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作者马特尔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主流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并非精英文化，而是一种‘大众文化’，说得消极一些，‘主流文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标准化的‘商业文化’。”他《在法国darkplanneur电视台的演讲》中定义主流文化时说：“主流文化是指大众文化、主导文化、受欢迎的文化。既包括《蝙蝠侠》、《爱丽丝梦游仙境》，又包括《阿凡达》这类。‘主流’是否仅仅是一种娱乐呢，或者也是一种艺术？实际上它可以是艺术。这个术语可以是褒义的，指的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文化，普罗大众的文化，但它也可以是略带贬义的，指的是霸权文化，统治文化。”

“主流文化” 是“大众文化”或“主导文化”。一说到“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我们这里许多文人雅士，可能要不屑地摇头撇嘴了，觉得它们是一些下里巴人的狗尾巴上不了正席。官方一听说“俗”就要围剿，文人一听说“俗”就要摇头，从上面的官到下边的民，个个好像都是超凡脱俗的雅士，人人都要摆有一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架势。七月九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的新闻报道中，还闹出了给米开朗基罗著名雕像《大卫•阿波罗》生殖器部位被打上马赛克的笑话。一说到“商业文化”或“娱乐文化”，大家更避之唯恐不及，好像个个都害怕商业的“铜臭”，人人都清高得厌恶金钱。米开朗基罗《大卫•阿波罗》是西方艺术的稀世之宝，可在我们官方眼里仍难免“三俗”之嫌。当然，这种情况并非独具“中国特色”，在西方，早期欧洲精英对美国文化十分无礼傲慢，对美国大众文化更是嗤之以鼻。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否定大众文化。他们将大众蔑称为“白痴”、“平庸者”、“群氓”、“傻瓜”，认为美国民主的平等主义是文化“堕落”的根源，它摧毁了“人们对高雅者的尊重和崇敬”。指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社会主体的中产化，造就了“新笨蛋的庞大阶级”，大众文化就体现了这群“新笨蛋”的审美趣味。五十年代后期对美国大众文化最偏激的学者是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大众文化和中产文化》一文中说，美国大众文化上附庸风雅，其结果可能不是“大众”提升华为“精英”，而是是“高雅”堕落成“庸俗”。那时“文化在美国被相当简单地划分为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低俗文化）”（138），由欧洲移民构成的文化精英，特别害怕美国大众文化的勃兴，西马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他们二战期间旅居美国时，在其名著《启蒙辩证法》中也谴责“文化工业”， 阿多尔诺拒绝用“音乐的”这个形容词界定爵士乐。到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化气候风云变幻，“纽约知识分子摒弃了他们曾经拥戴的文化等级，转而热衷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从前挖苦大众文化的麦克唐纳，一夜之间连忙对大众文化“献媚”。美国非洲裔、西班牙裔和亚裔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分子，“开始要求结束‘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垄断，白人和欧洲文化成了所有评论的众矢之的”。美国文化的觉醒提升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地位，文化研究者们开始研究《星球大战》、《黑客帝国》，并且一致推崇“主流文化的高贵”——也就是大众文化的高贵。如今的美国，没有哪个文化人敢公开蔑视社会大众和大众文化，也没有多少文化人有那么强的精英意识。谁还敢以精英自居，谁就会成为社会的笑柄；谁还有胆嘲笑大众文化，谁就是在“自绝于人民”。随着美国的文化语境和社会主流丕变，精英们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五十年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大众化，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同步提高，形成了文化高品位和生活高水准的庞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了美国社会大众的主体，许多文化精英就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大众文化”也就成了美国的“主导文化”。谁还有底气称大众是“俗物”，谁还有胆量骂大众文化是“垃圾”？

《主流》作者告诉我们说：“要了解发生在美国的精英与文化之间、艺术与娱乐之间的革命性变革，就必须熟知宝琳•凯尔的作品”，因为美国三位女性——宝琳•凯尔、蒂娜•布朗、奥普拉•温弗莉，“就是美国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演进的一个缩影”。（130）

宝琳•凯尔是波兰犹太移民的女儿，在美国加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成人，她从小生活的加州小城谈不上什么艺术氛围，但“西部电影”和“先锋电影”却无处不在，这种文化环境使她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电影评论家。1968年她加盟《纽约客》周刊，这份杂志原本为那些美国文化精英所钟爱，杂志评论家也是清一色的骚人雅士，社会上任何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大众越喜欢雅士就越皱眉。宝琳•凯尔登上《纽约客》之后便开始颠覆精英的艺术品位与审美价值。她在影评中从未说过‘电影’（films）这个矫饰的英语单词，只选择用movies这个美语单词来表述。在艺术趣味上，她讨厌那种倦怠的优雅和冷漠的清高，崇尚生命的活力与艺术的张力，强调艺术上的节奏、速度、奔放。“宝琳•凯尔是一个推崇民众主义的精英分子”，试图在美国文化中熔合大众艺术的活力与精英文化的潜力，“让大众感受到电影高贵的品质，同时令精英感悟到电影平凡的美感”。（135）宝琳•凯尔促成并体现了大众电影的改变，最终让“‘影片（movies）’取代了书籍，成为文化的参照物，电影越来越成为美国其他艺术的楷模”。

