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民主与专制：历史的庄严承诺为何落空？反专制为何更专制？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黄炎培的“窑洞周期律”竟无人能破吗？

无论国民党或中共在当初建党革命的时候，都是大力宣扬反对专制、独裁，许诺要给人民充分的民主、自由，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在他们先后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却无一兑现其承诺，尽管在口头上仍然还标榜着民主、自由和人权，实际上却实行专制独裁，并且比他们所先后推翻的前一个政权更为专制。

蒋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广大工农民众仍处于帝、官、封压迫剥削之下，无民主、自由与人权可言。虽然也允许一些民主党派存在，但其参政权和政治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和排斥。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同中共和其他政治派别一度达成团结抗日协议，抗战刚结束也曾商讨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始终未曾放弃一党专政。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未能真正实行民主。无论在政治、军事上搞的都是以蒋为中心的国民党上层少数人的专制独裁。1949年退守台湾以后，开始一段时间也仍然维持着强人政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政权加速民主化进程，废止戒严令，开放党禁。1996年3月举行首次“总统”直接选举。从此走上宪政道路。

至于中共于1949年在大陆取得政权之后，一直实行专制体制，特别在毛时代其独裁专制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革命所要推翻的“蒋家王朝”的程度，甚至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地步。如今这已是世人公认的了，大陆人民身临其境，感受尤深。

毛时代的专制独裁体制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制；其次是各级“书记挂帅”的党委专制；再次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的个人崇拜的领袖毛个人独裁。

一党专制排斥其他任何党派和政治社团。革命年代中共也曾同当时存在的一些民主党派结成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标榜“多党合作制”，但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共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但是短短几年后的1957年，中共以号召“帮助党整风”为名，让人们“大鸣大放”，引诱“牛鬼蛇神出洞”，然后再突然来个“反右斗争”，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右派。自此，各民主党派便完全失去独立政党地位，而沦为中共的附庸和“统战”工具。中共规定他们“参政不越位，帮忙不添乱”。他们只能“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的决议而不能提出异议。中共一党专制地位完全确立和巩固了。

除各民主党派外，中共也还建立了诸如工（会）、青（共青团）、妇（妇女联合会）、学（学生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但他们都只能是在中共绝对领导下，是中共控制各相应群体人民的政治工具。

中共的支部建立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基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各行各业和每一个角落。这保障了完全彻底的“党天下”局面的实现。

中国大陆各地区、党政军民各行业，都实行党委领导，各级党委则实行“书记挂帅”。人民（包括党员和干部）不同意党委决定，或者不服从书记指示，就可能构成“反党”。书记挂帅实际上就是书记独裁。

在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下一级党委书记的“独裁”还得服从上一级党委书记的“独裁”。以此类推，到了中央，便是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它的常委会，又特别是它的最高领袖的独裁了。如果有人（哪怕他是中共中央的二、三号领袖人物，如刘、邓）胆敢反对最高领袖毛，就被认为是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毛思想、反对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可以随时宣布其为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而号召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只因彭德怀给毛一封关于批评“大跃进”冒进凤的私信（毛把它视为“意见书”印发），毛突然改变会议方向（由原定反左变为反右），宣布彭（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1966年毛更采取非常做法，撇开党中央集体，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此前由于个人崇拜而形成的全国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对于伟大领袖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发动并不知真情的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借助“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不满意的刘、邓为首的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并造成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浩劫。在整个毛时代，毛的个人独裁专断达到无以复加地步，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以往各个时代的封建皇帝。

在由以上三个层次构成的中共政权独裁体制下，全国民众毫无自由和民主权利可言，基本人权遭到任意践踏。党、党委、党的领袖高于一切，统制一切，真正切实地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党）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党）臣”。全国人民不仅其行为受到严格规制，连思想意识亦受到严格控制。人们事情无分大小一切都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自由思想或个人志愿，都要做“革命的螺丝钉”，“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全国一盘棋”，“组追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几乎变成一个大军营！翻遍古今中外历史也找不到如此完全彻底地严密控制全国10几亿人口的专制独裁政权！

本文的任务主要不在于事实的揭露，更重要的在于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本质的分析。让人们明白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汲取教训，思索中国今后的路应当如何去走。

这里起码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本来以反专制为己任的革命在其革命过程中，特别是革命成功以后为什么反而会比以前更专制，当初发动革命时候的种种庄严承诺为何往往落空；人民群众为何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自由直至生命服从专制独裁，并对党、对党的领袖表现出超越宗教，达到疯狂般的忠心、崇拜和痴迷；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为何遭到完全破坏而能让毛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而得不到制约；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怪圈定律”难道真的无法打破吗：等。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一般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般说，在古今中外的重大社会变革中，新政治势力为了推翻旧政权，总要首先宣布旧政权和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罪行，不厌其烦地鼓吹革命的目标和纲领如何优越，将如何给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带来自由、民主和幸福，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安定、繁荣和富强；鼓励民众为了理想中天堂般美好未来而牺牲小我，以顾大我，绝对服从其领导和指挥。而民众一旦相信这种宣传，便真的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自由和利益，甚至不惜生命，把自己融入革命队伍，接受被认为是必要的“革命的专制”。本来，在非常时期，为了以暴力推翻旧的专制政权，革命队伍中也确实是需要团结和铁的纪律，需要必要的权力集中和某种“专制”。革命领袖们也会一再说明：这只是非常时期不得已而为之，待一旦革命胜利后就会改变局面。问题是这种非常时期的专制做法时间长了便成了惯性，领导者们感到得心应手，办事“效率高”，即使革命成功后也不肯放弃，并往往找出种种借口来继续这种传统的专制做法。除非有非常强有力和十分严格的制度约束，否则便会“习惯成自然”地延续下去。那时即使下层成员和广大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也往往再也扭转不了局面。并且，如今的专制已经披上了“革命需要”的堂皇面纱，专制者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比革命所推翻的原来专制更为专制了。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Tocquville,1805—1859）在1856年出版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针对法国大革命对这个问题也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氏指出：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1]。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

“如果有人问我，旧制度的这一部分是怎样整个搬入新社会并与之结为一体的，我将回答，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我还将进一步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此刻加速人民这一倾向比起抑制这一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利自然都趋向于统一，只有凭籍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中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于人民心安理得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2]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崛起，而且比以往更加坚固。”[3]

托氏的这些论述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只不过在现代中国革命中，只有中共才把这些“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包括如何根据形势和民众心理提出最能吸引人的目标和口号，给民众种种美好的承诺，以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思想奴化、政治打击、组织处理和甚至人身灭绝等诸种斗争手段，统一思想，排斥异己，清除反对派，维持内部高度团结统一，提高战斗力，确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服从中央”的专制体制；以中共党的全国组织网络和党内专制，实现对全国、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专制；如此等等各方面的做法和效果程度，都达到登峰造极水平。从其做法手段来看，可谓集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政权、政党甚至各种帮派组织经验之大成。本文对此不拟作全面分析，只就作为中共专制制度的核心和最高形态的毛的专制独裁的形成进行重点分析。

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专制体制的最高头目的毛，其在党内和在全国的至高无上（超越中国历代帝王，超越任何宗教领袖，也实际上超越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神即玉皇大帝）的地位是怎样树立起来的，为什么唯有他在中国那一段历史上能够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这需要从中共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以及毛领袖地位确立和专制独裁地位形成两个阶段来分析：

毛在中共党内和全国的地位是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可以分为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及其以后两个大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他先在党内后在全国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时间是1921年中共成立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再到1949年全国新政权的建立。其中的关键性事件主要有：一是1921年他出席了在上海的中共成立会议，这使他在后来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接着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得以党的创始人之一（毛委员）的资历，高起点地占据革命的重要领导岗位。二是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了一支红军，成功地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这使他立即成为当时中共的实力派人物。三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至同张国焘斗争这一段时间，他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掌握了红军军权。[4]四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有了个较稳固根据地之后，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结束），使他对中共党、政、军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深入和严厉的整顿和清洗，使以毛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军得以确立。五是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通过的新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六是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张三大战役）的胜利，直至全国新政权的建立，这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在全党、全国最高领袖的法定地位。

在上述这个阶段，毛之所以从当时中国群雄并起局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有其特定的内部、外部原因。例如，从毛的个人内在因素看，从小胸怀大志，有理想（或说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聪明，办法多，常出奇招，不落俗套；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对历代农民起义和社会革命规律和经验教训有深刻的认识；等。从外部看，则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中国社会革命需要像毛这样的人物。即使是个人英雄主义，但如果它恰恰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需要，两相结合便也可以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可以成为“革命英雄主义”。社会要变革，需要领头人，不是这人就会是那人。究竟是谁人？这其中存在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古语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唯捷足先登者得之”。秦鹿既然已失，只要大家去逐，总会有人得之；“捷足先登者”是相对的，即使原本也许最有能力，最“捷足”在先的一些人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了，后面本来稍次的人便也成了“捷足先登者”而“得之”。所以，最终鹿死谁手，那是存在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必然性乃寓于各种偶然性之中，正是各种偶然性的链接体现着必然性的存在；而各种偶然性乃处于总体事物的必然性潮流之中，受其裹挟。并且各种偶然性的发生，就其当时内在、外在原因来说又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毛在上述这一阶段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最终稳稳站上领袖地位的历程，也完全适用上述法则。

下面着重分析第二个阶段毛怎样最后走上专制独裁，并成为中国人民的“红太阳”和最高神的。

第二个阶段是同上述第一个阶段密切关联的。在第一个阶段革命战争年代，确立领袖地位并有意识地树立领袖权威是必要的，但内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不放纵个人的随意性，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在这方面存在重大失误。

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七大，再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奠定毛的领袖地位的同时，也为以后毛个人崇拜和让他逐渐走上专制独裁道路埋下了祸种。从那时起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整肃后，在毛周围聚集的最高层领导人中，多数都是亲毛派，是对毛百依百顺而不敢说“不”的人。如周恩来，在钦佩毛的才能的同时，常为“顾全大局”而对毛百般迁就，不坚持原则。[5]如刘少奇，七大时期对毛一味吹捧拔高（这也与毛在同其他派系斗争之后对刘突然大加提拔，使刘一味投靠毛，借助毛的威望有关）；如朱德，性本宽厚，无意同毛计较和争斗；等等。而毛本来十分要强，争强好胜， “与人斗其乐无穷”。并且点子多，江青在对人谈到毛与人斗的手腕时就说过：你们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这样一来，毛的意见无分对错，只要他坚持到底，别人就只得让步。久之便形成惯例。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便积重难返，变本加厉了。

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把整个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个人命名是不甚妥当的，容易引起许多不良后果。虽然当时也曾解释说，“毛思想”是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集体智慧；但后来实际上“毛思想”变成了“毛（个人）的思想”。这不但不实事求是和不公平，侵犯了其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朱德的一些军事思想等都被归于“毛的思想”），贬低了他人，抬高了毛；更为重要的是难免导致以后凡“毛（个人）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严重后果。以后别人如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被宣布为“反对毛思想”、“反对毛革命路线”，而遭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就像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宣布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一大批“走资派”那样。

新政权建立以后加速毛走上专制独裁的内心起因主要还在于毛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一则，觉得如今既然已经稳居党内绝对权威地位，又已经取得全国政权，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大搞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全国性试验了。二则，毛一贯自视甚高，野心无边际膨胀，并不满足于做中国的最高领袖，还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只是以前斯大林的威望压制了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觉得时机到了，完全不把后来的苏共赫鲁晓夫放在眼里。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毛为了提升中共在各兄弟党的地位，认为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于是决定跨越式发展模式。

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同毛的这种心态相关：

解放初年在农村发动农业合作化和稍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在城市发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坚持个人意见，大反刘少奇等人的“小脚女人”般的保守和右倾机会主义，在缺乏充分讨论和民主程序情况下使得党内其他人屈从毛的意见，使生产关系不停顿地“升级、过渡”，造成生产力和经济严重破坏。

