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共同富裕”是根治深层次矛盾之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 次 更新时间:2012-08-14 21: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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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训  

  

  内容摘要: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应当深入重温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的论述。“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构成一对矛盾。由于种种复杂的情形,现在我国“两极分化”呈现加速趋势,是产生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根源,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破解深层矛盾的总开关。自觉地把握这一总开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健康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深层次矛盾;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1-0018-07

  

  胡锦涛多次要求全党,越是形势大好越要树立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重要的一条,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重温邓小平的训示。2012年,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周年。“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之中,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化认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今天在利用新的发展机遇和需要化解深层次矛盾、稳中求进之时,更应着重抓住这条红线。对于现实和今后中国的深层次矛盾,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包括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民营企业发展受制”、“国富民穷”等等。我们认为,对深层次矛盾要作全面的分析,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关于解决矛盾的大思路来处理。联系实际,可以说两极分化是现实和今后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根源,“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破解这一切矛盾的总钥匙。

  

  一、“两极分化”加速趋势是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酵母

  

  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讲过20多次“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1993年,他在最后一次长篇谈话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3)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他最挂心的还是两极分化问题。

  我们深入领会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可以发现,他总是把实现共同富裕与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联在一起,可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这里体现了两个统一:一是发展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的统一;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的统一。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动力,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两极分化的存在和扩大,势必阻碍共同富裕,进一步会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至造成社会动乱,加剧社会矛盾。这样,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一切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364)这就是说,两极分化会使整个社会四处冒烟。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加速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也难以持续实现科学发展。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两极分化的危害可作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两极分化趋势加剧了贫富悬殊。首先肯定,我国全体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开了,但同时出现贫富悬殊的趋势。据2011年胡润财富报告:亿万富豪5.5万人,加上其家人,约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2.2,每户占有资产按5亿元计算,等于27.5万亿元。中国千万富豪人数96万人,加上其家人,约5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3.7,每户占有资产按5000万元计算,拥有资产48万亿元。如果全国居民拥有资产按120万亿计算(GDP的3倍,国家占有的各种形态财富约80万亿元),那就是说,0.37%的人口占有居民财富的40%;加上拥有500万元以上财富的,可能10%的人口占有50%的财富;其余90%的人占有不到50%的财富。据称,中国富豪人数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占第三位,而且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加。而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00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接近2亿人。基尼系数达到近0.5,居世界前列。这样下去,比邓小平所假设的1亿人口与9亿人口之比的两极分化要大得多。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讲了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中等收入者(以年收入10万元计算)全国不足20%,此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不相容的,现在和将来发生的矛盾盖源于此。正如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1](p.1014)

  第二,两极分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阻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扩大内需,但是绝大多数人口缺少足够的购买力,就不可能进一步加大消费的拉动力。这几年消费贡献率已降到36.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我国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民营企业主要靠利用廉价劳动力从事粗放经营获取利润,有许多民营企业的剥削程度相当于当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率达200%以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40%以上的民营企业转型困难: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二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三是环境要求更严,四是有些行业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在许多地方他们还在拼命抵制经济转型,促使低劣产业产品复活。这使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企业升级受到阻碍,而很多拥有雄厚资产的私企老板也纷纷丢了实业去从事投机活动,放高利贷,推动经济虚拟化。其中,投资房地产也是少数人暴富而脱离实业的重要项目。据胡润财富报告称,全国炒房者占千万元富豪的20%。他们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

  第三,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突发事件屡屡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群众不满意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有一些青年因工资低不去从事劳动,而拉帮结伙做一些非正当的行当。而且在富豪中也滋生了一批黑恶势力,他们垄断某些地方的某一行业,欺行霸市、行凶作恶,并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黑三角”。如果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建设完成和谐社会目标的。从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

