬意。他本人用的第一个化名是利沃夫（Ливοв）。

这个小伙子一年前似乎还是一个寻常的富人子弟，一变而成为秘密组织的创始人，自愿走革命家的艰难道路，转变的迅速是惊人的。他那显然是天生的旺盛精力、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一般的追求中只能发挥极小一部分或根本发挥不出来。他需要为一种事业服务，而且是为一种需要付出极大牺牲的事业服务。一旦找到了这种事业，他那富有青春活力的热烈性格就充分展现出来。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他是推动事业的灵魂、代言人和组织家，而且还是协会中精力最旺盛、最忠诚的工作者。齐夫甚至在其带有往昔敌意色彩的回忆录中也说："在尼古拉耶夫，我们的团体是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们的成就使我们十分振奋，因此我们长期处于热情积极的状态。无疑，我们应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勃朗施坦，他的精力无穷，而且他多方面的创造性与不倦的干劲永不衰竭。"齐夫接下去说："许多年后这个组织的成员还自豪地回想起它的全盛时期，那时它受这个18岁小伙子的领导。他用自己的信仰、雄辩和本人的表率倾倒了所有的成员，引导他们忘记个人的所有爱好、成见，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思想、精力与时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勃朗施坦离开后,这个组织的神经突然崩断，协会再也不能恢复它开始时的热情了。"

当然，与正规的政党或组织比较起来，协会还是一个小团体。对于它要坚决反对的那个政权来说，它正像细菌进攻巨大而衰弱的人体一样，事实上这个团体正是刚刚行动起来的大约20余个革命细菌中的一个。

在造船厂和工厂中建立起来的团体散发传单以及一份叫做《我们的事业》的刊物。传单中评论当地关心的问题、工厂和造船厂的情况、雇主及官吏的横行霸道。这些揭露产生了影响，迫使那些被揭露的人作出答复，尔后协会又用新的传单予以还击。"当从工厂和车间传来消息说工人们如饥似渴地传阅这些用淡紫色油墨印出来的神秘传单时，又给我带来多大的满足啊！他们认为传单的作者是一个强大神秘的人物，他深入到所有工厂之中，知道每一个车间发生的事，而且在24小时内就能用新传单对事件加以评论。"协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事业》也得到令人鼓舞的反响。这个团体太穷，无力出版秘密报纸。据说勃朗施坦曾提出在敖德萨施宾策尔的印刷所里秘密印刷出版报纸--他在热情澎湃之时根本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给他的亲戚造成危害--但是他的同志说服他不要这样做。当时有一个多少有点儿古怪的好心人带着一个革命"计划"，他说，推翻沙皇必须有10万卢布，用以在全俄罗斯建立1000个地下小印刷所，使反沙皇的宣言能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区里到处传播。作为开端，这个好心人赠送给小组一架油印机，勃朗施坦就此开始工作。他亲自撰写刊物上的文章和传单；亲自用紫色油墨油印（为的是使工人们阅读时眼睛不致吃力）；亲自给文章加漫画插图；亲自在一个瞎眼同志的破旧住所里刻蜡版，每期印刷好几百份；他还亲自照管散发。"所有重要的技术工作，更不用说文字写作部分，都是勃朗施坦完成的。"每刻一页蜡纸往往要用去他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有时我连续伏案抄写一个星期，连腰都不伸一下，只有开会和小组讨论时才暂时中断。"

政治上，协会是一个地方性的反抗者兄弟会，它很单纯，并不老练。其中有些成员仍自称为民粹派，其他人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妨碍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一个狭小的基础上活动，所以能够共同行动。他们号召工人们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斗争，而在这方面，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分歧。他们避免对工人讲那些在果园中争论的政治问题。这类活动在当时是大多数秘密团体的主要活动。后来，它却因为片面强调"面包与奶油问题"而被称为"经济派"。但是使这个组织迅速成功的却正是它的片面性。如果两个团体各自提倡各自的"主义"，并因此在争取工人上展开竞争，其结果只能是混乱和失败。只有在更广泛、更坚定的运动中才能以严肃的斗争解决分歧。尽管尼古拉耶夫的协会已为其他中心区更先进的团体领导人所了解--那些领导人正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但他们不知道是否应邀请尼古拉耶夫的团体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考虑：他的年龄太轻，是否会有损于建党大业的庄严性。这个疑问还没有解决，尼古拉耶夫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就都已被捕入狱了。

初次冒险的成功向这位青年革命家证明"书面语言的威力"，城里流言蜂起，无论是赞赏还是害怕协会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要认真对待的因素。敌人和朋友都把它想象得比实际强大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勃朗施坦的书面语言的成果。对语言威力的信任他将永远保持，直到生命结束。他在各种形势下都始终求助于他的这一得心应手的手段，他一生始终运用这种威力，有时取得震撼世界的效果，有时惨败。他在这个反抗者的小小兄弟会里曾初试他的演讲口才，但初次尝试却以窘困和流泪告终。在辩论中发言尖刻辛辣是一回事，作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引用贡普洛维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但他不知不觉使自己深深陷入了一张变幻不定的网之中，其中，充斥着难以理解的夸张之词，而对思想的希望渐趋减小，使坐着听他演说的听众因为同情他而浑身出汗，不知天底下还有没有办法能阻止他讲下去。当他最后停止发言并就这个题目展开一般性辩论时，却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谁都不知道题目究竟是什么。"这位演说者"在室内走来走去，尔后把他的脸埋在长沙发的靠垫上，浑身浸透汗水，羞愧得两肩起伏耸动，而每个人无不痛爱他"。

勃朗施坦的品质无论优劣，在这个小团体中都逃不过同志们的眼睛，他们写下来的观察记录除了侧重点不同外，几乎在所有的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后来成为他妻子又被他抛弃的索科洛夫斯卡娅约在30年后回忆说，他很体贴人并有同情心，但也很武断、傲慢，他只在一件事上始终不渝，即对革命的忠诚，她说："在我一生的经历中，从来没有遇见过有这样彻底献身精神的人。"贬低他的人更加强调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齐夫写道："勃朗施坦的'自我'支配了他的全部行为。"但是，他接着写道："革命却支配着他的'自我'，他热爱工人，热爱他的同志……正是为了他们，他爱护他自己。"他既然心甘情愿地放弃舒适安定的生活与美好前途，就认为别人也应这样做。当齐夫急欲读完大学的课程而开始忽视团体时，勃朗施坦给了他有力而得体的劝告。他送给齐夫一幅画，在画上题词说："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信仰。"

鼓舞他的英雄人物莫过于斐迪南·拉萨尔，德国社会主义最早的群众运动创始人。当时，拉萨尔对欧洲社会主义的影响很大--后来因他跟俾斯麦暧昧的政治交易暴露而失去光彩。年轻的勃朗施坦之所以受拉萨尔这样大的影响是由于他们有明确无疑的相似之处。拉萨尔也是有钱的犹太人子弟，背叛了他的阶级，为争取工人的解放而奋斗。他曾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最丰富多彩的浪漫人物之一，其昙花一现的生涯以悲剧结束：死于一场爱情决斗。拉萨尔作为第一个现代工人政党的创始人--不仅是德国的第一个--写下了历史新篇章。这样崇高、辉煌而富于戏剧性的一生能激起年轻的勃朗施坦的想象。他讲到这位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时心醉神迷，赞叹不已，立誓要步英雄的后尘，如果我们相信齐夫的话，勃朗施坦还夸口要成为俄国的拉萨尔。这个青年人并不过分讲求谦虚，无论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他既不隐瞒他的缺点也不掩盖他的自负。他惯于思索和梦想，并且沉浸在他那并不讳言的抱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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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秘密活动的第一阶段从1897年春天延续到同年年底。警察开始不相信在工厂和造船厂里的所有宣传鼓动都出自什维戈夫斯基果园里的几个青少年狂热分子之手，他们要追查出更有经验的领导人。这样，直到警察醒悟过来，怀疑并开始监视与勃朗施坦往来的人及其朋友们的行踪之前，协会赢得了扩大影响的时间。到年底时，协会的领导人预料到镇压即将开始，一致同意暂且疏散，商定隔一段时间后再恢复活动。但他们决定：如果他们不在时警察逮捕协会的工人，他们就回到城中，绝不给警察口实，使后者不能对会员群众说协会领导人把他们抛弃了。

1898年初的几个星期，勃朗施坦离开尼古拉耶夫准备躲到乡间的一个庄园里。因为什维戈夫斯基刚在那个庄园里得到一份新工作。他到那里没多久就和什维戈夫斯基双双被警察逮捕。协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尼古拉耶夫及其附近被捕。勃朗施坦从乡间被押送到尼古拉耶夫的监狱，尔后被转送到赫尔松监狱，在那里关了好几个月。警察毫不怀疑他是这个团体的鼓动者。整个严寒的冬季，他们都把他严格隔离，关在一间不供暖、空气不流通、虱子横行的小牢房里。晚上送来一张稻草垫子，天亮拿走。这样，他在白天既无靠垫，也没有座位。不给他放风，不准他在狱中的院子里锻炼身体，也不准收受一份报纸、一本书、一块肥皂或换洗的内衣；他整天挨饿，身上肮脏，满身是虱子；他在牢房里踱步，敲敲墙壁，看隔壁牢房里是不是有人--没有，他重新踱步，数着踱了多少步，设法驱除寄生虫。这几个月的单调生活甚至没有让一次提审打断过，甚至连指控的罪名也没有告诉这个囚犯。这种旨在在精神上搞垮他的待遇比起其他几个协会成员所受的刑讯来说还是轻的，有些成员在拷问下自杀，还有些人被折磨得精神错乱或被搞垮，更有甚者竟同意充当告密者。他承认说，"有时我也被孤寂……折磨得无法忍受"。但他对自己的牺牲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他写了革命的五行诗，后来成为十分流行的革命歌曲。当他将近离开这座监狱时，警察发了慈悲，他母亲贿赂看守成功，送进几包食物、肥皂、麻布内衣以及水果之类的"奢侈品"。

为了审讯查证，他终于被转解到敖德萨监狱，在那里又被关押了一年半，直到1899年年底。他在那里也是关在单人牢房里，但是他却能与朋友们进行秘密联系。就是在这个监狱里，协会的成员得知有关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消息，那次代表大会刚刚在明斯克举行。他们激动地把这一消息从一个窗口传到另一个窗口。托洛茨基：《十月的一代人》，第20页。监狱人满为患，但却由于不断有活动、密谋策划和恶作剧而充满生机。他兴致勃勃地取笑负责侦查此案的宪兵中校。为使自己作好应付审讯官的准备，他必须摸清宪兵对协会的情况究竟掌握了多少，并且把摸清的情况通知其他牢房中的同伴，"他的任务……并不容易。……他必须告诉我他被捕的全部经过以及随之发生的情况。扼要地叙述他自己的供词。……这一切既要表达明确，使我对发生的一切有尽可能充分的了解，还要做到，即使信件万一被截获，其中也不至于有对他自己不利的线索。他把这些事做得天衣无缝。他写了一篇才气横溢、冷嘲热讽的文章，这是一本出色的小册子"。他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

因为得不到罪证，审问拖延下来。这期间勃朗施坦贪婪地阅读他所能搞到的书刊。起先只读在监狱图书馆里可借到的书籍和期刊，但后来也阅读从外边送进来的书，监狱图书馆里只有宗教著作和教会的期刊。为学习语言，他同时读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的《圣经》。后来他拿到希腊东正教期刊的合订本，其中充满对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特别是对共济会会员的攻击，他后来写道："有学问的东正教作家们对伏尔泰、康德和达尔文的攻击把我引入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神学思想领域，原先我根本想象不到倾泻这些思想的形式是多么荒谬、迂腐、离奇。""对妖魔鬼怪、撒旦以及它们的黑暗的鬼怪王国的研究使我震惊……对天堂内部结构的热情探索总以忧郁的调子结束：'没有确切地标明天堂的位置'；我在吃饭、饮茶和散步时都反复说这句话：极乐世界的地理经纬度也没有标明。"跟固执的监狱看守进行神学争论是他最爱好的消遣。一般来说，对宗教作理性主义的否定，是当时有教养的俄国人的特点，不论他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抑或只是温和的自由派，也不论他出身于希腊东正教或犹太教的家庭。犹太教信条在勃朗施坦的教养方面完全没有起过作用，而了解希腊东正教也只是在牢房里才开始的。犹太教教徒和希腊东正教教徒都是这样蒙昧，都是这样顽固，拒不理睬任何新思想--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新教徒，甚至落后于天主教教徒--因而蛮横地排斥有教养的甚至有点儿教养的人。他不能和宗教妥协，因为宗教本身拒绝向人类头脑中任何现代倾向妥协。

当他饶有兴味地钻研这些宗教著作时，他还力图从这些书里争论的概括以及歪曲中摘取他原先所不了解的那些受教会谴责的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内容。他探求线索，使他能重新建立自己对这些恶毒理论的见解，尔后按照他的见解和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评价。他收到从狱外送来的几本对他更有直接帮助的书。他读了达尔文的著作，这些著作坚定了他天生的无神论。25年后他回想起，达尔文对孔雀羽毛的花纹自然形成的叙述是如何永远消除了他心中的上帝概念的，而他在得知达尔文本人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时又是何等震惊。1923年他在对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讲话中说："我终生不会明白达尔文在这方面是否真诚，抑或只是他为传统信仰尽义务。"后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donio Labriola）的哲学论文使他和目标更接近一些：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和文风不带教条气息，明晰而且优美，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此时他对拉布里奥拉书中的论题虽只是一知半解，但已得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更可靠的线索。

他当时根据这种不可靠的观点加上用从希腊东正教原始资料中引出的不严密的论据就试图撰写一部唯物主义的共济会史，在这一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对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看法加以检验。这是他的第一部大部头著作，也是他终生难舍的著作：在早期的一次流亡中将它丢失后，他总是为此感到伤心。我们固然不必对他早期作品怀有他那样的深情，但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文章是他撰写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的最初尝试。他的许多文章常常放在监狱厕所的隐蔽处供他的朋友们阅读，其中有一篇是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这是一直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党人争论的问题。"我没有揭示任何新东西，我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别人早已得出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独立地摸索出来的。我认为这对我的整个发展过程很有益处。至于那些我在狱中觉得是我自己的还有待检验和论证的推测，后来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灌输进我的头脑的。"在那时候他会这样具体论述一个经济问题，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906-1907年齐夫又跟勃朗施坦一起被关在圣彼得堡监狱，大概他把他的朋友几年以后写的文章说成是在敖德萨时写的了。

在狱中的第二年将近结束时，这些努力占据了他的头脑并使他保持精神愉快。他在心智方面已从青少年期进入成年期。在监牢里，除了思考和反思外，便没有其他的事了，因而他的这一过渡期被缩短了。

***

1899年年底，囚犯们收到行政判决，也就是说未经审理的判决。判处勃朗施坦和三个会员流放西伯利亚四年；其他人短期流放，还有几个人获释。不久后流放犯开始了艰苦跋涉。先把他们押解到莫斯科，他们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等候了六个月，不但没有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讯，而且两年半的关押期也没有从刑期中扣除掉。

勃朗施坦在莫斯科的监狱里结识了来自俄国各地的更有经验的年长的革命家，他们也在等待最终流放。这里有新的面孔、新的推动力、新的思想，他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关于列宁的情况，读到刚出版的列宁的力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俄国北方的秘密运动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在西欧进行的思想斗争甚至在这个监狱的围墙内也会立即引起反响。在一个个囚室间传递的许多书籍中，有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著名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是一个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次公然试图使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而赋之以渐进与改良主义性质的论著。伯恩斯坦的这本著作在欧洲社会主义的两翼--"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引起了一场在当时看来是重大的斗争。而这在"羁押解送监狱"里的囚犯中并没有引起慌张，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放弃革命道路。

勃朗施坦在这种新环境里没有丧失自信，他继续读书、辩论，不断写出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小册子。他计划在监狱里，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建立一个印刷所。但在他的同志们看来这样太冒险，所以他不得不满足于人们传阅他的手稿。他的伙伴已经觉得：他的想象力有时看来太大胆，向当局挑战的意愿太轻率。他在赫尔松时曾不顾阻力说服他的同志发动绝食来抗议警察的提议，那提议内容是：可以释放青少年犯人，但条件是，他们的父母要好好地揍他们一顿，管束他们不要参与政治--这是对"青少年革命者的自尊心的侮辱"。在莫斯科监狱里，他又一次勇气十足地捍卫犯人的尊严。一个犯人没有向典狱长脱帽而被罚关入单人牢房，勃朗施坦马上发动一场团结一致的示威：

在简短的会议上决定：我们都要戴着帽子出去，要看守给典狱长报警。当然，典狱长来时，我们都不脱帽。情况会决定我们下一步怎么办。看守……拒绝发警报，我们拥上去围住他，勃朗施坦站在我们前头，拿出他的表，极有信心地说："我给你两分钟去作决定。"……尔后他把这个惊慌失措的狱卒推在一边，自己用优美的戏剧性动作按下信号钮。我们戴上帽子向院子走去。典狱长在一大队武装看守的簇拥下跑进院子。"你们为什么不脱帽？"他大叫起来，朝勃朗施坦扑去。勃朗施坦站在我们前头，用极蔑视的态度傲慢地回答说："您呢，您为什么不脱帽？"

几个魁梧的看守把这位战斗不息的反抗者架走，关进单人囚室。

对当局，或像他自己所说的，对阶级敌人要严厉、轻蔑，而他对同志及其亲属则很热情。甚至有些感情用事。监狱允许囚犯每周两次会见亲属，勃朗施坦在会见时"不但对他自己的女朋友、即未来的妻子……而且对所有来探望丈夫和兄弟的妇女都表示出感人的体贴；他的骑士风度使她们都为之倾倒"。同上，第36页。这些妇女常常把（关在牢里的）男人们的内衣拿回家去洗；但勃朗施坦却不愿享受这类慰藉，自己洗、补他的内衣，并且嘲笑革命家们上了资产阶级习气和偏见的当，以致用这样的家务工作去加重妇女的负担。他从会见室回到牢房后"常把他过多的体贴都用到我们身上，爱抚我们，吻我们并拥抱我们"。他的温暖的友情使人铭心刻骨，以致在数年之后他原来的朋友们（那时已经成为他的敌人）都因他在革命和内战中的无情感到迷惑。