1957年先是以发动全国中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党整风为名，“引蛇出洞”，然后发起反右斗争，全国共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从此让广大民众，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人士闭嘴，不敢再对中共的专制统治，对其各级领导人说不。

1958年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国掀起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总路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三面红旗”。极度发作的主观主义、狂热、冒进和浮夸，立即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直接导致饿死数千万人的骇人听闻的全国性“三年灾害”[6]。

合作化和特别是后来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事实证明是根本错误的。但毛死不认错，仍然要死保“三面红旗”，生怕人家藉此否定了自己，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甚至导致自己下台的结局，就像中共以往历次路线斗争结局那样。1962年召开关于总结评估“大跃进”以来成绩缺点的“七千人大会”，加深了毛的这种担忧。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后来接着又发生庐山会议突然袭击彭德怀事件和10年“文革”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毛抵制对“左倾”冒进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批评，反而突然发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宣布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

1966年由四清运动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凭借已经树立起来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个人崇高威望，发动“红卫兵”和全国民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号召“夺权”，把他不满意的全国党政军干部统统打倒，按照他的指示建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开展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新的政权班子“革命委员会”。

10年“文革”时期，毛的专制独裁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只有毛这一个“红太阳”，毛是“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思想，毛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全国城乡各处建筑物墙上都是毛语录的“红海洋”，到处都竖立着毛的塑像或画像。人们每天吃饭、干活、睡觉前后都要向毛的神像“早请示，晚汇报”。连老掉了牙齿的老太太、老大爷也要唱红歌，跳“忠”字舞，并且他们往往热泪盈眶。在那年头人们丧失了一切自由和人权（只有“誓死捍卫毛”的权利和自由），对人们（包括官员、老干部）的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毛的一人手里，哪个老帅是批斗还是保护，毛有最终决定权。法制完全被破坏，当时起作用的法规只有镇压“阶级敌人”的《公安六条》。

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运动？为什么要“炮轰司令部”，打倒刘、邓等“走资派”，并且决定采取如此不计人力物力成本，不顾国家和社会安定，“史无前例”的方式？其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但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还是毛的极端个人主义私心，即为了自己生前、身后能够继续维持中国最高神一般的崇高名位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殊死搏斗。为生前，决不放弃其一手遮天的权力——而他在那时近乎神经质地预感到有人在挑战他的最高独裁地位，甚至有可能取他而代之。为身后，就必须选好可靠的接班人——这就引起后来他走马灯似地相继确立接班人，又一个个将其打倒的乱局。

按照毛这样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人的思维定式，当初最理想接班人方案当然是其大儿子毛岸英。1950年毛将他托付给彭德怀送到朝鲜战场去，不就是如战国策中“触詟说赵太后”那样，将长安君质于齐“令有功于国，—旦山陵崩，长安君”方可以“自托于赵”吗？然而上天不佑，岸英牺牲了。毛欲传位毛氏家人的想法自此中断了几年。1959年毛只好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但毛对刘一直不放心，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其打倒。毛的“总路线”惨败和“三年灾难”过后，至发动文革前，毛才又逐渐坚定了让其夫人江青和其侄子毛远新最后接班的决心。文革中（1969年中共九大）曾经一度推出林彪作为正式接班人。但当时无论对毛、对林来说，都是一种互相利用：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支持毛的总路线和支持毛的文革，用毛的话来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林彪自己顺利接班，打掉一大批老帅；然而毛又何尝不是为了打垮刘邓等“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只能取得当时手握军权的林彪的支持呢？同时毛当初也希望林以后能够同江青等毛家人合作。然而林彪不是如他口头说的“三忠于、四无限”那样的种，不仅始终不买“婆娘”（林彪私下里对江青的一贯称呼）的帐，而且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被毛认为是“抢班夺权”。这决定了林彪最后“折戟沉沙”（乘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的结局。

文革中及后期，毛还曾先后打算让陶铸、邓小平等人来做他“托孤大臣”，辅佐江青、毛远新将来登上龙位，但陶、邓始终不肯买账。最后便轮到华国锋。毛知道华的能力有限，但他为人忠厚，希望他能够起到最终让江青、毛远新接班的过渡作用。[7]

下面着重说说毛同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打到刘、邓。

建国以后，在经济建设及其他国家治理的许多问题上，毛同党内刘、邓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存在分歧。毛是个极具浪漫色彩和理想主义的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同质性），高估人（由他自己而推演到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轻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容易狂热和神经质。在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属于一种极左心态。而党内如刘、邓等人则稍微现实一些，对毛一些过头的近似天方夜谭的想法自然不会完全和出自内心地赞同。毛便认为他们右倾，不跟他这位最高领袖保持一致，唱对台戏，对此而时常心怀不满。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毛的心情矛盾，担心中国也有人反他的个人崇拜。“大跃进”遭到惨败后，毛仍然要死保“三面红旗”，生怕人家否定了自己，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保不住生前自己的最高权位，或者死后还会遭到清算。1962年召开关于总结评估“大跃进”以来成绩缺点的“七千人大会”，加深了毛对自己前景的担忧和对刘、邓的不满。[8]

1964年“四清运动”时，毛与刘、邓的分歧更加公开化，毛认为刘、邓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同毛对立的另一个司令部。在1964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曾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又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次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关于“四清运动”汇报会，毛怀疑刘少奇、邓小平排斥他出席会议，竟拿着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径直去到会场，发牢骚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9]那时他还神经质地认为，在他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崇高地位受到了威胁。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16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此次会议期间，毛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于是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毛要打击他人以维护自己崇高地位，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而不采取其他较为简易方式呢？其一，毛可能觉得反对他，反对他的“三面红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对他准备让江青等毛家人接班的安排的人（即“走资派”）较多，实力较强大，特别是中央形成了一个同他对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像庐山会议时的彭德怀几个人容易对付，而必须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革命运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其二，如果像往常那样由毛直接出面打倒对手，树敌过多，并背上自己容不得人的恶名，而借助群众运动，则可把群众推到第一线，自己不背恶名，却能掌握主动权，既达到打倒对手的目的，自己还可做好人。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他有个基本估计，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广大群众一定会跟他走（容易受他蒙蔽，受他唆使）。他不是常常吓唬他人说，他要“重回井冈山”，重新带领人们去“打游击”吗？而后来事实证明，经他一唆使，天真的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就义愤填膺地纷纷起来“誓死捍卫”他了。何况他认为当时拥有军队实权的林彪同刘、邓他们不一样，是会拥护自己的，毛已经将他拉到自己一边，不怕天下大乱。此外，毛自己还有个说法，是要用这种群众运动办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以后年代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照此办理。根据毛一贯的“超群脱俗”浪漫主义本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作风和将人民群众玩弄于股肱之中的“群众路线”经验，不排除当时也有如此想法；但这绝不是主要的，它可能主要是毛后来的一种自我解嘲，推卸罪责的说辞而已，不可全信。

以上说了毛的动机目的如此，那么，中共还有那么多的高层领导人，全党几千万党员，全国大几亿人民都干什么去了？他们大家为什么不能阻止毛的倒行逆施呢？这里只说说毛周围党中央那些领导人。根据当时情况和参考许多人后来的自我检讨或回忆录，可以推断，对毛发动“文革”这样超常做法，许多人开始是并不完全和真心赞同的。特别是1966年的《5.16通知》和“十六条”，已经非常明确“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成立了“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让原来的中央瘫痪，让刘、邓他们靠边站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斗争矛头是针对自己及其他一大批人的吗？他们是不敢反对、无力反对，还是实际上是基本赞同的呢？这里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许多人的心态可能是兼而有之。一方面确实是屈于毛的一贯强势和淫威（延安整风时期整王明、博古，庐山会议整彭、黄、张、周的先例，他们会历历在目），如果坚持到底可能马上导致自己被打倒的后果；虽然他们也知道党内有不少人会与他们有同感，但未曾互相联络，也不敢联络，人心叵测，怕被发觉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团体罪名。所以只能是等待着被毛各个击破。中共党内自延安整风之后所谓民主集中制早已名存实亡，早已无正常党的集体生活秩序了，要在党的会议上充分讨论达到协商一致完全没有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共党内长期以来是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除毛以外的党的领导人（包括刘、邓）头脑中的极左思想也根深蒂固，对毛的反资、批修、阶级斗争、专政，总的来说是认同的。心想毛所谓要斗跨的那些“走资派”也许是别人，但愿不会是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就是“走资派”，就是毛真的要下决心打倒的人，因而存有一种侥幸心理——须知当人别无他法应对局面时，就容易产生并指望这种侥幸心理。

根据上述分析，当年毛发动“文革”，党中央集体顺利通过《5..16通知》和“十六条”，就连刘、邓等人也投赞成票而并未加以反对，这就可以理解了。

在毛的周围还有一种人，如林彪和后来的江青“四人帮”等一帮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对于毛的各种极左做法，他们不在乎或根本不去认真思考其对与错，只是嗅觉到时机对自己有利，迎合毛的心态，取得毛的信任，在毛打倒别人（如彭德怀和后来的刘、邓“走资派”）的斗争中充当帮凶，以图自己取代其地位而“黄袍加身”，辉煌腾达。因此对毛死劲地吹捧和拔高，对毛的的极左做法一味推波助澜，而丝毫不加以反对。毛在“文革”前几年和“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同这些人的支持和吹捧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林彪和江青等“四人帮”他们内心对毛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林彪对毛建国后的一系列极左和专制做法也许内心并不都赞同，或者可以说是反感的，这从后来他儿子林立果等人制定的反击毛的“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和对毛的政策的抨击可以看出。[10]

“文革”过去之后，人们在总结教训时大都把根源归结到中共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对毛权力的监督制约缺失。这是对的。但是，现在需要更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根据那时实际情况，中共党内有可能形成对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吗？

中国几千年处于封建社会，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农民起义。中国人（从革命领导者到广大群众）头脑中充满对帝王，对“真命天子”的信奉、忠心和绝对服从。反映到中共党内必然是高度集权和领袖的专制（当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坚持主张“绝对服从党魁”）。加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其老祖宗（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开始就是主张高度集权的。300多年前的孟德斯鸠就曾说过：“社会主义同专制密不可分”。[11]试看从前苏东到东亚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不是实行专制的，有哪一个共产党内部真正实现了民主（或“民主集中制”）呢？由是观之，设想中共当年如果能实行民主，能够对毛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也许可以避免灾难发生，这不仅是事后诸葛亮，而且也只能是幻想，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也应承认，当年如果党内能稍稍加强一些民主程序和制度保障，后果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已经处于21世纪的中国，如今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根本上去努力推进民主法治和宪政，在全社会实行民主政治，而是叫嚷什么先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发展了便会自然带动全国全社会的民主。这是不可行的，只是一种幻想，或是别有用心的人拒绝改革的一种托词。须知：在中共一党专政条件下，即使真正的“党内民主”也是必定发展不起来的；何况党内民主并不能当然带来全社会民主。

