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5年，中国的文学研究一直在“变”与“不变”中回应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开辟通向未来的方向与新路。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文学研究的“不变”，体现为文学研究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学研究发展锚定方向，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是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就；坚持人民性、时代性、自主性相统一的根本方向，文学研究中人民性书写、新时代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问题仍是讨论的焦点；文学基础理论与重要文学现象研究，经典论题与前沿话题，微观、中观、宏观研究的点、线、面交织，共同奏响了文学研究的年度主旋律。
文学研究的“变”，体现为面对技术变革加剧与“文学+”新形态的涌现，学术界在对文学研究“原发性问题”和基本观念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更自觉地构建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有别于西方知识传统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文学繁荣、“新大众文艺”研究热潮的出现，彰显了数智时代人民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新方向；以延安文艺为重心的抗战文学整体性研究视野的确立，凸显其世界历史意义；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文语言大模型的崛起，开启了中文领域的AI元年，文学研究中的经验驱动、理论驱动，更多地转向技术方法驱动；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中国古典学繁兴、数字人文持续深化，展现了文学研究跨学科的创造力，以及走向“大文学观”的学科发展趋势；全球南方文学的兴起以及中国文学在其中的引领作用，体现出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中华文明日益扩大的传播力、影响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学研究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文艺发展的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是推动新时代文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所在。
“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新的文化使命”通过提出新的时代课题，要求从理论层面回答“文学何为”的根本问题，从而推动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的创新。李凤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新起点上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战略谋划，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彰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重要性。泓峻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将文艺工作同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相联系，为当代文艺发展擘画出广阔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批评应遵循“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赵炎秋）。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激发文学研究的原创活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已从政治命题深化为文艺理论的学理焦点，学术界从顶层设计、文艺政策、文艺理论等层面，探索文化领导权激发文艺原创力的框架体系。丁国旗认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党的文化领导权方面提出了新理论、新思想，指导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入手，李媛媛讨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价值论、方法论和立场论，探索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引领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这一原则为文学理论突破西方话语桎梏、扎根本土实践、实现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党圣元认为，应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维度中，研究、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体系。陈引驰、马自力强调，“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有助于更充分地总结和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文学研究发展根基
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文学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提升中国文学研究国际话语权、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学术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知识传统，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自主知识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构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学者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文艺的本质、功能、创作规律等的论述，将其作为分析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的理论基石。如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时应实现对经典文本、经典命题、经典思想的理解和揭示。张永清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总结，为当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古代文论的当代转化是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宝贵资源。学者们着力挖掘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中的现实价值，如李震提出，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日益智能化的数字媒介等，正在成为激活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人本主义传统的新的时代因素。汪涌豪强调古代文论的“知识性”特征，莫砺锋、郭英德、李建中、张晶、姚爱斌等则通过对古代文学实践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文心雕龙》等经典文论的深度研读，提炼出具有普适性与当代性的范畴、命题，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提供中国化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中外文论交流互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2025年，研究者更加强调在充分理解和辨析西方文论核心概念、理论逻辑及其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例如，申丹强调，应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发展出中国的相关理论，从理论修正走向理论原创，中国叙事学的提出及理论建设就是建立在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辨析和修正的基础上。程相占在反思国际生态批评总体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广泛的生态文化为视野、以生态美学为理论指导、以文学文本为本位的生态美学批评。
时代精神表达体现文学研究现实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出饱含时代特性的书写内涵与美学特征。抗战文学书写民族记忆，呼应世界文学发展潮流，抗战文学研究多维度推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文学研究在视野、方法和材料上呈现全方位突破。这种新突破首先体现在对全面抗战时期形成的延安文艺研究的深度推进上。李继凯认为，广义的延安抗战文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化文学，有鲜明的战时特色，在实践中确立了“人民文学”创作范式，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典范的“红色文学”。周维东认为，延安文艺的“边区面相”是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领导边区内部文艺建设的面相，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党以边区为示范领导抗战文艺整体发展的面相。其次体现在整体性研究视野的建立上，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全球史的整体框架内看待抗战文学，凸显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最后体现在将抗战文学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从多维度打开抗战文学的丰富面相，小说、戏剧、朗诵诗等不同文艺形式研究全面推进。
