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其对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之间关系广泛而深刻的论述著称。本文根据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旧制度演变过程的考察，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分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因果关系。法国自路易十四开始加速强化中央集权，这个过程对法国原有的社会治理机制造成全面破坏，此后王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统治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结果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从而最终引发大革命。本文不认为是路易十六的开明和改革态度诱发了大革命，从而否定托克维尔“革命总是爆发在开始改革的时刻”的论断。本文认为大革命的爆发是旧制度的代理问题耗尽了社会所有的良性资源以及路易十六的改革来得太迟、太慢所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证明：避免革命的正确路径是尊重社会的自然治理结构，建立分权和共享的政治体制。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大革命；代理问题
托克维尔的《旧体制与大革命》是一本很值得推荐和细读的名著，其原因除了它谈论的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使其值得注意：一个是这本书的名字所暗示的法国旧体制和大革命的逻辑被很多浅尝辄止的读者所误解，他们浅薄地认为由于旧体制的腐败，因此导致革命。其实，腐败和革命都是结果，而非原因。另一个是书中对法国旧体制和大革命之间历史原因的揭示非常有趣。它与其是政治学的问题，毋宁是经济学的问题。法国的旧制度产生了无法解决的代理问题，这是革命的根源。代理问题是自治机制被破坏后的必然产物，而严重的代理问题使政治体制完全失效，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善政刚刚开始，却引来一次自我毁灭的大革命。
《旧体制与大革命》讨论的主题是：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发生？它有什么意义？对于第二个问题，托克维尔比一般的论者更有远见。一般的论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彻底的破坏，即把旧时代的一切制度皆摧毁。但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恰恰相反，它从表面上摧毁了旧体制的一切表象，但是却完全按照旧体制的模式，以更激进的形式，重建法国的集权主义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红色专政，乃至红色恐怖。这即是说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是成功的，而建设却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尝试。后来拿破仑重建帝制，是对旧制度的隔代否定之否定——拿破仑重新接续了旧体制的“合理成分”，再后来的法国第二共和国则是对大革命（法国第一共和国）的隔代否定之否定——也同时接续了大革命提出的先进思想和理念。
《旧体制与大革命》一书最有意义的是对法国旧体制的分析，这个分析也是对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的原因的分析。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大革命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代理问题。法国至少从路易十四开始，中央集权主义体制越来越成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有机联系被代理关系取代，这样，法国社会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是越来越有效率了（政权成功），但是从社会微观治理的角度看，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有机传统关联被割断，社会出现了分化、溃败和互相仇恨（社会失败），结果失控的底层势力借助全社会对中央集权的普遍仇恨，迅速联合起来，在激进的革命思想蛊惑下，加上群氓政治的道德缺失，越来越导向暴力和邪恶。最后的结局是：一场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也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大革命前的几个世纪，法国历代国王一直为大革命（也就是自己的末日）降临做着全面的准备。这个漫长准备就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结构被破坏和中央集权体制全面建立的过程。在此之前，法国是地方自治，或者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体制，自上而下是国王统治贵族，贵族统治农民，和国王倚重教会，教会统治教民。自下而上则是通过三级会议制度，贵族政治和教会势力制约国王。这种体制最大的优点是直接统治，（统治有两个涵义，一个是剥削，另一个是救助。比如，对于农民，“统治”一个方面收取地租，另一个方面在灾荒时及时救助。教会的功能类似），不会出现代理问题，社会结构是一个有机体，所有者直接“经营”，因而不会出现治理真空的问题。但是，这种体制对于野心勃勃的国王是一种“制衡”，国王无法为所欲为。法国从路易十四开始，强力改革这种弱势中央的体制，试图建立绝对、高效、集中的专制体制。