回顾10年“文革”，也有人对于中国老百姓那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十足奴性和愚昧，表示惊讶的。是的，那时的情况确实使中国人自己如今回想起来也感到羞愧和不可理喻。究其原因，大致是：一是出于高压，在那种红色恐怖之下，谁也不敢怒于言或怒于色，否则，小则遭批斗，大则被打成反革命，何必自讨苦吃呢？二是先本来是随大流，久之习惯成自然，大家如此，我亦如此，根本不去思考对与错；其中也有些人在大潮流中被裹挟时间长了，慢慢认可，觉得似乎应当如此，天经地义，并无不妥；三是多数普通民众在高压加上长期奴化教育下形成的整个社会邪教般的狂热和痴迷的氛围中，真的产生对最高神毛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而积极参加“三忠于，四无限”活动；须知“谎话说三遍也便会变成真理”。所以说怪也不怪。大家试看今日之北朝鲜人民对于他们“伟大领袖”（祖孙三代）的那种“热爱”程度，不是也令人感到“恶心”和不可理解吗？其中道理是一样的。并且应当说今天朝鲜人同当年“文革”期间中国人比较，还是小巫见大巫，许多东西恐怕还是从中国老师这里学去的呢。孟德斯鸠在分析各种政体的特点时指出：专制政体最重要的是恐怖。[12]在高压和恐怖情况下，什么“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荒唐事情都会发生。当然，人民经过了这样的事以后，会总结教训，提高识别力，避免今后再上当受骗。经历了一场瘟疫之后，就会增强免疫力。

最后我们来说说“黄炎培怪圈定律”问题。[13]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毛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又据说当时毛泽东似乎很有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那以来至今也才半个多世纪，如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至“文革”更只有短短10几年，为什么当年黄炎培的“怪圈定律”居然就起作用了呢？这岂不是历史的大讽刺吗？

黄炎培的“怪圈论”确实也具有某种普适性。任何事业（无论国事、家事）总会有成败兴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演进的。特别是就某个特定的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而言，其执政地位（包括由他们组织的政权）的更替更是常事，谁都不能象秦始皇那样指望自己家族或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千秋万世执政下去。据说1980年代蒋经国在决定开放党禁时，有人提醒他，这会涉及国民党能否保住执政地位问题；蒋经国只是淡淡地说：任何政党都不会永远执政下去。[14]

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的好坏及其执政时间是否久长，最根本的原因和标准是全国人民是否满意和拥护，是其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水可载舟，水亦覆舟。”如果政权是按照人民意愿组织起来，并始终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则人民就拥护，该政权就有了强大的民众基础。反之，政权存在基础就是虚弱的。

一个政权如果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并能始终接受人民监督，那就是民主的政权；反之是不民主的。民主政权能够维持稳定性，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权是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一个政党或其他政治集团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初，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民意志的；而到后来则可能逐渐脱离人民而走到人民反面，因而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

一个政治集团在取得政权后怎样才能始终保持政权的人民性而不变色呢？当年毛泽东口头说的倒是对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后来“这条新路”没有坚持走下去，脱离了人民监督，脱离了人民。而所以如此，关键又在于专制和独裁体制（包括中共一党专制及其最高领袖毛的独裁）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如今人们大都知道的孟德斯鸠所说的名言“权力缺乏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的道理。所谓监督和制约，仅靠一党独大的执政党内部监督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党外的力量，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监督。大家知道，这些都正是中共的严重缺失（1957年反右派和其他一系列政治斗争，让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众再也不敢监督执政党和政府了）。[15]

正是鉴于任何一个执政党仅靠自身力量和机制是不可能保障长期不脱离人民性和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都不搞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各政党互相监督，互相竞争，谁能得到多数选民拥护就上台执政；谁不再受到民众信任就退出执政地位下野。这其中尽管也会出现许多弊端，但相对而言更能让民众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更能政权维持人民性。各政党的轮流执政主要涉及当权人员的轮换，而国家政局却能保持基本稳定，社会成本和损害相对较小。

当然，民主是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和形式是不断发展演进的。但其基本点都必须是有利于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和对执政党与政府能够实施有效监督。否则，即使是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和多党制，也可能流于形式而沦为假民主，即并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反而可能变成仅仅是各种不同派别政客们以人民名义进行的尔虞我诈的争斗。

五、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之路：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改之争；民主宪政建设的目标和核心问题；推进改革的阻力和有利条件；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和形式

本节接着前节论题，再说说19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情况，以及当前政改的方向、目标和道路等问题。

前节说的主要是毛时代的情况，19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以后，中国大陆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应地有了一些进展，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仍属于专制型体制。从前节所说毛时代专制体制的三个层次来看，一党专制、党委（书记）专制虽然也有一些改善，但基本照旧维持；只是党中央最高领袖独裁同毛时代比有了较大改变。毛时代是典型的“强人政治”，从江到胡，其个人权威已远不如毛，中共高层内部有了一些互相牵制（制约），他们已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政权，但离民主宪政目标仍远。如按照孙中山宪政三部曲，前节已经说过，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没能实现，但后来在台湾基本实现了；而大陆呢，应当说至今仍然处于孙先生说的“训政”阶段。孙先生所说“训政”，是指革命党训政。目前在中国大陆，中共在公开场合虽然已经不再宣称自己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了，但由于仍然坚持实行一党专制，不符合民主宪政体制下的政党制度要求，“训政”局面并无根本性改变。实现由“训政”向民主宪政的转变是当前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任务。

目前在中国大陆，人们对于政改的目标和和任务认识很不一致，有些人反对民主宪政，甚至十分忌讳“宪政”一词，说什么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要。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关于是否需要实行法治之后又一次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中可见在我国人们要做到“思想解放”多么不容易！

其实，宪政如今已是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流行的宪政思想理论和从英国、美国等国开始建立的宪政体制，[16]后来已被世界各国所基本认同，成为普世性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所谓宪政，简言之就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一般地也就是指由全国（或一定阶级、阶层）公民的多数将其意志制定为国家宪法，选举产生国家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各国家机关在人民广泛参与和监督下依照宪法治理国家。它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模式，也是一种在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形态。[17]

宪政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颁布宪法；二是依宪治国。宪法从其起源到今天，都主要是规定国家权力的组织、权限及其运行的。虽然也有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宗旨，但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在于约束公权力，防止权力扩张和滥用以至侵犯民众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它是全国民众同国家公权力部门之间的一种“契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宪法就都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是民主的体现。历史上它出现的背景就在于反封建专制，是民主政治的胜利。今天世界上共有近200个国家，他们基本上都制定有宪法；英国、新西兰、以色列等国虽然没有成文宪法，但也有相关的宪法性法律规范和政治惯例、司法判例。从政体来看，当前世界上除多数实行共和制外，也还有30多个君主制国家，这些君主制国家也多制定了宪法，其中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含二元制君主立宪（如约旦、沙特阿拉伯、尼泊尔、摩洛哥）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如英国、日本）。当然颁布了宪法并不等于实现了民主宪政。因为第一，还要看这些国家的宪法内容规定得怎样，是否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即是否为良法；第二，还要看该国宪法在实际上是否具有最高权威和是否得到切实实行。否则就是徒具形式，是对人民的一种欺骗。目前有些专制国家也制定了宪法，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当前多数国家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宪政。而那些即使尚未实现宪政的国家，起码在口头上还是标榜“依宪治国”的，他们多不会宣称自己是“非宪政国家”。如今在我国反对宪政的人难道他们愿意承认我们是“非宪政国家”吗？依宪治国就属于民主政治，[18]难道他们反对在我国实行“民主政治”吗？

宪政同法治关系密切。宪政虽然主要是就全国民众同国家公权力的关系而言（界定该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宪法只能是个“总契约”，具体的各方权利义务关系还得由各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加以规定（这些各部门法律就像是总契约下面的“分契约”）。所以实行宪政必需推行法治。不搞法治而只凭当权者个别人意志治理，必然违背宪法，便肯定不是宪政。反之，法治相对于人治而言，要求全国各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包括民众同国家权力部门之间、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民众之间、本国同外国之间的关系等）都要由体现人民意志的相关法律调整和治理；这其中就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组织、职权及其运行也必须由法（主要是宪法）规定，并遵照实行：而这就是宪政。也就是说，法治国家也应同时是宪政国家。中国大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而如今人们赞成法治，却反对宪政，这岂不有点荒唐？

人类社会的民主进步潮流不可阻挡，实现和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政治体制是历史发展方向，世界各国都不可能长时期加以拒绝和阻挠。对于已经实现宪政的国家而言，其任务主要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问题；对于已经确定方向和正在进行民主宪政建设的国家而言，主要是继续推进和加快改革步伐，而不能中途停顿和倒退的问题；对于至今仍然基本上坚持各种专制政体的国家而言，则更面临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或革命性变革的任务。中国当前正摇摆于上述第二种与第三种类型之间。

当前中国大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领导集团内部，包括高层领导中的一些人；这些人担心改革会制约或甚至失去他们现在手中握有的权力——他们内心牢记着“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丧失一切”的信条。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还有一部分人，更是对人民直接犯下严重罪行，害怕政改后会受到人民的清算，所以阻力更大。二是来自经济利益集团，特别是被人们称为“权贵资本家”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他们在过去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借助公权力或明或暗的扶持，或者自己原来就是权力部门的人或其家属，瞅准了时机摇身一变，一夜之间成了“红顶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成了暴发户，大富大贵 。他们生怕改革继续深化会使他们失去既得财富和地位，成了推进国家改革的反对派和强大阻力。此外，改革的阻力也有来自普通公务员和民间社会中一些普通民众的；他们主要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对民主法治和宪政有误解，或者习惯于守旧，觉得存在的就是好的，不愿改变现有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些则是基于人们所处的现实境况以及对当前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如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贪污腐败、官僚霸道、言路不畅、社会诚信道德沦丧等）的痛恨，不恰当地把原因归咎于“改革把社会搞乱了”。他们怀念过去强力专制年代，幻想倒退到过去，而反对朝向民主法治和宪政方向的改革（这部分人容易被前面两种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为“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借口恢复昔日毛时代秩序而抵制今天的改革）。

在以上改革的各种阻力中，最可怕的是那些“权贵资本家”们同高层领导集团中反对改革的人的结盟（事实上这两部分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在高层领导集团中有些人实际上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那样他们就有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做后盾，会使国家的改革平添强大阻力。这是一切致力于推进改革，实现我国政治民主、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进步的人们所需要高度警惕的。

当然，相对于全国广大人民大众的改革意愿和力量而言，相对于人类社会总的历史潮流而言，我们面前存在的那些改革阻力也只不过是螳臂挡车，不可高估其能耐，不可动摇我们改革的信念和决心。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这里当然首先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历史潮流和当前时代的要求。这是大环境大气候，大环境大气候决定着局部生态系统，局部不能长时期超越和游离其外。下面着重分析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的有：

其一，政治基础。执政党和国家在总结建国后的前30年惨重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如今已经决定拨正船头航向，确定了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方向，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奠定了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而且，许多事实表明，党和国家高层中确实有人是主张继续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各项改革的。2010年下半年近来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讲话曾使人感到鼓舞，当时甚至有些乐观人士觉得这是否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号角”。[19] 中国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就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今后的改革如果能够继续采取“自上而下”和“上下结合”方式渐进推行，当然是最好的。因此高层领导的态度和决心至关重要。[20]

