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 中华书局 1984年）第34页收录王国维致繆荃孙信：
艺风先生大人尊鉴：
献岁发春，敬维杖履安和为颂。前日两接惠函，并致罗、董函语，当即转致，想已均有复书矣。此间岁事，寓公均照旧历办理。春间，此间日人有兰亭会之举，因系永和后第二十六癸丑之故。讵知故国乃无年号可呼，与称牛儿年何异？以之相譬，可发一笑。小诗一首附呈。专此，并请
道安，并贺
年禧不一
国维顿首 壬子除夕前一夜
（蕴公移居在京都上京区净土寺町字马厂八番地）
壬子岁除即事
又向殊方阅岁阑，早梅疏蕊柳笼烟。
岁时荆楚浑难记，风雪山城特地寒。
可但先人知汉腊，定闻老鹤语尧年。
屠苏后饮吾何憾，追往伤来自寡欢。
国维草稿
编者在信后加注说：“自署‘壬子除夕前一夜’即壬子年十二月廿九。所附《壬子岁除即事》七律一首，据浴佛日札，作于除夕。是此札于除夕或更后付邮。”
因信中提到，“春间，此间日人有兰亭会之举，因系永和后第二十六癸丑之故”，笔者曾误以为该信是追述1913年春天的事，从而推测写于癸丑年末。通过查阅史料，证明笔者的推测是错误的。
上信中提到“前日两接惠函，并致罗、董函语，当即转致，想已均有复书矣。”罗是罗振玉（叔蕴），董是董康（授经），当时两人均在日本。
查《艺风老人日记》（繆荃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546页，壬子年十二月六日，接日本王静庵信。七日，发日本王静庵信。第2549页，十六日，发日本王静庵信。第2550页，二十日接董授经信。第2561页，癸丑年正月戊午朔，接罗叔蕴信。第2562页，正月五日，寄《事宝类苑》《大唐诏令》与董授经。发董授经信、罗叔蕴信。第2567页，二十日，接罗叔蕴日本信。
以上数则日记记录繆荃孙与王静庵等人的信件往还，大致可从王国维的信得到相应信息。
《艺风老人日记》第2662页，癸丑年十二月六日诣董受经谈，面交五百元。七日，授经送画来。第2666页，十二月二十日，接董授经信。第2689页，甲寅年正月十日，拜罗子敬，取回叔蕴信并石印《刘梦得集》。第2690页，正月十二日，接董授经信。十三日发日本罗叔蕴信，北京董授经信。
以上数则日记记录繆荃孙与董授经的交往情况，可知在癸丑年末甲寅年初，董授经已经回国。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41页收董授经致繆荃孙一信，信中提到已收到《事宝类苑》等书，并谈到隆裕太后仙逝消息，可以推知，该信即为癸丑年正月五日繆荃孙信的复信。
《艺风堂友朋书札》第1007页收罗振玉致繆荃孙一信，“久不得赐书，正深悬念，顷静安送到书札，及致授经书，均拜悉。”信末日期“廿四日”，当是“壬子年十二月廿四日”，正月初一日日记说接罗叔蕴信，应即此信。罗信与王国维“壬子除夕前一夜”信的内容有联系。
据以上史料，王国维自署‘壬子除夕前一夜’是正确的。《王国维全集·书信》所加注释也是合理的。信中所谈“春间，此间日人有兰亭会之举，因系永和后第二十六癸丑之故”是告知计划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