在莫斯科监狱中的这段时间，即1900年的春季或夏季，他跟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结了婚，一位犹太籍的监狱牧师在牢房里主持了婚礼，新郎向一个监狱看守借来一枚结婚戒指。这桩婚事有点暧昧之处。流放政治犯安排假结婚是常有的事，因为一对已婚夫妇有权利流放到同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完全与世隔绝。假结合往往发展成为真结合。勃朗施坦和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初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婚姻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他在《我的生平》中对这场婚姻只用一种超然而冷淡得出奇的措辞一带而过，使人认为这意味着结婚是假的。他说："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不被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举行了婚礼……"然而目击者的叙述却否定了这一结合的性质是平淡的这种说法，它描写了在这两个以前争论对手之间既恨又爱的矛盾感情是如何转变为恋爱的。在狱里以及在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途中，勃朗施坦心中充满爱情，在军队押解下持续两周的路程中他沉溺在爱情中，完全忘了他的朋友，忘了讨论。据内在证据，目击者的叙述看来是真实的。顺便说一句，结婚并非儿戏。勃朗施坦在赫尔松监狱里第一次想到结婚。但不必取得父母许可的时代尚未来临，他父亲反对，不许儿子娶一个年龄大这么多的姑娘，娶一个会把儿子引上邪路--老勃朗施坦对此深信不疑--的姑娘。齐夫曾写道："廖瓦大发雷霆，并竭尽全力地抗争，而且极其顽强。但是老头子也同样固执，并占有在监狱铁窗外面的优势，老头子胜利了。"廖瓦在莫斯科再次作努力，这一次他成功了，如果是假结婚的话，他大概用不到那样"大发雷霆"。? 从莫斯科到流放地的路程因在几个羁押解送监狱"作短期羁留"而断续，以致从夏天一直拖到晚秋。整批流放犯乘火车到伊尔库茨克，他们在那里被分别押解到不同的目的地。勃朗施坦夫妇则乘一艘大驳船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大驳船上挤满穿白衣的阉割派阉割派是受迫害的狂热教派，他们自行阉割，过圣洁（"阉割圣人"）的生活。他们在公社中生活，大多数是园丁，穿着白色衣服，用祈祷来消磨晚上的时间。这个教派以《以赛亚书》为根据："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所喜欢的事，持守我约的阉人，我必使他们在我的宫殿中，在我的室内有位置，比有子女的更美。"（第56章第4、5节）据传说，有几个沙皇（如亚历山大一世）也属于这一教派。，他们唱祈祷歌，狂热地跳舞。命令勃朗施坦夫妇在乌斯季库特村上岸，这个村在勒拿河淘金热期间曾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移民基地。此时淘金者已去到更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乌斯季库特成了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凄凉地方，约有100家肮脏的农舍，小咬肆虐。苦于发财梦没有实现的居民发狂地沉溺于伏特加烈酒之中。勃朗施坦夫妇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阅读时不停地把蟑螂从书页上掸走。后来他们获准迁到东边250俄里远的地方，他在那里替一个不识字的百万富翁记账。他的雇主在广大的区域内经商，是通古斯居民的无冕帝王。勃朗施坦注视着在这个西伯利亚处女地上发展起来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将来他要以此为例来说明落后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这一俄罗斯特点。社会观察与聚精会神地记账不能兼顾，勃朗施坦由于记错了一笔账而丢掉了工作。在严寒的冬季，在华氏零下90°的严寒中，勃朗施坦夫妇乘雪橇回到乌斯季库特。他们带着他们那出生刚刚十个月的女婴，用厚皮袄把她裹着。每到一站，婴孩的双亲都要打开厚皮袄，看看是否他们为使婴儿不至于冻死而把她闷死了。

他们从乌斯季库特迁到高耸在贝加尔湖之上的高山中的维尔霍勒恩斯克，这地方位于去伊尔库茨克的途中，他们在那里住进一栋小房子，比较舒服地定居下来。维尔霍勒恩斯克是东西伯利亚最老的居民点之一--35年前，波兰起义者曾被流放到这里筑路，而现在这个地方已有一个不小的流放犯人居住区了，它和伊尔库茨克通邮很方便，成为西伯利亚这一带最重要的城镇。勃朗施坦在这里有充分机会继续他的研究，发展他的思想，建立有效的联系以及用不止一种途径作自我介绍。不久，他就深深陷入流放区里正在进行的辩论中，而且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他通过演讲、辩论和写作阐明他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赞成群众斗争，反对恐怖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主观主义哲学。前几年，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此刻，他在西伯利亚终于坚决认同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当时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刚刚壮大起来，正在流放犯人及修建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工人中征集会员。协会跟勃朗施坦接近，要求他写传单，他欣然同意。很快，这个组织就把他看做是他们的领袖及发言人。两年后他参加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党的重要代表大会时，就是代表这个西伯利亚协会的。而党也就是在那次大会期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

1901年春天发生的一次突然的骚动是沙皇帝国国内舆论起落的一个标志。大学和工厂里又爆发了暴风雨般的示威和罢工，几千名大学生被捕，许多人被征召入伍--这是1899年颁布的一项新惩治法，许多人被流放，圣教公会开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教籍。1901年2月，一个姓卡尔波维奇（Карпοвич）的大学生枪杀教育大臣博戈列波夫（Бοгοлепοв）。作家协会抗议警察当局对学术生活的粗暴控制。社会党国际发表庄严的声明谴责沙皇。秘密组织又得到了新鲜血液，新来的流放犯把清新的空气带进西伯利亚的各流放区。勃朗施坦根据新来者的叙述估计反沙皇者的力量，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骚动尽管激烈，但因为秘密组织不懂得如何对此加以利用，也不懂怎样引导它反对独裁政府，终归会彻底失败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但只能各自为战，每个组织都只全神贯注于当地事件，而且各有其抱负，这就需要有全国性的协作和领导。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并不是勃朗施坦。在国外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及其他人在新创办的《火星报》上都在阐述这一观点，但《火星报》的第一期是几个月前在德国出版的，还没有到达在维尔霍勒恩

斯克的流放犯手中。勃朗施坦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区中广泛传播，引起热烈的争论。这篇现在鲜为人知的文章之所以引起传记作家的注意，是因为在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党的组织与纪律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特点的东西是相同的，但在当时却遭到尖刻恶毒的批评。参见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32页。他给西伯利亚协会作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在报告的附录中引用了他1903年在西伯利亚写的文章，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不顾他在西伯利亚所主张的观点而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因。起初，西伯利亚协会像南俄协会一样，其性质是"经济派"的。1902年时，它才承认革命的政治对经济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在勃朗施坦的影响下加入火星派组织，后来，这个联合会被孟什维克吸收。

1901年，他的论点是：革命如果不受一个坚强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如果这个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力去解散无纪律的组织或开除不守纪律的组织或个人时，革命运动就必定会成为弗兰肯斯泰因所创造的恶魔。"中央委员会要与它（无纪律的组织）断绝关系，因而也要切断该组织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央委员会将停止为该组织提供文件资料，停止供给资助，要派自己的小分队……到现场参加斗争并给它必要的资助，中央委员会要宣布这支小分队就是地方委员会。"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概括起来，这就是清洗、开除、革出教门的全部步骤，他自己最后也被人用这些步骤切断了他和世界革命的联系。然而在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全国的一体化和纪律，确实不能前进一步；而全国性的领导有时必然要坚决地把这种纪律强加给那些不愿服从的团体。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史》，第62-72页。勃朗施坦最初系统地提出这种观点时，就给自己招来了指控，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有一天用来指控列宁的罪名。有些流放犯论证说，勃朗施坦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退到了民粹派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寄希望于工人群众，而不是少数领导分子，因此他们无需授予中央委员会那种在褊狭的阴谋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独裁权力。现在我们且不去深入地研究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事，因为在其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它将成为本书叙述的主题。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争论的开端一直可追溯到1901年。

然而我们对这些活动远不如对勃朗施坦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文学成就那样熟悉。他到达西伯利亚后很快就开始为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进步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稿子署名是安季特·奥托（Antid Oto），这个源于意大利文"antidoto"的笔名很适合充溢其文章的反抗精神。他以"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区声名鹊起，而且他的名声通过从流放地回到俄罗斯的流放者传到彼得堡、基辅的革命圈子里，甚至传到流亡西欧的人士当中。作者本人认识一些老一辈的前流放者，他们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在谈话中还是用安季特·奥托来指称托洛茨基，例如，他们常问："安季特·奥托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他当时的文章后来重刊在他的全集第4卷和第20卷中，都是些介于文学和报刊文章之间的作品--按照20世纪中叶简短扼要的报刊文章的标准，当然应把这些文章归入文学类。他撰写社会通讯及文学评论，前一类主要包括关于西伯利亚农民生活的文章，其风格是从容描写与尖刻讽刺兼而有之。他的这些文章深受天才的悲剧性民粹党人格列勃·乌斯宾斯基（Глеб Успенсκий）的影响。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对农民、手工业工人及小官吏生活的现实主义但又极度伤感的描写暴露了沙皇帝国的伤疤，揭示了它的苦难，为"暴露文学"树立了很高的标准。

"自从这位老作家对当时情况进行评述以来，已经过去约1／4个世纪了，现在是要看看从那时以来俄国的农村和小城镇究竟起了多少变化的时候了。"安季特·奥托直接乞灵于乌斯宾斯基，步他的后尘。他论述同类人物，如农民和小官吏、受害者和心灰意冷的人，以同样的同情和怜悯对待他们--只是他的愤激更尖锐、更强烈。因为他的文章必须受检查官的审查，所以他并不直接攻击政府。但是这种约束使他那种克制的愤怒与嘲弄给人的印象甚至更深。他的语言流畅易懂，尽管文风有些造作--往往堆砌辞藻，有时有些夸张并过于雕琢，但丰富多彩而意味深长；他的全面而深入的观察、生动的描写以及意想不到的对比和形象弥补了由造作的文风形成的缺憾。"我们的乡村在经济上受富农的掠夺，在肉体方面受梅毒及各种流行病的摧残，精神上则生活在暗无天日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西伯利亚乡村不卫生的情况以及乡村医生的命运，"我们的乡村在沉默中因疾病而濒于死亡。"他还写道，把精神病人关在监狱里进行观察，因为没有医院，监狱就成了"当地卫生局的精神病科"。有一个例子：两个无家的病人，一个是老起义者，一个是老宪兵--就是这个老宪兵曾押送这个起义者到流放地--因为没有其他收容所，他们就住在同一间囚室里。医生们也都与世隔绝，孤立无援，情绪低落。或许地区医务人员会议能使他们摆脱冷漠状态。《托洛茨基全集》第4卷，第17-42页。另外一次，他再次要求建立西伯利亚的当地政府，他写道，在欧洲部分的俄国，地方自治机构在当地问题方面至少还有些发言权，但在乌拉尔以东，行政机关觉得每个地方自治机构都要造反，因而，即使当地政府基层机构遍布各地，农民在其中也不过充当"沉默的象征"，贵族收入3000卢布的就可派一个代表，而农民却要收入43000卢布才可派一个代表。

他用描绘西伯利亚乡公所（包括管理几个乡村的行政区）的一个办事员的人物素描来说明行政机关不合时代的性质。一名办事员担负着多得惊人的工作：他负担着内务部的工作，为陆军部征兵，为财政部收捐税，为农业部准备统计数字，他还是司法部、教育部和宗教各教派的地方代理人。只有海军部和外交部没有让他办事；但连这点也不能保证。这个办事员集财税代理人、统计员、农艺师、筑路工程师、建筑师、公证人、法官的所有工作于一身，而他甚至连薪俸都不能定期领到。结果呢？他呈送上级机关的半真半假的统计数字都是他在那里编出来的，而这些又作为许多官方调查研究的根据，于是成为负责鉴定的头头们激烈争论的对象。《托洛茨基全集》第4卷，第3-7页及同书各处。勃朗施坦有一系列文章主要描写"家庭妇女的苦难"：俄国农民残酷鞭打他们的老婆，西伯利亚的富商也是这样对待其妻子的。

这些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文献价值，可以想象得到文章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书报检查官在审读这些文章时疑心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删掉某几节或整段。这不断迫使作者采取规避的新手段，用暗示及隐喻表达他的用意。当他那"无防护的手"再也不能冒险去抓住棘手问题时，他只好抱歉地把要写的文章转化成半小说的文体。

有反抗性的作家往往在文学批评中找寻避难所，以防审查制度的袭击，勃朗施坦也是如此，然而就他来说，文学批评远不仅是用来当做阐明政治观点的一种合适的依托。他把文学批评作为使命来做。即使在他开始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文学时也没有沾染那种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却往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点。他的探讨是分析而不是说教，而他对审美价值的生动评价和欣赏使他的探讨内容更丰富。他是一个不知魇足的读者。在西伯利亚的两年中他写过论尼采、左拉、豪普特曼（Hauptman）、易卜生、邓南遮（D?Annunzio）、鲁斯金（Ruskin）、莫泊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乌斯宾斯基、高尔基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联想及引喻范围极广，尽管其中有些纯属年轻人卖弄学问因而必须加以摒弃之处。像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做的那样，他首先注意的是隐藏在文学作品后面的社会动力、道德伦理和政治气候，对此，诗人和小说家给予个性化的表现，而文学作品反过来也对那种气候发生影响。

但在这些文章中没有丝毫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后者声称在每首诗、每个剧本和每本小说中都能发现隐藏着经济的或政治的阶级利益。勃朗施坦没有宗派观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一个20-22岁的人来说就更难得了。宗派观念会使一个革命家把任何不合他自己观念的、对他是无用的精神价值都加以谴责。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这种态度通常是内心不稳定的一个症候：表明他没有真正消化他新找到的哲学；他所信奉的原则对他的思想来说是外在之物；与其说他是出于真诚信仰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莫如说是出于责任。任何看来同他没有完全消化的哲学相矛盾的东西，他对之痛斥得越猛烈，就越是心安理得，他的责任感就越能得到满足。所以，在年轻的勃朗施坦身上，没有宗派观念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多么真诚地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而且也是一个测量他对之确信程度的尺度，因而他才能摆脱唯命是从的宗派主义。对那些思想背离或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作家，他往往对他们的天资或才华大加称赞。他这样做不但出于公正，而且也由于确信"人的精神财产如此丰富，而又这样千差万别"，只有"站在伟大前驱者肩上"的人才能讲出确实崭新而有分量的话。这位21岁的作家坚定地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要去完善而并非抛弃伟大的文化传统，它所否定的只是守旧的、因袭的传统观念。他并不害怕去发现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观点可能有部分重叠或相符之点，也不害怕承认在总体上为他所拒绝的任何观念中也有不容怀疑的真理的坚实核心，或者说有一点儿真理的东西。他在一篇论"俄国小说奠基者"果戈理的文章中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果戈理试图削弱他自己作品中的社会意义……我们就不要抓住这一点反对他吧，如果他在其政论文章中诱惑了小人物中的某些人--我们就原谅他这一点吧！为了他无可估量的伟大文艺功绩，为了他创造性作品的崇高人道的影响--愿万古流芳的光荣归于他！"

在到达西伯利亚后的一两个月中，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一篇悼念尼采的批评性文章，从1900年12月开始分几期在《东方评论》上连载。在他能选取的主题中没有比尼采的作品更使他为难的了，因为尼采仇恨社会主义已恶名昭著，而其对超人的崇拜更使社会主义者厌恶。勃朗施坦在论文的开头为文章的批评语调致歉说："我们应心平气和地对待……敌手的人格，我们应……赞扬他们的真挚及个人的其他优点。但是一个敌手，不论他真挚与否、活着或已去世，仍然还是敌手，尤其当他是一个还有作品垂世的作家……"他指出超人的思想如何从标准的资产阶级道德中产生，又怎样与那种道德对立。他认为，尼采总结并得出极不合逻辑的，或更确切说是缺乏逻辑的结论--蔑视群众，这在标准资产阶级思想中根深蒂固。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批评家说明了尼采有多少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代表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不是已暗示过就是已明白说过的。超人思想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只不过像超标准与标准的对立而已。不道德的超人与正直的中产阶级的关系正如中世纪晚期的强盗骑士（其准则是：在本乡本土上抢劫同宗同胞并不可耻）与封建主的关系一样。尼采的超人理想就是不受约束、剥光伪装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对尼采指出的中产阶级乏味的伦理标准如何脆弱这一点，只能赞赏他的精彩和独创性。

勃朗施坦在一篇评易卜生的文章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在易卜生身上看到这位不朽的剧作家同伪善者的斗争。"欧洲社会思想史学家永远不会忘记易卜生给市侩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自鸣得意的面孔所掴的几记耳光，那几记确实令人痛快的耳光。"例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是如何无需施加一点儿暴行就能阴险地孤立并消灭一个异端者的（像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有效）。但是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赞同易卜生剧本中主人翁的超人态度：不信赖人民，蔑视多数人的政府。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人民、多数人并不是包罗一切智慧的源泉："如果讲的是要求'群众'对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的价值作出判断……易卜生大概会正确一千倍。……一位达尔文派的学者关于生物学问题的观点比起十万人大会上发表的集体意见要重要一万倍。"（作者想象不到，50年后，在他的国家里在群众大会上告发"不忠诚"的生物学家或语言学家会成为惯例。）"但在利益严重对立的社会实践领域中，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一领域，多数镇压少数，只要它符合真正的社会力量的对比，而不是用人为的手段临时搞出来的，它就比往往是在黑暗掩盖下的少数镇压多数优越得多。"然而，易卜生的不信赖"人民"却是表示一个艺术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抗，马克思主义者应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尽管他们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的，而且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

勃朗施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受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的影响。"（这种艺术）像一只风筝能飞上高空，地上的万物都淹没在灰暗平淡中，但是即使它飞到云端以后，这种可怜的'自由'艺术仍然还是系在一根结实的线上，而在地上的那一端紧紧掌握在市侩的手里。"他在另一处写道："没有伟大综合能力的文学是社会疲惫无力的征兆，是急剧过渡时期的特点。"因此他用批判眼光看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潮流。但是他这样看并不是因为他喜爱狭隘的现实主义。相反，他说："艺术创作不论如何逼真，仍然总是象征性的。……艺术的目的不是在经验细节上复制现实，而是找出普遍典型特征，用以揭示生活的复杂内容。……从广义上讲，每一个艺术典型都是象征，更不用说像梅菲斯特、浮士德、哈姆雷特、奥赛罗这样高度象征性的形象，它们是人类灵魂'特定时刻'的艺术体现……"然而他认为象征派实际上是试图把手段抬高为目的，这样，就把象征从加强表现人的感受的手段降低成为逃避感受的手段。