其二，经济和社会基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成绩，如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力量已经颇为强大，国家经济职能活动的范围和行使方式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起码在经济领域受到了必要制约，在朝着民主法治方向前进。这可以说就是经济领域内的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成果。经济领域的改革必然影响到其他社会领域，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各种经济利益阶层，包括造就大量富豪（特别是“权贵资产阶级”）和更为广大的中产阶级。前种人是所谓“既得利益者”，他们既不愿意回到过去专制年代，也不愿继续改革。广大中产阶级在改革中也得到了实惠，他们希望明天会更好。由于这些人不像前面那些“既得利益者”财大气粗和社会地位显赫，他们存在着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会受到具有不确定性的权力的侵犯。他们对社会存在的收入分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等方面的不公平，官僚垄断行业和企业的垄断和特权，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作风，社会风气和诚信道德的沦丧等等丑恶现象，感到不满。他们希望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而能够成为改革支持者和促进派。此外，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他们也感受到30多年改革的成果，他们是拥护改革的。他们对由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滞后造成的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现象感受最深，意见最大，多数人是希望加快改革进程的。他们是推进改革的基本群众基础。近些年来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思想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曾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虽然并不彻底，但也为当时启动改革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1992年春小平的“南巡谈话”在中国大地又一次刮起了新的思想解放暴风，使改革又大踏步地前进，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其后，“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等的提出，其实也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意义。从社会层面看，先是人文社科领域知识分子对“解放思想”的理论先导；接着是以经济学界为主的知识分子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理论对于人们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但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视野的拓展；再后来更有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界知识分子关于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的呐喊，律师等法律实务界对于个案的维权行动，新闻媒体对于民主政治思想和社会维权典型事例的报道（因特网使之传播极为迅速和广泛），等等，这些启蒙和提高了社会广大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改革意识，提高了他们的维权、议政和参政能力。近些年来，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出现的在诸如房屋拆迁及其他各种行政、民事、刑事案件和纠纷处理上的自发维权行为（即所谓“草根维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看到这其中的积极进步意义，而不应该将其仅仅视为“不稳定因素”。“维稳”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以消极态度和“灭火机”方式处事，不但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会把民众正当、可贵的民主进步意识和政治热情误当作消极因素而加以扼杀。正确的态度是因势利导，在妥善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改善有关制度和做法，推进改革。这才是国家长久平安稳定的保障。当前正出现一种可喜的现象，就是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同社会普通民众日益接近，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理论日益同民众维权实际行动相结合。这将形成更加强大的推进改革的基本阵营。有了这个基本阵营做后盾，如果再加上国家领导层的正确引导，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前景便是十分乐观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是30多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民众的觉醒；这些进步和觉醒又构成推进今后改革的基础、有利条件和原动力。如今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将改革继续下去，而不能停止和倒退。开弓没有回头箭。停止和倒退，时代潮流不允许，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进步和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不允许，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答应。这大约也就是温总理在深圳考察期间所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的意思吧。

设想如果没有当初发动并已经历30多年的改革，如果没有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各种基础，今天的人们仍然处在被专制和强权严重禁锢之中“老实”地、就像一颗无知觉的“螺丝钉”或者“一块砖”似的过日子的话，也许他们暂时还不会“胡思乱想”什么继续推进改革——不仅要深化经济上的改革，还想要推进政治上的改革呢！可是如今却不一样了：好了就想继续好、更好一些，改革了就想继续推进改革；并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原因时，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21]这些话很值得今天我们中国人深思！

中国当前继续推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大方向很难更改。如果说我们面临的还有不确定因素，那也主要是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和形式问题，以及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实现的问题了。

古今中外各国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途径和形式，总的说来不外是渐进式改革或激剧式革命（从变革激烈程度和速度看）；自下而上（体制外）、自上而下（体制内）或该二者的结合（从变革发动机制看）。

就近几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专制向民主转轨的实例来看，除了本文前面已经说过的我国台湾地区是自上而下的和平转轨之外，前苏联、东欧国家多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制外与体制内相结合的方式。北欧、中东的突尼斯、埃及也基本如此。2011年春开始的利比亚的变革则采取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方式。

中国大陆未来的变革，就广大人民愿望来看，当然还是希望能按照渐进式发展。因为这样较为平稳，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由此造成的损失。虽然这种方式同激剧式变革比较可能所需时日会长一些，彻底性也差一些。

中国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和进行的。自上而下可以使改革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进入“深水区”，逐渐触及权力的核心部位和利益阶层的要害，改革阻力加大，国家权力部门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和理智受到严重考验，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但此时社会民众继续推进改革的要求非常强烈，希望权力部门能够继续领导改革。如果这时领导集团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借助民众改革的积极性和热情，上下同心合力，则改革就会顺利而迅速发展和最终实现目标。而这就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模式。这也是广大民众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是，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明智，不能顺应潮流和民意，错失了良机，则可能成为广大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时代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到时不但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害，他们自己既得利益也不能保住，还会被社会所抛弃，那就被动了。

我曾在2010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一次“政府法治论坛”谈到政府行为法治化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政府行为法治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特别是考虑到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我们所最希望采取的实现法治的途径和方式，其意义尤其重要。”“渐进式变革需要各方面积极自觉地不断实行改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府行为法治化的不断努力，并连同其他各方面相配套的改革努力，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的度，便有可能最终引起质的飞跃，到时也许只需要作出比较容易的努力和花费不太大的成本，便可实现政府法治和国家法治的目标。”[22]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建设的道路，当然需要借鉴境外各国和地区历史的和现实的有益经验，不能戴上有色眼镜把人家的东西一概斥之为坏的或贴上“姓资”的标签。但也确实不能照搬。正确的态度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过去对“从实际出发”的解释曾是唯物辩证的：首先要承认和深刻认识“实际”；并且一定要“出发”。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实际”是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些问题中哪些更是核心和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进路是什么，孰先孰后，如何分步骤进行？这些都必须明确。

民主宪政体制乃由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构成，其核心制度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军队制度等。其中政党制度更是首要和关键问题。

孙先生的所谓“训政”是指革命党的训政。按照孙先生意思，国民党作为革命党在革命基本任务尚未完成，特别是当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分裂混乱状态下，人民不可能自由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政府，实行宪政，只好由革命党暂为训政；而一旦时机成熟，革命党就应当退出一党专制，“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孙中山的这个承诺直到上世纪末，在台湾终于实现了。据说当时蒋经国先生决定开放党禁时，有国民党高层人物曾经提醒过他说，如果这样一来，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保障。经国先生却坦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执政下去的政党。可见他作出此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坦荡、崇高的胸怀！

如今在中国大陆，要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最终实现宪政，其首要和关键问题是解决一党专制，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党制度。中共应当实现其角色和使命的转换：作为革命党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应当“还政于民”；把自己作为国家宪政体制下的一个政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一份贡献；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挑选。

所谓“还政于民”并不是现有执政党不能再执政，而是指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党制度。在国家实现民主宪政的条件下，原来的执政党以后当然还可以继续执政，只要人民大众继续信任和拥护，愿意选择它。这里所不同的是，那时它不是“当然”执政和能够保证永远执政下去，如果人民不再信任和拥护了，就可能退出执政。也就是说，在宪政条件下，选举谁来执政，决定权属于人民，并且必须按照人民意愿执政，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

在推行民主宪政建设时期，现在的执政党努力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希望保住（甚至希望永远保住）本党的执政地位的意愿和必要措施，这是可以的，完全无可非议。当然，这里要求该执政党为保持自己执政地位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要求，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不能强制民意，不能滥用因现有执政地位而掌握的国家和社会公共资源为一党私利服务，不能排除和压制其他政治力量同自己的正当竞争，而应树立公平竞争理念。

在中国大陆，当前存在着现有执政党自觉主动地实现角色自我转换，放弃一党专制，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党制度的可能性。其前提是必须首先认识到这是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认识到如今条件已经成熟，人民已经觉悟，主人翁精神和治国能力已大大增强，作为革命党其任务已经完成，可以也应当不再“训政”了。就像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需要保姆或保姆式母爱了，保姆或母亲可以放手让孩子们独立生活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当然需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坦荡的襟怀和巨大的勇气。要真正树立“天下为公”、“立党为公”、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此外别无私利追求的崇高理念；当然也还要有坚持不渝，敢于克服各种阻力（包括党内的阻力）决心和勇气。其实，中共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曾明白地向世人宣示过这种意愿，即：革命一旦成功，条件成熟，中共就会“还政于民”，不会坚持一党专政[23]。如今也是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时候了。

建立民主宪政体制，除了政党制度之外，其他一些基本制度也必须符合宪政要求。例如：国家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立产生和职权活动必须真正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是真正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权，并能有效监督行政权力。它的议员（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不仅有充分的代表性，而且有很强的议政能力，都具有职业（或准职业）政治活动家水平，而不能只是“花瓶”、“朝圣者”或“学习班”。

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首脑的选举制度符合民主宪政要求。人民群众真正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了解被选举人情况。被选举人要始终尊重和贯彻全体选民的意志和利益，接受其监督。扩大直选范围。涉及国家和人民切身利益的某些重大事项可以进行全民投票公决。人民对不称职的官员依法享有弹劾权、罢免权。

司法审判制度符合民主宪政要求。司法机关忠实执行国家宪法和法律，独立办案，不受党派等政治力量和国家行政部门干预。法院和法官在民众中拥有崇高威望。

此外，还有军队制度和其他一些重要制度也得符合民主宪政要求。

在民主宪政各项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和运行之后，可以认为国家民主宪政已经“基本实现”。崭新的体制建立后其运行还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原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仍可能让某些旧病复发。新制度如何运作大家缺乏经验，难免出现磕磕碰碰。须知，人民在获得治理国家大权之后，总是需要一段学习和熟练过程的，各种制度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顺畅运行。有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也属正常（例如当我们看到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开会时发生打架闹事，也不必大惊小怪，总比开会时一潭死水或一律唱赞歌要强）。经过了这样一段过程之后，国家的民主宪政秩序就进入“完善成熟”阶段了。

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时间需要多长，几时才能达到上述说的“基本实现”目标呢？那要看我们未来主要走的是什么路——渐进式还是激剧式，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或两者结合的变革模式。根据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变革所呈现的“加速度”总趋势，结合中国大陆当前形势，实现向民主宪政根本性变革的时间不会太久了。201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预测，从当时起算，10年就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期限了。并且在此期间内随时都有可能因某些偶发因素而发生大变革。[24]

六、关于经济与社会改革：谁在关注民生；什么是“短缺经济学”？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与隐忧；生态环境问题；大陆人的信仰与道德危机

孙中山发动中国革命包含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解决前面两个问题虽然是解决第三个问题的前提和关键，但民生问题毕竟是革命的最终落脚点即最终目的。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之下，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任何能拯救民众疾苦的革命都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先后相继兴起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都是以关注民生为其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当时都能得到民众拥护。不过，在后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实践中，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十分曲折崎岖的。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几十年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能得到很好实行，虽然当时连年内忧外患在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但主政的蒋集团主观上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是更重要的原因。直到退守台湾以后，他们才重视起来，切实推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及其他各种社会改革。社会改革迅速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并实现了整个台湾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其他还有韩国、香港地区、新加坡）。[25]从此台湾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中共革命战争年代，为取得民众拥护和支持，十分关注民生问题。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前两年，也曾按照原来的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在没收官僚买办资本的同时，在农村实行土的改革，在城镇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加上连年战争已经结束，城乡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不久毛被革命战争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左倾”理论指导下，再加上毛本人一贯的“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抛弃了自己以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迫不及待地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接二连三地进行所谓“生产关系升级换代”，并严厉批判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错误。与此同时，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时期，虽然新建了许多国营工业，但城乡民营经济凋零，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后，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三年大饥荒。此后经过“调整、整顿”，元气尚未恢复，又进入10年“文革”动乱时期。总之，在毛统治的30年，整个中国大陆人民不仅政治上丧失自由，经济上也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毛去世后，邓小平主政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经济逐渐有了一些起色。特别是自199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要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步子加快，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从官方统计的GDP增长情况来看，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大跨步前进。2005年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即2010年，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余年间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虽然官方统计的GDP数字，同现实中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程度，存在着差距，但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应当承认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前30年毛时代国民经济几度濒于崩溃边缘，物资十分短缺，而邓小平改革以后，大陆经济就奇迹般地恢复和发展了？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更直接的是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加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是通向经济衰退、物资短缺和人民贫困之路的根源。

