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兴凯湖纪事(二)——在四分场的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93 次 更新时间:2005-03-03 13: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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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 (进入专栏)  

  

   1.押送经过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号被押送到兴凯湖农场的,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还有一部分劳动教养的(后来谭天荣告诉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过因为他是劳动教养,我是犯人,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碰过面)。临走时一人发了一身劳改棉衣、一兜子馒头和几个萝卜咸菜。管教干部嘱咐说“这是路上的口粮,要节约着吃,谁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发了。”闷罐车里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挤的满满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尿桶,让犯人拉屎撒尿用。每个闷罐车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每到一个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时,车站上都布满了菏枪实弹的解放军。

  

   四、五月份正是黑龙江省东部的连阴天季节,五九年这一年的雨水又特别多,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火车到了密山,大雨下个不停,汽车根本走不了,这么多犯人怎么办?车站上有一些破仓库,就把犯人暂时关在这些破仓库里,解放军穿着雨衣日夜持枪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剧院里。密山剧院是兴凯湖农场盖的,平时给密山县当电影院、剧院用,当北京押送犯人来时作为临时落脚的地方,面积很大,楼上楼下能容纳两、三千人。为稳定犯人情绪,预防犯人闹事,天天演戏,这倒不错。演戏的是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犯人京剧团。这个犯人京剧团大有来头。解放初,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因干涉他儿子尚长春的婚姻(尚长春因此自杀)曾被判过三年劳改,是他在北京监狱创建了这个犯人京剧团。五七年以前,政府对犯人还比较好,北京的各劳改单位为了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每两个礼拜还演一次电影,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自编自演节目。后来听说梅葆玖先生也曾参与过这个犯人京剧团的创建工作。

  

   劳改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面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北京监狱犯人京剧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县城的剧团的水平要高的多。兴凯湖犯人京剧团就是由北京监狱京剧团分出去的。在这里困了四天,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觉,醒了就看戏,与在闷罐车里相比,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解放军看的非常严,每隔五六米远就有一名解放军持冲锋枪日夜监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

  

   不过在这四天当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监狱的几个犯人想组织逃跑,由于解放军看的太严,他们没敢行动。这几个犯人的刑期都是无期、死缓,只有两个年青的,一个叫闫长河,一个叫赵得亮,刑期是十五年。这件事差一点把我牵连上,如果被牵连上,我早就没命了。赵得亮原是一名中学生,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并且是一名小头头,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剧院他曾几次跑到我跟前来跟我聊天,但却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想逃跑的问题。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绝不会向一个他们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们的计划,更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不可靠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既然要策划逃跑,当然免不了要来回串动,这一点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盯上了,汇报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干部,可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干部也没有惊动他们,因为怕惊动其他犯人。要知道,几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险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车向兴凯湖农场进发。每两辆大卡车之间有一辆中吉普,上面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车队两边还有骑兵,这种威严的阵势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果有哪个犯人企图跳车逃跑,立即击毙。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2.四分场的劳动

  

   到了兴凯湖农场后,我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七班(劳改队对犯人的管理完全是采取军事化的办法)。那时兴凯湖农场共有总场、八个分场和一个造纸场共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一个码头监狱(也叫“严管队”),是专门关押重新犯罪准备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编制相当于一个中队。总场是团级,分场是营级,每个分场又分若干中队,中队是连级,中队下面又分若干小队,小队是排级。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是从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实际就是牢头,专门负责在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干活不卖力,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劳动中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劳动力不够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田埂时,我的两只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的象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里仍然结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的脚疼的受不了,干一小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的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每一批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了,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的多。我的情绪更加低沉,怀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3. 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第一次被关小号

  

   春播过后到中耕除草,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农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较早,吃过晚饭以后,犯人可以在院子里溜达溜达,下下象棋什么的。这时有几个同中队但不同组的犯人经常来找我聊天,一个是北京铁道学院的蒋明欣,一个是北师大的闫景旭和清华大学的智淼源,这几个人都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有人向干部作了汇报。管教干部找我说:“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许串队、串班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报告管教!我知道,我没有串队、串班组。”“那你为什么经常和蒋明欣等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我说:“又不是我找的他们,是他们来找的我,不过是闲聊天罢了!”他又说:“陈奉孝,我警告你!我们知道你原本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如果你胆敢在劳改期间继续搞什么名堂,绝没有好下场!”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说:“监规上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互相聊天呀,国民党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允许互相聊天呢,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犯人连聊天都不允许吗?聊聊天就是企图搞什么名堂?”这下把他惹火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犯人敢如此顶撞管教干部的,他下令:“把他关起来!打打他的反动气焰!”于是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这是我到兴凯湖农场后第一次,也是入监后的第二次被关小号(第一次是在通州监狱)。实际上这次我和蒋明欣等人都犯了一个大忌,前面我交待过,在犯人当中,“现行反革命”犯,被认为是犯人中的“危险分子”,因为这些人的罪名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是被严格监视的。如果几个“现行反革命”犯经常在一起凑堆子,势必引起管教干部的怀疑。

  

   不过这次被关小号并没有给我施加什么严重的刑罚,只不过戴了付前铐,小号也不是后来几次被关的那种棺材式的小号。这次被关的小号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两八”,而是每天八两,一共关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在这期间分场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导员(即分场的副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进行教育,他说:“陈奉孝!你本来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人民培养你念了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感激才是,而你却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右派反革命,你应该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好好接受改造,可以争取减刑嘛!你还年轻,初入监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在改造期间顶撞干部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早点出去参加大帮的劳动。”

  

   此人看来有点文化,说话态度也比较和善,我也没再讲什么,只答应着就是了。最后我胡乱写了份检查承认自己顶撞了干部,违犯了监规,就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我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们也没抓着我什么把柄,现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节,将我关着也是白白浪费一个劳动力,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出来的。

  

这次关小号认识了一个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岁,跟我关在一起。他有严重的抽羊角疯病,一天抽好几次,不能下地干活,整天关在这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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