首先，国王把农民从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让他们拥有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给予他们自由，摆脱贵族的盘剥，成为国王的臣民。就事论事，这似乎是一件进步的事业，但是，解放出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办最终决定这件事情的性质。法国国王把农民解放出来，他们免除了贵族的压榨，但被投入国王派出的总督及其代理人更为暴虐的统治。总督治下的农民需要上缴税赋，负责徭役，其负担比贵族治下更甚，而且一旦遇到灾荒等，在贵族体制下，贵族作为保护者会提供救助，帮助农奴度过难关，但是，在总督治下，由于代理问题，总督代表国王，他只是获取了“盘剥”的责任，却放弃了对农民的救助义务。因此，托克维尔说，摆脱了贵族统治的农民处境更加悲惨。国王把农民收归治下，但是进行更加残酷的压榨，如此，国王把解放出来的农民逼到了对立面（根据托克维尔的解释：旧体制简直就是一所不遗余力培养革命者的学校），为旧体制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
其次，国王褫夺贵族、第三等级和教会的权利。贵族的土地权力被剥夺，他们对农民的人身占有权利也被剥夺。第三等级是商人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自治组织。国王通过御前会议，把第三等级的参政权利进行削弱，同时通过总督制度削弱城市的自治能力。国王对教会既打击又利用，他剥夺了教会的税收权（教会没有财力赈济底层），但利用教会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国王对贵族、第三等级和教会的打击，表面上是对“旧体制”的“革命”，但是这种革命，一个方面把这三个等级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同时削弱了地方自治权利，如此，为代理问题的极端恶化创造了条件（总督及其代理者毫无顾忌的盘剥农民，导致无法逆转的腐败问题）。社会有机体被破坏，一旦王朝遇到革命的威胁，国王的势力无法控制局面，而作为王朝“中间力量”的三个等级因为与底层的关系被隔断，无法参与国王制止革命的联合行动。但是，国王又保存了贵族、教会的种种特权，导致这些社会治理的有机层最后不但不能成为革命的缓冲地带，他们本身也沦为革命暴力不堪一击的对象。
《旧制度与大革命》常常被引用的警示是：（法国）革命没有爆发在专制统治最残酷的时期，而是爆发在相对比较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托克维尔总结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期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路易十六是一个相对开明的君主，他尊重舆论，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也正在着手进行改革，但是，恰恰是他的这些“善举”，却得到了一个“恶报”——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的这个总结造成很多误解。据此很多“策士”（论者）深为路易十六所惜：既然善政导致革命，那么，路易十六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继续强化封建专制，而不是愚蠢地选择改革。这实际上是因果倒置的歪曲。路易十六时期是改革和革命赛跑的时期，在这个赛跑中，革命跑赢了。为什么革命跑赢了呢？一个原因是不怕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四和横征暴敛的路易十五，彻底破坏了社会有机体系，耗尽了封建王朝的气数。另外一个原因是路易十六的改革太慢，或者太晚，无法满足法国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期待，正是路易十六的改革太慢、太晚（路易十六终其一朝都谈论着手准备改革，而不是实施改革）葬送了自己的江山，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路易十四，或更早时期，法国社会没有避免封建中央集权主义的命运？是什么原因导致法国的国王们既势如破竹地摧毁了贵族对乡村的统治？又毫不费力地褫夺了第三等级对城市的治理权？还轻而易举地逼迫教会成为王权的侍臣？这是一个比旧制度为什么引发大革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托克维尔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也被很多当下的策士（论者）当成历史的必然而忽视。但是，英国的案例和美国的案例说明还有一条根本上避免革命的道路。比如，在英国，王权、贵族、新兴等级（包括民众势力）三足鼎立，社会有机体得以保存，英国通过三者的妥协形成宪政体制（克伦威尔的短暂专制也没有摧毁英国的贵族传统。英国即使在内战最激励的时候，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也没有变化，政治治理沿袭旧制并有效运作）。或者，比如美国，经过一场暴力的反殖民战争之后，对内放弃暴力，社会各个阶层代表通过政治谈判，进行顶层设计，创新出一个双层分权的政治体制。历史证明：这两种自发的，或“杜撰”的体制几个世纪以还，仍然是相对而言最成功、最有效的政治体制。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个逻辑上自称体系的论著，其中充满了先知式的启示。托克维尔对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短时段关联做了许多充满智慧的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托克维尔忽视了历史的长时段关联，因此，他没有看到法国中央集权主义的成功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也没有往前后延续，把拿破仑时代和路易十六时代做有机的联想，更没有把后来的第二共和国看成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修正。实际上法国的历史自大革命以后，政治体制处于一个从两级波动向中值收敛轨迹，也就是说，向宪政式民主体制渐进趋近。究竟是哪一种力量导致法国的政治道路经过“恶行”（大革命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接着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最终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彻底避免了革命，也解决了政治体制中代理问的再次发生呢？从上述未解问题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值得肯定，也必须否定，更需要否定之否定地看待的名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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