有些年轻人对于毛时代许多现象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的物资会那么紧缺，粮、棉、油等等什么物资都凭计划才供应那么一点点？为什么改革以后物资便好像突然从商店中涌了出来呢？匈牙利曾有一位经济学家曾创立一门“短缺经济学”，指出物资短缺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为什么？就是大家的体制都一样。只是当时的中国大陆情况更为突出，更为糟糕罢了。这里也用不着再来详细分析其原因，因为如今人们对此已经十分清楚。这里只是再提提那时的农村情况。有些人不解：我国农民们历来都是勤劳的，虽然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制度不好，他们也可以业余时间搞点副业，诸如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种点蔬菜什么的，也可打鱼捞虾，糊口充饥，怎么大家竟等着饿死呢？其实，只要当时去过农村的人就会知道：那时农民们的生产劳动是受到各级党和政府严格限制的。虽然集体生产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农民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遭到严重破坏），但农民们却只能出集体工，宁可大家“磨洋工”，却被一律禁止“干私活”——包括种菜、养鸡、打鱼摸虾等等，一经发现，便要开会批斗，“割资本主义尾巴”。蔬菜也都只能由生产队集体种，直至公社食堂倒闭之后，各农户家里要吃蔬菜，还得去找生产队长批条子才能摘回几颗白菜。集体生产效率低下，连年歉收，各地官员又浮夸虚报，各地公社食堂缺粮少油，“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就只能供应几两米饭。即使这样，也不准农民个人生产自救。所以那么多人只好等着被饿死。

农村联产承包制和紧接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民经济为什么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并出现高速发展呢？原因也在于体制变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以前则是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为中心），经济体制开始改变单一所有制结构，允许私营经济发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包括竞争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等）；对国有企业实行由让利放权、承包经营到股份制等一系列国企改革；克服共产平均思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这些改革政策的精神实质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给经济、给人民“松绑”，即废止了过去的种种限制，给了人民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某些自由权、主动权，调动了人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禁锢的中国人来说，这无异是一次大解放，在心中憋了几十年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中国人固有的勤劳本性，一下子迸发出来。这些是改革以后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物资供应很快缓解的根本性原因所在。

当然改革30多年以来大陆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也同当政者的决策和管理分不开。“文革”结束当初，国家经济落后，国力虚弱，人民贫困。原来当权者一贯欺骗国内民众说：全世界只有咱们社会主义中国好，人民生活最幸福；而国门以外的世界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中国人去解救呢！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十年动乱之际，周边各国经济正在腾飞。不说美欧和日本，连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台湾”也居然突然间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由于对外开放（加上稍后互联网在大陆的兴起），境内外信息交流，外面世界的精彩再也封锁不了。人民一对比就会对当权者不满。这不能不引起当权者忧虑。再从外部来说，国家长期落后，人家也会来欺侮我们（特别是会威胁到中共的政权）。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促使当权者下定决心改弦易辙，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些年来，在评价大陆经济发展的原因时，一直有人沾沾自喜地吹嘘是他们创造了“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也应当承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当初发动改革开放及由其所逐渐形成的体制，较之过去毛时代时优越得多；但是体制改革还在继续进行，至今仍然处于转变时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今尚未最后完成，尚未建成“完全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向民主宪政转变——的进展就更为缓慢，任务更为艰巨。体制转轨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状态，既然是过渡状态、未定型状态，怎么能够说成是一种定型的模式呢？如果说这已经是一种“模式”了，那是否就意味着改革不需要继续推进，就基本按照目前状态维持下去了呢？可见把目前状况说成是一种已经成功的“中国模式”，是不恰当和有害的，会起着反对继续推进改革的消极作用。何况事实上目前我们的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正在引发颇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中国大陆，有些人，特别是当权者中的一些人，一再得意地吹嘘：集中力量，整合全国各种资源办大事，效率高，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我国经济这些年来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对民众有很大的误导性和欺骗性。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集中”和“高效”，而在于如何恰当地做到“集中”和“高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往往以此为借口，陶醉于保持和恢复原来的旧体制，将其弊端掩盖起来反说成是优越性，把正有待于改革的东西神圣化而拒绝改革。借口“集中”，便可以保留大量国有经济而抵制国企改革；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滥用征收、征用而侵犯公民财产权；便可以大量征税和收费，加重纳税人负担；便可以让国家财政收入超常增长，而忽视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只求“国富”，而不顾“民穷”。借口“高效率”，则可以忽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原则，违反必要的法律程序，而滥行书记、首长个人说了算和“拍脑袋决策”，避开人民及其权力机关的审查监督。这样的“集中”和“高效率”两相结合，就助长大手大脚挥霍国家和纳税人资财的所谓“大气”即败家子作风，助长贪污腐化的滋生。当然也可能做成几件“大事”，但成本往往太高，质量效益低下。相反，如果办事谨慎、“小气”一点，不追求那样的“集中”和“高效率”，少发挥那样所谓的“优越性”，对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更有利一些。

如果说“集中”和“高效率”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那么，人们会诘问：毛时代的体制不是更加集中统一吗？不是动辄让全国民众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搞“群众运动”、“人海战术”，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学大寨”、“学大庆”等等吗？那是何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何等的“高效率”，何等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啊！而结果呢，为何经济多次濒于崩溃边缘呢？如今人们虽然再也不敢完全恢复毛时代的那一套体制了，也会作出某些改革，但他们总念念不忘那时办事的“大气”和“爽快”，眷恋那种权力高度集中和专制，不受制约的昔日威风。

如今的中国大陆当权者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改革开以来的成就是经济领域的发展， 特别是GDP的增长率，这是其政绩的最大亮点；而对于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和进步，则逊色多了。但仅就经济领域而言，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并十分严重，如果不通过继续推进改革以化解，将导致严重后果。

这里先从GDP谈起。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速是高的，但应看到我们经济的底子薄，起点低，所以当前就总量看虽然已经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但按照人均计算却非常落后。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124位。当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称，按人均计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称，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26]。

从拉动GDP增长的因素（“三驾马车”）看，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而扩大内需的贡献不多。靠出口拉动供给要受到国际因素制约，例如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其贡献率便大幅下降。靠投资拉动，容易造成经济大的起落和波动，并容易引起重复建设和经济结构失调，也不易让民众感受到国民经济上升带来的福祉；并且这是不能持续的。根据我国城乡人民消费水平普遍低下的基础，扩大内需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无限广阔潜力，可是这却是迄今的薄弱环节。[27]

由于历史原因和后来体制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不平衡的情况颇为严重。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经过30多年改革，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国有经济成分仍然偏多，有些行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需要继续实施退出机制，国企改革还需继续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包括政策倾向在内的许多因素制约。这不但妨害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也无助于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方式和行业、产品结构方面，拼劳力、拼资源的劳动密集型、粗放型经济和传统落后产能所占比重较大，而科技含量高、集约型的新兴产业还有待加大培育力度。否则，不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做到可持续发展。在城乡经济和工业、农业、服务业结构方面，发展也很不平衡，特别是“三农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仍然非常落后，现代化进程可以说还未起步，农民的生活水平、购买力和幸福指数很低，这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的因素。虽然当权者历年来都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也陆续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应当指出，至今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修修补补，小打小敲，并未下定狠心和未拿出果断的决定性的措施来；而如果不予以极大的重视和采取根本性措施，“三农问题”是很难得到解决的；还严重妨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妨害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分配结构方面，正如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存在许多严重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连年GDP增长的成果大头到了政府财政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普通民众收入和公共福利享有的部分增长最慢。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还有行业间分配收入差距十分突出。这导致社会不公平，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再加上各级官员的腐败，是当局所谓“社会不稳定”的基础性诱因所在。如今当局虽然对此也有所认识，但总是下不了决心扭转局面，因为这其中涉及体制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例如要减少政府经费，要降低人民税负，要加强对那些同政府官员们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反垄断等等，这些都不仅在于观念的转变，而且直接触及许多相关人的既得利益，因此阻力重重。

长期以来，人们十分痴迷GDP的数量增长，不仅把它当做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而且当成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全面政绩考核最重要的指标。他们似乎把它当成了目的，而经济增长质量怎样，特别是GDP的增长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怎样，资源和环境是否造成大量浪费和破坏等等，却并不去深究。当然各级政府和官员在痴迷GDP的前提下，另外还特别痴迷的便是城市市政建设，即城市街道和高楼的修建，城市面积向周边农村的扩展，大量民房拆迁，马路反复地挖与修。每换一任领导都要把城市折腾一次。因为这些“面子工程”能使得“政绩”立竿见影。在大量的房屋拆迁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人民的财产和其他正当权益缺乏尊重，由此引发大量纠纷和冲突。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大陆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做具体分析和正确对待，在恰如其分地肯定成就的同时，要看到存在的问题。要恰当分析成就取得的原因，在看到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明确改革（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滞后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和阻力。要认识到继续大力推进改革的重要性，否则，不仅经济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和进步，还会因为其中存在和不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渐积累和深化而使已经取得的成就丧失，并可能酿成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动荡和危机。温家宝总理2010年8月20日在深圳一次会议上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反映了国家高层中也有人有了这种认识，只是目前领导层仍缺乏集体共识。有许多人陶醉于经济发展既得成就，并将其作为炫耀现有体制的“中国模式”和拒绝继续推进改革的一张王牌。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有害和危险的。

民生问题除了经济之外，还包括社会生活多个方面。这里再简要提及生态环境和人的道德伦理素养问题。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后几十年中，还有两件事令人们印象十分深刻，用通俗的话说，一是把树木几乎砍光；二是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优良道德习俗几乎丢光。

毛常自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其乐无穷。在其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大跃进，大办钢铁，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开山填湖，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1958年的“全民炼钢”，把树木（包括千年古木和名贵树种）砍个精光。森林覆盖率骤降，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水旱天灾频发。即使改革开放以后，也由于片面追求GDP和经济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浪费和破坏，污染和公害对人民继续造成威胁。后来对此虽然有所注意，但各地方当权者实际采取的措施往往不力。

任何一场革命及其新建立的政权，总是要反复向民众宣传他们同过去是如何的完全不同，只有他们才是最好的。中共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突出，宣扬他们不仅是古今中外最好的，而且是同以往历史截然割裂的，无继承性可言。在各种意识形态方面，把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文化和道德习俗，统统宣布为封、资、修的东西，强制民众彻底大破“四旧”（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什么天、地、君（国）、亲、师，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全在“大扫荡”之列。他们要求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观，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只能拥护和服从中共及其领袖毛，拥护和服从毛的思想和毛的革命路线，必须做到“三忠于”、“四无限”（即“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要求人们放弃一切个人信仰、意志和“私利”，“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不断地“斗私批修”，要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中共这些说教束束缚了中国大陆几代人，并也曾一度迷惑了许多人。但后来人们逐渐感到，所谓共产主义目标虚无缥缈，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其实就是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专制独裁体制，剥夺人的自由和基本人权。加上历次政治运动和后来的“反腐败”所揭露出来的中共官员们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事实，更让人们终于明了：当权者的那些说教都是“假、大、空”的一套，愚弄人民，让人民甘当顺民，他们却在“高、大、全”正人君子的面纱笼罩下干着普通人想象不到的肮脏勾当。人民不再相信那一套。可这时，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又已经被抛弃，被遗忘，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脑子中突然一片空白（“道德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伦理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们对国家和人民不忠，对父母长辈不孝不敬，对人不仁不爱，不讲诚实信用，见利忘义，不懂礼节，无廉耻之心。官场腐败盛行，贪脏枉法；商家唯利是图，造假贩毒，连婴儿、孕妇、老人、病号也不放过；医生和医疗行业历来受人敬重，素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如今他们却变得像吸血鬼一样贪婪、狠毒，开高价药，乱收费，认钱不认人，见死不救；连文化、教育和学术界，也腐败横行，各种丑事不断被曝光。中华大地各行各业如今简直已很难找到一方伦理道德的净土。面对这种严重到了极点的信仰和道德危机，人们在惊呼：中华民族的伦礼道德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8]

