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危机中的“信息不对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0 次 更新时间:2012-09-21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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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这是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后的第一篇专栏。愈演愈烈的中日领土纷争,让这篇专栏的主题没有太多选择。

上周周末以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无疑是日中两国在四十年前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记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也曾亲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点半,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海龙大厦。不一会儿,在组织者的带领下,高举“反对日本篡改历史”、“钓鱼岛是中国的”横幅的抗议人群就开始一起大喊抗议日本的口号。

记得当时,让20岁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货“的人们却兴高采烈地用日本数码相机拍照。这样古怪的现象让我心生很多疑问,那一次也是我认真思考“中日关系问题”的开始。

这一次,我没能前往游行现场,没到现场就没什么发言权。但我每天与在华日本记者、到游行现场观察的大学生联系,尽量了解情况,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密切观察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反日浪潮的。

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美国媒体每天都在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造成现状的背景是什么,以及美国领导人是如何调停日中冲突的。但刚刚访问了日本和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顶多也就是呼吁“两国应该冷静下来,对话解决纷争”,对于两国危机如进一步升级后的情况,则没有表明立场。美国媒体也顶多是观望(wait and see),美国民众,包括哈佛大学的学生,也几乎根本不关心这件有可能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件。

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学了9年的中国,也不在出生长大的日本,而在中日两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绕不过的美国。既然如此,我就从第三眼的视角审视一下当前的危机,试着探究一下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背景,以及接下来争执双方该做的和不该做的。

我认为,沟通不畅,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一个原因。

今年4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东京都来购买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这是后来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购买该岛的直接成因。基本可以断定,倘若没有石原讲话,野田佳彦也不会决定此刻购岛。

“国有化”三个字激怒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也没真正弄明白什么叫“国有化”。说“无法接受”,是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一举措简直是对中国领土的公开挑战,甚至是侵略。而说“没弄明白”,是因为这其实是日本国内所走的一个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断是,与其由东京都来购买,不如由国家来管理,把岛国有化以后,其实什么也不会做,维持现状,这样有利于该岛的和平与稳定。如果岛由东京都买下,有关人士可能会对岛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而不顾日中关系大局,对一向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民主党政权来说,这会触碰国家利益的底线。因此,中央政府决定自己来买。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国有化”三个字,用得有些不恰当。既然购岛“为的是使得尖阁诸岛海域继续保持平稳”,其初衷是出于对日中关系、中国方面利益的重视,那么不如告诉外界:“由我们中央政府来好好面对,管理相关海域,并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使得它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这才是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时,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达成的原则性共识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达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观,而不是简单把日本国内措辞用于外交,我想,也不会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政府对此其实很清楚)无法接受,也没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当前危机的第二个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前夕,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日本外相园田直会谈。那是一场两国领导人最深入探讨如何处理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的会谈。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为了顺利进行建交谈判,双方有意没触碰这个问题,采取了实际上的“搁置”政策。而6年后的那一次,邓小平也沿袭了周恩来的做法,对园田外相说,“搁置吧,20年、30年......反正是日本实际控制的,先搁置再说。”

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两国为了推进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采取了搁置政策,这是事实,也是双方达成“战略默契”的结果。而就像邓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脑立场提及的,该岛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这也是事实。

打个比方。日俄之间存在纠纷的北方四岛,和日韩之间存在纠纷的竹岛/独岛,分别由俄罗斯和韩国实际控制,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使俄、韩两国总统分别“登岛”,日本人民虽然表示抗议,却也无可奈何。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爱国者知道尖阁诸岛/钓鱼岛是由日本来实际控制这一连中国领导人都承认的事实?倘若中国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一点,是否也会更加理性一些?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恐怕负有责任,就是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百姓。出于保护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只是反复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从一定程度上让民族主义情绪烧得更旺,在关键时刻,当然就没有退路了。打砸抢烧的老百姓中,很多可能对当年邓小平的决策一无所知,高举的反而是毛泽东画像。没有负好说明责任的政府,对愤怒的百姓说“要理性、依法表达爱国情绪”,显然缺乏说服力。

中日综合国力十分接近,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三个原因。

目前日本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东亚进入“两强”时代。基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国粹主义,一国国民对对方进行进攻性的权利诉求,采取扩张性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无法避免。在历史、领土、商业、贸易、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各种领域,两国的利益不停碰撞,矛盾不时激化在所难免。我们需要耐心。

最后,两国国内执政能力下降,是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这次危机90%以上的原因归结于内政。虽然日本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两国领导层的执政水准和权力基础在下降,却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购岛”宣言时,野田首相为何没能说服他“别买”,而不得不以“国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购岛欲望呢?如果首相的权力连地方首长都不如,又怎么搞外交呢?

在中国100多个城市发生人数上十万的反日游行,并出现打砸抢烧、自己人打自己人、义和团式的暴力场面,中国政府为什么没能好好控制局面、以威信和说服力疏导民众情绪呢?

上面四个原因,第三个是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第四个是两国内政问题,只好期待两国领导人的勇气和民间智慧。而第一、第二个原因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可以有所缓和和改进。

因此,我的建议是,两国政府都应当对国民做更通透、全面的事实交代,让民众基于事实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给外交斡旋创造空间。

一方面,始终坚持“领土问题不存在”说法的日本政府,必须向本国国民传达一个事实,即“对日本来说,领土问题不存在,但在外交上,与中国的分歧切实存在,政府正基于和平解决的精神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日本是个岛国,老百姓很内向,对国际问题不怎么关心,也不注重国际社会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边淳一撰写的《钝感力》值得欣赏,在日本也成为了畅销书,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要让日本国民明白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识,政府必须告知本国国民与中国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人民的中国政府,也必须向中国人民传达一个事实,即“钓鱼岛目前的确是由日本实际控制,这不可否认,但我们坚持主张钓鱼岛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政府将以和平解决的精神与日方保持紧密沟通。”

只有两国政府都能对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确交代,其外交谈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无退路,政府能够妥协的余地就变得越来越少,各方只好强硬,强硬与强硬之间不断碰撞,甚至有可能发生武力冲突。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段时间以来,可以说,日中双方政府与国民的各自判断,是基于不对称的信息做出的,传播是在不考虑对方体制和国情的前提下展开的。假如两国之间的沟通畅通一些,信息又是对称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难以根本性地避免,也可以控制为局部矛盾,而不至于爆发全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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