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之别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真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8 次 更新时间:2013-01-27 13: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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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  

  

  编者按: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并没有在德意志境内“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大、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反而在法国这样中世纪制度松动的国家爆发。有人将其总结为托克维尔定理:“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改革过程中革命的风险最大”,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如果不转型、不改革,革命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托克维尔显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拒不改革的革命风险很大(如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改革不当的革命风险也很大(如托克维尔时代的法国),改革是必须的,不同的改革道路才是决定成败与否、风险高低的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

  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

  

  起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欧洲甚至世界历史有着既深且广的影响。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评价,历来呈现出极化的态势,有“大革命是后来一系列更进步革命的先驱”之说,有“大革命使平等压倒自由”之说,有歌颂“大革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痛斥“大革命放纵卑劣、暴虐及人性中的所有恶”……

  对大革命歧异的评价,显然起于对大革命成因的不同理解。1805年生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亲身感受,父母曾在大革命时被抓了起来,差点儿上了断头台。他本人有过从政经历,当过众议员,还当过几个月的外交部长。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建立后,他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及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

  由于恣意汪洋的写作风格及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托克维尔在书中的洞见,此起彼伏,但看起来不连贯,因此只有在统览全书后,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洞见。在书中,托克维尔不时将法国与英国对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线索:以英国为对照组,以法国为实验组,一些参数相同,一些变量不一样,最后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爆发了大革命,那么理解了英法两国的不变与变,我们就可以理解大革命的成因。

  

  英法相同的初始条件:中世纪制度

  

  由于革命是政治事件,许多人关心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嬗变,这种囿于政治制度的思维会局限我们对大革命成因的理解。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制度(核心为产权制度)是最为基本的制度,是第一位的;政治制度反而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中世纪制度”或“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按等级(身份)界定权利的产权制度,土地归诸多的领主(贵族)保有,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人身依附领主,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土地上,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亦不能自由迁徙(甚至领主对农民的新婚妻子拥有初夜权),要定期不定期向领主缴纳租税。这种以实物、劳务或货币形式缴纳的租税,有两重性,一是地租,农民耕种土地的租金;二是赋税,因领主也向农民提供人身保护、法律裁决和救济等,在这个意义上,领主就成了本地政府。

  正如托克维尔说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第一编第四章)。

  领主或贵族除了拥有上述经济特权和本地政治权力外,亦与国王一起分享全国性政治权力。而所谓国王,一开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而已。即使国王是最大的领主,但其他领主联合起来足以跟国王抗衡,鉴于这样的实力格局,尊重彼此包括经济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共同统治,就是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另外,国王如要从事战争,就必须募集资金解决战争财政问题,就必须向贵族和平民征税,在贵族阶层实力强大之时,没有贵族的同意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更有与贵族分享统治权的必要了。

  一言以蔽之,封建制度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在此基础上,亦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安排。领主(贵族)拥有两种封建权力: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那么,英国和法国分别是如何走出中世纪的呢?英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贵族放弃了经济特权,保留了政治权力;法国道路则反过来,贵族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却继续保有(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这就导致了英、法两国贵族乃至两国的命运大不一样。

  

  英国道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当然是落后的,它是经济自由的对立面。市场经济以价格作为竞争准则。根据科斯定律,对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这意味着财产权的私有和生产要素及商品的自由流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能自由脱离对领主的依附自由择业;土地亦不能自由转让。缺乏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封建制度,就成为了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最主要、最基本的障碍。对欧洲国家来说,谁能尽早地将封建制度变更为私有产权制度,谁就能在实力上压倒别的国家。

  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了两起世界性事件:欧洲直通印度的新航线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对被海洋环绕的岛国英国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广大外部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了英国羊毛及羊毛制品的出口,这就带来了英国畜牧业和毛纺业的大发展。领欧洲风气之先的圈地运动就应运而生。

  所谓圈地,就是把土地界定为私有产权的行为。在封建制度下,在贵族的直领地和农民的份地外,有所谓的公地,贵族纷纷把这部分地圈占起来,使用与收益有如自己的直领地。由于养羊的利润很高,远远高于从农民手里收取的租赋,贵族纷纷与农民解除了世代之约,取消了农民的永佃权;农民如不同意解约,那就被直接驱赶出去。收回的公地和份地,贵族用来养羊或租给企业家养羊,大发其财,这样一大部分贵族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先前农民欲取消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得,现在贵族主动给取消了,这些拥有自由择业权的失地农民,可谓当时英国的“农民工”,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被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所取代。英国贵族非常痛快地、主动地逐步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乃是因为他们发现放弃这些特权比继续保有更赚钱。这反映了反过来读的科斯定律:价格准则不仅仅能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优的配置;而且为了实现这种最优配置,会倒逼资源权利的清晰界定;而当资源权利得到清晰界定,就会极大地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能够部分解释17世纪工业革命为什么肇始于英国。