人们也在思考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及其对策，提出了诸如加强道德教育、加强法律制裁等办法。这些虽然也应当加强，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制度：在专制，不民主，权力无监督、无制约，各级当权者腐败横行的大气候环境下，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人士对于当权者腐败不满，又无法、无奈，一些人便上行下效。虽然没有借助权力捞取大头利益的机会，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便在自己可能条件下造假行骗。本事大的窃国、窃城、窃土地、窃公司，本事小的便能骗多少是多少。试想，在这样情况下，仅靠道德教育或单用重典能够解决问题吗？

当前民间社会也开始自发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传承，从学龄前儿童抓起，教他们学习《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古训。相比较而言，国家的当权者这方面却重视不够，并无得力措施。他们是否仍然在害怕发扬中华传统精神文明，会冲击他们所布道的中共党文化和“共产主义道德”说教呢？但奇怪的是，如今当权者对于在国外兴建“孔子学院”，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却颇为积极热心。似乎如今中国大陆人这方面已经保留和发扬得很好了，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平已经很高了。殊不知情况恰恰相反，数典忘祖最厉害的正是大陆人；而中国台湾人、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和道德习俗、待人礼节等等保留得是最好的，远远超过大陆人。这一点人们不能不承认。

七、关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救国主义；民族主义内容的更新；国内族群问题

民族主义被孙中山先生列为“三民主义”之首位，是他早年发起革命第一面战斗旗帜。早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革命目标，也是构成早期民族主义的首要内容。但孙先生之“反满”并非单纯反对国内民族间的统治和压迫，从一开始就包含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争取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清王朝不仅是一个由满清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而且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当时中国处于“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状态，所以反满同反帝是密切相关的。[29]

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政权既倒，民族主义内容便不再是反满了。正如孙先生1915年所说：“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30]至此，孙先生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其全部内容包括了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民族主义乃是“救国主义”。[31] 二是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治，承认民族自决权。

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孙先生称之为“次殖民地”，即比一般殖民地还低一等级）社会，已经到了亡国亡种边缘，所以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得到了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共如果仅按照所信奉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本来是不主张民族主义的，他们属于“国际主义”者。但中共在中国当时社会背景下进行革命，首先也必然面临民族主义任务。所以，国共两党在后来的行动中，都基本上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国民党于北伐战争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也曾采取革命措施收回外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改订或新订关于通商和关税条约，收回了法权[32]等。中共建立政权后，彻底肃清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各种特权，对他们的企业和财产分别采取没收、征收、征用、接管等革命强制方式。以后由于政权巩固，国力增强，国家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确立。上世纪70年代同美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这方面的理想基本得到实现。与此同时，国民党自1949年退守台湾后也基本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精神，坚持了孙先生当年的民族主义原则。

日军侵华以后，国共两党都明白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党都在抗日救亡。除去其中少数民族败类甘当汉奸、顺民外，两党及其主要领袖并无卖国投降之心。特别是两党及其领导的广大军民更曾浴血奋战，气壮山河，可歌可泣。不过在整个抗战期间，两党由于始终存在夺取与保持政权之争，不同程度地分散和影响了抗战的精力。例如人们，特别是中共所大加鞭笞的蒋“攘内必先安外”政策，虽然从蒋维护其政权角度也不难理解,但对于抗战毕竟起了重大消极作用。在抗日正面战场，虽然是国军迎击日军主力,广大国军将士奋勇迎敌，殊死奋战，但蒋为首的党国领袖确实一直抱着消极退让态度。蒋认为,军事上靠本国力量是打不赢日军的，寄希望于美国等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国际形势的转机；只要不投降,国家政权不被日军消灭,最后胜利便会到来。所以淞沪战役失利后便迁都重庆山城躲藏起来了事，未能（也不敢）积极发动、组织和武装全国城乡各界民众，实行全国总动员，真正做到万众一心，全民抗战。

日军侵华初期，中共还很弱小，从井冈山经过一年“长征”又到了延安。面对蒋的国军长期围剿、追堵和封锁，所以很早就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其主张第一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得民心，受支持；第二能缓解蒋政权对他们的进攻和压迫；第三可拉起抗日大旗，乘机发展壮大自己。1936年经“西安事变”终于形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之后，中共及其更名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原“红军”，在抗日正面战场国军节节败退之后，于日军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广泛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既是抗日的实际行动，又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包括中共党员队伍和军事力量），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还有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在广阔的中国大地宣传和扩大了中共的革命思想和政策主张，为以后对抗国民党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因是之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从其公开表明的抗日态度来说是积极的，但同蒋的国民党政府一样也包藏着一党私心。鉴于蒋的退让和消极态度主要是基于中日力量对比，为避免亡国而做出的战略撤退，而毛的中共却主要是眼睛盯着国民党政府，要同蒋争夺国家政权，借助抗日发展壮大自己力量，所以其抗日动机之不纯，一党私心之重，要远甚于蒋的国民党。

当然，这主要是从国共两党领导集团来说的，至于两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普通民众，那又当别论。特别是蒋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军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一直在主战场正面抗击日军，殊死奋斗，做出了巨大牺牲，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为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作了贡献。后来中共的宣传把抗击日军的主要功劳归于己有，似乎整个八年抗战就只有中共所领导的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和华北平原的“地雷战”之类的战事。他们几乎完全抹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的努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提及当年抗日主战场国军的殊死奋战，甚至连台儿庄战役、淞沪抗战、长沙会战、衡阳战役等重大战役，以及在这些战役中国军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精神，都被掩盖埋没。普通大陆人民过去对此完全无知，似乎几百万国军将士都随蒋委员长一阵风似的躲进峨眉山了。这是很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的态度，尤其对不住当年国军中万千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这里还要提及，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后，中共政权在清算和追究日本军国主义者战争罪责方面表现出的姑息迁就态度（包括主动放弃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也受到国人指责。据说毛有一段话为此作了很好脚注：他还要感谢日本侵华，才使中共那么容易打败蒋家王朝，夺得全国政权。

再说说国共两党同美国、苏联等国的关系和外交政策问题。国际关系犹如人际关系，或者说它就是一种（集体）人际关系。人们总是想争取结交拉拢外界朋友支持自己，共同对付对手。当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时，运用外交手段，交好友邦，或离间某外国同自己对手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这其中主要涉及国、共同美、苏四方之间的关系。四方主体都是独立的，各有各的利益考量，也都要根据情势变化做出各自的判断，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他们之间关系也曾经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不同时候均有所变化。[33]他们各方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都主要是从自己基本利益出发，其间国共两党虽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主观上有卖国和甘当他国附庸的动机，但都曾作出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

国共两党均长期相互攻击谩骂：中共说蒋之国民党投靠美国帝国主义，是“走狗”，依靠美援反共打内战，退逃台湾后让美国第七舰队进驻，赖以存活等等；国民党则攻击中共原本就是苏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后来也一直依靠苏俄存活，牺牲外蒙和新疆、东北的利益，靠苏俄帮助才打赢内战，毛并宣布“一边倒”向苏俄等等。他们的这些指责有些确有其事。在内战年代，为了打败对手，保存和壮大自己，对某外国做些让步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丧权辱国，那就不可原谅了。在这方面，蒋政府出格的事不多，倒是毛的中共在“国际主义”口号下，做了不少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甚至国家主权的行为。特别是在毛去世以后，某些中共领导人背着人民仍然干出丧权辱国的勾当，更是不可原谅的，应当受到全国人民和历史的谴责。[34]

中共大陆政权建立后，特别是在毛时代，在外交方针（对待国外民族和国家的态度）上，曾长期受到意识形态左右，甚至一度企图向某些国家输出毛思想、输出革命。牺牲了本国财力和人民利益，支持和援助了一些不该支持和援助的某些外国或其政治势力；对于同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则不加区别地一概敌视。这不但在国际关系上未能表现出公平、正义精神，也未能很好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加之当时处于封闭状态，对于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和发展所做贡献有限。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还有需要大力加以改进的地方。本文不拟详论。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同特定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相关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直接催生亚、非、拉美地区各受压迫民族（族群）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了许多“民族国家”。前面说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它作为国民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兴起的。近代各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十分清楚，那就是反对外国、外民族（族群）对于本民族（族群）的统治和压迫，维护本民族（族群、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和富强。随着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成功，消除了民族（殖民）压迫，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便发生了变化：它主要在于继续维护和不断发展本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利益。这时的民族主义便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

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当民族国家普遍出现，并成为世界政治地理最主要的基本构成形态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国家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近现代以来，由于交通和科技飞速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并日益全球化。这使得各地区的各民族国家除了依然存在本民族某种特殊利益诉求外，还有着许多共同的基本利益和“普世价值”。各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同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既对立，又统一，既有矛盾冲突，又必须（也能够）加以协调。如果片面强调本民族利益要求，可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而如果忽视各民族（国家）正当的特殊利益，借口世界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打着“世界主义”旗号，侵害某些民族（国家）正当利益，也是应当反对的。

由是观之，在中国当年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族主义”，一百年来，其内容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直至今天，它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需要适应时代变化做出新的解释。

下面再说说国内民族问题，即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所含第二个方面内容。按照三民主义精神，对待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民族团结、共治，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承认民族自决，等。总的说来，国共两党在其主政情况下基本上遵守了上述原则。也各自存在一些问题。这里仅就中国大陆当前存在的较为突出的如西藏、新疆等地民族问题，以及台湾存在的群族之争问题，说说看法。

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以后，内部民族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当地少数民族（即“原住民”）人数不多。台湾的“族群”问题主要是“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关系问题。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都基本上是汉人，只是“先来”、“后到”的区分，界线是1949年前后，当时随同蒋的国民政府一起从大陆迁去台湾的约二百万军政人员和普通民众，连同他们后来的子孙，被称为“外省人”；此前就生活在台湾的则称为“本省人”。这两部分人开始一段时间在政治、经济等社会资源分配上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被政治势力操作、夸张，而一度加剧分裂和对立。但随着当政者采取正确政策和民众的理性，矛盾逐渐化解[35]

中共大陆的国内民族政策基本上贯彻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的精神，基本上破除了以往历史上留下的民族歧视。对于处于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植经济文化发展。但国内民族政策也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检讨和调整。这里主要是指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带来的弊端。其实，贯彻“民族平等”精神，应当主要是在政治和法律对待上的平等，而不必一定要实行“区域自治”。鉴于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较落后，可以在经济文化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和优惠，促进其发展，逐步赶上其他较发达地区。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反而助长某些民族中一些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有些人因此认为他们所在自治区域就是属于他们民族的地盘，滋长民族独立和分裂意识。对此中共执政者仍执迷不悟，还以为是他们一大发明。人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我们可以参考我国台湾，特别是美国等国的民族政策。美国是多民族、多肤色、多地区的人群聚居的典型国家，大家在宪法和法律上地位一律平等，大家都得遵守宪法和法律，并无特权。大家却能基本相安无事，未见有闹独立分裂的情事发生。

九、关于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中华一统问题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国家统一的原则与进程——从两岸对峙的巨幅标语谈起；统一与改革的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倡议

当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已不再完全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在大陆虽然仍是中共一党执政，中共党即国家；而在台湾，由于早已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选，谁胜选就谁执政。事实上民进党已经上台执政一届。虽然眼下以马英九为党首的国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但按照制度规定，今后是轮流执政的。国民党只是多个政党之一。不过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国民党仍是台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政党。就两岸关系而言,不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主要是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史,今后这两党关系仍将构成两岸关系的主干。