他对欧洲文学的兴趣正像他反对俄国官员及部分民粹党人的民族自大狂一样强烈。他奚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自我吹嘘：不必向西方学习，俄国人自己已经作出一切伟大的创造发明--"俄罗斯土地能培养出自己的柏拉图和机智的牛顿"。这种"西方化"思想在当时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所共有的，它并不意味着对19世纪俄罗斯精神遗产的否定--俄国伟大的文学传统不能追溯到更远。大多数俄国思想家及作家都是反抗者，而革命的知识分子都钻研他们的著作。因为在勃朗施坦的童年及青年时期，可能使他成为革命家的经历很少，所以促成他自行切断他与童年及青年时期的联系的正是反抗文学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深受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影响。1902年乌斯宾斯基发疯而死时，勃朗施坦曾引用乌斯宾斯基的话来自我表白，说他成年时的反抗者的生活和他的童年及青年时期的生活几乎毫无联系，并说他在形成新的个性之前已经忘记了他的过去。当然，这话对悼文的作者来说更为确切。他写道："乌斯宾斯基以危及自己生命的极高的洞察力理解了现实生活，在对应有的生活的渴望中消耗殆尽。他追求真理而得到的是谎言；他追求美而得到的是丑；他追求理性而得到的是疯狂。"

对反抗文学方面的其他领导人物如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其次对赫尔岑，勃朗施坦钦佩他们与被压迫者打成一片、不计较世俗的成就、不受陈腐庸俗的沾染的品格以及为追求真理而彻底献身的精神。他认为乌斯宾斯基虽是民粹党人，但没有民粹党人的偏见和幻想："在众多为自己的无畏思想而殉难的人中，唯有他那痛苦的洞察秋毫的目光超越他同时代人及其同志的头脑……直视未来。"他说，别林斯基"这位现代俄国文学的教父认为，一露头而马上成功而且得到无条件赞扬的绝不可能是重要的或伟大的--只有意见纷纭……经过真正斗争而发展成熟的，只有反对生存障碍、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才是有意义或伟大的"。他评论道，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评论家的价值在于：他对任何虚伪音符都极为敏感，对即使是无害的陈词滥调也不能容忍。使杜勃罗留波夫最为苦恼的是不得不听一个人热烈论证同类相食的不人道或教育的益处。勃朗施坦断言说："只要伟大的英雄主义还为区区琐事而趾高气扬……只要还认为宣扬廉价的自由主义入门是社会功绩，杜勃罗留波夫的讽刺仍是重要的题目。"关于乌斯宾斯基，勃朗施坦写过两篇悼文，一篇写给《东方评论》，另一篇写给《科学评论》。

对勃朗施坦的文学批评的这种概括经过不可避免的压缩，因而对他的文章的成熟性说得可能有点儿过头。他的过于精雕细琢、过于堆砌辞藻、过于才气横溢的文风仍然是青年人的文风；但就整体说，他的判断力是成熟的。在传记作者看来，作者含蓄的自我分析和自画像中的不少精彩之处提高了这些文章的价值。然而，年轻的勃朗施坦更直接地把自己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对20世纪的祈求上（早在1901年写的题为"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20世纪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声明他偏爱那种对目前悲观但对将来乐观的观点，勃朗施坦认为，为人类精神开辟新的前景、创造历史的人正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这个罕见的乐观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去勇敢地面对神圣宗教法庭。"集体的'托克马达（Torquemada）'托克马达系西班牙最早的宗教裁判所所长，以冷酷而出名。--译者注曾不止一次地专心对付他。"然而他这个乐观主义者从灰烬中站起来，"和以前一样热情，一样充满信心和战斗精神，大胆地去叩历史的大门"。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市侩，市侩的力量在于人数众多和彻头彻尾的庸俗，他们用阅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而他们的阅历则不外乎柜台、办公桌及双人卧室的阅历。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者对市侩的嘲笑及其冒充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月亮底下没有新东西"）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息尚存，希望不止！……如果我是一个天体，我会以完全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由尘土构成的可怜的星球。……我会对善与恶都同样地投之以光辉。……但我是一个人。对你们这些冷冰冰的献身于科学的人，对你们这些永恒的簿记员来说，世界史在时间的天平上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为未来而斗争，坚强而又美好的人在光辉灿烂的未来将成为人类历史自发潮流的主宰，并引导这股潮流走向美好愉快和幸福无垠的地平线！……

19世纪曾在多方面满足了乐观主义者的希望，但在更多方面则是对他的希望的欺骗。……迫使他把大部分希望转寄予20世纪。当碰到残酷的事实时，乐观主义者惊呼：什么？在即将踏入20世纪的门槛时竟还会出现这样的事！过去他描绘和谐未来的美妙图景时，总把它们放在20世纪。

而现在，这个世纪来了！它在其开端时带来的是什么呢？

在法国--种族仇恨的毒涎；在奥地利--民族主义的冲突……；在南非--一个小民族在庞然大国的屠刀下痛苦挣扎；在"自由"岛国本身--为贪婪、侵略成性的股票经济大获全胜而高歌；在东方是戏剧性的"麻烦纠纷"；在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是饥饿群众的暴乱……仇恨、屠杀、饥饿和流血……

看来，新的世纪，这个新来的巨人，似乎刚一出现就把乐观主义者推进绝对的悲观主义，推进市民的天堂。

--乌托邦见鬼去吧！信仰见鬼去吧！爱见鬼去吧！希望见鬼去吧！20世纪的雷鸣是由隆隆的炮响和排排火枪齐发构成的。

--投降吧，你这可怜的梦想者。现在我来临了，我就是你等待已久的20世纪，你的"未来"。

--不，--毫不屈服的乐观主义者回答说，--你只不过是"现在"。

***

勃朗施坦经过四年半的坐牢与流放生活以后，渴望着有比西伯利亚流放区更广阔的战斗舞台。1902年夏，地下邮递员给他送来一本列宁的《怎么办》和一本《火星报》的合订本。他读这些文件时感慨万千。他从中看到一些关于党的模式和特点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早已在他的思想中成熟，现在由那些流亡国外的杰出作者以极大的信心阐述出来。他在死水般的环境里独立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一事实只能使他激动，而且使他更加自信。但是他也感到极度不安，他再也不能忍受维尔霍勒恩斯克那鹅卵石铺的狭窄泥泞的街道了。甚至流放区内的争论和他为《东方评论》所写文章的成功也使他不胜厌烦。他只要能逃到莫斯科或彼得堡……尔后就有可能去日内瓦、慕尼黑或伦敦这些锻造革命理性武器的中心去……

他把他的急躁情绪和内心的抱负告诉了妻子。亚历山德拉毫不怀疑她的丈夫注定会成为伟人，而23岁正是他干不朽事业的时候。她让他设法逃出西伯利亚，她要承担起自我牺牲的重担。当时她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她将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挣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而重新团圆不知要等到何日。她深信，作为他的妻子而且作为一个革命者，她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她认为尽自己的职责是理所当然的事，丝毫没有想到这是戏剧性的传奇行为。1902年的一个夏夜，勃朗施坦躲在一辆农民运干草的大车里，大车沿着西伯利亚坑洼不平的原野辘辘地走在通往伊尔库茨克的道路上。在维尔霍勒恩斯克屋子的阁楼里他的床上躺着一个假人。第二天傍晚，警官照例来检查，看看勃朗施坦是不是在这里。他爬上楼梯，登上阁楼，向床上瞧了一眼，一切正常，满意地走了。与此同时，逃亡者却换上了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朋友给他的体面的新服装，乘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

离开伊尔库茨克之前，他的同志给了他一张假护照。他必须赶紧填上他要假冒的姓氏，他草草写上敖德萨监狱中他的一个看守的姓名。在这次危险的逃亡中，以看守他的狱卒自居，是否是为了满足这个逃犯对安全的潜意识的渴望？可能就是这样。确凿无疑的是，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看守的姓氏将在革命史册上赫然出现：这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没有说他假名的奇怪来源，他似乎是不好意思，只说他想象不到托洛茨基会成为他以后一生的姓氏。

这次西行意外地平静。这位旅客阅读用六音步诗形式翻译的荷马史诗的俄译本，以此消磨时间。他在伏尔加河边的萨马拉下车，《火星报》组织在这里设有国内总部。他受到杰出的工程师，列宁的朋友，未来苏维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莱尔（Кржижанοвский?Клэр）的热情欢迎，勃朗施坦的文学声誉先于他本人传到这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莱尔已经给他取了个绰号："笔杆子（Перо）"，并向伦敦的《火星报》总部送了一篇关于他的才华和活动的热情洋溢的报告。他们立刻派勃朗施坦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视察各社会主义团体。他看到大多数团体坚持地方主义、不肯互相合作或拒不服从中央的权威，他带着有关这种情况的报告回到萨马拉。那里已有一封列宁的急信在等待他：要"笔杆子"尽快到《火星报》的国外总部汇报。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1902年10月的一个早上，几乎可以说在拂晓时，这个从西伯利亚逃出的人在伦敦英王十字形碑附近猛敲着霍福特广场10号住宅的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他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他们的下层中产阶级邻居称他们为里克特先生和里克特夫人--在这栋房子里住的是带厨房的一居室。清早的时间不宜拜访和做客。但是这位来访者太急切、太自信，他的使命感太重大，无暇考虑这些细小礼节。他心情极其激动地从伊尔库茨克来到伦敦，他曾偷越国境，在旅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他在维也纳也曾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著名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在星期天的休息中唤醒，得到了他的帮助及自己此行其余路程所需的钱。在苏黎世，他曾在午夜敲俄国马克思主义前辈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 Аксельрод）的门，向他作自我介绍和为最后一段路程作准备。此时他已到达最终目的地。他孑然一身，在伦敦拂晓的灰色晨雾中，身后只有等候他付车钱的马车夫--乘车人没有钱；他用力叩门，表明他内心的激动。他确实是在敲历史的大门。

克鲁普斯卡娅猜到大清早就来大声叩门的来客是同胞，她有点儿担心邻居英国人可能会因为陌生人在房子里这样过分的举动--这已不是第一次--而生气，就赶紧出来迎接客人。她在门口就叫起来："笔杆子到啦！"她后来回忆说："列宁刚刚醒来，还坐在床上，我让他们在一起，我去打发马车夫，准备咖啡。我回来时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床上，跟托洛茨基就某个颇为抽象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谈话。"也许是对"雏鹰"的热忱介绍和这第一次的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新来的客人特别注意。客人忘不了"列宁脸上流露出的欢迎……和理所当然的不解的表情"。

瓦之行的印象；汇报了当地的团体对于自身应是全国整体运动的一部分所持的抵触态度，萨马拉总机关的工作，秘密接头地点的可靠程度，非法偷越国境准备工作方面的缺点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列宁因最近从俄国地下通道送来的信混乱与没有条理而生气，所以，得到这个青年人报告的非常丰富确切的信息，听到这个青年人"清晰而深刻的"汇报以及发现他是一个对党的集中制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列宁十分高兴。

列宁急于进一步考察他，带他长时间地散步和谈话，在此过程中给他指点伦敦的历史及建筑文物。但是托洛茨基--从此开始要这样称呼他了--心里装的都是俄国的秘密斗争，因此，凡是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不能使他产生兴趣。他注意到列宁在试图使他熟悉某些历史文物时所用的独特方式："这是'他们的'威斯敏斯特"，或"这是'他们的'大英博物馆"，列宁总是这么说，他用语气的变化和暗示既表达他赞赏体现在雄伟庄严建筑物中的天才，又表达他和统治阶级的对抗，因为那些建筑物都是统治阶级的精神与权力的纪念碑。托洛茨基热切希望言归正传，希望谈话回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火星报》的编辑们建议用什么方法把分散的团体结合成一个紧密集中的党？他们反对经济派--这些人试图使运动保持在非政治性的工联主义界限以内--的斗争进展如何？而他们如何去反击另一些人开始复活民粹派式恐怖主义党的企图呢？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反对彼得·司徒卢威（Петр Струве）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局促而满意地倾听了托洛茨基叙述他本人和其他人在狱中如何研究过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听他说该书中引用的大量统计材料给他们留下了如何深刻的印象：这些材料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已使俄国社会起了根本变化，它已使农业社会主义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从而为无产阶级运动准备了舞台。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要求托洛茨基来伦敦汇报以及他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

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指定的任务在等待他。列宁往往急于要会见每一个在地下工作中脱颖而出的人。仅仅几个星期前，他曾写过："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辩……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为了纠正不和谐音，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列宁有关党的集中制的思想里包括对那些正在现场为党进行战斗的生气勃勃的人们的密切关注，这是真正领袖的重要特点。他知道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已"演奏过第一提琴"，因此，他想会见托洛茨基，要弄清楚"他在哪里以及如何学会演奏他的乐器的"。此时，列宁（在给朋友的信中）正在抱怨《火星报》编辑部人员不足，他必定考虑过是否把"笔杆子"留在《火星报》工作。列宁在托洛茨基到达的当天就安排他在邻近的一栋房子里膳宿。《火星报》的其他编辑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都住在那栋房子里。托洛茨基搬进去后不久，就为该报写了第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发表在他到达后出版的那一期报纸上，日期是1902年11月1日。

《火星报》编辑部由六人组成：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三个流亡者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先驱），以及年轻得多的列宁、马尔托夫和刚刚从俄国来的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大多数编辑住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住在瑞士，但普列汉诺夫常到伦敦来。所有与俄国地下运动联系的线索都集中在这个团体里，特别是集中到列宁的家，秘密人员把信件带到霍尔福特广场来，把指示带回去。年轻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从维尔霍勒恩斯克直接来到俄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心，并且处于那些杰出而彼此对立人物的不断影响之下。 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跟托洛茨基同住、同吃，而且有共同思想。在托洛茨基出生前的那年，向特列波夫将军开枪的就是维拉·查苏利奇，她无意中鼓舞了民意派学习她的榜样。她在陪审团宣告其无罪后逃到国外，曾与卡尔·马克思保持接触，她虽然接受马克思的教导时思想上不无保留，但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创立者之一。她是不顾马克思的疑虑而最早宣布马克思为西欧提出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样适用于俄国的人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240-242页。她不只是一个英雄人物。由于熟读历史和哲学，她本质上是一个有聪慧智力的异端者，她凭直觉的冲动和机智而不是凭论证进行工作。在她同时代人对她所作的所有生动的描写中，我们还看到老式的俄国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喜剧特性。"她的写作很慢，确实备受写作折磨之苦"；她在写作或辩论时反复思考，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拖鞋在脚下趿拉趿拉地响，卷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喷云吐雾，窗台上和桌子上丢满烟蒂，烟灰落在她的宽大军衣上、手臂上、手稿上，或散落在她的茶杯里，有时还落到与她交谈者的身上。在青年托洛茨基的眼中，她是壮丽史诗般的女主人公，现在他与活生生的革命传奇人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马尔托夫比托洛茨基只大几岁，也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伟大学者家族的后裔，真名是策杰尔包姆。他是崩得崩得（依地语Bund）,即犹太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他放弃了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工党的想法，跟列宁一道在彼得堡建立了工人解放斗争协会。他继列宁之后流亡，并与他一起和老一辈流亡者携手创办了《火星报》。马尔托夫是《火星报》撰稿人中的骨干，是敏锐的分析家，是有挖苦癖的作家，又是一位文笔流畅而多产的时事评论员。而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鼓动者和组织者。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都属于浪漫的叛逆者，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他们的反应与其说受理论原则的指导，不如说受道德义愤的支配。他们富有魅力，慷慨、谦虚，就气质来说与其说他们是政治家不如说是艺术家。

列宁是用不同材料铸成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浪漫主义--当革命还只是思想和幻想的时候，没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人是不能成为革命家的。但是列宁抑制了自己的浪漫气质，对俄国叛逆者常有的脱离现实抱之以轻蔑。列宁是民粹派烈士的弟弟，深知革命党人曾为脱离现实付出鲜血和挫折的代价。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给革命党人灌输现实主义精神，使冷静和热情相融合，并用准确有效的工作方法训练他们。因此，他珍惜精力和时间，自我约束，专心致力于研究和工作，在流亡者的聚会上很少看得见他，他也很少参加他们漫无止境而往往没有结果的争论。他欣赏为行动作准备的讨论而不喜欢为讨论而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只沿着一条轨道活动，但这条轨道如同社会本身一样广阔，它通向社会的改造。

托洛茨基跟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更接近一些，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而列宁对他的影响只是断断续续的。他仍处于性格形成期，需要密切的社会交往以及能促进他思想发展的辩论。充分满足这一需要的是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他们还拨动了他的心弦，他最初加入什维戈夫斯基的团体时，民粹派分子也曾拨动过他的心弦。列宁的指导尽管引起他的好奇心和敬重，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它只是枯燥而平凡的。还要经过若干年以后他才能发现这位平凡人物的伟大。

他到达伦敦后不久也结识了普列汉诺夫，跟查苏利奇一样，普列汉诺夫在托洛茨基心目中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普列汉诺夫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奠基者之一，一度与恩格斯交往密切。他是新学派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是这一派伟大的、学识渊博的文体家和雄辩家，在欧洲享有声望。但普列汉诺夫陶醉在自己的声望和辉煌之中，因而冷漠无情且目中无人。他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对《火星报》的这个新撰稿者表示出本能的不悦，这种不悦渐渐发展成为强烈的反感。这两个人具有不少类似的才能和特性：两个人都是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而且都是机敏的辩论家，两个人的言谈和举止都有舞台效果，两个人都充满自信，坚信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当这个后起之秀初露头角时，那个前辈的光芒已经开始衰退。托洛茨基充满着未成熟的但感染力很强的热情，普列汉诺夫则逐渐变成怀疑论者，而且过于成熟了。卢那察尔斯基讲了一段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的轶事，尽管这段轶事显然并不真实，但的确能多少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说，当他到达伦敦时，查苏利奇在他面前兴高采烈地称赞托洛茨基的才干。她大声说："这个小伙子无疑是个天才。"普列汉诺夫绷着脸，转到一旁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他这一点。"某些回忆录作者（如泽利克森-博博罗夫斯卡娅）说，当《火星报》发表托洛茨基的第一批不署名文章时，读者以为是普列汉诺夫写的。

