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君子”一词，自从经过鲁迅先生在论战中的特意拈出，就被赋予了特定的贬义。概括来说，就是指在专制体制中持有不自觉地做稳了奴才心态的所谓绅士。这样的绅士，一向甚得鲁迅的憎恶，犹如贾府里的焦大，不但在现实中常被执政当局非难，而且也常在论战中被鲁迅毫不留情地塞上一嘴马粪。其在历史中的处境，可谓双重的尴尬。即使到了现今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也仍然被鲁迅话语的色彩所笼罩，一大批“新左派”人士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恋鲁”情结，譬如汪晖在其《死火重温》自序中所称的“这些让正人君子们感到不快的文字已经在印刷之中，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就是一典型的鲁迅式话语，连语气都惟妙惟肖。这位被人们称为“新左派领袖”的学者的内心深处，正体现出一种以鲁迅自居的自我矫情。然而，“正人君子”真的可鄙吗？“正人君子”真的是持有做稳了奴才的心态吗？其实非也，抛开历史的成见与鲁迅的“管窥”，正人君子们，其实是一群持有自由主义理念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精神风貌与理念操守，虽然不合时宜，却是值得尊敬的。

当年，鲁迅对“正人君子”之流挖苦得最有名的一段话，出自其《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读了这一段，不能不令人佩服鲁迅的犀利与洞见，但这犀利与洞见的背后 ，隐藏的是鲁迅抢占道义制高点的话语上的斗争策略。寥寥几句，不但将“新月社的批评家”当年敢于向国民党政府直言的铮铮勇气消隐得毫无痕迹，而且将他们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与他们和自己这位“不满于现状者”之间的矛盾隔阂作了极为巧妙的偷换。其中“挥泪以维持治安”一语更是绵里藏针，看似轻飘飘一句，却将胡适、罗隆基当年对执政党所作的人权抗争和大无畏批判作了“奴才对主子效忠”式的政治定性。大概因为这“犀利”与“洞见”的措词本身，又因了后来被革命所主导的政治原因，鲁迅的讽刺话语被赋予了“政治正确”的神圣色彩而得到了无上的宣扬，进入教科书而为人所共知。几十年来，鲁迅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博得了无数鲁迷们的喝彩声。而当年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胡适、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人，则一律被套上虚伪“正人君子”的帽子，被置于“政治反动”的框架内不得动弹，成了被人们嘲笑的“含泪的批评家”。但抛开历史的纷扰不说，我们今天回到鲁迅的文字本身来平心静气地看，却看出了二者在政治观念上的深刻分歧。鲁迅当年对新月社批评家不依不饶地进行辛辣讽刺的最根本性原因，乃是鲁迅不愿意承认当时现行政体的合法性，不愿苟同新月派人士认为的应该在体制内进行温和改良的政治主张，而希望用彻底的暴力革命手段摧毁现有的政治体制。在鲁迅看来，一些身居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向当局“谏言”，以及向毫无诉求渠道的群众提倡并宣传自由理念，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被统治者受统治者自由地统治的命运，而且还掩盖着他们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无视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样的脱节必将导致凌空虚蹈而与现实背道而驰：超越于众生之上的自由理念导致的往往是不自由的结果。------鲁迅的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反过来看，则是：倾向于“大多数人的暴政”的鲁迅所倡导的平等观念，导致的往往是更大的不平等。鲁迅所信任的大多数人参与的暴力革命在冲毁一个旧体制的同时，真的能催生一个“簇新”的新体制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革命所导致的“专制轮回”与暴力血腥世人有目共睹，“本来是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最后成了维护国家、维护某种普遍道德的革命，变成了消灭人的革命”（刘小枫语），它带来的绝不是革命领导者所许诺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用民众鲜血血祭后的历史大倒退。关于这点，已被众所周知，这里不想多说，只想举例一点：在旧体制下教书写作的鲁迅，可以享有不断地写作杂文讽刺当局的自由，还可以通过打官司而告倒剥夺他教书职务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但如果到了革命成功后，则只有如毛泽东所言，要么识大体不做声，要么被关进牢房。------在革命前，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在革命后，却成了自由有无的问题。当然，还不止此，造反成功后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平等起来，反而沦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黑五类”。

事实上，鲁迅对于新月社批评家的政治定性并不精准，也不公平，譬如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学家实行打压时，“走狗”梁实秋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替左翼文学说话而谴责政府；再譬如，“奴才”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硬骨铮铮地提出了“党天下”的著名谏言而遭受迫害。所以，鲁迅当年的讽刺固然痛快，但正人君子们绝不那么可恨，相反，他们的温和理念和渐进改良主张，他们对革命暴力与专制权力的天然警惕，以及对劳苦大众的真正怜悯（而不是视作可以运动起来闹革命夺取天下的工具群体） ，乃是基于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果不是后来暴力革命在偶然与必然中那样真实地兑现于历史的进程中，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许多评价，可能要截然相反。在现今这个“告别革命”的和平建设年代，他们那被错置在乖谬时代里的“君子”言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