两岸关系曾经处于长期敌对状态。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和蒋经国先生于80年代末在台湾废止戒严令和实行一系列民主政治举措以后，两岸关系出现缓和。陈水扁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虽然由于“台独”势力有所盛行而使政治关系出现紧张，但民间经济贸易往来却在继续发展。马英九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则无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关系都有显著转机和起色。国共两党领导人多次友好接触交谈，要员互访，达成许多宝贵共识。如今两岸当政者都一致认为两岸都同属于同一中国，都原则上承认将来要实现统一，只是在统一的标准、原则、方式和进程等问题上仍有所分歧，尚待时机进一步成熟。这也就是说，在经过半个多世纪隔绝以后，如今海峡两岸关系又趋于缓和和逐渐接近，从两党关系说，出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今后除非发生十分特殊的情势，两岸关系会继续沿着和平方向前进，并最终实现中国统一。

为什么当前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并最终将实现统一？为什么能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呢？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伟大凝聚力和两岸人民的高度认同感。大家本来同种同根，血脉相连，只是由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乱，使得人民骨肉分离。而互相敌对的政治斗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两岸长期隔绝。如今时光逐渐淡去人们对昔日恩仇的记忆。过去的一切那是老一辈人的事,后辈们更愿意从现实和未来着眼。其次，也更为主要的，是作为造成两岸人民分裂和隔绝的基础——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济体制方面，大陆经过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如今已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然离“完全市场经济”还有距离，加上近些年来改革进程有所放缓和停滞，但既然改革已经走到这一步，“开弓没有回头箭”，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这就使得两岸的经济体制在逐渐趋同。

在政治制度上，两岸至今仍然显著不同。但一则30多年来大陆的改革开放虽然主要在于经济方面，但同时也必然触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使政治体制也有了某些改进；更为重要的是如本文前面已经论及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如今已经被提到突出位置，大势所趋，非改不可。一旦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两岸都实行法治和民主宪政，政治体制便也将趋于一致。

下面再说说意识形态问题。如本文开头第一节所述，国共两党和中国海峡两岸所信奉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政治理论虽然是根本不同的：国民党和台湾奉行三民主义；中共和大陆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种分歧也不是僵化不可改变的。事实上，从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明显变化，原来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治思想堡垒正在迅速崩塌，势不可挡。

任何政治力量不管信奉什么理论和主义，在实行时总得多少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所以即使在以往历史时期，国共两党所实行的政策纲领也存在着某些基本共同点。特别是大陆在毛时代以后，为了进行改革开放，不能再死抱着原来被标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思想（那是已被几十年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僵化了的说教），而几次发动“解放思想”运动。取而代之的则是先后提出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主张。表面上仍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面上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却同时强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鼓吹所谓“中国模式”）。尽管提法五花八门（简直是每上台执政一位领导人便要提出一种新说法），但都掩盖不了这里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在发生着演变。逐步抛弃马列毛主义，朝着较为现实的方向（即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实际上也就是毛晚年所担心的那种所谓“修正主义”道路）演变，是必然的历史潮流。

中共当权者对于这种演变总是遮遮掩掩的，不肯承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为那样就会在动摇根本信仰的同时失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中共的拥戴。并且，指导思想和基础理论的演变当前也只是刚刚开始，是修修补补的，当局对于他们究竟要信奉什么，其实也并无定见。即使在中共领导层内部也缺乏集体共识。近些年来，在他们中时常流露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可能还有些人其实心中本来有了一些不同想法，但不敢贸然提出，担心会被其他政敌攻击而倒台。许多人似乎都在犹豫、观望，并不断左右摇摆着。但可以肯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教条已经僵死，复活是不可能的，勉强维持不可能持久。中共领导层不想变，人民也会主动变。“于无声处听惊雷”，目前呈现一种暂时的平静。

如果将来由中共所长期坚持而在中国大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生方向性转变，即朝向“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演变，则同台湾所奉行的主导意识形态即“三民主义”便逐渐接近和趋同化。这就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

多年来两岸人在谈论统一的原则。两岸的主政者在大陆厦门与隔海相望的金门大担岛各树立一块巨幅标语：台湾那边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这边写着：“一国两制同一中国”。看来似乎针锋相对；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虽然是各说各话，但并不完全冲突。因为两岸的口号本来就是从互不相同的角度和标准说的，不是属于同一逻辑范畴的概念：台湾方面说的是按照什么“主义”（政治方向和政治哲学理论基础）统一；大陆方面说的则是统一进程的步骤问题。

按照什么主义统一呢？按照本文前面所述，如今大陆已经出现松动，实际上已不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思想了；总趋势正在向着更加民主、更加人民性、社会性，亦即向着“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方向演化。另一方面，台湾（以国民党为代表）所本的三民主义也基本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体系。既然如此，按照三民主义为基本政治哲学和指导思想，来达到两岸统一，这与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础统一中国，两者就并无多大实质性区别了。当然如果两相比较,则三民主义显然更加具有内容的确定性,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能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它是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和政治理论。

当年孙中山先生是在洞察中国社会实际和综合分析掌握世界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创立了三民主义。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与顺应世界潮流，两相结合，是三民主义活的灵魂，是其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社会实际在变化，世界潮流在发展，三民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事实上，即使在孙先生在世时，其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就在与时俱进，多次更新。如今的中国和世界与孙先生在世时已经大不相同，国家的政纲和政策需要因时而异，但是，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仍然有效。三民主义是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

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所涵盖内容的全面和周延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讲的是国家独立自主，民族平等问题；这是指本国本民族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包括本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权主义，讲的是本国之内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享有各种基本人权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这是指国内政治结构关系。民生主义，讲的是经济建设、文化与伦理道德建设、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同民生直接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以上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涵盖了一个现代国家内外重大关系的各基本方面，并且十分简要地揭示了在该三个方面革命和政治的方向和任务。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孙先生发动国民革命，创立三民主义，当年最直接的和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但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国家独立、统一和富强，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经济发达，人民自由幸福。如今一百年过去，中国情况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但在民族、米泉、民生三个方面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三民主义确立的是需要长期努力奋斗的目标，并不会过时。

此外还需提到，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不仅顺应世界发展时代潮流，符合中国现代社会实际，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几千年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保持了中华民族古老和优秀的文化和习俗源流。三民主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精神远比一些从国外引进的乌托邦式“假大空”说教实在得多。

如此等等，只要我们对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加以充实完善，赋予它时代精神，完全可以让它成为我们中华一统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大中华团结凝聚的核心。

下面再说两岸统一的进程问题。大陆提出“一国两制”，作为两岸统一进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制度设计，这也具有某种可行性。”一国两制”的大前提是“一国”。何谓“一国”？可以设想有多种状况：一种情况是两地人民（首先是实际当政者）从观念上承认同属一个国家，并承诺不搞分裂，不搞独立。目前台海两岸当政者的“九二共识”，便基本符合了这一要求。第二种情况是通过宪法或基本法在确认两地同属一国的同时，还确立共同的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同所属各方的权力划分关系。目前大陆同香港、澳门的情况基本如此。第三种情况是介乎前二者之间的一种状态，即尚未达到互签基本法和修订国家宪法确认同属一国，并确立比较稳定的相互间权力划分关系的地步，而只是双方有个临时协议（或者设立某种临时性机构），在确认同属一国的同时，对于涉及彼此间一些重大事项和问题进行经常性沟通与协调。台湾同大陆的关系下一步可以采取如此做法。如此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如果条件成熟，则可以进一步通过修宪或重新制定国家统一的新宪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国”。

何谓“两制”？也可以有多种状态：一种是指各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基本制度的不一致或相抵触（如一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维持在“一国”框架内的共处。第二种情况是两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眼前虽然明显不同，但各方都承诺要进行体制改革，并且认可了这种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例如大家都认可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而不是反民主的专制的），并相信在一定时期内各方会不断接近和趋同。因此暂时不同的两种制度在“一国”架构下维持共存。第三种情况，就是经过上述改革，两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基本趋同了，那时“两制”局面就基本结束，而变为“一制”了。在将来“一制”了的情况下，不是说一国两岸、四地在各种具体制度和做法上只能完全雷同，而不允许有丝毫差异；相反，各地仍然可以因地制宜，实行各种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做法，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可以借鉴世界各国实行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

海峡两岸中国人所希望的最终统一模式，当然是宪政意义上（即有共同宪法做基础）的实质性的“一国”。并且于统一后最终使“两制”逐渐趋同和弥合为基本的“一制”。这才是最后真正的中国统一。

这里再就目前港澳地区的“一国两制”问题作点补充，以进一步说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两制”只能是过渡性和阶段性的安排。在一国之内，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很难长期共存，相安无事的。邓小平针对香港、澳门设计的这种制度，当时声明五十年保持不变。五十年期满怎么办呢？可能性有三：一是在五十年期满之前，由于彼此都在变革，特别是大陆的改革，使得彼此基本制度已经趋于一致；那时就是一国一制了。二是在这五十年期间，不是由于主动改革，而是一方的基本制度通过渗透、蚕食方式，“吃掉”了对方的制度；那时也就一国一制了。三是经过了五十年期限，彼此基本社会制度分歧依旧；这时只好继续延长“一国两制”。如果我们不愿看到上述第二、三两种结局出现，那唯一的一种选择就是改革，即在“两制”过渡期内有关方必须抓紧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使有关各方的基本制度逐渐接近和趋同，从而为实现“一国一制”积极创造条件。

同样，对于大陆与台湾关系来说，今后要继续保持和平发展，或其间通过实行某种“一国两制”过渡，最终实现完全和真正统一，其中最为关键的也是前面说过的那些基础性条件的逐渐具备。这主要需要大陆不断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大陆的改革不断推进，才能让台湾同胞增强回归的意愿和决心；也才能减少在“一国两制”过渡期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平稳顺畅地最后实现完全的统一。

由此可见，不断推进改革与促进国家统一两者关系极为密切。改革是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是今天我们促进统一的必由之路和关键问题。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推进国家统一。当然另一方面，在推进国家统一事业过程中也必然更有力地推进改革。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应当引起包括台湾、港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高度重视和认同。

当前妨害祖国统一，特别是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因素，说来虽然很多，但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台海地区一些人的分裂倾向和台独势力；有人说是大陆有些主政者的功利和急于求成的心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还在于前面所述统一的思想和经济、政治、社会基础的现存分歧与今后演变趋势，在于这些方面的改革意向、方向和进程。

台湾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历来都是爱国的。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情势造成两岸长期隔绝，两地政治集团互相敌对。后来台湾地区进行了各种改革，经济繁荣发展，政治逐渐走上民主宪政道路，人民享有较充分的自由。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安定。而对岸的大陆，在中共统治下，特别是在毛时代，独裁专制，无法制，无民主，无自由，经济落后，社会结构半军事化，普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邓小平以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步不前，仍然维持一党专政，人民仍然缺少民主自由。在台湾与大陆情况对比下，台湾人民会愿意“被统一”到中共治下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台湾人民当然不会愿意舍高就低，舍优就劣，舍民主自由而就专制独裁的。台湾人害怕统一后他们也会象大陆人，尤其是毛时代中国人那样，处于专制的恐怖之下，丧失自由和人格尊严，私有财产和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怕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怕无法无天而遇事要钻营于不可琢磨的权力与人情关系网，甚至害怕大陆官员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会感染、毒害台湾人的心灵，侵蚀美丽岛上洁净的空气，等等。诸如此类担忧，当然会让台湾一些人害怕回归。此其一。

那么，台湾人就同大陆当政者争斗呀；可是斗不赢；原来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只成了一句空话，后来连台湾人自己也再无人相信可行（当然，蒋所谓把台湾建成“中国模范省”的设想，倒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今也正在成为现实）。那么，台湾人就要求、劝导和促使大陆当局改革呀；可是对方不听。怎么办？中国有句俗话：“惹不起，躲得起”。又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了，咱们台湾干脆脱离你中共这个是非之地，搞我们的“台独”吧。

