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4 次 更新时间:2012-11-08 14: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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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 (进入专栏)  

  

  本文想讨论四个问题: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背景;后危机时代全球化面临退潮的可能性;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的路径依赖性质及其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背景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发端于美国次债市场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的影响。关于危机发生的微观和宏观原因,媒体和学术界已有很多的研究。我想重要讨论一下危机发生的全球化背景。

  我的分析是,这场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内在结构矛盾的激化和自我修正。我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两个层面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亚洲地区具有劳动力丰富和高储蓄的资本优势,主要承担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大宗商品供给者;美国和英国则在市场经济制度软环境、高新技术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如研发、销售、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生产者服务和现代金融服务)享有全球垄断地位。

  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持续和加深。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当前的60%。中、日、俄和中东地区持续顺差,而美国和英国持续逆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关系。这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型相联系。

  在美国,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寡头垄断地位,通过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启动房地产负债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并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美元的资本回流,推升其资产价值,通过财富效应维持其资产-负债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运转。金融创新、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都是这一增长模式的内生性要求。在经济空心化、技术创新衰减、人口老龄化显现的背景下,金融膨胀和消费透支都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金融危机意味着美国负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强制性调整。中国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型增长模式,与美国危机前增长模式有着完美的契合。如果美国危机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被迫转型,那么中国现行增长模式将不再具有外部环境的支撑。

  从金融全球化层面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促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官方资本大量输出到金融中心国家的资本市场,体现出追求安全和流动性的低收益长期投资特征;美英贸易逆差国大规模输入的资本在催生本土资产泡沫的同时,部分与当地养老金一起通过机构组合投资形式回流到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围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这种与生俱来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缺陷,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国家间的财富转移以及泡沫的催生和破灭。IMF(2007)《世界经济展望》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未能象理论阐述的那样增进全球福利,而是导致国家间不平等的加剧。

  金融危机的对世界经济的衰退性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发生。

  首先,发源于美国次贷和次债跨市场的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渠道扩散到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跨国金融机构因在美投资的重大损失而面临破产,并由此引发金融市场的全面恐慌。

  其次,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通过财富效应和信贷收缩渠道引起消费、投资的下降和经济全面衰退。美国房价下降22%,股价下降了47%,(例如花旗银行集团的市值已从2006年年底的2740亿美元减到近期的210亿美元,下跌90%以上),资产泡沫破灭导致居民消费减少;而资本金缩减、借款人违约和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导致银行普遍的信贷收缩,后者又导致消费和投资的下降。

  第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结构调整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导致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下降和经济衰退压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出口下降的直接影响可能下调两个百分点。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呈现L型发展态势,即出现1-2年负增长的短期衰退和更长期的低迷;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调整,从不平衡到再平衡,其主要特征是美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国将收缩其贸易逆差,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将减少其贸易顺差,直至可持续的水平;第三,全球化退潮风险的上升,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作更为具体的讨论。

  

  二、根源于全球化结构矛盾的全球化退潮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全球化退潮的风险,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美国货币史学家詹姆斯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前几天出版了一部题为《全球化终结》的著作,他在书中分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化退潮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并提出当前全球化退潮的可能性。

  根据詹姆斯的分析,全球化的退潮是根源于全球化浪潮上升期所形成的结构和制度。我个人的分析是,当前经济全球化退潮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四方面的推动力:

  其一是美国经济可能的转型与世界经济从不平衡到再平衡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伯格斯坦在今年7月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份证词中指出,美国有必要将贸易赤字从目前超过GDP6%的水平降低到3%,以维持美元的稳定。另外,美元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结算货币,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也将阻碍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最近OPEC宣布减少原油的生产,美元风险和美国国债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不能不是一个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二是发达国家因老龄化与技术周期下行面临长期衰退的风险。美国某个战略研究所认为,美国目前正处在技术创新衰减期,下一轮技术创新高潮将在2020年以后发生。而投资预测家登特(2004)则指出,发达国家因人口出生率的放慢和技术周期下行将在2010-2022年出现与上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大萧条。他提出一个需要人们严肃考虑的问题,即如何为从2010年开始的大冲突和大萧条做准备。不久前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布什的讲话,布什指出财长和联储主席警告他,如果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政策,美国的经济危机将比上世纪30年代更严重。因此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中长期萧条的可能性要有足够的关注和心理准备。上一次全球化的退潮正是大萧条背景下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所引发的。

