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中俄两国暴富集团的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6 次 更新时间:2009-06-11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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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 (进入专栏)  

众所周知,现在中、俄两国都出现了一个暴富集团。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暴富集团有其相同与不同之处,现从主要方面进行一下分析。俄罗斯的这个暴富集团的主体大都是原苏联的党政高官及其子女亲友;中国的这个暴富集团的主体也是党政官员(包括已退休的)及其子女亲友,这便是两个暴富集团的最大相同之处。这两个暴富集团的最大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出现的时机不同,对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持的态度不同。

先说说俄罗斯的这个暴富集团。由于俄罗斯的这个暴富集团的主体是原苏联的党政高官,他们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本国的国情可以说是很清楚的。通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他们知道苏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前的民意调查显示,76%的党政高官赞成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党政高官在苏联解体前虽然享有种种特权,但从法律上讲,这些特权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也并非真正的百万富翁。他们知道,要想成为西方国家式的百万富翁,只有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才有可能,因此他们成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积极推动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实行了盖达尔的所谓“休克疗法”,即将全部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将每个国有企业划为若干股份,并发给每个俄罗斯公民一万股票。可是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惯了的普通苏联老百姓来说,根本不懂得这一万股票的重要性,再加上那时经济大幅滑落,生活日用品严重缺乏,大部分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便把手中的股票轻易廉价地卖掉了。但是那些原苏联的党政高官们,他们懂得这些股票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过去享有的特权,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便从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手中大量收购这些股票。经过不到十年的阵痛,俄罗斯的经济开始稳步上升,作为致富基础的这些股票便大显神通了,俄罗斯的这个暴富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个暴富集团的财富从法律层面上说是合法的,除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财富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得来的,因此是受法律保护的。

再分析一下中国的这个暴富集团。也像俄罗斯一样,这个暴富集团的主体也是党政高官(包括已退休的)及其子女亲友。由于中国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体制基本不动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便给那些党政高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创造了条件。中国的第一批暴富者多半是伴随着八十年代实行的物价双轨制产生的。当时由于计划价与市场价的巨大差别,一些党政高官利用批条子的权力,一些党政高官的子女亲友利用有利的社会关系获取批条,将计划内的物资转手以市场价倒卖,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当年流行的“官倒”一词就是这样产生的。八十年代末那场震惊世界的所谓“政治风波”,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可是那场“政治风波”被镇压后,当局并没有把“反腐败、反官倒”这一口号接过来,因此从那以后,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便迅速大规模蔓延开来。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所谓的开发区,各地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官商勾结,强征农民的土地,大发不义之财。党政官员及其子女亲友借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机会,将大量的国有财产化公为私,这个暴富集团的规模迅速扩大。不仅如此,现在名义上国有垄断大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之类的重要岗位,几乎百分之百为党政高官的子女亲友所占据,这便是中国目前这个暴富集团的概貌。从法律层面上讲,这个暴富集团所获得的财富是非法的,也只有在现存政治体制下他们才可能获取这些财富,也只有在现存政治体制下,他们的财富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这个暴富集团绝不会赞成中国实行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便是中、俄两国的暴富集团的最大差别。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就在这里。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果的绝大部分却为这个暴富集团所占有,因此目前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现在国人从上到下大都认识到了,要想避免各种社会进一步恶化,以致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是由于这个暴富集团,特别是各地方诸侯的干扰破坏,这些口号很难落到实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南海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有些善良的人们担心如果一下实行新闻自由、开放党禁这样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当然,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此提出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渐进改革的办法。想法当然是好的。问题是在执行过程当中会不会由于这个暴富集团的干扰破坏而走样?我想,这个暴富集团之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会侵犯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目前大批贪官携款外逃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是否可以以不侵犯这个暴富集团的既得经济利益为条件,换取他们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妥协是政治斗争的一门最高艺术,不懂得妥协的政治斗争最后必然走向流血。肯定会有人说我这种想法太天真太书生气了。但是从哪里找到政改的突破点呢?难道眼睁睁等着看流血吗!

陈奉孝

200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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