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

——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描述、反思及其前路之一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 次 更新时间:2012-08-04 22: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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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岱 (进入专栏)  

  

  文学作为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主潮上来说,我以为是经历了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的这样一个三部曲。

  

  从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到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关于启蒙的呐喊。梁启超发出的小说界革命的呐喊;周作人发出的人的文学的呐喊;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唤醒阿Q或曰拯救国民性的呐喊;郭沫若发出的让中华民族来个涅 的呐喊;曹禺发出的的让电闪雷鸣把封建老屋子捣个稀烂的呐喊……所有这些声音,在当时都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它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是因为那是一批先觉者,站在茫茫旷野上,对着天穹下昏睡的人群发出的急切地近乎凄厉地疾呼。

  

  所以,在我看来,启蒙呐喊是一种旷野艺术。

  

  三十年代末,中国文学的主潮,走上了民族政治,亦即救亡政治的政治宣传之路,关于民族政治的宣传的文学,成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声音。那时抵抗侵略的民族矛盾的确是整个国家第一位的,既急且迫的冲突,文学的兴奋焦点在于承当起抗敌的武器,成为冲锋的号角与鼓手,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最打动人,至今也还流传着成为一种民族记忆的文学,主要是歌与诗,其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因为是即时的战斗传单,今天当然过眼烟云了。

  

  接下来,中国文学又成为了关于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了。随着民族冲突的尖锐性的缓解,国内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政治矛盾突显了,从四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阶级政治都被放置为中国社会首要问题。显然,这种放置越到后来越显得人为、偏执。而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的文学,在这一过程中,一开始还因为某种真诚的激情而出现了些许至今看来也还属优秀的作品,但越到后来便越显得可笑可悲起来,如文革中出现的作品。

  

  文学作为政治宣传,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其形态都是面对着汇集在一起的群情激奋的人们,发出那种超强度地,火上加油性地甚或是夸饰地鼓号。因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我以为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广场艺术。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人们通常以日趋丰富,逐渐多元来予以描述,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我看来,作为主潮,这一阶段,还是 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的。这一特征便是"逃亡"。我在一系列文章中都提到这一说法从文学作为政治宣传,或者说从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栅栏中逃亡出来,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与策略是前此未有过的,这里暗含着的是一种似乎无奈的心态(对于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之顽固惯性的无奈),采取的是一种消解的策略(对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一统天下的消解)。消解不是批判,启蒙呐喊是站在现代性启蒙立场上对封建传统的义正辞严的批判,而八、九十年代的成了气候的文学潮流不是这种批判,而是一种溃散,消解不是批判而是溃散。消解甚至也不是如今天人们说得很多的颠覆,消解并没有颠覆什么,消解只是取了你玩你的,我不跟你玩了的躲避姿态。

  

  这一阶段的文学逃亡,这一消解性创作与批评潮流的主要代表,首先便是被人们称作为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其次是稍后热起来的新写实小说;然后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痞子文学",以及被种种书写身体,书写欲望,书写变态,书写暗角的私人化写作;再有整个八十年代之后的商业主义文学之潮,包括通俗文学,也包括以纯文学的面貌出现,实则是在媚俗或媚雅的种种商业性写作路数,(商业主义文学之潮对于这一逃亡其实起着更为基本的意义)……所有这些潮流一波接一波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逐渐使这一20世纪末的消解之潮演成为一个胜利大逃亡的局面,其效果有目共睹。

  

  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我称之为形式的先锋),首先以玩形式叛离过去文学对于政治性内容的焦虑的专注;新写实小说以凡庸琐屑消解着宏大的政治叙事;痞子文学以痞味的调侃取笑了言说国家大事与政治英雄的文学带给人的庄严和崇高感;身体书写则以欲望的浪漫主义代替了对于激越的社会性情感的浪漫主义抒发……所有这一切都使不管是作为启蒙呐喊还是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的那种正面感,居高感,神圣感变得滑稽可笑,使文学失去了以往的重量。这是一场消解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逃亡,亦即非意义逃亡,或者说,这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祛魅的运动。这一逃亡,这一祛魅,对于改变文学完全沦为政治功利的工具,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的局面,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尽管20世纪尾声的这种文学逃亡,整个是一种非意义化的过程,但从无意识的症候阅读的角度看,这一逃亡的社会政治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意义来源于它们的姿态,来源于它们面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文学所取的那种另类上演的姿态。

  

  这样,我们如果把启蒙呐喊称作为"旷野艺术",把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称作为"广场艺术"的话,则可以把八、九十年代作为"非意义逃亡"的文学称作为"露台艺术",在路边、街头或公园里的露台上进行表演,搏得熙来攘往的观众的惊讶与一笑,解除他们对于正统惯性的装甲与禁锢。

  

  "旷野艺术","广场艺术"和"露台艺术",三者在形态上、策略上,所营造的氛围上,虽然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它们的一致处也明显可见,这一致性便在于这三类文学都有着社会性、广布性、单向性的共同特征。

  

  所谓社会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性角度出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性情绪的表达,对社会进程的参与。这样的文学的社会性,是既相对于消遣性或纯粹的艺术性,也相对于更内在层面上的生存本体性而言的。

  

  文学的启蒙呐喊,当然还不是直接的政治宣传,但它显然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是一场伴随着社会政治革命而发生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社会整体性观念变革运动。尽管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鲁迅也呼吁要张个性,强国民,但他们的视角仍是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的焦点仍是社会问题,表达的仍是社会性情绪,其旨归也仍是社会整体变革。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向,不是个人价值的重铸,不是个人精神的升华或完善等,不是个体人的生存本体性问题的解决。

  