新时代文学的时代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进一步彰显。新时代文学是对新时代历史方位及其文化使命的积极响应与价值担当，全面反映了时代变迁与人民的精神风貌，其文学表达与美学风貌呈现出独立的文学史意义。白烨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和高度并联系文学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认为人民性、主体性与民族化的彼此依存、相得益彰，构成了走向未来的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李云雷提出，新时代文学是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强国、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提供新的主题与新的思想空间，新时代文学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提供新的书写经验、新的美感和精神上的力量。民族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文学创作发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杨彬）。
新大众文艺昭示中国文艺发展新方向。作为新时代文学最具活力的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新大众文艺根植中国文艺的“人民性”传统，代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昭示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研究者从概念的提出背景、历史溯源到生成逻辑、美学新质与时代意义等多维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实践与美学层面的综合探讨。贺桂梅认为，“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现状作出的描述与提炼，也是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未来发展进行的规范和筹划。吴俊、王本朝、宋伟、黎杨全、陈亦水等普遍认为，新大众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文艺大众化传统在数智时代的新发展，呈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与审美风尚，昭示着一个开放、多元与互动的文艺新图景的到来。
新技术革命助力文学研究变迁跃升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不仅催生、塑造了文艺新形态，更是驱动文学研究范式革新、促进学科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观念变革、方法创新与生态建设方向。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塑造了文艺新格局。随着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文艺形态、文艺实践、文艺观念在新媒介现实场域中加速变化，中国文学格局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面貌。曾军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的媒介环境塑造了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文艺生态系统。关于智能文学如何安抵未来的问题，王峰提出，智能文学首先需要建立智能写作平台，其次要升级智能写作实践，最后则需要厘清正面价值与小说创作冲突等问题。
新技术赋能文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新变。新技术应用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适用性与实践可能性受到关注。周宪提出，人机对话是一种有益且有效的主客互动形式。赵薇基于数字人文与计算批评研究平台，提出将数据分析与细读批评融为一体的计算批评方法论。以王兆鹏、徐永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利用量化统计方法对作家作品、创作现象、空间分布展开研究。而“识典古籍”数字化平台“深度研究助手”的功能拓展，则预示了古籍研究向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人工智能引发有关文学基础理论、底层逻辑建构的新思考。人工智能是否会引发人的主体性危机？刘方喜认为，以马克思生产工艺学为指导，立足人类智能发展史，有助于对将以人工智能代表的社会力量错误定位为非人类力量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反思。人工智能文学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战与重塑激发了新的理论活力。尚必武认为，人工智能文学挑战了关于叙事是人类经验的再现及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两大经典命题，叙事也可以涵盖包括机器在内的非人类经验。杨光认为生成式AI的真正挑战在于其正在重置“作者”这个概念，推动作者概念的去“人”化进程。
文明交流互鉴凸显文学研究世界意义
文学交流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学术界聚焦文学在传递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独特价值，细致梳理中外文学互动对话历程，总结提炼深具时代性和引领性的概念术语，凸显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意义。
文学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独特价值。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挖掘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对话可能，文学翻译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得到重视（陈戎女），中国以本国文艺形式改编和演出外国作品，表现出跨文化融合特征（苏晖），而中国的思想资源也影响了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理论（刘耘华）。中外文学对相同论题的表述与言说，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条件和素材，如贺方婴认为，对比中国和古希腊关于友爱的表达，有助于探索不同文明间展开友爱对话的有效路径。
中国文学、文献的海外传播是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围绕中国文学外译方法、海外传播机制等进行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以及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张隆溪）、“白蛇传”等经典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生产动能和影响效能（张帆）等问题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网络文学依托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海外传播明显加速。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从内容上看是其作为“内容高地”自然溢出的结果（邵燕君、雷宁），从机制上看得益于“技术—文化”驱动机制及“IP+粉丝”经济链嵌合机制的合力推动（贺予飞、欧阳友权）。中国网络文学从“作品出海”走向“模式出海”“生态出海”（王婉波），网络文学“出海”是中国崛起的文化表征（周志雄）。
世界文学尤其是“全球南方文学”研究，引发广泛关注。研究者希望借助世界文学概念的涵括力，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并通过“全球南方文学”概念为构建新的世界文学秩序提供契机。文学研究界以“文化自觉”命题建构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世界文学观（张珂）。外国文学研究要从“外国文学”转向“世界文学”（王宁）。“全球南方文学”成为研究焦点。代乐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内涵因“全球南方文学”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中国也因此在更深程度上介入和形塑了世界文学并在世界文学的全球南方转向中发挥了某种引领作用。非洲文学研究获得突破，如冯德河探讨非洲文学为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作出的贡献，蒋晖提出，非洲文学为从大众文艺运动角度激活“全球南方文学”提供了经验教训。
“大文学观”拓展文学学科边界
“大文学观”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当下，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方式以及形态发生全方位变革，原有的文学观念、学科设置等面临新的挑战。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大文学观”，直面时代文学新变，突破传统“纯文学观”的边界，考察文学跨媒介的形态变化与跨学科的边界拓展。
向更多文艺样式开放的“文学+”新形态受到关注。“文学终结论”的提出一度使得纯文学面临生存焦虑，而随着新媒介发展而出现的文学扩容现象，一种更为丰富、广阔的文学性被逐渐认可。文学与影视、短视频、游戏等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文学+”新形态在丰富文学内涵的同时也使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宋声泉认为，“大文学观”当努力打造基于文学主体性的“文学+”新形态，在弥散的、动态的“泛文学性”的新可能里重建新时代的文学根脉。新媒体时代的“大文学”，在形式上体现为集文字、声音、视觉与体验于一体（危明星），在艺术上展现为跨媒体、多模态、交互性、沉浸式与生成性等特征。