《火星报》这班人虽然还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但是已有了意见分歧，托洛茨基不久就意识到了这点，而且不知不觉地也被卷了进去。编辑部里成为势均力敌的两方，三个年长的编辑为一方，三个较年轻的编辑为一方。有争论的问题都用投票来表决，由于每一方都一致投票反对另一方，因而产生了僵局。方针问题的争端往往悬而不决。列宁急于要打破僵局，因而想给编辑部增加一个新成员，即第七个成员。早在1903年3月，即托洛茨基到伦敦四个月后，列宁在送给各编辑的一份备忘录中竭力推荐他。列宁事前先驳倒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年龄及资格的种种反对意见，他强调托洛茨基"是难得的人才"、"信念坚定、精力充沛"，还说他投的稿子"不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都同意。马尔托夫在致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他（托洛茨基）的作品显示出无可怀疑的才华……由于他的非凡的演说才能，他在这里已经产生重大的影响。他长于辞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都对此深信不疑。他知识丰富，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丰富知识而工作。我毫无保留地赞同列宁的提议。"阿克雪里罗得也认可这个候选人的资格。至少在这一点上，年长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并无分歧。《火星报》编辑部全班人员都热切地欢迎托洛茨基，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他激烈反对的理由是：托洛茨基投的稿子过于雕琢，降低了《火星报》的标准。托洛茨基的文风华丽、辞藻堆砌，这是事实，列宁曾设法委婉地加以删节，他在推荐托洛茨基时曾写道，如果托洛茨基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会使他更容易注意到文风朴实的必要性，尔后他会明白这是全体编辑的意见而并非只是列宁一人特别喜欢文字简朴。但是使所有同事愤慨的是，普列汉诺夫无动于衷。在多次争吵以后，查苏利奇便把对此一无所知的托洛茨基带到编辑会议上来，希望普列汉诺夫会让步。普列汉诺夫冷冰冰地拒绝这个"闯入者"，固执地坚持他的否决票。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普列汉诺夫怀疑他会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年长的编辑们。这简直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的主要动机。其他年长的编辑几乎都以父辈的自豪和体贴对待托洛茨基，他已成为这班人的宠儿，而他也对他们表示充满深情的敬爱。他不但对查苏利奇的态度如此，对阿克雪里罗得更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的家是托洛茨基来欧洲大陆期间最喜爱的隐蔽所。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性格大相径庭，他们的友谊深厚，已共同工作了近25年。阿克雪里罗得像托洛茨基一样是南乌克兰犹太人。他起初是第一个南俄工人联合会中的民粹党人，托洛茨基曾借用过他的第一个组织的名称。后来阿克雪里罗得移居国外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没有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天赋，作为一个作家是蹩脚的，作为演说家就更糟了。有许多思想本是他首先提出的，倒被他的朋友阐述得很出色。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那么阿克雪里罗得的社会主义则源于绝对相信工人阶级。他狂热地相信工人会找到通向社会主义和解放的道路，而且他本能地怀疑知识分子领导工人的抱负--这就是后来他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动因。普列汉诺夫在外表上是一个文雅的欧洲人、贵族，过着颇为布尔乔亚式的生活，而阿克雪里罗得则靠当工人过活，他在家里制一种特别的奶油供给他的主顾。从俄国逃出来的人以他家为避难所，他供他们吃，还常供他们穿，隔着牛奶罐跟他们辩论。他那不加修饰的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更像圣徒似的俄国犹太教教士，而不像革命的政治家。然而包括新近崛起的列宁在内的革命领导人，都视他为他们的导师和鼓舞者。对这个人，年轻的托洛茨基怀有深厚的感情，而这一深厚的感情甚至关系到他的政治命运。

共同友谊的纽带也把他和另一位先驱列夫·捷依奇（Лев Дейч）联系起来，捷依奇也曾是南俄民粹党人，他经过13年的苦役之后，新近从西伯利亚逃出来，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尽管捷依奇的声望达到巅峰，他的勇敢逃亡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但他也用厌倦而又有点儿不理解的眼光看待新时代、新时代的问题和新时代的人物。对托洛茨基生气勃勃的激进主义和乐观主义尽管有点儿不安，但他也深情地喜爱这个出色的"宠儿"，仿佛就是他自己年轻时希望的化身，他赞赏地注视托洛茨基在国外迈出的最初步伐，竭尽全力地帮助托洛茨基并使之更上一层楼。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意见分歧还未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久以前列宁和马尔托夫也是怀有此刻激励托洛茨基同样的感情师事这些老战士的。但是他们的学徒期已告结束，而且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徒弟总是比师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全部工作以《火星报》为中心，而老战士们既做编辑又是撰稿人，在这方面除普列汉诺夫以外，其他人都起不了多少作用。他们写得很少，又不大好；在组织俄国的秘密运动方面，他们很少介入或根本不参加。列宁与马尔托夫分担日常的编辑工作。而列宁在克鲁普斯卡娅协助下承担着保持和发展同俄国国内联系的主要的艰辛工作。波特列索夫在1927年写的带有敌意的回忆录中承认："然而……我们所有和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不但尊重列宁的学识、智力和工作才能，而且尊重他矢忠于事业，尊重他随时作好献身准备、承担极不愉快的职责，而且必定极其自觉地履行这种的职责。"老战士们不可避免地觉得自己已被人超越。

种种猜疑集中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的对抗上，双方都是各自一班人中最自信的人。这样的对抗在《火星报》创办时已经出现，而且愈演愈烈。列宁已对自己的观点及工作方法产生信心，而且他对此并不隐瞒。普列汉诺夫则傲慢地嘲讽列宁或者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地训斥列宁。1902年5月，托洛茨基到达的前几个月，列宁曾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收到了附有您的意见的文章。……您甚至不惜选用最轻蔑的言词。……如果您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共同工作无法进行，那么您所选择的方法很快就会使您达到这个目的。……至于……私人关系，那已经被您完全破坏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您已经使这种关系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查苏利奇与马尔托夫曾经弥合了这一裂痕。但是争吵又一再发生，最近一次的争吵与托洛茨基进《火星报》工作有关。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有一次（列宁）从编辑会议上回来，极其震怒地说，太不像话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回击普列汉诺夫。瞧瞧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吧！普列汉诺夫呵斥托洛茨基，而维拉只说：'瞧我们的乔治，他只会大喊大叫。'列宁大声喊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这种分歧正在不知不觉地被由此产生的另一分歧所代替。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起初后者的作用是重要的，现在则微不足道了）一直共同行动，一致投票反对老一辈。但是随着争论的发展，列宁与同辈人，特别是同马尔托夫也开始疏远了。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回头，而且完全不顾老一辈的感情，继续反对他们。马尔托夫的观点不大明确，而且他对自己观点的坚持也不大坚决，因而企图和解。通常，他的意见往往和列宁的意见相同，但当他企图把意见付诸实施而遇到阻力时就开始犹豫，重新考虑之后，他就动摇甚至退却。不仅跟老一辈的争论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他往往开头和列宁一致，为某一目标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尔后面对列宁的不妥协态度，他又畏缩不前，最后干脆放弃目标。就气质来说，他是"温和的"，列宁的"强硬"使他反感。在会议上，"列宁常用略带怀疑的批评眼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肩膀……列宁讲话时不看马尔托夫，马尔托夫眼睛在下垂的、从来不擦的夹鼻眼镜后面就会变得呆板无神"。

托洛茨基当时就处于这些影响之下。列宁维护他，力图提拔他，抵制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这一事实本应使他接近列宁而反对老一辈。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老一辈在这一点上并不支持普列汉诺夫--他们也尽力支持并鼓励托洛茨基。其次，他比列宁约小10岁，而对老一辈浪漫的号召却十分敏感。他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太短，对他们的幻想还没有破灭，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尽管他们都有优点，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并不起作用。他觉得列宁反对他们是粗暴的，而且认为列宁的动机是个人的、自私的。

然而，他认为这种不和仅仅是光荣而重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次要方面。内部的争吵并不妨碍《火星报》成为新生政党的伟大核心--单单它的名称就是对革命者的激动人心的号召。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热情地相信《火星报》的使命，这种信心在他写的文章中跃然纸上。他最初给《火星报》撰写的文章的明显标志是贯穿于其中的汹涌澎湃的感情力量，是他召唤革命的热情，是对俄国统治者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猛烈抨击，而不是他的独到的思想。这时他写文章不受检查官的约束，可以尽情发泄，但这一事实无助于提高他的文章质量--他为《火星报》写的文章往往不如他在西伯利亚写的文章。

他给《火星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彼得大帝在首都附近建造恶名昭著的施吕瑟尔堡监狱200周年而作，标题是《他的欧洲窗口，他的最重要的监狱》。作者召唤在这座监狱的围墙里惨遭杀害以及被逼得发疯的烈士们的英魂，其中有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在文章结尾对沙皇及其仆从们发出响亮的挑战："你们仍可沉溺于你们爱国的狂欢中！--今天你们仍然是施吕瑟尔堡的主人。"他在同一期的《火星报》上痛斥半自由派的绅士们，这些绅士在地方自治会上连低声说一个反对当局的字都不敢。他写道："要使地方自治会的自由派们挺直他们温顺弯下的腰杆，还需要什么埃及的瘟疫、俄国的蝎尾鞭吗？"《火星报》1902年11月1日第27期。就沙皇发起斯拉夫人反土耳其的示威一事，他揭露"斯拉夫主义的骗子们"，写道："俄国公民们，这是又一个打开官方斯拉夫主义的安全阀的企图，给你们过剩的市民激情准备一个出口。还是25年前（即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的老把戏，当时，爱国主义的办报人从他们的档案室里抽出……泛斯拉夫兄弟关系这个概念，并紧锣密鼓地加以传播。"然而，沙皇政府对待自己的人民并不比苏丹对待他的非穆斯林臣民好。作者问："我们自己的牢狱难道比土耳其的牢狱好吗？……我们镇压叛乱的讨伐军士兵没有强奸过波尔塔瓦农民的妻子和女儿吗？没有抢掠过他们的财产吗？"那么，所谓的自由派对沙皇在土耳其的"文明使命"为什么给予支持呢？"为什么他们不要求发动反对野蛮的沙皇制度的……十字军远征呢？"半自由派的这种反对方式，亦即"用合法方式去反对无法无天的政府"，已经是，而且在许多年中一直是他特别喜爱嘲弄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1年3月托洛茨基曾在《东方评论》上写道："带着所有曼彻斯特标记的纯自由主义在我国没有开过花就已枯萎了：它本身在俄国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曼彻斯特思想的输入是可能的……但是要输入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环境却不可能。"地方自治会的职能本应当是裁决行政机关的活动，但在其中"被告实际上承担着裁判长的角色，并且僭取法庭随时休庭的权利"。沙皇统治赐给地方自治会"包上《大宪章》羊皮纸的皮鞭"，地方自治会就感到满足。他们懂得自由是什么吗？是"政治自由的自由吗"？"人们可以确信地说：如果俄国的自由要由地方自治会产生，那就根本不会有自由。幸而俄国的自由另有可靠的根源：一个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另一个是俄国专制主义内在自我毁灭的逻辑。""会有不少政治潮流彼此接踵而来，许多'政党'将会出现，也会消失，每个政党都自称要改良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些政治潮流，这些政党在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插曲而已。……工人阶级已经在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他们的步伐虽不优雅，但却信心十足。"

他用同样的笔调写到沙皇企图把俄语强加给芬兰人并破坏芬兰人的自主权，写到马克西姆·高尔基被开除出帝国科学院，写到倒退到民粹党恐怖主义的新成立的社会革命党的无能，还写到警察机关企图建立假秘密组织旨在与真正的地下组织较量。他攻击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在青年大学生巴尔马晓夫（Балмашёв）因刺杀内务大臣西皮亚金（Сипягин）而被判处死刑之后他写的那篇攻击文章引起了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愤怒抗议。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同情大大超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但是就连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攻击太激烈，说他提到这个被判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人时应多些敬意和热情。1902年夏，立宪民主党的未来领袖米留可夫拜访过伦敦的《火星报》编辑们，赞扬了《火星报》，但反对它开展反恐怖主义的运动。他说："为什么呢？再给沙皇的大臣们来这么两三次，我们就会有一部宪法。"温和的立宪民主党人往往把恐怖主义者看做是对沙皇施加压力的有效的代理人。

从他到达伦敦到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其间只有九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的声誉已经确立，以致这位23岁的年轻人能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严重分裂的大会上担任领导角色。这与其说是取决于他的文章，不如说是取决于他的演说和发言。他一到伦敦，列宁和马尔托夫就让他去白会堂与可敬的老民粹派及无政府主义流亡者辩论。这个新手与胡子花白的对手辩论，轻易取得了全胜，这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喜。此后，他到西欧的俄国侨民区作巡回报告。他的同时代人描写过初次听他演说时受到的意外、难以抗拒的冲击，他那雄辩、干劲、激情、机智与洪钟般的声音使听众振奋，因而所向披靡。由于不过几年前他在为数不多熟悉的听众面前说话还只能结结巴巴、窘得脸红，而且此后的时间大多是在单人牢房和流放中度过的，因而他的胜利就越发令人注目了。他的雄辩完全不是教出来的：他过去几乎从没有听过一个值得仿效的演说家的演说。这是出乎意料的潜在天赋突然迸发出充沛的活力而使目睹者惊奇与喜悦的例子之一。他的演讲以罕见的思想、想象力、感情和表达方式的力度而著称，甚至比他的文章还好。他那往往有损于其文章效果的修辞技巧却使他的演说更加动人。他带着似乎是他本身具有的戏剧性和对所加入的这场冲突的意识出现在讲坛上，他意识到，参加这场斗争的队伍和重要角色比荷马史诗中的战斗规模更大，都是堪称为半人半神的顶尖人物。1902年8月，在他逃离西伯利亚前，他在《东方评论》上正好曾写过："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法则和党的原则中的意识，就其庄严性来说，是一种不次于古代命运之神的威力。社会原则，就其无情的强制性来说，并不亚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命运女神，如果与之冲突则能把每个人的灵魂碾磨成齑粉。"《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241页。他高高地站在讲台之上，感觉到下面有千万双眼睛集中到他身上，自己正使千万人的心受到强烈的感染。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描写说，这个瘦瘦的高个子，有一对热烈的大眼睛和一张敏感的但并不端正的大嘴，像一只"猛禽"一样屹立在讲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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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受人称赞的演说家和作家就要坚持靠"自卫本能的原始斗争"生存下去。他觉得自己既已处于运动的精英分子之中，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处于黄金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使他这个能手具有可靠的思想武器，他从西伯利亚逃出前刚刚探索过"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错综复杂及其周期性危机，如同《资本论》第2卷中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一样，看似枯燥，然而却有激动人心的效果。在国外，他重新进行这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入迷使他不理睬任何无关的思想或现象。他到达伦敦后，列宁设法使他对英国历史建筑感兴趣时，他觉得很奇怪。他初到巴黎时也同样自我戒备，以免受新奇印象的冲击。他荒诞地总结对巴黎的最初看法说："非常像敖德萨，但不如敖德萨。"卢浮宫的艺术宝库使他厌烦。在法国使他最兴奋的是茹尔·盖得（Jules Guesde）领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追随饶勒斯（Jaures）的改良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他投身在巴黎工人示威群众中，反对米勒兰（Millerand）这个第一位当上资产阶级政府部长、随后又介入镇压罢工行动的社会党人，他在游行队伍中高喊"米勒兰是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

他在巴黎结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娜塔利娅·谢多娃（Наталия Седова），那时她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带他到卢浮宫，力图让他对绘画和雕刻开开眼界。她也是一个革命者，比他的第一个妻子小几岁。她原先在哈尔科夫的一所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由于她劝说同学不去祈祷、不读《圣经》而读俄国的激进文学作品，因而被开除了。这时她正在巴黎大学学习美术史。后来，她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陪伴他，分享他的全部胜利和失败。但索科洛夫斯卡娅仍然是他的合法妻子，还使用着他原来的姓氏。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细微区别对他们三人说来都完全无关紧要--像其他革命家一样，他们原则上不理睬中产阶级社会的那种习俗准则。也许，托洛茨基对他跟索科洛夫斯卡娅分手的方式始终感到内疚，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自传中对全部事情不过只用了一句话，而不只是出于不愿详述他的私生活。他自己是流亡者，不能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尽义务。他的父母（在1903年曾到巴黎跟他和好）照管他的孩子，帮助养育她们。就我们所知，托洛茨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是否重新团聚的问题。他和谢多娃回到俄国后也没有细微的不和迹象。互相尊重和品格高尚的友谊纽带把他们三人一直联结到底，最后，他的政治命运使两个妇女和双方的孩子们都受到同等程度的悲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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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工作和讲演时，俄国国内的地下组织总部坚持要求让他回国。俄国地下组织和国外流亡中心为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托洛茨基对这些要求一无所知。当老列夫·捷依奇得知时，运用他的所有影响阻止托洛茨基回国。他自己在西伯利亚13年的苦役至今仍然重压在他的心上，他恳求《火星报》的编辑们让这个"便雅悯"留在国外，使他可受更多的教育、见见世面并发展他的才智。捷依奇发现列宁是一个同盟者，因为列宁也不愿失去他的撰稿人。列宁给俄国写回信说，托洛茨基没有表示过希望回国。这是一个托词，列宁希望借此打消俄国总部的原来意图，而且克鲁普斯卡娅毫不怀疑，决定反对送托洛茨基回国的正是列宁。就这样，暂时决定了托洛茨基的命运：他要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留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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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召开。实际上这是一个建党大会--1898年的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举行，只有八个人出席，他们不久都被捕了，除了彼得·司徒卢威写的一份激动人心的宣言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这时，1903年，秘密组织网络已变得足够严密，与《火星报》的联系也已足够密切，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建立一个有明确党章、由选举产生领导的正规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火星报》编辑部将仍是党的领导，这点不成问题，因为只有它能给各组织提供政治思想，只有它能协调各组织之间的活动。这次大会对整个《火星报》编辑部来说，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对老一辈革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牢狱中、在流放地长期梦想的实现。