  文学作为政治宣传,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的宣传,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其社会性指向无庸赘言。这种社会性指向毫无疑问本是应该有它们的价值的,如果时代不是专横地将其定为一尊,把其它一切文学压制与否弃殆尽的话,它是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权力的,但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那段历史,恰恰没有这个"如果",而是将文学弄到了唯"政治宣传"是举,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终至于使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因自己的独霸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人们也许会对"非意义逃亡"之潮的社会意味表示疑义,特别是对形式的先锋的社会意味表示不解,超脱政治功利内容,回到形式,回到艺术,回到审美,难道不是对文学的社会性关切的远离吗?这一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评论家们曾作过非常充分地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评论家们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革命,形式幻变,形式自律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意味,这一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革命运动,是对西方通俗文艺、大众文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抵抗与拒否,他们之中的绝对者如马尔库塞甚至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交流的,只有拒绝交流才能拒否作者与读者打成一片的大众文化。[1]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要抵抗与拒否的当然主要不是大众文化,而是作为政治宣传,政治工具的文学,但形式幻变,拒绝交流这些策略却是从西方的形式革命运动那里借来的。过度的形式幻变只能带来拒绝交流,而拒绝交流只能是一种抵抗与拒否姿态的表演,这种姿态的表演就只能是表达着一种社会意味,而不是真正地纯艺术本身,不可能有真正地艺术沟通,艺术领会,艺术享受。形式表演的社会意味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但重要就重要在它的社会关切上。而新写实小说、痞子文学、私人化写作等,由于具有较为明显的对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消解态势,它们的社会性意味则更容易透视出来,它们是作为社会问题的言说,而不是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也很容易看得清楚。

  

  这种文学的社会性特征,必然会带来广布性和单向性的形态性、方法性特征。所谓广布性,就是指这种文学的基本形态,它是居高而往下流布的,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所谓单向性,当然是说不重视接受方面的回流、反馈,主要的兴趣只在于以某种特别的姿态引起在场众人的惊异,只在于这种引起惊异的效果。

  

  表达社会性情绪,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进程,以广布和单向强入的方式实现这份社会关切,无疑是适应正处于现代性转向初期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实情的,但是,这份关切,特别是这份关切的一统性,强烈的排它性,以及由非意义逃亡带来的精神虚无状态,也有相当不妙的后果,那就是它阻碍了我们的文学对于更为根本性的生存本体性问题和生存本体性情绪的关注与表达,阻碍了我们的文学对传统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的反思,对现代新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的建设,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在这一民族的重大的文明转型的时刻发出更为深沉,更为深刻的声音的可能遭到几乎是完全的抑制。

  

  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隐在与偏差

  

  显然,百年中国文学的最大缺失便是对于生存本体的关切。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体说来,是一直未被清醒地意识到的。少数作家的有着生存本体性倾向的追求,则始终是隐在的,处于微妙地边缘状态的。而一些似乎有着生存本体性倾向,又闹出了些响动的创作与批评现象,则又往往显现出危险的,令人担忧的偏差。

  

  现当代文学中,林语堂的随笔与小说中有着中西调和味道的关于新道家的求索;丰子恺的那些有关宗教,有关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孩子与艺术的书写;周作人散文的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个人主义思绪;鲁迅的散文诗作《野草》等等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生存本体言说气息的。更早如王国维的研究文字,则显然有着独有的,甚为稀罕和较为深刻的生存本体性思索的。新时期以来,一些受到西方审美现代性,如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影响,受到中外各种宗教影响的创作与批评,也显现出某种生存本体言说的倾向,有的也一直在默默中执着探索。但这些作家或理论家,有的长期被完全忽视,有的被抬出后,对他文字中的本体性言说意味却仍然并不加以关注。这与西方现代文学中,那种由许多不同源泉发出,并形成种种不同流向的一波又一波的生存本体性关切之潮比较起来,实在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生存本体言说的被漠视或曰隐在,显然是由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文化浮躁所致;此外,一段时期内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完全笼罩和排斥一切,也曾是重要原因。新时期以来,较长一个时间的社会稳定,应该说给文学的本体言说是提供了某种条件的,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浮躁依然严重,而更成问题的是,一些似乎有着生存本体言说倾向,打出精神拯救旗号,并闹出了些响动来的创作或批评,实际上只是不久之前那种文学作为绝对唯一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言说的同质异貌的变形;或者是退守传统农业文明之"人文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要么是在"私人化写作"的漂亮观念掩护下,用身体主义置换真正的价值重建的世俗主义。这些明显是在旧观念支配下的精神言说之潮,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和抑制了真正具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文学的生存本体言说。

  

  例如,某些被称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创作,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的这种创作,鼓吹一种极端的,排他的宗教信仰,作者自己变成信徒,并似乎要号召全世界的人都来信仰他的宗教,以此构成一种新的崇拜,坚忍抵抗当今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这一创作倾向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从这作者主张的一个公式中推出:凡出过国的(除他自己之外)都是汉奸;凡不是用汉语写出的文字都不是美文;凡追求现实权益包括生存与发展的与每一个人有关的权力与利益,都是无聊庸俗的物欲主义者;凡不信他的宗教的都将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这末一层意思是我根据他的逻辑,并按照他的宗教的意思推出的,前三层虽不是原话,却是有据可查的。)[2]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被人们错误地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创作倾向的极端性、排他性;我们更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太阳崇拜"的热狂之病;也很容易联想到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的宗教专制。

  

  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心中的宗教信仰,泛宗教情感,包括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的属于人生哲学、人生境界性质的关于"圣"的情感,每一种这样的个人心中的信仰和情感,都是非常令人尊敬与尊重的。但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质的,自我唯一色彩的宗教却是肯定是危险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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