我分析，台湾有些人有分裂倾向或主张台独，其中虽然有多种情况和原因，不排除有些政客想藉此实现个人抱负和野心，不排除有国外势力的怂恿，但就其中绝大多数民众而言，恐怕就是我在上面分析的那种心态。设想如果经过改革，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趋同，或者起码能让台湾人民看到了这种现实前景，对回归后他们的处境无忧了，他们必不再坚持分裂独立的主张。大陆人，主要是中共执政者如果不相信，就请你们试试，立即着手在大陆进行真正彻底的改革，或起码能让世人真正看到这种现实前景吧。

我一直认为，两岸关系与统一问题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大陆人，主要是其当政者手中。大陆对于台湾人民的处境和心态需要充分地了解、理解和谅解。犹如一个家庭，如果发生一个成员离家出走不归，家庭其他成员绝不要高高在上地一味责怪他、歧视他或打压他；而要主动仔细分析其中原因，反省和改正自己这一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反复向不归成员解释说明，让他放心回归后不会受到虐待，而会比流浪在外日子更好过才行。

当前两岸关系虽然总体上在和平发展着，但确实迄今仍存在诸多变数。这最主要的是指大陆改革前景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大陆改革进展顺畅，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实现统一的希望就大；如果前者不顺利，则两岸和平进程就可能受阻；如果大陆的改革出现倒退或甚至逆转，则两岸关系目前已经取得的一些进展也可能重新丧失，并不排除大陆在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当权者为营造自己“统一大业”的“历史功勋”，而发生“武力征服”，使两岸同胞兵戎相向的可能性。在大陆以往确实存在某些人（主要指当政者中一些人）抱有急躁心态和功利思想，恨不得在自己当政的一届任期内“收回”台湾；和平方式不行就诉诸武力。这些人最终会事与愿违，把事情弄砸，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损害。那种非理智举动是不得人心的，相信即使大陆人绝大多数也会坚决反对他们这种做法，而坚持和平统一方案的。

中国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国人的事，凡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大家都有权、有责关心和参与。两岸四地区现有政府部门和执政党尤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他政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乃至所有普通民众，不能置之度外。

鉴于当前大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存在顾虑和认识上的不一致，建议可以从现在开始在中国两岸四地区，就有关国家统一问题，特别是有关如何以改革促统一这个中心课题，开展全民大讨论。讨论内容可以不设限制，一切与统一相关的问题均可讨论，例如可以主要包括：统一意愿；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统一进程的阶段和步骤；统一后国家应当实行的国体、政体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基本制度；中国两岸四地区现行制度应当如何从现在开始努力推进改革，逐步接近和趋同，以适应国家统一的要求；对于统一进程的进展，含对于同国家统一相关的各地区改革的进展，如何进行沟通和相互监督，并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统一过程中如何维护和保障彼此友爱互助、互利双赢、和平发展的相互关系，如何杜绝武力威胁和军事侵犯；在统一进程中需要签订哪些和怎样的协议、临时约法或法律；等等。

中国两岸四地区人民对于凡同国家统一相关的上述各种问题，包括国内某一地区人民对另一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问题，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存在此地区人民“干预”彼地区事务的问题，不存在“越权”问题。因为两岸四地区人民都是中国人，讨论的都是同国家统一相关，都属于中国之国是。这是全体中国人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国家主人公态度。

讨论中提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抛弃“不同即敌对”错误思维定式，践行“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36]

中国四地区可以官方或民间方式成立关于统一问题大讨论联合协调机构，引导讨论，搜集整理讨论中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该整理材料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提交两岸四地区主政者。对于已经取得的重要共识，可由相关各方制定相应协议、临时约法或法律。各方主政者并可自觉吸纳讨论中好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采取改革措施，为推进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开展这样一场一国四地区全民大讨论意义十分重大，它将为国家统一而推进改革，因推进改革而促进国家统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高度重视这场大讨论，有关方面应当为大讨论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其中包括充分保障全体中国人的思想、学术、言论、通信和网络自由权利。

最后，我要在此特别对台湾地区人民说点意见：你们是台湾地区的居民，也是中国人，起码在法理上属于中国公民。希望你们的胸怀更广大，视野更开阔，志向更远大一些。你们不仅要关心台湾的事务，台湾的发展和进步，也要关心整个中国，含大陆和港澳的事务、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同统一大业有关的各种事情，无论涉及中国哪一个地区现有治权之下的问题，不管现居住于哪个地区的中国人，都可以而且应当关心，发表意见，可以“说三道四”。台湾人民可以说大陆的事，大陆人民也可以说台湾的事。中国人民作为中国的主人，应当是现有一国两岸四地区总范围内的国家主人，而不限于某一个地区的主人。希望在上面提到的有关国家统一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台湾人民能够以中国国家主人翁姿态，积极充分发表意见，为国家统一献智献策，作出贡献。台湾近几十年来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经济与社会改革诸多方面取得很大进步，有许多宝贵经验教训。这些对于全中国的改革和国家统一事业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今后，台湾人民在继续做好本地区事务，不断推进民主政治趋于更加成熟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关心整个中国的改革与进步，就中国的改革与统一问题多奉献意见。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值得包括大陆人民在内所有中国人认真听取。

结束语：

现在终于到替本文写“结束语”的时候了。大约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我起意写这篇文章，初稿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原计划只写3~4万字，没想到如今已超倍完成任务。但仍感觉到还有许多话没有写完，就留待以后再写吧；现在来写几句并未结束的结束语。

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已成昔日黄花。相对于一百年过去了的历史大潮流，本作者可以说既处于大潮之外，又处于大潮之中。去年构思本文时，本来是想尽量以旁观者身份，对历史做些客观评述。就像小说《三国演义》开场诗所说：“白发渔樵江渚上，笑对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然而，行文中我感到无法做到，而是常常置身其中。本作者毕竟在文章涉及时期生活了70余年。70余年的身同感受，喜怒哀乐，就是想从中跳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历史还在延续，作者至今仍然生活在现实的种种纠葛之中呢。当文章写到某些事件时，当年场景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万分，痛心疾首！文章主要是在写历史，可又是在写现实；是在写他人，写历史事件，可又好像在写自己，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本文的体裁显然不是历史学论著，既不是单纯写史实，也算不上标准的史评——按照本人所主要从事的专业和所积累的资料，其实是没有足够资格来从事史评的；但本人确实又有着强烈的写作本文的意愿，按照该意愿，其实是想抒发自己对于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些人事的内心看法和感悟。所以，本文题目写明是“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感悟录”对于本文体例的定位还是较为准确的。并且这个定位也可以掩盖文章资料上的某些缺漏，免去我许多责任。例如：既然是感悟，可以是从所见所闻而发，也可以是从自己亲身经历而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有些引证原是凭以往记忆，即使如今已很难查找到原始出处，也并无多大妨碍，因为这个别史实只是构成我“感悟”的因素之一而已，并不妨害我感悟整体的形成。再者，既然是我的感悟，写出来告诉读者，仅供参考，不要求人家都同意我的感悟。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有意推卸作者对于读者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何况本文所论是个极为严肃，极具政治风险的重大课题，来不得半点轻率和马虎。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人们原以为会换来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政治民主，人民自由幸福，社会和平安宁的新纪元，孰知盼来的却是长年动乱和分裂，中国人民经受了远甚于以往封建统治年代的苦难。当年中国的有识之士上下求索，寤寐思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料时至今日仍然困扰着众多的中国人。诚然，历史上每次社会制度的转折，甚至各个王朝的更替，都往往要经历几十乃至一、二百年的过渡和动乱时期，何况辛亥革命开始（实际上早在清末就开始了）的这个转变乃是中国社会几千年一遇的重大转折，是一种全面和带根本性的彻底变革，其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和动乱期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这个转变期如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当今种种迹象表明，变革正在加速，离最后完成变革不会太久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期。本作者同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华儿女一样，衷心祝愿它早日到来，并愿意为之奉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

（2011年9月 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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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Tocquville,1805—1859）著：《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第29页。

[2] 上书第99~100页。

[3] 上书第110页。

[4] 参见林苑竹：《遵义会议毛泽东领袖地位考》，2010年11月10日，林苑竹专栏文章。

[5] 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党内有些人反对毛进入领导层，说毛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周恩来做工作解释说：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井冈山时期大家都是看到了的；但是他能打仗，现在危机时期有他这样的英雄主义也好，事业需要。周的坚持和劝说对毛进入中央决策层起了重要作用。参见

[6] 1959至1962年“三年灾害”时期，中国大陆活活饿死的人民达数千万人（有的估计为3000万，有的估计4000万，或更多）。

[7] 所以毛临终前遗嘱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又据传，毛临终前曾拟有他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最终是要江青做党的主席，毛远新做国家主席。

[8]当时七千人大会上，包括中共最高层一些人在内的党内人士对毛的路线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甚至出现叫毛下台的声音。参见张素华《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什么触怒了毛泽东》，凤凰网资讯2011年01月11日 10:22 文史博览。摘自《文史博览》杂志2008年第4期。

[9]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7-11-23文章

[10]其中有抨击毛政权“10几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统治集团上层内部很腐败，昏庸无能”，“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大骂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3] 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4] 这里是指蒋经国当时同国民党高层国策顾问沈昌焕的一段对话。

[15] 在中国大陆有人说，毛当年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甚至后来发动“文革”，其原意乃在于依靠人民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防修反修的重大举措，是想运用民主“这条新路”，只是后来发生了偏差。这是很牵强的。事实证明，毛一开始就不是在搞真民主：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乃是在“引蛇出洞”；“文革”从开始就是在蒙蔽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借力打倒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16] 英国的宪法和宪政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1215年的《大宪章》。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产生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等英国早期宪法性法律文件。美国1776年依据《独立宣言》制定的《联邦和永久联合条例》，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制定了《美国宪法》。

[17]早期宪政主要是指一种国家权力组织和运行模式；现代宪法除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同民众的“契约”，宪法功能主要是规制权力以外，还广泛地规定人民之间在基本人权方面的关系，保障人权不受国家权力以外普通公民的侵害。因此，现代宪政不仅是一种国家权力组织运行模式，还是一种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形态。

[18] 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19]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8月20日至21日在深圳考察期间，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并指出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8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温总理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又据报道：2010年10月6日在接受美国美国CNN专访时，温总理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小平同志很久以前就提出来的，“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20] 遗憾的是，如今中国领导层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显然还缺乏“集体共识”。这可从温家宝讲话后中央喉舌性的一些媒体接连发表同温家宝讲话精神不甚一致文章看出。

[21]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211页。

[22] 漆多俊《政府行为法治化：目标与路径》，发表于张必新主编：《行政规制论丛》第期，出版社2010年月

[23] 刘少奇的讲话，参见《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24] 漆多俊：《中国民主宪政建设之路——兼论它同经济法的关系》，先后在当年全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年会（长沙）和经济法博士论坛（深圳）发表。其中在深圳的博士论坛的演讲中，曾进一步明确指出：大变革将在10年之内发生；近三年则更是关键时刻。

[25]1960-1971年，台湾平均经济年成长率为9.8%，而趸售物价指数上升率平均不过2.0%。

[26]参见《GDP含金量》一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03月01日

[27]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52.5%，拉动GDP4.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92.3%，拉动GDP8.0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44.8%，拉动GDP-3.9个百分点。

[28]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据4月18日《京华时报》）

[29]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载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30]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载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9页。

[31]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9月，第1页。

[32]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7月出版，第197~198页。

[33]孔寒冰：《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

[34] 例如：中共江泽民政权同俄国签订条约，承认清政府同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使所丧失的平方米国土成为永久性不可收回。据报道，1991年5月16日，江泽民上台不久，就跑到莫斯科与即将解体的前苏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五?一六协定》，即《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使中国失去了索回被俄侵占的外兴安岭地区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万平方公里及库页岛共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权利。又据报道，1999年12月9日和10日，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35] 参见苏嘉宏：《我们都是外省人——台湾的族群关系与当前挑战》。

[36] 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日文章《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