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假话、真话与环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5 次 更新时间:2013-01-15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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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十八大后,新领导班子的新气象,就是说话方式和说话内容充满鲜锐和活力,跟先前那套假大空的官话套话是两种版本,我们从主要党政领导的讲话和行事方式可以看出来。

对中国官场和会风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从上到下(中央到乡镇),凡开会,做报告,从主持语到各个相关领导的报告,开头都有冗长的套话,好像不这样就是不讲政治,说话就不正规,就名不正言不顺。与会者耐着性子听就是了,反正时间耗得起,工资福利少不了,开会费用财政出(纳税人出),包括一些官员,私下都说很烦,报告上讲的什么全记不得了,还是根据红头文件办事,因为按一般的理解,红头文件就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且有正规的硬性规定(其实隐含着部门利益)。我听一个县级财政局主要官员说,他的工作日记上,一年365天竟有400天的开会记录,一天开几个会是正常的,每次开会少不了一大套官话套话。各级汇报起来都说“思想有很大的提高”,“干部作风有很大的改观”,“工作效益工作绩效有的新进展”。老百姓都说现在的干部很有“唱功”,就是嘴皮上能一套一套地说。到头来,干部自我解嘲说:“你看我说了一阵邪话(胡说)。”干部这样说其实还包括那些滴水不漏、自圆其说的套话假话与现实对不上榫的感叹。如此官话套话像一件发沉的盔甲,官场中人必须一丝不苟地穿着,一旦脱了就觉得浑身轻松。大家像三岁孩童才明白,摆脱假大空官话套话其实并不难,回归到平常并不难。

数十年说改文风,喜欢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说事,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会这样讲,既然领导人讲了,在报刊广播媒体就要报道下面如何改变会风和文风,取得如何如何的效果。这只是官媒例行公事罢了。实际上,毛开辟了毛式八股风,他只要而且喜欢别人反对他的政敌,喜欢别人顺自己,对忤逆自己的人迟早下狠手报复,于是毛式八股体制化,流毒甚广。正如王聿文在《“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的思考》(《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说:“建政以后党内少有的政治究责的努力,被周恩来、陈伯达和林彪等人转化为强化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新一轮浪潮。毛泽东在这之后俨然成为一个永远无涉于任何政治责任的超级正确立场持有者。”1962年华东大学青年教师徐振方上书毛泽东,说1958年以来犯了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结果成了“四反分子”。(参看《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一文。)在此体制下必定各级都出小毛泽东,说是加强领导,其实是突出并强化个人权威,不允许不同声音出现,干部们占着一份不菲的俸禄,自然睁眼闭眼一边倒,说违心话毫不脸红。如此体制化成了政治空气,各级干部们自觉不自觉配合,这就成了环境。最大得益者就是一把手,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能管别人,别人不能也不敢管他。我揣摩,一些怀念毛时代,说要回到毛时代的领导干部,心底都有如此幽秘的个人动机。

近些年假话空话套话越来越盛,各类报告空洞的前置词越来越多,不从第一代领导人逐一点到现任,做报告人心里就不踏实,惶惶然,耽心突然之间犯了政治错误。什么才是要命的政治错误?无关乎路线,无关乎贪腐,无关乎有“小三”和“小四”,只与顶头上司有关,与顶头上司保持高度一致,就是政治上过得硬,所以,主要领导人讲话,不管是务虚会还是业务会,不管在会议开头,还是在会议中途,在会议结束时,都是“重要讲话”,履职的主要报告人还得表示:以“某某书记”讲的“为准”,“雷厉风行抓落实”。在例行讨论时,本当讨论“工作报告”(这是经过一段时间认真准备的)为主,但都转为先讨论主要领导的讲话为主,所谓“高屋建瓴”“深刻精辟”一类空对空的词藻在一些干部口里成了习惯用语。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心照不宣罢了。

不仅会风充斥八股气,行动(工作)也充斥八股风。领导人视察或叫出巡,同样充斥“皇家气派”,警车开道,四处封路,随行者众,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我听一个警察朋友说,几年前退休的某中央常委坐火车路过,经过他们管辖的地段,都要封路,警察纷纷上路,如临大敌,累得够呛。好像某种伏击会随时发生似的。其实除了内线,一般民众怎会有心思关注此列火车上坐着一位退休的党政大员?知道了又怎么样?火车一溜就过去了。这些年此风下移,省、地实权人物或举办大型活动邀请国家级相关人士到县基层,都是警车开道,有的用几辆警车,所经过的县城路口都有交警值勤。民众一看如此势头,就知道“上面来了人”。受此高规格接待,相关人物泰然接受,享受到人上人受尊崇的高级滋味,不享白不享,“人生的价值实现”不过如此耳,自然夸奖“会办事”。所以在县和县以下,许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其实已被为领导服务所替代,接待方案呀,途径线路呀,住宿宾馆呀,开会和吃饭的位置安排呀,晚上的娱乐安排呀,有多少人多少财力精力和时间耗在其中!人与人之间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功利。

此八股风有加速度扩展的趋势。比如某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到所辖区某部门(行业)视察,因为市人大或市政协主要领导原是市委的实权人物,他们说是根据相关条规履行视察工作,实际是利用其人脉和余威,给下级相关人士打招呼,“下面”也就闻风而动,当然警车开道一类是少不了的,这等于下属告白:我仍照您老在位时的规格接待你呀。坐在车中的“代表”“委员”也沾了威风,享受了尊荣。又有谁会说“不能这样劳民伤财”——说真话呢?

会中会外,说假话的环境立体化了。

可见普遍的说假话是环境造成的,又恶性循环地膨胀了这种环境,人在其中就身不由己。

从舆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推手,就是各级主流报刊,上面所登的相关报道都是程式化格式化语言。这当然经过舆论主管的放行。主管者是心中有数的。最近一位曾经主管全国宣传的国家领导人说: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这说明国家最高领导层在营造一种说真话做实事的环境。不过我也纳闷,这种务实话语早就应该见诸于主流报刊,而且可以做到的,可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出口”?难道是离开了舆论主管部门的原因吗?难道舆论的主管者也有难言的苦衷,非得有利于说真话的环境出现,他才敢吐真言?高层尚如此,就可见全国之一般了。

一个人(领导)说真话并不难,难的是经常性说真话,难的是在大家说假话时他坚持说真话。人是说真话的主体,也构成说真话的环境,同时人也是说假话的主体,构成说假话的环境。从我不算短的工作经历,检视各类舆情,觉得大家说真话的时段少,而说假话的时段多。当具备说假话的环境,“说假话”也就加速度复制,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当说真话也需要环境,说明社会形态离正常尚远。

说真话应该是工作的常态、人的常态、社会的常态和常识,回归常态和常识并不容易,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情。

20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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