  正如托克维尔对英国的评价:“如果忘掉那些旧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第一编第四章)

  

  英国道路:贵族保有政治权力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在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时,却能长久保持政治权力,这两点缺一不可地塑造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可天真地以为,因为英国的君主懂得妥协或人性仁慈,所以与“贵族共治天下”。事实上,想要扩张甚至独享权力,几乎是君主的天性。不过,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历代国王中央集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13世纪初,约翰王君临英国,这是一位好战的君主。为了解决战争财政问题,约翰王不断对平民与贵族加税和加征新税,例如,把贵族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高税赋导致物价飞涨。1215年,愤怒的贵族们以“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为由武装起来,讨伐国王。胜利的贵族和约翰王举行谈判,最后签署了《大宪章》。

  《大宪章》让国王没法任意处置贵族的土地、城堡等财产,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征税权,恢复了旧的贵族继承税税额,要求国王“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者外,不任命任何人为法官、巡察吏、执行吏或管家吏”,伦敦城和其他城市“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这是首次以明确成文法律的形式限制了王权、保卫了贵族和社会。再后来,有了常设的议会,又逐步形成了贵族院和平民院。君主做出重大决策,不征询议会的意见,后果很严重。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也爆发了革命。由于议会不同意随意征税,查理一世多次解散议会。为了筹募战争经费,在1640年重开议会,议会有大量面向国外市场而生产并因此而富起来的贵族与平民,要求国王尊重财产权和限制王权,结果国王和议会打了起来。这场斗争让一个国王上了断头台,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议会派克伦威尔亦成为独裁者。在近50年的混乱后,以光荣革命解决了王权扩张问题,通过《权利法案》的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废除法律,亦不得征税。英国因而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简单说,在英国,国王与贵族斗争的结果,是国王企图扩张王权、建立中央集团的绝对君主制没有得逞;贵族有力地捍卫了政治权力,并以《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等文件和议会等机构有效地保卫和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就给社会自治留下广阔的空间,这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强大保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有各种界限模糊的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共同体,避免社会一盘散沙、公民沦为原子化的个体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之前。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不是偶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权对英国宪政亦有相当贡献。连《大宪章》都不得不规定关于强占土地、收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件,由国王巡回法庭审理。这反映了普通法取代封建法的趋势。在司法竞争的情势下,国王的法庭比领主的法庭审判更公正,更尊重基于传统习俗上的权利。这说明,国王和贵族互相制衡的结果,是促使好的制度沉淀下来,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英国道路可以总结为:贵族主动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拥抱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却牢牢地保住了政治权力,阻止了王权对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和社会自治的侵蚀,宪政就是这两点的必然结果。用等式表达的话,英国道路就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保留政治权力=宪政之路。

  

  法国道路:贵族丧失政治权力?

  

  现在我们说法国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其实这个传统也不过四百年而已。在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绝对君主制的事业上,英国国王在法国国王面前简直弱爆了,在查理一世及其后的几位英国国王与国会争夺政治权力时,法国正是“一代英主”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1643至1715年在位。在英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法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

  许多人不理解过去欧洲的国王为什么动辄就发起战争,其实秘密就在于战争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武器。在战时体制下,君主可以低成本地抓权,贵族不出钱出力、平民不纳税支持战争,那就是“不爱国”啊;胜了还有额外的花红,提高国王在国内的威望。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同时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利用战争抓权的高手,在位期间,他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几乎在位一半的时间都在与别国交战。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和国王在国内的权力均急剧上升。

  御前会议就是大革命前国王君临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御前会议起源很早,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晚近才有的。它集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还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订和分派捐税。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它确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的总规章。它自己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政权。一切事务最终都由它处理,整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转动。”“它既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归根结蒂皆出于此。”(第二编第二章)

  法国贵族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完全败下阵。他们丧失在中央政权的话事权和参政权。拥有最高权力的御前会议,其成员可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所有成员均可撤换。不仅如此,贵族在自己领地的治理权也丧失了,属下的农民受法国君主政府的直接统治包括直接征税。“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他甚至不再进行监督,不加以协助;过去他过问这些事以维持自己的力量;随着他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他已不屑于这样做。”(第二编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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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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