由于《火星报》成员在思想目标以及领导抱负方面团结一致，他们在大会上将像一个人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大会之前，在起草纲领问题上曾有过分歧，但已然顺利解决。预计下面两个集团将提出反对意见：用打防卫战来反对革命政治胜利推进的经济派和为自己在党内争得特殊地位的崩得。这两个集团都处于少数，而《火星报》所有的人都将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在大会开幕前，《火星报》的编辑们在党的领导机构应如何建立的方式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但这似乎只是细小的组织问题。

7月初，44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个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举行大会，托洛茨基代表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和另一名代表一起从日内瓦到布鲁塞尔参加大会。他在《我的生平》中幽默地叙述说，他和列宁的弟弟乌里扬诺夫大夫如何在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车站匆匆扒上一辆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人还没上去，车已启动，火车站站长使火车停下来，把这两个古怪的乘客从减震器上拉上车。托洛茨基此行用的是保加利亚假护照，护照上填的是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这些预防措施都是为了蒙蔽俄国密探的。但是代表中已有保安局的特务，因而比利时警察紧密监视着大会及其参加者。托洛茨基用精彩的电影脚本笔法描写了他半夜在布鲁塞尔空荡荡的街道里，穿街过巷，与一个密探赛跑。最后，大会转移到伦敦。代表们坐在人民之家后面的黄褐色的仓库里面兴奋地倾听普列汉诺夫致开幕词。他们觉得，他们出席的大会是正在为被湮没的俄国建立一座历史里程碑，它与沙皇的斗争已进行了约80年之久，而现在正朝着最后的决战前进。在参加大会的人看来，尽管大会的场地简陋，尽管大会没有引起世界的注目，但都不能抹杀大会的历史重要性。

发言时的第一个争论问题与崩得有关。犹太组织要求在党内有自治权，有权选举它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在有关犹太居民的问题上有权制定它自己的政策。它还进一步要求：党应承认崩得是犹太籍工人的唯一机构。它极力要求党不仅像已经做到的那样提倡给犹太人以平等的权利，而且还应承认犹太人的文化自治权，也就是承认他们管理自己的文化事务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坚持用犹太（依地）语的权利。曾经是崩得创建人之一的马尔托夫代表《火星报》成员愤然拒绝这些要求。托洛茨基甚至更加激烈地重申这个拒绝。这场争论是在基什尼奥夫市对犹太人洗劫蹂躏之后不过几个月时发生的。这就激起了犹太人的感情冲动和猜疑，并在崩得的立场上直接反映出来。《火星报》中非犹太籍的发言人为了避免引起那些人的感情冲动而不出面，所以，都是由犹太籍发言人来断然拒绝崩得的要求。马尔托夫提出反对崩得的动议，在动议上签名的也只有犹太籍的代表。托洛茨基本人代表《火星报》中犹太籍的工作人员发言，他充分利用这一情况，痛斥崩得的代表，使他们大怒。他们强烈抗议他的发言，认为他蓄意侮辱犹太人，并要求主席保护他们。在主席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无可指摘时，崩得派代表提出对主席不信任的动议。

这是大会上最激烈的场面之一，也是托洛茨基以犹太人身份专就犹太人问题发言的极少有的机会之一。他仅仅为了反驳犹太人的要求才这样发言，这必然使极其敏感的崩得代表觉得他近乎粗暴。然而他辩解说，危险的不只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崩得要求在党内有自主权并有选举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为其他派别开一先例：如果党同意给崩得这样的特权，以后就不能拒绝给其他派别以同样的特权了。那就不得不放弃团结一致的组织观念而把党自身变成了一个若干党派的松散联盟。总之，崩得派正是试图用狡猾的手法诱使《火星报》的人放弃他们的指导原则以及为使之付诸实施而进行的实际工作。另外一个要求即承认崩得是党在犹太工人中的唯一机构，这等于要求只有犹太人才有权利把社会民主党的信件带给犹太人和组织犹太工人。托洛茨基指出：这表示不信任非犹太籍的党员，是对国际主义者的信仰及感情的挑战。托洛茨基在一阵激烈的抗议声中大声说："崩得有不信任党的自由，但不能指望党投不信任自己的票。"党作为一个整体，只要放弃向犹太劳苦群众发言的权利，就是对犹太分裂主义让步。崩得要求"文化自治"同样是出自分裂主义，它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与党，以后是与国家和民族相对立。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是要扫除种族、宗教和各民族之间的障碍--社会主义绝不能试图去构筑这类障碍。他同意犹太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办学校，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的话。他接下去说，但是不应超出全国教育制度的范围，而且整个犹太文化生活不应以自身为中心，不应闭关自守。他提出一项动议，以便补充马尔托夫的总议案。两项决议都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

托洛茨基像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及其他犹太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持所谓同化的观点，认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是没有前途的。保持犹太人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不是宗教纽带就是半虚构的民族主义纽带，但根据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信念，宗教纽带必定要断裂，民族主义的纽带最终必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崩得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认为犹太人的前途取决于犹太人聚居的那些国家。但是托洛茨基论证道：崩得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时却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实质。托洛茨基在大会之后不久在《火星报》曾发表一篇激烈抨击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起因是西奥多·赫兹尔领导的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和以马克斯·诺道领导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后者准备放弃巴勒斯坦而要乌干达作为犹太人的祖国。赫兹尔试图向苏丹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而诺道则进行一场取得乌干达的运动。赫兹尔的一个狂热追随者图谋杀害诺道。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说赫兹尔是"无耻的冒险家"，并写下了"犹太人中浪漫主义者歇斯底里的啜泣"；而且他在这场冲突中看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破产。（《火星报》1904年1月1日第56期）。他认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建立犹太国，更不是在非犹太人的国家里建立犹太国，而是坚持对社会进行国际主义的改造。其前提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中都应无保留地相互信任。这种态度，他终生不渝--只有纳粹主义的冲击曾使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视稍有缓和。他不承认犹太人对居住国环境的猜疑中含有悲剧性的真实。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犹太报纸《前进报》（1937年1月28日）采访时说，经历过纳粹主义以后，难以再相信他希望过的犹太人的"同化"了。他接下去说，单凭犹太复国主义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但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许仍有必要给犹太人安排个单独的居住区。他和其他任何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噩梦中也都想象不到，倾听了国际团结宣传达几代之久的欧洲工人阶级在40年后竟不能或不愿去防止和制止在希特勒的毒气室里屠杀6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对这个问题，崩得的方案当然没有提供答案。托洛茨基作为犹太人站出来反对犹太分裂主义，因为他想象中的未来与本世纪中叶的欧洲"文明"有天壤之别。

《火星报》成员和经济派分子之间的争论是大会上的第二个争论。党认为革命政策高于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经济派分子反对这点。他们还反对集中制组织，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经济派分子会丧失战斗力。他们的发言人马尔丁诺夫（Мартынов）和阿基莫夫（Акимов）谴责《火星报》的"雅各宾式"的独断态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37页。应当注意的是在记录上出现这样的指责还是第一次。《火星报》成员一致反驳批评者。托洛茨基猛烈地抨击经济派，使他赢得"列宁的棍子"称号。娜·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70页。他说，争取微小经济利益及争取改良的斗争，只有在有助于工人阶级积聚革命力量时才有意义。"当社会民主工党为改革而斗争时，也是对党本身进行根本的改革--无产阶级头脑中的改革，使它为革命的专政作好准备"。无论如何，统治阶级只有当他们面临革命的威胁时才同意改革，因此，即使是改良斗争也应受革命政策的支配。他捍卫集中制的组织方式，申明说，党必须有严格的党章，使领导人员能抵制不相宜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奚落他们扣雅各宾主义的帽子时说：党章应表明"领导对党员的合理的怀疑"，这种怀疑体现在自上而下地对党进行警惕的监督上。

这一思想不久就成为列宁的专有特性，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标志。我们记得，早在1901年托洛茨基就已经提倡这一思想了；而这一思想更是《火星报》的共同特征。引用最有权威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一思想总结了所有向前看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运动的"紊乱与松散联盟"的反应。马尔托夫叙述集中制的组织思想当时是极不"成熟的"。最初详细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列宁，而是彼得堡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曾给列宁写过一封信阐述这一思想，党分裂后他加入孟什维克派。大会前的那一年，萨温科夫曾向《火星报》提出一个和列宁的计划相似的组织计划。他后来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而建立社会革命党。马尔托夫即使在党分裂后还写道："在组织问题上，我们首先是集中制的拥护者，作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必须是集中制的拥护者。"《火星报》所有的成员，包括未来的孟什维克在内，在捍卫这一思想时完全一致，但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他们中也许没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样强有力地为这一思想辩护。如果有人告诉托洛茨基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竟会生气地放弃自己说过的话，他们之中谁都不会比他本人更吃惊。总的说来，在这次大会上对纲领进行辩论时，不是列宁，而是未来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最坚决地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极力要求代表们通过方案，这一方案使人们对下述情况没有怀疑的余地：他们在革命局势中将不惜摧毁议会制度并限制公民的自由。普列汉诺夫论证说，如果推翻沙皇统治后，选举出来的是同革命政府敌对的立宪议会，革命政府应仿效克伦威尔的做法，解散议会，普列汉诺夫发言时用"革命利益至上"这几个字作为他发言的题目。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8年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行动的，而且没有因老迈衰病的普列汉诺夫的谩骂而动摇。此时，普列汉诺夫还申明说革命政府不应废除死刑--为了推翻沙皇可能有此必要。这些意见曾引起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代表的反对，并在其他几个代表中引起微弱的怀疑。但它们在欢呼声中被一致通过。

然而在幕后，《火星报》的团结一致正在开始消失。起初出现的不和并不是什么政策问题，甚至也不在党章中著名的第一条上（虽然他们最后是为这一条分裂的），而是在无关政策或组织原则的问题上。列宁提议把《火星报》的编辑人数从六人减为三人。三个编辑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自己。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及波特列索夫都被排除了。对立两派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中都极欲把列宁的这一提议理解为是用意深远的；按照观点的不同，有人认为他居心险恶，有人认为他用心良苦。就实际背景看，列宁的目的很简单，他试图使《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比近期的工作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六个人的编辑部易于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方。为了打破僵局，他曾提议任用托洛茨基；但因为普列汉诺夫反对，他放弃了这一提议；所以他此时企图用减少而不是用增加编辑人数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提议留任的三个人一直都是《火星报》的真正台柱子。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都很少供稿--他们都不是文笔流畅的作家，而且在管理和组织工作方面甚至做得更少。列宁在给追随者的一封信中说明他自己的动机，他说在45期"旧"《火星报》中，马尔托夫写过39篇文章，列宁写过32篇，普列汉诺夫写过24篇，查苏利奇只写过6篇，阿克雪里罗得写过4篇，波特列索夫写过8篇。《列宁全集》第44卷，第393页。单以效率为理由来说，列宁的提议也是正当的。但是对效率的考虑往往与既有的权利及情感发生冲突。列宁在决定这一步骤前曾有过疑虑，而普列汉诺夫则很少或无所顾忌。在托洛茨基看来，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排除出《火星报》这一企图简直是"亵渎神圣"，因为他们二人是《火星报》的创办人。列宁的无情使托洛茨基震惊。

这个小问题立刻同其他较大的问题纠缠起来。《火星报》编辑部正如以前一样，必须仍是党的真正领导。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在俄国国内工作。但由于进行地下活动有遭受逮捕的危险而不能保证中央委员会领导的连续性，只有像编辑部这样流亡国外的中心才能做到这点。列宁又进一步提议选出一个委员会，它将充当中央委员会和编辑部之间的仲裁。该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火星报》成员两名，中央委员会两名，而另外一名是主席，将由大会选举产生。普列汉诺夫应该是主席，这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因而《火星报》编辑部肯定会对委员会施加决定性影响。正是因为这个方案，列宁给自己招来指责，说他企图统治党。然而正如事情表明的那样，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使列宁享有比在旧体制下更大的权力。如果这一方案势必会给某一个人以特权地位，那么，这个人就是普列汉诺夫，即列宁未来的敌人。该方案所要实现的目标无非是要把这支旧队伍中战斗力最差的成员去掉，首先是去掉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列宁是乐于向这两位老战士表示敬意的，而这种敬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不愿意以会对事务的有效处理有干扰的方式向他们致敬，而这些事务的主要压力无论如何都将由他本人承担，所以他不准备这样做。这两位老战士对此感到震惊，是很自然的。马尔托夫一心要安慰他们。托洛茨基对这支队伍的内部活动情况知之甚少，他无法理解列宁的动机。他觉得这是一个险恶的阴谋。

当"家丑"已私下传开之时，党章已提交大会辩论。《火星报》小组在大会前已讨论过党章，并已注意到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分歧。列宁的草案如下："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是党员。"除了列宁要求党员应"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一点外，马尔托夫的草案与列宁的草案是一致的。马尔托夫的提法比较含糊，要求党员"在一个组织的指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其间的差别似乎是难以捉摸的。列宁的公式强调党是一个只由参加秘密组织的人组成的紧密团结的党。马尔托夫的公式强调党是一个包含那些仅仅帮助地下组织而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人在内的涣散团体。当这两个公式初次对比时，分歧似乎并不重大，而且马尔托夫也准备撤回他的草案。党竟然只因党章中一条的两个词而闹分裂，似乎没有道理。

在此同时，与列宁的编辑部方案有关的个人冲突在背后形成了恶感和怀恨，使领导人都有无礼之举、猜疑日增。《火星报》成员在大会外举行秘密会议。当分裂初露端倪时，一次秘密会议由托洛茨基主持，因为任何其他人担任主席，对立双方都不同意。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及其他人愤然责备列宁粗暴与贪求权力，而列宁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辱骂会泼到他的头上来，当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火星报》的改组提出一项切实可行、不言自明的计划。每一方都开始怀疑对方的每一行动怀有阴谋诡计。每一方都在警惕对方设下的圈套。每一方都开始改头换面地重复早已忘却的往日分歧；而这些分歧在昨天看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就仿佛有了深远意义，预兆不祥。在大会进入到审查党章时，对立双方都怀着这种心情彼此相对。现在无疑应该弥合这两个公式的分歧，只提出一份草案。但事与愿违，每一份草案的作者都极力要说明他的条文中隐藏极深的含义，尽可能要使之清楚明确，要使不知所措的代表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所供抉择的两个草案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强调而且过分强调采纳这段条文或那段条文就要承担的某种实际后果。马尔托夫和列宁这两个朋友和同志，像敌人一样相互对抗。每个人的发言好像都恍惚迷离；每个人对自己的奇怪行为都感到惊奇；每个人都因此感到吃惊和迷惑；然而他们两人都不能停止自己的步伐或从原路回头。列宁在大会后不久写给波特列索夫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成为永远不共戴天的敌人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做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

两个主要对手的情绪传染给代表们，大会分裂了。不是建立一个党而是产生两个党。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可调和的未来的敌人普列汉诺夫却是列宁最紧密的同盟；而托洛茨基则是反对派中公然抨击列宁最激烈的一个。他指责列宁企图建立一个阴谋家的秘密组织，不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党。社会主义是以对工人的阶级本能的信任以及他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那么党为什么不应像马尔托夫提议的那样向工人阶级敞开大门呢？列宁看见自己的"棍子"转过来打自己，感到吃惊，他曾多次试图把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拆开。他在全会上温和而有说服力地争取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由于缺乏经验而混淆了争论的问题，把分歧解释错了。他接着说，在工人阶级中也有混乱、摇摆和机会主义；如果党像马尔托夫所竭力要求的那样把门完全敞开，那么就会把所有那些软弱分子都吸收进自己的队伍里来。党应该组织的只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最有阶级觉悟和最英勇的分子。党必须领导工人阶级，因此，党不能像阶级本身那样广泛。

这一论据没有说服托洛茨基。于是列宁在会议礼堂外面和托洛茨基交谈。花了几个小时答复对方的指责并解释自己的行为。后来列宁还派他的追随者以及他的弟弟去"争取托洛茨基"。但一切都落空了，托洛茨基的敌意反而变得更强。

大会以多数通过马尔托夫的党章草案。但这个多数包括"崩得"和经济派代表在内，而这两派的代表因《火星报》全体一致的表决而失败，正打算退出大会，下一步就是退党。在他们退出以后，列宁提出改组《火星报》编辑部的方案。托洛茨基以提议进一步加强旧《火星报》编辑部的职权来反对这一方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364页。这一次列宁仅以两票的多数获胜。大会以同样的多数选举列宁提议的候选人进人中央委员会，对方弃权。因此，称追随列宁的人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而称反对列宁的人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少数派的领导人因列宁蛮横剥夺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在党内的地位而感到震惊，而且几乎是被激怒，他们宣称要联合起来抵制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马尔托夫立即辞去编辑部的职务。列宁谴责说这是不可容忍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他决心要加强新选出来的机关的权威。尽管是微弱的多数使他们当选，但列宁坚持他们要组成合法的领导机关：在任何民主的团体中，多数派尽管是非常微弱的多数，但也拥有合法的权力。大会在一片混乱的吵闹声中结束。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一分裂有偶然性，但它是由来已久、不可逆转的分化过程造成的，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党必定要与温和的党分道扬镳。西欧工人运动中的最温和分子已公然自称是反对革命的改良分子。在俄国也同样出现这样的分裂，这是很自然的。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就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可能公然组成一个改良政党，因为缺乏议会民主的环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真诚地继续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情况甚至比令人迷惑的分裂更能掩盖其实质。分裂呈现的形式复杂、无理性令人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在1903年，托洛茨基所看到的是两个团体承认同样的政策和组织原则，除了列宁冷酷对待同志，对待像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这样享有崇高声望的同志之外，他看不到使他们渐趋分裂的任何理由。他认为这种不必要的分裂只能成为削弱党及工人阶级的根源。

就事情的表面看，这似乎是很确切的。迄今为止，主要领导人只因性格不同而分裂，尽管很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使这一分歧合理化，把它说成是思想观念上的深刻争论。但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事。列宁对老战士的"不尊重"表明，他让一切情感及所有其他考虑--不论它多么值得称颂--都服从政策和组织的最高要求。如果为了提高效率而不得不牺牲建党的奠基人，列宁就会牺牲他们。地下运动攻击沙皇统治堡垒，因而受到残酷迫害，所以它不能容忍把名誉性的闲职授给任何人，即便是开创运动的元老也不行。当然，这是一种狂热的，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不近人情的态度。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会为了他所认为的革命根本利益而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人和其他考虑。但一个革命的政党不服用大量这类的狂热剂就不能行动。必须认真执行普列汉诺夫宣布的准则，即：捍卫革命是革命的最高准则。反之，列宁的对手们把他们的私人感情的分量看得和这一最高准则的分量一样重，尽管他们曾许诺只应该看重后者。他们在将来也将同样重视各种其他的感情和考虑，这就不能不同他们所宣称的革命抱负相冲突。他们定会证明自己是调和者而不是革命者。