  第四,两极分化使得生态环境屡遭破坏。可以说,环境污染与两极分化相伴相随。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的环境堪忧,主要是由粗放经营和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不顾全局的长远利益造成的,任意排放污水、污气、污物,以致环境污染状况长期不能治理。据初步估算,我国付出的治污成本约占GDP的4%以上。这些生态成本需要几代人才能偿还,有的甚至永远无法修复。如果算大账,这些企业的获利同它们造成的污染即生态成本之比,大体为1∶10,有的项目可能是1∶100。此外,许多宝贵资源被乱开乱采,破坏严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可谓生死攸关。可见,两极分化造成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最大困难。

  第五,两极分化成为精神污染的基础。在出现暴富阶层的影响下,外国人说中国社会迷漫着“铜臭气”,有些人出现了不健康的价值观,以追求金钱为唯一的目标。而有些所谓“专家”竟然说“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茅于轼语)。对营造积极向上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分不利。有些旧社会存在的腐朽现象早已消除而今沉渣泛起,而且有所扩展。邓小平曾经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p.154)

  第六,两极分化扩展了腐败的土壤。官员的腐败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是外界的温床也十分重要。正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所指出的“糖衣裹着的炮弹”一样,必然有人来腐蚀干部。从现在查出的事实看,大量的腐败都是那些富豪行贿造成的。

  以上情况表明,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不相容,同共同富裕南辕北辙。如果两极分化的状况得不到抑制,其结果势必葬送社会主义。西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造成社会动乱、经济停滞,其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严重。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2](pp.110-111)这个警示应当重新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两极分化”趋势加速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趋势决非“一日之寒”。对于这个趋势,邓小平有深刻的洞察。认真重温他关于消除两极分化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线索:20世纪80年代,他着重强调“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发生”两极分化;进入90年代,他又着重强调了“消除”两极分化,必须加以设法扫除;到他最后一次关于两极分化的谈话,又提出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说明他已经预察到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而且认为解决起来比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更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深层次上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有偏误,有些方面没有真正全面贯彻邓小平的遗训(他要求20世纪末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今已过去10多年)。具体说,有这样几个原因必须认真揭示:

  第一,对“先富”和“共富”关系认识上只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p.1130)而许多地方只强调“先富”,却不顾及“共富”。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根本要求,而我们很多同志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识淡化了,甚至认为只要少数人富起来,其他都是次要的。有些人指责我国是“国富民穷”,实际上是有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人却富裕得很慢,以至出现“马太效应”,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连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未能得以妥善解决。实质上,这还是一个老的命题:到底中国走什么道路?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现在,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老调。但认真地说,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有直接关系。

  第二,对于私人资本的认识和政策也陷入误区。有些人崇拜私有制,崇拜私人资本,崇拜西方,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私人资本身上。有的学者公开提出中国要实行西方制度,私有制是最大动力,中国应该实行“民营化”,实质上就是私有化。这样在政策上就出现了对私营企业主特别是富豪加以优惠的倾向,税收比国有企业轻,而且动不动替他们喊冤叫屈。有的官员同私人资本形成比较深厚的“友情”,许多政策专门为他们服务。这种状况当然会促进两极分化。回顾以往,我国在发展房地产市场上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短期内出现那么一大批暴富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以致许多房地产商结成垄断联盟,垄断价格和市场,同政府“抗膀子”,不少地方达到失控的程度。还有矿产资源,实行所谓“有水快流”的办法,让许多私商去占有国家的资源发财,还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安全事故。有的地方以造假起家,后来变成了房地产、股票、矿业的炒家,然后获取巨额资本再放高利贷,并要求银行私有化。全面地看,对于私营企业的政策在许多方面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比如,把私营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好像它们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用一个“民”字掩盖两极分化现象,总体上把“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误解为完全抛弃阶级分析观点。

  第三,市场原教旨主义泛滥,以对市场的迷信淡化了社会主义乃至“去社会主义化”。这些年,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肆泛滥,它们的逻辑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一般市场经济,不再提社会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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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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