“大文学观”视域下文学学科的边界拓展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与活力。“大文学观”所倡导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路径，促进了知识的整合与创新，使得文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时代提出的复杂问题。如引入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观察视角，可以为揭示文学创作的社会机制、文学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提供重要启示。张福贵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是一种学术史和艺术史，更是一种革命史和思想史。而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过历史维度的加强，可以重建一种历史中的“人”的理解维度（程凯）。研究者们积极借鉴哲学领域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理论资源，推动文学研究向更为形而上的层面深化。如郭勇健认为，现象学的诞生，促使“哲学与诗歌的官司”变成了“文学与哲学的对话”。陈晓明将南北分野之说建构的地理叙事范畴，视作构成中国古典乃至现代经典性的文学理论范式，体现了文学地理研究视角对文学论题的掘进。此外，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对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和多元的分析视角。
文学学科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结构化的结果，有关学科体系的研究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密切关联，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依托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和资源调配。
在学科建制上，新的交叉学科的设置代表了文学学科建设的跨学科发展方向。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典学。2024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同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古典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被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新增中国古典学本科培养专业。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设置古典学研究机构。2025年，相关学术会议的举办，亦对古典学学科建设、学术共识凝聚起到推动作用。古典学研究突破单一学科限制，以不同学科之间研究范式、方法碰撞打通学科分野的意义尤其受到关注。如杜晓勤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意义即在于它能够突破近代学科分类、整合多维度方法，为人文学术开创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研究范式。古典学研究本质不是为了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在此框架下探讨古典学对于文学研究的启示，即可重估文学史研究中“古典再生”“以复古为创新”以及复合型知识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数字人文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数字人文增设为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后，目前全国累计十余所高校开设数字人文本科专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在2025年召开的中国数字人文年会等学术会议上，跨学科深度融合是数字人文的核心特质成为学术界共识。数字人文的哲学基础与认识论重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智慧建设、数字人文方法论突破等问题受到重点关注。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文体学、文本分析等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在教学实践中的辅助作用等前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文学的数字人文批评已经从初期的工具应用发展到当前以人—机具身交互协同合作为特征的新阶段（蒋济永、王磊）。
2025年文学学科在学术研究、学术平台建设、学术交流活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学术成果方面，姚文放《从“艺术生产”理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赋予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新的时代内涵；熊鹰《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1918—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呈现中国文学参与重构世界文学格局的历史进程。在文学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编纂的大型文献集成，系统梳理汇编《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等党报党刊中的革命文艺史料。其他如《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类编》《清诗话全编（咸同期）》等历经多年而整理汇集的大型丛书，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在重要学术平台建设与学术活动方面，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推动新时代文学的深入研究。202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前沿论坛（2025）暨“文学研究的话语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研讨会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学的基本问题、重要概念、重大命题等展开深入研讨。围绕新时代文学的时代风貌，2025年11月，新时代文学现状与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为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凝聚共识和贡献智慧。202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西文明中的经典文艺作品生成国际研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有关中西方文明中经典的生成机制与文艺传统的探讨，深化了对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
反思与展望
文学研究在取得众多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当前研究要实现突破发展，尚需处理好三重关系：一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文学理论脱离具体文本与现实语境，话语空转、概念生造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仍需反思。如何基于中国文学鲜活实践与具体文学作品，促进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需要关注。二是学术创新与守正发展之间的关系。面对新技术兴起、新文学现象频出的挑战，文学研究界一定程度上存在逐“新”的趋向。部分新名词、新概念脱离原有话语体系，新技术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有效性有待验证，对于部分新生文学现象的研究有待文学史化，有关新技术影响文学的基本逻辑及其所带来的文学质的新变等话题，有待于在深入研究经典文学理论基础上稳步推进。三是文学本体与边界拓展之间的关系。文学新形态以及学科边界拓展对文学的扩容，虽然激发了学科活力，但同时挤压了文学本体论，引发了关于“文学性”的论争。如何在跨界与坚守中，一方面守护文学审美性与人文性内核，一方面在与时俱进中进行实践创造与理论拓展，焕发文学的永久活力有待进一步探索。
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征程中，中国文学研究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始终是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此外，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发掘新时代文学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持续推进新大众文艺研究、探索人工智能与文学等前沿交叉领域、反思文学史研究与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等都将是2026年文学研究的重点。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将文学研究异化为技术的附庸或功利的工具，始终保持对文学经世价值、人文精神、审美特性的敬畏与探索；另一方面，也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本土意识，不断拓展全球视野，在对话与碰撞中激发学术创新活力。展望未来，文学研究需要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在历史的纵深与思想的探索中，以高度的学术自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编辑部
执笔：李琳、马涛、范利伟、李培艳、唐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