然而并不奇怪的是，在回顾中这种分歧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虽是如此明显，但不少（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当时登场的角色却察觉不到。托洛茨基并不理解在列宁本人的冷酷无情背后却是革命的心境。也许还有其他动机使他的立场如此坚定。他看到站在列宁一边的是目中无人、咄咄逼人的普列汉诺夫，而这位普列汉诺夫一有机会就显然毫无理由地冷落他。而在另一边，他所看到的是热情而不摆架子的男女革命家，他对他们十分感激。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但有一天，他将会为这一选择而追悔莫及。

几乎在大会刚刚闭幕，"冲突的热度还没有冷却"时，他写了《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照他的话说，这是"写给将来历史学家的一份有人性的文件"。在这份报告中他夸张地表达了他的幻灭、他对列宁的新的敌意并暴露出他自己态度中的矛盾。

大会认为正在进行建设性工作，其实进行的却只是破坏性的工作。……谁能想象由《火星报》召集的大会竟会无情践踏《火星报》编辑部？……有哪一个政治预言家能预卜到马尔托夫和列宁会……作为两个敌对派别的敌对领袖出场呢？所有这一切都无异于晴天霹雳。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8-11页。……列宁以其特有的能力和才干承担了瓦解党的角色。……列宁的后盾是由《火星报》的"强硬"派新拼凑起来的多数，他们反对《火星报》的"温和"派。我们西伯利亚协会的代表加入了"温和"派，而……我们并不认为因此我们已抹去了我们的革命记录。……肯定《火星报》的老编辑部，是理所当然的。……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埋葬《火星报》了……同志们，再也没有《火星报》了，同志们，说到《火星报》时，我们只能用过去时态了。

为与马尔托夫相呼应，托洛茨基写道：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把"戒严状态"和他的"铁拳"强加给党；"我们遭到失败，因为命运裁定（列宁的）自我中心获胜，而不是集中制获胜。"列宁像一个新的罗伯斯庇尔，试图"把党的最谦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和罗伯斯庇尔一样正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热月党人准备基础"。这是他第一次作这一意义深远的类比，在其一生中，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下，他将一再重复这种类比。他当时所要表达的思想是这样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导致热月党人的反动，不但对雅各宾党人而且对整个法国大革命都是一个挫折。同样，列宁推行集中制原则过了头，他这样做不但使自己失去信誉，而且也引起对集中制原则的反动。这一反动将有利于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和联邦派分子。托洛茨基在文章的后记中嘲讽说，他根本不打算把列宁与罗伯斯庇尔相比，因为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过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拙劣模仿，而列宁与罗伯斯庇尔的相似程度犹如"庸俗的闹剧与历史悲剧一样"。一旦托洛茨基决定反对列宁时，他就直言不讳地对列宁加以指责，并以最强烈的义愤进行狂风暴雨般的抨击。

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及《火星报》。托洛茨基也和其他人一起停止为《火星报》撰稿。1903年9月，孟什维克在日内瓦聚会以便决定进一步行动的方式：他们的抵制应进行到什么程度为合适？他们有被开除的危险吗？如果被开除，是否应建立一个对立的党？或他们应当慎重行事，以便继续留在党内，设法在下次大会上剥夺列宁的地位？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托洛茨基尽管激烈、公开地攻击列宁，却也主张节制。在他看来，抵制的目的是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施加压力，恢复老战士们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党的团结。会议通过了由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合写的一项决议，决议中由托洛茨基写的那一部分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我们采取的措施不致使我们置身于党外，也不致使党和党的集中制思想受到损害……（却使我们能）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从而保证党有可能自由地从事思想上和组织上教育党的工作。"《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94页。但是，孟什维克虽然没有突然彻底地分裂出去，他们却建立了一个影子中央委员会，它要反对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而且，如果最后分裂了，它无疑会作为新党的领导机关出现。组成那个委员会或"局"的有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唐恩（Дан）和波特列索夫。这些人中除了托洛茨基外，其余的人都始终领导孟什维克派直至最后。

其实，孟什维克派不必承担分裂党的恶名，他们大喊大叫进行的抵制已迅速产生结果。起初如此坚决同列宁站在一起的普列汉诺夫渴望要向对方让步，要消除对方的不满。他竭力劝说列宁应恢复老编辑部，列宁毫不动摇，他说他不能在非正式流亡团体的压力下推翻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正式决定。从任何政党都要以常规程序为准则的观点来看，列宁的理由是无可反驳的。但普列汉诺夫却能不顾及这一准则。他是党的委员会主席，而且在《火星报》编辑部里仍然是最有权威的人，当马尔托夫辞职后，编辑部里就只有他自己和列宁。普列汉诺夫决定邀请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重返编辑部。列宁提出辞职。这样，孟什维克接收了仍是最有影响的《火星报》，不久，就是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也怀疑起来，列宁是否已走得太远了，是否与对手谋和要更加明智。列宁被打败，被孤立，然而他甚至比以前更确信自己立场的正确，因而决定加以捍卫。

使普列汉诺夫非常烦恼的是，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一起回到《火星报》。但普列汉诺夫既然已使老战士胜利地归来，他就不能直接排斥他们的这个最热心的卫士和被保护人。起初他只是力劝当时的实际主编马尔托夫让托洛茨基接受低于他在老《火星报》中曾占有的位置或者马尔托夫打算给他的位置。显然，托洛茨基只限于评论无关紧要的问题，尤其在俄国国内的读者反对托洛茨基攻击列宁的那种冒犯性语调之后。普列汉诺夫本人当时攻击列宁虽然也很尖锐，却不愿支持托洛茨基的这种语调。最后他终于要求《火星报》应停止发表托洛茨基撰写的稿子；而且威胁说：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就要辞去《火星报》的职务。他说，担任托洛茨基为之撰稿的报纸的编辑，使他"内心感到厌恶"。

引起这一"最后通牒"的是托洛茨基写的一篇评论刚刚爆发的日俄战争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3月中旬的《火星报》上，在内容和风格方面都很杂乱--普列汉诺夫反对这篇文章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文章中也含有一些重要思想。主要是专门揭露俄国自由主义的"半吊子、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和背叛倾向"。中产阶级的这一态度必然有害于民主事业，但这也有一个补偿性的后果：自由主义不能置身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而且由于它的行为会加速"无产阶级的自决"。然而，主要的争论点是对党的立场的批评，这种批评与托洛茨基对自由派的抨击不太吻合。他针对党委宣传的粗陋方式而攻击"多数派党委会"，因为这种宣传断定正在进行的对日战争是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俄国资产阶级支持的。托洛茨基争辩说，这不是事实，沙皇是为独裁政府的自身利益进行战争的，而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反护国主义的情绪"。他反对在党内泛滥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写道："极其重要的阶级利害关系准则正失去光彩，变成僵死的陈词滥调……变成对解决问题采取强求一致的制度，它不是为无产阶级的需要……去分析问题，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砍掉问题。"这一批评如果不是专门也是主要针对布尔什维克的。

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使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小组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都同意这篇被人控告的文章的论点，他们不愿免除托洛茨基的工作：托洛茨基是他们的主要喉舌之一，是他们的影子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多亏有普列汉诺夫，他们才把《火星报》重新夺回来，正如普列汉诺夫不断提醒他们的那样，他们新赢得的优势都应归功于他，归功于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他们起初拒绝他的要求，并对他那"有失尊严的行径"、"勒索"和"泄私愤"深表恼火。然而，托洛茨基提出辞呈，表示希望回俄国从事地下工作。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劝说他不必计较侮辱、继续为《火星报》工作。但普列汉诺夫既然把自己的声望作为赌注押在这一仇恨上，对此就不能容忍，他于是以辞职相要挟。最后，孟什维克害怕失去他们最重要的同盟者，因为能使他们打败列宁、羞辱列宁的正是这个同盟者，他们对普列汉诺夫让了步。从此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

托洛茨基开始疏远孟什维克。虽然他本人原是为避免使朋友为难而提出辞呈，但他们跟普列汉诺夫的交易只能使他厌恶。他愤然离开日内瓦，几个月没有出现在孟什维克分子的圈子里。个人恩怨与早期的政治分歧混在一起。孟什维克因为力图使其与布尔什维克长期不和的动机合理化，他们开始放弃分裂以前曾作过承诺的观点。其倒退从组织问题上一直扩展到政策问题上。查苏利奇大谈其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联盟的梦想，而当时声望正在提高的费多尔·唐恩则直截了当地鼓吹这种联盟。即使在现在，当唐恩和托洛茨基是同一派别的领袖时，他们也是在本能上彼此互不相容的。唐恩的性格坚定而平凡，而托洛茨基的性格似火焰般热烈。一个能在政治妥协的气候下如鱼得水，就像他1917年在克伦斯基内阁中扮演的角色所表明的那样；而另一个则是天生的革命家。当孟什维克开始摸索更温和的公式时，唐恩在他们中的影响自然上升，而托洛茨基的影响则逐渐下降。马尔托夫本人预先就注意到追随他的人在追求温和道路，但他被自己所开创的过程压倒了。他们反对"老"《火星报》精神，托洛茨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而体现那种精神的只能是托洛茨基反对的列宁。此时，托洛茨基发现，老《火星报》一直没有摆脱类似民粹派那样的密谋态度，它对待经济派不公正，而且错误地宣称组织优于自发工人运动。这些都是大多数孟什维克在回顾自己最近的过去时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跟他们步调一致。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中）与极右翼孟什维克切列瓦宁（在《组织问题》中）并无二致。但当他们试图架桥沟通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间的鸿沟时，他停住了脚步，而且在这点上永不越雷池一步。他坚持反对自由派的立场，总体上看，这一立场在老《火星报》里占优势。他在和孟什维克的长期争论中认识到，在这一决定性问题上，他和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如此之大，而与列宁的距离是如此之小。

然而，托洛茨基在跟孟什维克分手之前却又一次用最伤感情的话劈头盖脸地抨击列宁，使他跟列宁几乎不可能和解。1904年4月，托洛茨基离开《火星报》，8月，他在日内瓦出版了《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我亲爱的导师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这本小册子的历史与传记意义在于，在以往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中，这是最刺耳的一篇；在于它首先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散见于一百多页印得密密的谩骂文字上那惊人的历史直觉的闪光。

讲到日俄战争时，托洛茨基是这样开始的："一举消灭世界反动势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在这样一个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却似乎表明它不懂得除了进行褊狭的党内争吵外还有其他任务。"这是一出"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而且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气氛"！"……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分裂的罪恶，但却没有一个人能从历史的铁腕下解脱出来。"分裂的深刻原因在于党无法调和其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党目前最关心的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然而党的更长远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党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不断分裂。每当党的队伍中发生争论，每一方都指控对方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每个代表新倾向的集团都把它的前辈革出教门。在那些提出新思想的人看来，前一时期似乎只是对正确道路赤裸裸的背离，是对历史的曲解……"

他继续写道，因此列宁和老《火星报》应该全面地看待经济派，尽管后者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们唤醒了俄国的工人阶级。孟什维克是试图在它前辈的肩头而不是在其断骨上自我确立起来的第一个集团，单这一点就是成熟的标志。经济派"向无产阶级呼吁，但他们并不是以社会民主的精神"而是以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精神去做的。相反，《火星报》则向知识分子而不向工人讲社会民主的要旨。列宁强迫革命知识分子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向马克思的权威无条件投降，希望用这样的方法训练知识分子，使他们可以胜任尚未成熟而且缺乏自信力的工人运动的可靠领导。但列宁不过是在试图加速历史的步伐；尽管拥有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学说，但它"并不能取代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列宁不信赖群众，对群众未经正规训练的行动采取轻蔑的态度，认为工人本身不能自动从工联主义上升到革命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由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托洛茨基写道，这是一种"正统的神权政治"的理论，列宁的组织体制就是适应"将以自身取代工人阶级"的党，这个党不顾工人的感受和思想，却以工人的名义并且代表工人发挥其代理人的作用。

他用阿克雪里罗得设想的模仿欧洲社会民主党建立"有广泛基础的党"来反对这种"取代主义"（托洛茨基这样称呼它），反对这种以党充当无产阶级代理人的概念。他说："列宁的建党方法导致如下的情况：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党必须在自己的基层，在积极而自信的无产阶级中而不是在上层核心小组中去寻求稳定的保证，因为革命在展翅奋飞之时可能会一下子扫除这个小组……"托洛茨基在挖苦地模仿了列宁的"骇人听闻、肆无忌惮的煽动"作风。并针对列宁把纪律强加给党的企图作了讽刺之后问道："任何严肃的团体……当其面临进退两难--是应根据纪律观而埋没自己还是应不顾纪律为生存而斗争这一困境时，毫无疑义要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会说：应当消灭那种压制运动的根本利益的'纪律'。难道懂得这一道理就这样困难吗？历史绝不会说：即令世界必须毁灭也应使纪律生效。历史最终会证明那些对革命任务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的人是正确的。"

小册子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是最后一章"雅各宾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在大会上，当经济派拿雅各宾主义讽刺整个《火星报》时，托洛茨基曾反驳过对雅各宾主义的攻击。这时他却转而用雅各宾主义来指责列宁。面对这种指责，列宁几乎感到自豪，他回答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是雅各宾派，不过是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紧密联在一起、而且意识到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人。"正如小册子所表明的，托洛茨基显然是根据他近期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研究而精心炮制了这些指责，而他却言中了俄国革命未来的戏剧性事件。他说，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是相互排斥的。法国大革命因受时代的局限，只能建立以资产阶级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雅各宾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所能到达的激进主义的顶点）力求使类似平等主义的短暂革命高潮永远持续下去，而这一革命高潮却与时代的根本潮流是不相容的。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历史如要挽救雅各宾主义，就不得不中断其进程。雅各宾主义及其与时代之间的矛盾说明了雅各宾派思想和行动方法的原因。罗伯斯庇尔及他的朋友们对真理，即他们的"真理"，有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看法，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真理"会赢得民心和民意。他们怀着病态的猜疑环顾周围，仿佛看见敌人从每条缝隙里爬出来。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与其余世界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而且这条分界线是他们用断头台的刀刃划出来的。"凡是要抹杀雅各宾主义与其余世界之间（这条分界线）的一切企图都有释放内部离心力的危险……"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本能暗示，他只有通过持久的戒严状态才能延长短命的革命高潮。"他们不惜大规模杀人，为他们的'真理'奠定基础。……他们对形而上学概念绝对信仰，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绝对不信赖生气勃勃的人民。"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具有乐观前景的社会民主党与雅各宾派不一样，因为它和它的时代潮流融为一体。在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业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社会主义不再是乌托邦了。社会民主党和雅各宾派代表"两个对立的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他们是空想主义，而我们想成为客观倾向的代表；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而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理性主义者，而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砍掉人的头颅，而我们用阶级觉悟来启发他们。"

托洛茨基并不否认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类似点。他认为两者都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进行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改良派的机会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用不着断头台。"假如在一个革命的法庭上指控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罗伯斯庇尔常说：'我只知道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这句政治格言铭刻在他马克西米利安·列宁的心上"，他"这种恶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是对雅各宾派悲剧性褊狭态度的拙劣模仿……"。（他在同一段里把列宁说成是"机敏的统计学家和马虎的律师"。）

必须在雅各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这是托洛茨基的结论。他认为，列宁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放弃社会主义，自立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领袖。托洛茨基指控的要点就是，列宁正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蜕变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客，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政客才会像列宁那样极度地不信任工人阶级。托洛茨基此处引阿克雪里罗得的话，阿克雪里罗得把列宁的演变与司徒卢威相比。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称颂孟什维克的领袖，特别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他称前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透彻精辟的政治见解"，说后者是"他这一代的杜勃罗留波夫"。列宁的追随者甚至走得更远，公然设想他们"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当人们读到某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在这里引用了他们在乌拉尔出版的小册子里的话）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绝对一致的党的论述时，"他们感到寒彻脊背的战栗"。

托洛茨基的论据以下面这段反对绝对一致性的抗辩结束：

新制度的任务一定是很复杂的，只能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竞争，通过长期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无数新……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些派别），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当无产阶级有能力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绝不会再容许任何人对它自己实行专政。……在工人阶级之中……无疑会有不少政治残废……许多必将抛弃的、陈旧的思想包袱被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在现在这样一个专政时代，工人阶级绝对有必要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像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几个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

在40年里由托洛茨基多产的笔写下的文章当中，这本小册子大概算是最令人惊异的文件了，这绝不只是因为它含有种种如此独到的重要思想、辩论中的小手段、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夸张的华丽辞藻。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作家几乎都没有用这么多人身攻击的恶毒语言攻击过列宁。"肆无忌惮的"、"可怕的"、"煽动性的"、"马虎的律师"、"居心叵测的以及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托洛茨基把这些形容词一股脑倾泻到一个人的头上，而这个人在不久前曾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这个人使他到西欧来，这个人提拔他而且保护他免受普列汉诺夫的中伤。确实，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惯于无情坦率地说出他们的观点。但他们都能克制不作人身攻击和诽谤，这是一条规矩。托洛茨基触犯了这一惯例，不能单用少年气盛来解释--他当时表示出来的特点在他一生里都未能完全摆脱：他不能把人与观点分开。

托洛茨基也没有举出任何一个能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增加他的指控分量的事实来支持他的种种指控。列宁至今没有把一个人开除出党。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坚持大会给他的授权的有效性，他警告反对派，如果他们坚持妨碍大会的正式决定，抵制当选的领导机关，他就不得不对他们采取行动。列宁的这一行为是任何政党的任何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的。当时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尔后在《火星报》（1904年7月第69期）上攻击列宁，她批评他把欧洲的，即德国和英国（费边社）的组织模式移植到俄国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温和派领袖高举集中主义旗帜反对革命派。卡尔·考茨基（在1904年5月第66期《火星报》上）以同样的理由批评列宁说，对欧洲来说是可口的肉，对俄国来说却是鸩毒。布尔什维克的未来敌人俄国社会革命党曾热烈赞同列宁的立场（参见《俄国革命导报》第3期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一文）。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和不少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人都认为列宁在1903年所表述的集中主义这个标志是布尔什维克专有的特点、专有的品质或它的原罪，但这一观点是多么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孟什维克通过一系列事件和人事调动首先夺回《火星报》，尔后实际上把列宁撵出领导机关，所以列宁正式占优势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贯彻对反对派的警告。反对派一旦得手，领袖们也会对列宁发出同样的警告，不过，因为他们在大会上未曾当选，所以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接近孟什维克超过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帕尔乌斯（参见下一章）批评孟什维克采用他们归咎于列宁的独裁组织方法。