如果说宝琳•凯尔是美国“影片”的改造者和捍卫者，蒂娜•布朗就是美国“文化新闻者的全面创新者”。这位跟随丈夫来到美国的英国移民，早年是牛津大学的文科才子，一生都“忠诚于自己半是大众气质、半是知识分子品质的错位风格”。 1984年她凭个人魅力成为《名利场》主编，让这本杂志每月销量从20万册猛升到100万册。1992年主管《纽约客》，她声称“我只想以一种现代的方式，用那些调查、娱乐、明星来打造《纽约客》杂志，记者—社论作者的观点要让位于信息的思想。我们打破了文化等级观念，而且是以聪明的方式打破的；我们做出了妥协，是明智的妥协”。她在《纽约客》中辟有一个长期专栏——“大众文化区”，从此大牌杂志开始注重最新的个人博客和文学畅销书。蒂娜•布朗是宝琳•凯尔的精神传人，她的文化策略就是严肃看待大众文化，并以大众的方式书写“高端文化”。她的《纽约客》前任主管唯一职责就是抵抗和诋毁文化上的“野蛮人”，捍卫精英与大众、文化与娱乐、“高雅”与“低俗”的界线，然而十分讽刺的是，蒂娜•布朗女士正是要消解这种界线的“野蛮人”。她主编的《纽约客》让精英不再对自己的所谓高雅趣味自鸣得意，反而对自己的装模作样羞愧难当。美国主流文化崇尚的不是“雅”而是“酷”，不是让少数衣着考究的文人孤芳自赏，而是要让美国的主流欣喜若狂。《主流》作者马特尔先生毫不掩饰对蒂娜•布朗的赞赏之情：“由于她的出现，原先泾渭分明的文化和娱乐变得水乳交融；名不见经传的时尚主题成为新的报刊阅读模式；从容舒缓的精英价值观为飞速变幻的大众风尚所取代；昨天还遮遮掩掩的轰动事件已经变了今天杂志评析的素材。”

另一位有功于主流文化的杰出女性奥普拉•温弗莉，是电视媒体“脱口秀”的得鼻祖。她的口无遮拦和幽默风趣，不仅使她个人拥有成群的粉丝，也使“脱口秀”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全新的娱乐形式，在这里，公众的变成了私人的（比尔•克林顿谈论个人生活），私人的变成了公众的（一个匿名者讲述怎样开始打老婆）”。奥普拉•温弗莉在电视镜头前，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评论员，“如果说有谁为模糊艺术与娱乐、‘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做出贡献，那么首当其冲的必定是奥普拉•温弗莉和她的文学节目”。（153）

一代新评论家们对文化的高低等级之分不屑一顾，那些只对高雅文化有兴趣的人，在美国无异于患上了“文化自闭症”。随着文化上精英与大众壁垒的消除，文化上艺术与娱乐自然合而为一，大众文化中各类时尚作品，艺术形式上必须“酷”，艺术内容上应当“炫”。只有“酷”和“炫”的艺术，才能将“作品”变成“精品”，艺术上的“精品”才能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美国流行音乐就是美国主流文化形成的风向标，在这一领域里，黑人青年、同性恋青年和拉美青年，引领了美国流行音乐的新潮。三角洲蓝调博物馆馆长雪莱•里特说：“正如乡村音乐是白人平民阶层的音乐一样，蓝调音乐是黑人平民阶层的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流行音乐，重新定义了大众文化的时尚元素和大众品位，它们成了又帅又酷且特立独行的标志，成了反传统反精英的文化象征。

理论上彻底摧毁文化的等级观念，大众文化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迎来了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春天，美国的主流文化不只叫美国的主流社会着迷，也使全世界的文化欣赏者疯狂，这更进一步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纽约时报》文学版主编史蒂芬•厄兰格说：“由于欧洲人缺乏对大众文化、娱乐、创意产业、市场以及种族多样性的足够重视，欧洲文化已经严重地停滞不前了。”欧洲文化精英笑在前面，美国文化精英笑在后面，这倒应验了“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的格言。

由此我想到了我们自己：美国精英会不会嘲笑我们呢？当今中国的社会仍有等级壁垒，当代的中国文化自然也等级森严。我们的政界和学界比欧洲更颟顸固执，仍然严守文化的雅俗之分，仍然强划文化的“积极”与“消极”之别。我们的文化精英只知道向上撒娇，只习惯于对下高傲，就像大款不可能与农民工共进午餐一样，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很难融而为一，因而，雅者忸怩作态，无人问津，俗者俗不可耐，不堪入目。时下的中国中产阶级还不是社会主体，还压根儿没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我们主流文化的特征更无从谈起了。假如非要归纳一下中国当代文化的特点，我觉得“人见人厌”也许是它最恰当的艺术概括。用这样的作品去进行“文化征服”，全世界的观众可能要全被“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