  其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政治压力极易诱发贸易战,导致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美国研究国际大都市的著名社会学家莎森(Sassen,2000)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曾经的高速增长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待遇,减小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制造业的外移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通过创造 满足高收入阶层在居住区和商务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低薪就业岗位、通过制造业的“降级”(指随着血汗工厂和工业家庭作业的不断增加,具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数目的下降和工资恶化的过程)引起劳资关系的重组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平等的加深。目前人们更多关注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有色人种身份和奥巴马政府可能的政策取向,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美国老百姓选择奥巴马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需要一个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进而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总统,因此他们选择了奥巴马!

  最后,在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这些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正在加深,在世界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相对较小,即使存在也较容易协调,但是在世界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利益冲突将会加剧,而且协调的意愿下降、困难加大。因此不排除美欧之间、美国与中日之间、欧盟与中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的可能性。

  因此,从经济危机的可能深度和中期性质、从美国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从美国政府维护其长期金融霸权地位的需要来看,美国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发展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通过扩大出口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中长期政策取向是有其内在需要的,而这种战略调整需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出配合。同样由于中长期经济萧条的风险和内部社会矛盾的加剧,欧盟、日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反应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消退都是大国的需要主导的,而小国只能是大国贸易摩擦的牺牲品。这种经济全球化退潮的主要特征仍将历史重演地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和汇率的竞争性贬值。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推动因素在于:美元信用的崩溃或慢性危机、全球最后贷款人与监管者的缺失、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缺失的门槛效应。

  当前中国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美元信用的崩溃或慢性美元危机的危险。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各国官方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2/3。但是美元币值的稳定性则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巨大不利影响。当前金融危机期间美元的升值趋势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美元很安全,美国资本市场很安全的错觉。这种错觉对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大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目前美元升值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有现象:其一是美国金融机构出现亏损或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变现和资金回流以救助母公司,这种应急性的资本回流在外汇市场上推升美元汇率;其二是像澳大利亚等各个小国经济十分脆弱受到外部金融冲击后可能面临全面的经济金融危机,她们利率有很大的下调空间,这些国家爆发货币危机更可能引发本币50-100%甚至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美国国债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避风港。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平息和全球市场的信心恢复,美元则可能面临巨大贬值压力。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过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了此后美元超过40%的持续贬值。在此次反危机过程中,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与上一轮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上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这次则可能会下降至零利率。在此政策背景下,美国国债价格泡沫也越吹越大。一旦市场信心恢复,利率上升,美国国债泡沫就有可能破灭。为了规避美国国债市场风险,在此之前投资者就会抛售美国国债,向海外相对安全的市场(如中国股票市场)转移,这将导致抛售美元引发的美元贬值。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和美元币值贬值的双重预期将导致两者之间下行的恶性循环。就如出口企业在美国银行和企业信用崩溃下自动停止出口一样,在美元信用崩溃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各贸易顺差国也会尽可能减少贸易顺差以避免投资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风险。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森(Adam S. Posen,2008)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在安全、贸易、甚至文化事务中的全球政治领导地位对美元在货币领域里的用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未来欧元仍无法与美元匹敌。但是波森强调,“全球货币体系的分崩离析更可能出现在美元的失灵,而不是顺利地转向一种能够与美元匹敌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那会减少货币区之间货币兑换的容易度,储备转向黄金和其他硬商品,而资本的跨国流动缩减。”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二个推动力来自全球金融监管这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冰岛这种小国家因其跨国金融机构陷入破产而导致的国家破产风险。冰岛是一个30多万人口的小国家,其规模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高达该国GDP的9倍以上。当这家金融机构陷入破产境地时,因政府无法救助,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关系陷入一片混乱。这个新型挑战提出了在全球范围提供有效金融监管和最后贷款人救助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拓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让其承担全球金融监管和全球最后贷款人职责。但是充当最后贷款人要求具有像各国中央银行一样发行货币的特权以保证其救助的资金来源,这在现实中尚不具有可行性,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被美国政府操控其合法性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发展进行限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经营是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而限制其全球化经营将直接导致金融全球化的退潮。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罪”,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结构性缺陷:缺乏长期的信用基础或健全的长期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就整体而言,在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信用制度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方面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尚不具备良好的长期投资的制度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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