托洛茨基知道这一切，在他的小册子里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他对列宁的指控只是根据推论，而在一点上则是根据理论。列宁曾认为，在历史上，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曾发挥过特殊作用，即给工人运动灌输马克思主义观点；而工人本身不会自发获得这种观点。托洛茨基根据列宁的这一论点而认为，这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智慧，是以列宁为喉舌的知识分子渴望使工人运动始终受他们的监护。他认为其中蕴含着雅各宾式的专政，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则是集权主义专政。已经有不少社会党人作者强调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其实列宁的这一观点是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那里引来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都受知识分子的领导：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几十个代表中只有三个工人。所以，毫无理由把"知识分子的抱负"这个恶名只加到列宁一个人身上。列宁对革命政权的概念，如到那时为止他所阐述的，没有一点是托洛茨基能据以指控列宁的。当时及以后许多年，列宁都认为俄国的革命政府将由几个党联合组成，并且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不能希望在其中占有多数的席位。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一党专政。当时托洛茨基本人倒比列宁更接近这种思想：不久，他就开始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俄国革命的直接目标来反对列宁，这种说法未必一定就是一党专政的意思。但不可避免地已含有与之近似的意思了。简言之，托洛茨基过早地把列宁描绘成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他把他的党和外界之间用断头台划了一条分界线，这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能找到任何重要的依据。如果要用这样失真的镜子去照出他的对手，那就要求小册子的作者需要有反复无常而不负责任的想象力了。

然而对于未来而言，这却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此时，他的继承者还是一个不知名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这面照出未来影像的镜子确实很准确，使人们可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之中看到俄国革命的戏剧性事件的一切成分。首先有资产阶级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困境，这是一种经常出现的困境。此外还有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两种精神：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无论在列宁身上抑或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在托洛茨基本人身上都从未解决。虽然托洛茨基此时迫切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作明确的抉择，但是环境不会允许列宁或托洛茨基作出这一抉择。此外，镜子预先照出几个阶段，即革命政党将按"取代主义"的方式经历的这些阶段："秘密会议取代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取代秘密会议；最后是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其实，这些阶段在革命编年史上将要写好几章，而且是相隔很远的几章。再说这时，托洛茨基一点儿也想不到将来有朝一日他自己竟会在宣扬和赞美"取代主义"方面走得比列宁还远得多，直到它发展到极点他才因害怕而退缩。而且那个极点的残忍、可怕的景象即是：那个"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病态地猜疑想象，看到他的敌人从周围的每条缝隙里爬出来，为使革命的高潮永不衰退他奋力斗争，甚至不惜用大规模的屠杀使革命与其余世界完全隔绝。而且正像古典悲剧的序幕一样，这些预兆看来也预示托洛茨基自己的命运：他现在为思想和倾向的自由竞争进行抗辩，20年后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法庭上几乎是用同样的话重复他的抗辩。他当时深信"有能力对社会实施专政的工人阶级绝不会容忍独裁者对自己专政"，而他没有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如果革命后工人阶级不能对社会实施专政，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相信历史最终会证明那些对他们时代的需要"了解最充分、最深入的"人的正确性，这是他终其一生、直到刺客的钝斧砍破他的头颅时为止始终不断阐述的一个信念。最后，好像预感到那个时刻似的，他一想到列宁的党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党时，就感到"寒彻脊背的战栗"。

我们不能详细推测托洛茨基对未来得出这一见解的内心过程。他的结论缺乏可靠的事实依据，这种情况表明他的内心过程是凭直觉想象而不是凭理性认识的过程。我们只能探索出若干使他的想象力发生反应的外部促进因素。总的说来，某些孟什维克已经将布尔什维克与雅各宾派作过类比。普列汉诺夫甚至在他还是列宁的盟友时就曾这样说过后者："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其他的人先是窃窃私语，后来公然重复这句脱口而出的名言。但几乎所有的人，就是这句话的原作者也没有把这话当真--人们都把这句话当做普列汉诺夫争论中的妙语。但托洛茨基则逐字地接受了这句话，至少是对它相当认真，因此他投入到雅各宾主义的历史中，并且用对比的眼光起劲地加以研究。由于受到雅各宾派悲剧的激发并充满了新吸收的形象，因此他的想象力把这一切都投射在他日常接触的团体和个人身上，并且投射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上。根据严格合理的分析，这种投射可能是怪诞的、没有道理的。更冷静、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是不会屈从这种想象性的预测的。但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这点使他从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中脱颖而出，虽然有时几乎使他沦为笑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可以发现，在更多的情况下他的预测是成功的、正确的。

在他辩论和富有想象力的预测能力后面是被抑制的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感，他自己虽然多次谈到需要一个紧密团结而有纪律的党，但一旦他面对这样一个党时，却突然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反对这个党的现实。他的倾向、他的爱好、他的气质都使他厌恶列宁那平凡而有条不紊的决心，列宁打算用这样的决心把党从抽象的云端降到坚实的组织基础上。托洛茨基现在反对列宁，与他还是17岁的少年时并无两样，那时他对待索科洛夫斯卡娅，即他结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脾气也是这样粗暴，他向她泼去的话是："那些要把枯燥和冷酷带进全部生活关系的人都该死！"1898年的最后一天夜晚他在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里突然发出的这个叫喊声也同样在1904年他对列宁的猛烈抨击中回荡。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1904年8月，当《我们的政治任务》在日内瓦发表时，党内情况和一年前刚刚分裂后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不断干扰列宁，列宁一度甚至不能对这种攻击进行反击。差不多过了六个月之后，列宁才能出版他自己的报纸《前进报》。普列汉诺夫尽情讥笑他以前的盟友，并相信已一劳永逸地使列宁的声望扫地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的权威们早已认识并且尊重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老战士，他们与后者一起谴责列宁，在他们眼里，列宁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后生。就连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顾列宁的立场而向孟什维克妥协。然而，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的当天，列宁在瑞士召集了那些准备追随他的布尔什维克，把一份召开有或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新代表大会的计划摆到他们面前。

看来事情的发展使托洛茨基连珠炮似的攻击过时了，敌人在他极力主张的攻击之前就已经溃散了。因此经过事后的思考，他在《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序言中写道：党内危机已经过去，并说拥护团结的人可以满怀信心地放眼未来，因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方的极端分子都已声望扫地并陷于孤立。一个较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一位习惯于对自己的话是否有伤人后果进行三思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者会克制自己不发表小册子，或者至少会删去争论中过激的言词。但托洛茨基太迷恋于自己的话了，连这些都没有做到。不过，他在序言中力图考虑新的情况，他要求孟什维克结束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即党内之党，托洛茨基自己也曾是它的秘密领袖之一。他强调写道：孟什维克应承认"派别组织的死亡"，那就是说，要接受至今对立的两个派别的合并。然而他的呼吁却无人理睬。分裂正开始愈演愈烈，双方"热衷分裂"的人都积极活动。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列宁集团把从大会以来发生的变化都看做是孟什维克的篡权，新的代表大会将彻底结束这种势态。孟什维克既已重新夺得权力，也就不会去冒在新召开的大会上失去权力的危险，更不必说通过组织的合并和对手分享权力地位了。托洛茨基曾经猛烈抨击列宁，指责后者是"瓦解党的人"，因而当他在其孟什维克朋友中发现"瓦解党的人"时，他感到震惊。他开始很温和地向他们申明必须和解的理由。他过去同孟什维克联合是为了补偿列宁曾使缔造运动的前辈蒙受的损害以及使运动本身也受到的损失，损害总该彻底补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是急欲进行补偿的。为结束这令人痛苦的一幕，此时所需要的是，放弃为打败列宁所必需的"特别"安排，而且党内两派的好心人一定要携起手来。但他并没有认识到那些"特别"安排早就木已成舟了。

像这样的争吵，调解人是不受欢迎的。他威胁要推翻安排好的计划，打乱所有的办法。他自己的朋友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认为他比叛徒好不了多少。有些孟什维克当时的确是这样看待他的：说他的态度不坚定，简直跟布尔什维克的温和派没有区别，没有人敢说明天他会站在哪一边。确实，如果他没有对列宁进行过伤感情的攻击，如果列宁的追随者也没有使他跟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疏远，他可能不难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调解人"。在布尔什维克眼里，他是一个最恶毒的孟什维克。因此，他虽与他的政治朋友绝交，但也没有多少机会跟他的敌手取得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受到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某种意义说是一个党外人士，而在党内事务上他却起着卓越的无党籍者的作用。他就是俄裔犹太人亚·季·格尔方德（Гельфанд），他定居在德国，作为经济学家、政论家以及几本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的作者而闻名。他的著作都译成俄文。列宁在1899年评论其中的《世界经济与农业危机》时，曾对此书大加赞赏，他写道："帕尔乌斯以世界市场的发展为重点，首先描述了……这一发展随着英国工业霸权衰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我们极力推荐……帕尔乌斯的这本书"。他用帕尔乌斯（Parvus）的笔名给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高级期刊--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报纸撰稿。他还出版他自己的评论性刊物《世界政治评论》，早在1895年，他就在该刊上预言日俄将发生战争，并且预见到战争将推动俄国革命，1904-1905年间，当这一预言成为事实时，有不少人引用过这一预言。帕尔乌斯在德国党内站在极左翼，激烈地反对改良主义倾向，并且蔑视某些领导人，说他们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以此来掩盖他们和现存秩序的妥协。他精明而又富于战斗性，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以使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得到新生。

改良主义的头头们对他则是既害怕又嘲弄（即专门对那些谋求纠正其侨居国家的不足与缺憾的侨民的那种嘲弄）。一旦这位侨民开始适应环境，人们就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变得毕恭毕敬。帕尔乌斯直到去世前一直是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的智囊。帕尔乌斯则以更辛辣的讽刺回敬，而他本人却也用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他本国的同胞。对流亡中的俄国人，他真切地指出他们那东方的落后和狭隘，力图教给他们西方的政治方式。尽管这种姿态可笑，但俄国人认为他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还不失为是一位向导。他给《火星报》撰稿先是用莫洛托夫的笔名，后来改用帕尔乌斯。他的文章常发表在《火星报》的头版，《火星报》的编辑乐于给他腾出头版而把自己的文章放到其他版面上去。他们敬重他的渊博知识、才华和判断力。但是他们也担心他身上的某些不可靠的迹象。他身上确实有些类似卡冈都亚或福斯泰夫身上的东西，而且，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他长着一个像叭狗一样肥胖的大脑袋。但多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这种担心是正确的，帕尔乌斯没有犯过明显的过失，无论如何，他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和信念是无可指责的。他写的文章都是分期刊载的长文，但很少按时寄出，他是一个有点儿飘忽不定的投稿者，但他投寄的稿件还是很受欢迎。他的理财计划有点儿不牢靠：他曾力图建立一家社会民主党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计划要办一份社会民主党大型日报，并要同时用几种欧洲文字发行，他设想这份报纸会使欧洲的社会主义从改良主义的麻木中摆脱出来。但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需要大笔资金，而他得不到，大概因为他尚未准备投入没有把握的经济冒险。由于某种原因，可以说他受到的重视中混杂有一点儿冷嘲及不信任感。他后来的发迹就表明，隐藏在他内心的是一个势利之徒，一个政治骗子。然而，他的政治头脑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最大胆而且最深刻的。因而，他主要还是政治思想家，而骗子在他身上只居第二位。

在俄国人的争执中，帕尔乌斯先是表示同情孟什维克，但后来使自己远离两派，因为这样适合一个扮演调停角色的人。他曾试图使《火星报》的人与经济派和解，此时他又企图在前《火星报》的几个成员之间协调停战。总之，他和两派的关系始终未受损害。稍后当他开始批评双方时，对立的双方虽未被说服，但还是乐意接受他的调停，并把他当成好意而可敬的局外人来对待

托洛茨基在被排挤出《火星报》后并跟每个人都不和时离开了日内瓦，前往慕尼黑，帕尔乌斯住在那里。他住在帕尔乌斯家，后来他的第二个妻子谢多娃也到那里和他住在一起。托洛茨基看出，帕尔乌斯是一个对俄国人内部各派持有超然见解的人物，他能够看清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舞台，是一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大师。对阶级斗争的广阔前景，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他人的设想都没有超过这位人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托洛茨基欣赏帕尔乌斯的雄浑有力的文风，甚至在他们决裂后很长时间里，托洛茨基还是念念不忘帕尔乌斯的文风。简言之，在博学方面、经验方面及文学鉴赏力方面，帕尔乌斯仍然高于托洛茨基。但是要确定帕尔乌斯究竟对托洛茨基影响到什么程度却不容易。时至今日，诋毁托洛茨基的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不断革命论的唯一原作者是帕尔乌斯，或是认为托洛茨基抄袭或剽窃了这一理论，或是认为这一理论的来源如此拼凑杂乱，必然毫无价值。托洛茨基自己从不否认他曾受惠于帕尔乌斯，尽管他对此人感谢的热情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而起过变化。从他们交往最密切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有多少最先由帕尔乌斯阐述的思想和见解在托洛茨基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又有多少托洛茨基终生反复阐述的思想和见解在形式上同他年长的朋友最初灌输的并无多大差别。

但是托洛茨基具有某些特点，这些特点能使他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帕尔乌斯的门徒。托洛茨基有俄国的新经验，而且是地下斗争的新经验，帕尔乌斯却没有。托洛茨基有炽热的政治想象力，而帕尔乌斯的分析和预言则出自大胆而冷静的头脑。托洛茨基具有给自己的思想添翼腾飞的革命热情，而帕尔乌斯则是一个玩世不恭型的革命家。此外，对他们共有的丰富思想，托洛茨基也作出自己的个人贡献。正如大多数这样的合作一样，合作双方各自的份额是无法分清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思考是一起进行的，尽管有时可能说一种理论的某一部分是谁先在出版物中提出的，但是对合作双方之间无形的双向交流的启发和促进却查不出头绪来。关于帕尔乌斯与托洛茨基之间能够讲的只是，二人之中年长者起初暂居前列，在思想和提法方面都是主导；在下一阶段两人似乎并驾齐驱了；最后，年纪较轻者由于作出贡献而一跃居前。这显然是他自己的贡献：他创立和完善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他因完成这一理论便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革命舞台上异军突起。还应当指出的是：整个过程都异常迅速。这一理论创始于1904年夏，1906年在彼得堡监狱等待审判时达到顶点，托洛茨基以完美的书面形式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阐述。他以帕尔乌斯为师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仅到1905年初，即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这段时间是他的思想最凝练、最敏捷的时期，青年托洛茨基已把雅各宾主义形象投影到俄国革命中，他的确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

***

日俄战争爆发后，帕尔乌斯在《火星报》发表过论"战争与革命"的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在《火星报》1904年2月第59期上开始刊载。甚至在这以前，他署名莫洛托夫的文章就已使托洛茨基深受影响。但主要还是他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给托洛茨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帕尔乌斯的中心思想是：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气数已尽。"这一观点过去一直属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明过这一观点。但是在本世纪初，多数社会民主党作家都认为，它是一种适合在节日里重复讲述的大师言论，而跟晚近维多利亚式的、民族意识较强的和以帝国为自豪的欧洲现实却毫无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很远的将来民族国家才会黯然失色。帕尔乌斯则相反，已看出民族国家正在黯然失色。他指出其症候，预测出灾变的加剧，并据此迫切要求社会民主党人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立场和政策。他格外强调诸民族和诸国家的相互依存，这一强调使他的论断具有广阔的世界性的意义，而这在其他社会党民主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把1904年的日俄冲突看做是一连串战争的开端，他认为，一些民族国家受资本主义竞争的驱使而定会进行战争以求生存，各大陆的命运已联结在一起了；美国西部的开发已使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尖锐起来；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农业界和工业界携手合作以求废除自由贸易，把保护贸易制强加给西欧。"关税壁垒已成为诸民族文化统一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济障碍，它增加了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因而强化了诸国及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愈强大，各国之间愈容易发生武装冲突。"这些观点在托洛茨基看来已成为原则，他一生都根据这些原则进行辩论。

帕尔乌斯认为，俄国因在亚洲的扩张而与日本发生冲突，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压力造成的：沙皇统治企图通过对外征服而摆脱国内的弱点。但是俄国所受的外部压力却更大。在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起独立作用的只有现代强国；就连沙俄这样庞大的帝国，因为工业落后，也只不过是"一个领取法国证券交易所津贴的国家"。"战争是在满洲和朝鲜开始的，但已发展成为争夺东亚统治权的冲突。在下一阶段，俄国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将岌岌可危，战争将以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而结束。"

帕尔乌斯的分析结论如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引起俄国的政治动乱，这一动乱反过来必定要冲击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产阶级世界……而俄国无产阶级就会充分发挥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帕尔乌斯在这同一系列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必定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历史发展中最有决定性的主观因素不是政治上的才智，而是政治上的愚蠢。人们还从来未能从自己创造的社会条件中充分受益，人们总以为自己远远地超越了客观历史进程，而其实他们远远落后于这一进程……历史往往牵着那些自以为能控制历史的人的鼻子走。""长久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是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障碍。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还不够集中，各社会民主党还缺乏决心和勇气。人们可以设想，事变的转折会使社会民主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幸存承担政治罪名。"同时代人都觉得这是牵强的预言。

因此帕尔乌斯在1904年已经看到，日益迫近的革命并不单纯是俄国的事，而是世界范围的社会紧张局势在俄国的反应。他在即将到来的俄国动乱中看到世界革命的序幕。在这里已有不断革命论的主要成分了。然而到那时为止，帕尔乌斯还只讲到俄国的"政治动乱"而没有讲"社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公认，由于俄国的半封建和落后的状况，俄国革命本身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显然帕尔乌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托洛茨基却认为，革命由于自身的冲力会从资产阶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甚至在西方革命到来之前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

成为托洛茨基思想的重要部分的，不只是帕尔乌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关于俄国历史的某些见解，特别是他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帕尔乌斯。不过，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两人对俄国历史所持的看法，其原始资料部分来自自由派历史学家巴·米留可夫。帕尔乌斯阐述过他的看法：俄罗斯国家是亚洲专制与欧洲专制杂交的变种，建成的不是俄国社会中任何阶级的机构，而是主要为抵制文明程度比它高的西方的压力而设计的军事官僚机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沙皇统治曾把欧洲文明的一些要素引进俄国，特别是引进军队中。"这样就形成了俄罗斯国家的社会结构：靠欧洲式军队支持的亚洲专制国家。"他说，瞧瞧俄国边境要塞的防线就可以明白，沙皇想用一条类似中国长城的防线把俄国与西欧隔开。帕尔乌斯的一些理论经过托洛茨基阐述和加工，20年后成为激烈的历史及政治辩论的题目。

帕尔乌斯对托洛茨基的影响还能在文风和表达方式上，特别是在典型的历史预测方面看出来。这不是说托洛茨基在写作上模仿帕尔乌斯，而是因为他和帕尔乌斯在智力上和文学方面的近似，自然而有机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这一近似并未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反差而减少。

***

托洛茨基第一次在慕尼黑居住一直住到1904年9月底，在此期间，他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中宣布同孟什维克绝交。这封信是寄给《火星报》发表的，但是从来没有刊载出来。我们只有孟什维克关于此信的摘要，摘要说托洛茨基用"傲慢夸张的语气"对"某些同志"大加指责并提出种种要求。指责的要点是：孟什维克集团企图将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他在信中写道，此外孟什维克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对列宁的立场作出了错误的反应：尽管列宁一心想使知识分子在党内有特许的统治地位，但孟什维克却在煽动工人反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在给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的私人信中解释说，他的批评是针对温和派政客费多尔·唐恩的，旨在促进建立一个"稳定的党的核心"并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取得谅解。他还抱怨说，"《火星报》不能吸收的"作者--暗指他被普列汉诺夫排挤出《火星报》--没有机会影响社会民主党公众。最后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集团。

孟什维克的反应是又窘迫、又恼怒。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之间的通信"措辞非常激烈"，马尔托夫这样写道："我如果放任他不加控制，我同他的关系就会以完全断绝告终。"马尔托夫及其他孟什维克都渴望避免这一决裂，因为他们如果把这位反对布尔什维克发言最直率的争论者对他们的批评公开，可能会有损他们的集团的名誉。所以，他们安排在日内瓦举行秘密会议，在托洛茨基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他的"公开信"。会议正式同意孟什维克流亡组织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党内新冲突的根源"这一意见，并同意，在俄国国内孟什维克各团体的进一步指示到来以前，该组织应予解散。

这一决定的用意是清楚的，旨在安慰托洛茨基，使他平静下来。但它并未产生更多的影响。尽管托洛茨基能以幻想自慰，以为孟什维克已接受他的劝告，但是孟什维克这个"党内之党"与布尔什维克一样仍照旧在活动。无论如何，解散孟什维克组织这一正式决定倒使他摆脱了一直束缚他的集团纪律。马尔托夫很快就通知阿克雪里罗得，说托洛茨基终于"平静下来"了，"软化"了，说托洛茨基已重新给《火星报》撰稿了--自托洛茨基跟普列汉诺夫冲突以来的第一篇稿子确实不久在该报发表了。（在这段时间内，托洛茨基的唯一一份投稿在6月份发表在作为《火星报》增刊的讨论版上。）个人的不满、自负和政治动机总是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分清。托洛茨基"平静下来"，其原因是孟什维克在原则上向他让了步，还是他们弥补了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断然拒绝从而使他得到了某种满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无法确定。他现在不是《火星报》的制定政策者和编辑部的撰稿人了，他写的政治笔记刊载在报纸后几版上。但《火星报》仍然是孟什维克的战斗报纸，因此在局外人看来，托洛茨基也仍然是一个孟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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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不久从俄国传来的消息又使分歧进一步扩大了。日俄战争已给俄国造成灾难，沙皇统治的大厦已出现裂口。7月，沙皇远东政策的鼓动者普列韦（Плеве）大臣被社会革命党人萨宗诺夫（Сазонов）刺杀。普列韦自己雇用的破坏秘密恐怖分子组织的奸细阿泽夫却帮助筹划刺杀事件。普列韦取缔并解散了地方自治会，因为地方自治会是自由派及半自由派士绅的大本营。他的继任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试图抚慰反对派，准许于1904年11月举行地方自治会的全国大会。大会后，不少城镇举行了许多政治宴会。自由派士绅和中产阶级的领袖们在宴会上提出他们的要求，但和他们并排出现的还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成员。尽管他们所有的人在发言中还是一致地反对政府，但那些宴会也使人们发现反对派中的深刻分歧。工人们怀疑，自由派代言人的目的不是推翻沙皇，而是同他讨价还价、拍板成交。

在西欧的政治流亡者怀着希望和担心的双重心情注视着这场宴会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年底。事变迫使社会民主党人阐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在政治流亡者圈子中同样也存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彼得·司徒卢威的《解放》杂志先在斯图加特出版，后在巴黎出版，这份杂志最初鼓吹"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变种，旨在冲淡这一学说。它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派恐怖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那部分论述，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会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在这个时期，老《火星报》和《解放》杂志的对立还没有公开，但不久就明显起来：司徒卢威集团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给社会主义安上一块标记--农业的，不再拥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了。《解放》杂志从"合法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演变正值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分裂加深的时候，因此这一演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孟什维克倾向于自由派，布尔什维克却反对他们。1904年秋，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跟孟什维克闹翻了。

在11月和12月间，他针对宴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交给孟什维克的出版家。但他们不愿出版，百般拖延，据托洛茨基说是他们要把它封杀。这倒不是他们的既定意图，因为最后他们还是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由于孟什维克已经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联合反对沙皇是他们的机会，所以小册子中对自由派淋漓尽致的讽刺只能使他们感到忧虑。托洛茨基的论点的关键是：自由派害怕革命超过害怕沙皇，因而他们不会采取反对沙皇那样的行动。这本小册子《1月9日之前》收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

在小册子中，托洛茨基首先严厉批评了自由派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出的可怜而又虚伪的爱国主义。他写道，司徒卢威"不是为'真心的爱国'，而是为虚假的爱国去牺牲最后残留的一点儿反对派精神和政治尊严的"。沙皇统治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已陷于绝境。"反对派暴露沙皇统治和全国之间裂开的鸿沟……越是尖锐有力，它力图把全国真正的敌人--沙皇统治推入深渊的行动就会越坚决。而相反，自由派地方自治会……却把自己套在破战车上去搬运尸体、扫除血迹。"实际上，自由派祈求沙皇失败是因为这可能导致沙皇与反对派妥协。"但是自由派的报刊，这些含糊不清、奴颜婢膝、花言巧语、狡诈圆滑、已经败坏而且仍在败坏下去的可悲的报刊究竟干了什么？……（它讲到）'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战争'时，既不相信它自己的话，心中暗怀着对沙皇垮台时的奴才的渴望。""自由派这样的反对派只不过是在追求使自己赢得专制制度的承认与信赖，成为专制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用人民的金钱来收买它。这样的手法和俄国的自由主义同岁，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聪明、更体面些。"他指出，新任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愚蠢而又傲慢地）借以表示他的政府信任人民的办法，开始了欺骗性让步的时期。"仿佛问题就是部长是否信任人民，而不是部长应该取决于人民的信任"。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但是地方自治会从他们的声明中删去了普选权及立宪政府的要求，这就够了。他们害怕"宪法"这个外国字眼儿，而"在害怕字眼儿后面隐藏的是害怕行动……"，"谁想得到群众了解并使群众站在他一边，就首先应该清晰确切地提出他的要求，就应直呼事物的真名，宪法就叫它宪法，共和国就叫它共和国，普选权就叫它普选权"。自由派由于胆怯，不知不觉又回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信任的专制主义的前途方面去。他们自称是民主主义政党，但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原则。"我们没有民主传统，必须创造这些传统，而只有革命能够做到这一点。民主主义政党只能是革命的党。"除了工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不能对沙皇统治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整个小册子洋溢着革命迫近的胜利感。"律师们上街示威，政治流放犯在报纸上抗议流放……一个海军军官公开开展反对海军部的斗争。……不可思议的变成现实，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同上，第3页。在其他流亡者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对日益迫近的事变有如此准确的预感。其他人都深深地陷在内部冲突的斗争中，他们那样全神贯注于在相互斗争中耍手腕，无疑是想使党在革命中尽可能占有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几乎都没有看到革命的到来。因为托洛茨基几乎是独立于各派的，只有他一心关注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正如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说的，其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程度不同地与祖国失去联系，而托洛茨基是一个与他们大相径庭的流亡者。对他持怀疑态度的朋友听到他兴高采烈地预言起义的到来，只是轻蔑地耸耸肩，如同听到他猛烈地抨击自由主义时一样。

托洛茨基以总罢工为背景去看革命的发展。但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到那时为止俄国工人斗争的规模一直都还是地方性的，就连西欧工业国家连同它们的老工会也未曾有过真正的总罢工的经验。他在《我的生平》中说，从1903年起他就提出这一思想进行讨论，不过在1904年才最后决定采纳。他当时草拟过一个"行动计划"，他把这个计划概括如下：

鼓动工人离开机器和车间；率领他们走出工厂大门，走上大街；指挥他们到附近的工厂，在那里宣布罢工；尔后把新参加的群众带上街头。这样从工厂到工厂、从车间到车间，在行动中发展，扫除警察的障碍，以演讲和号召吸引过路的行人，与对面来的队伍汇合，堵塞街头，占领首批适合举行公众集会的建筑物，牢牢占领那些建筑物，利用那些建筑物举行听众不断变换的连续不断的革命集会。这样，你就可以使群众运动秩序井然，提高他们的信心，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目的和意义；这样，你最终能把城市变为革命的营垒--这就是行动计划的大体内容。

事实上这确实是在1905年10月和1917年2月实现的革命图景。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借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中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成分。这幅革命图景出自炽热的革命想象。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种想象中奇妙地融为一体。这本小册子中的某些部分读起来就像托洛茨基自己在1905年和1917年中的经历片段，只是这里的事件是用将来时态叙述的，甚至连口号也都是那些回荡于1905年及1917年的口号："结束战争"，"召开立宪会议！"

最后他概括地研究了投入战斗行动的社会力量："城市必将是革命事变的主要舞台。"但是单凭城市无产阶级不能决定结局。农民是"革命潜在力量的巨大储藏库"。 "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不失一切时机地在乡村进行宣传鼓动。"他根本没有号召城市无产阶级单枪匹马跟沙皇统治拼命而招致失败，并不像后来批评他的人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他格外强调威胁工人阶级的孤立主义这一危险。他分析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的作用，并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清醒地注意兵营中发生的情况：当士兵接到向群众开枪的命令时，他们宁可朝天开枪；在过度疲劳下，军队的士气已经衰竭：

我们的舰只速度缓慢，我们的步枪射程不够远。我们的士兵都是文盲，我们的军士既无地图又无罗盘，我们的士兵赤足走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们的红十字会在偷窃，我们的补给部门在偷窃。这类传闻一传到军队中，都被士兵贪婪地吸收进去了。每条这样的传闻都像强酸一样腐蚀掉生了锈的陈旧的官方训条。我们多年的和平宣传起不到战争一天所起的作用。

军官在决定性的日子中再也不能依靠士兵了。……昨天朝天开枪的同一个士兵，明天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一旦他坚信：人民不但一心要起义，而且在懂得起义的要求并且能够为起义的要求而战斗时，他就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在军队中开展最强有力的鼓动，这样，在（总）罢工的时刻就会使派去镇压"叛乱"的每个士兵都懂得在他面前的是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人民！

俄国革命序幕揭开的消息传来时，孟什维克的出版家仍然扣压着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不予出版。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前往沙皇的冬宫进行声势浩大的和平请愿。领导工人队伍的是监狱神父加邦（Гапон），他的保护人是宪兵队队长祖巴托夫（Зубатов）。祖巴托夫建立了他自己的工人组织，用以反对地下的社会主义者。示威者举着沙皇画像、圣像和教堂的旗帜，希望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请愿书中卑躬屈膝地哀求沙皇为他们申冤。沙皇拒不接见请愿者，命令守卫冬宫的军队向群众开枪。这样一来他点燃了引爆革命的雷管。

托洛茨基是在日内瓦听到这一消息的，他刚刚作完巡回讲演回到那里。他费尽心机也未能出版的小册子中的预见已经成为事实。他怀着希望、充满激情地回到慕尼黑的帕尔乌斯家，口袋里装着小册子的长条校样。帕尔乌斯读了长条校样深受感动，决定利用他的权威和影响来加重托洛茨基观点的分量。他为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而且极力主张让孟什维克出版小册子。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托洛茨基本人还踌躇着未敢作出的结论。帕尔乌斯写道："俄国的临时革命政府一定会是工人民主政府。……因为社会民主工党居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这个政府一定会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政府……是社会民主工党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当小册子最终问世时，引起了不少争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都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预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帕尔乌斯的结论上，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双方都反对这个结论。前者认为，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残余，其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依照他们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参加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即使它是一个从革命中产生的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站在反对派立场上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列宁承认，就革命的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来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他并不相信资产阶级能承担这一革命任务。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参加革命政府。然而他也反驳帕尔乌斯关于这个政府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预见。列宁写道："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的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革命政府的组成不得不是有"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甚至贫民群众"参加的联合体。……它"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列宁补充说，"对此无论抱有什么样的幻想都会极其有害！"

代表俄国社会主义的集团或个人公开要求政权或在其中占主要位置，这是第一次。奇怪而反常的现象是，这一要求却是俄国革命的局外人帕尔乌斯首先提出的，而列宁几乎是极其厌恶地加以否定。在列宁本人看来，革命仿佛"在这远大的而又模糊的目标面前由于吃惊而后退了"。然而就是帕尔乌斯讲的也仅是"工人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也还未曾怀疑过大家认同的假定，认为这一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破坏了封建专制制度后，革命的任务也就完了。同时，在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看来，如果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么，如果革命胜利，无产阶级的代表必定能对临时政府施加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辩驳的。没有一个在革命中首当其冲的社会阶级会愿意放弃革命的胜利果实。批评家们对这个论点都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反驳。但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都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第一，这一前景怎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相冲突；第二，人们怎能设想一个占少数的无产阶级执政的政府却会不放弃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争执各方都不愿放弃的。对这两个问题。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都还没有答案。

1905年1月，托洛茨基在帕尔乌斯家里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后来用《彼得堡起义以后》的标题发表。这些系列文章是由颇不相干的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有反对自由派的挖苦性的新论战，有充满激情迎接革命的篇章以及对革命方法非常清醒的看法。托洛茨基在其对自由派的责难中对这点曾详加论述：在彼得堡示威之前仅仅两天，司徒卢威还说"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他评论说：这句话应镌刻在司徒卢威的额头上，但愿他的额头没有刻字也像一块墓碑，在这块墓碑下面埋葬着那么多的计划、口号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派的、"爱国的"、革命的、君主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及其他的。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我们为革命所作的斗争以及我们为革命所做的准备工作都要与为争取影响群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角色而作的反对自由派的无情斗争同时进行……"

我们从下面这些话中也许可以估量出他撰写的迎接革命的篇章中的要点：

是的，她来了，我们一直在期待她，我们从未怀疑过她。多年来，她只是从我们的"学说"中推导出来的结论，而形形色色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物挖苦我们的"学说"。……她的第一次冲击已经使社会上升了几十个台阶。……1月9日以前，我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在所有自由派的聪明人看来都是死守教条的、荒谬的幻想。但只要一天的革命，只要人民和沙皇间一场壮丽的遭遇战就足以使立宪君主思想变成死守教条的、荒谬的幻想。神父加邦用他的君主思想反对现实的君主。但是因为站在他后边的不是君主制的自由派，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所以，这场有限的"骚动"立刻在街垒战中和在"打倒沙皇"的呐喊声中显示出造反内容。现实的君主摧毁了君主制的理念。……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

在这一阶段，革命的方法问题"非常重要"。"彼得堡无产阶级表现出伟大的英雄主义。但那是群众手无寸铁的英雄主义，不能对付兵营里武装的白痴。"从今以后，力量分散会导致一事无成--运动必将在全俄起义中达到最高潮。革命必须武装自己。有些人认为起义者反对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政府是毫无希望的，例如一位英国作家就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有几个机关枪连，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托洛茨基说："用枪炮的口径去计算革命的历史机遇，这是多么狂妄的废话。仿佛指挥人的是枪炮，而不是人使用枪炮。"他承认：工人单凭自己，即使武装起来也不能在起义中取胜--他们还必须使军队转到自己这边来。但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首先武装自己，而且要用自己的决心去影响动摇的沙皇士兵。他在教导工人应如何武装自己和形象地描述、具体地说明沙皇军队会转到起义人民一边来的过程的文章片断中阐述了这一思想。重读这些预期的场景，就像阅读在事变后撰写的历史篇章一样。他在结束语中仿效丹东的风格，向他的同志们呼吁说：为了奋起抓住良机，你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素质：不受组织的陈规戒律的约束，不受秘密运动可怜传统的影响，眼界开阔，敢于创新，有审时度势的才智。再说一遍：敢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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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仍可能感觉得到作者当时炽烈的热情。他急不可耐地要返回俄国投入革命旋涡。他无法忍受流亡者侨居地的沉闷空气，因为在这里他几乎与每个人都有矛盾。他也无法忍受流亡生活，因为从流亡地注视革命是看不清楚的，就像从遥远的海岸注视大海上的风暴一样。返回俄国要冒严重的危险。从西伯利亚逃出的流放犯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作为逃犯处置，被解送去服苦役，不管他原来是否被判处过苦役。但他还是下决心回国。谢多娃先于他而回国，以安排秘密的居所。1905年2月，托洛茨基自己动身回国，途中在维也纳停留时拜会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在他家中刮了胡须，使俄国警察不容易认出来。

当年托洛茨基在从西伯利亚去英国的途中，第一次请求帮助时也是在阿德勒家中。从那时以来，时间不过过了两年半，但这却是充满了预兆的两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