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亚彬:也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主要原因

——与程恩富、丁军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2 次 更新时间:2012-07-03 0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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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亚彬  

  

  《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发布程恩富、丁军合着《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它五个主要原因论》一文。作为体制内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先生能够保持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本色,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应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作为党和国家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心的主要领导人,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课题,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等待着克服和解决,有许许多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予以科学的解释、合理的解决。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中国,都迫切希望党和政府花费大笔资金设立的专门理论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能够拿得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困难的,可以正确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行动方案来。

  然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显然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改革开放30几年来,我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都干了些什么事情,那里的专家学者们都是些干什么吃的?与他们较高的待遇、悠闲的生活、崇高的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没落与低潮。当他们还在悠闲、自豪、自欺欺人的宣称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极力以马克思的学术性语言论证党和政府的英明伟大之时,中国的十亿人民却挣扎在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通货膨胀、资本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深渊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初步从程恩富、丁军的《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它五个主要原因论》一文中得到一点答案。

  一、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显然,在两位专家看来,苏东剧变的所谓“深层次的主要原因”只是几个偶然性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

  1、在思想领域,过分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显然都是两个偶然性因素,而不是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一个是苏联领导人的偶然性错误思想导致其政治行为上的偶然错误;一个是西方领导人偶然高明的策略导致的苏联思想界偶然性的混乱。

  而且,思想领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度否定斯大林、西方和平演变策略能够生效的现象?两位专家没有明言。只是最后简单的指出:“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显然,这种制度失效性因素才是苏联解体在思想领域中的深层次主要原因。

  程恩富、丁军等两位专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真正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只是提一下而已,反而强调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的叛国行为,强调西方高明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不求甚解的,得过且过行为。

  两位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是和前苏联面临一样处境的中国,只要不要过分否定毛泽东,并注意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就可以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可以避免类似苏联解体事件的发生了。

  如果事情真的那样简单就好了。问题是即使我们肯定而不是过分否定毛泽东,并有效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我们就可以避免苏联解体事件在中国的发生吗?显然,不一定。我们要避免苏联解体事件在中国的发生,在思想领域上,更主要的是要解决“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这种真正深层次主要问题不解决,即使肯定毛泽东也没有用,而西方和平演变却必然会成功。

  “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才是中国思想领域的真正深层次问题,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而“过分否定毛泽东、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显然只是特殊性的问题。两个问题中,那一个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的两位专家先生这样本末倒置地分析和宣传苏联解体的原因,不知道会促进中国象苏联一样的解体,还是会阻止中国象苏联一样的解体?

  对两位专家来说,似乎是解决深层次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太难了,所以不敢真正提出问题,以免把自己难倒。他无法拿出一套可以有效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的理论与方案来,所以他提出这样真正深层次问题对他来说必然是要损害自己的地位与权威的,是要得罪不喜欢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层领导中的一部分领导的。

  而且,似乎是更重要的,一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界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重大问题,有发言权的只能是中央领导层,其它的各层次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人士只能解释领导人发明创造的所谓“理论”,却不能有所创新!有所创新就是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大罪!我们的两位顶级社会主义专家可能充分了解到这一潜规则,决没有触碰到这一潜规则的意志。而这显然就是中国思想界存在深层次“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知道了这一潜规则,知道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理论研究与写作的局限和目的,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无法取得真正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什么会全面没落而甚至要垮台失败了!

  2、组织方面:戈尔巴乔夫任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显然,这也是一个偶然性、表面性因素,而非“深层次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得承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也想为国家为人民走出一个富裕、光明的道路。他之所以要改革,之所以要任用一些看似“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也是因为原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苏联自身的问题,加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滥,他不顺应民心,他不任用一些在人民看来有新气象的干部,他就无法取得人民的支持。就像当初中国的改革一样,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自列宁以来,在干部任用上积累起来的弊端,正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想通过任用一些拥有新思想干部而部分地获得人民的认可,也不想彻底改变这种制度而消灭自己的权力地位。

  因此,“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同样只是一个外在的、被动的因素,是苏联解体的非深层次主要原因。苏联的组织体制和机制掌握在领导层手中,因此苏联的组织体制问题以及相应的干部问题,都根源于另一个根本的社会原因: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能有效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上上下下的人们都并不知道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因此改革成为一种共识,在改革的要求之下,戈尔巴乔夫及其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上台才成为可能,从而苏联的解体也才成为可能。并不是前苏联的领导人不想改变其干部选任制度,而根源于其更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领导人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改,改不了,也不想改。

  戈尔巴乔夫当然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任用一些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可以有效解决当时苏联各种社会问题的干部,从而挽救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不知道除了资本主义外,还有什么别的措施能够把苏联这个病夫拯救起来,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干部可以帮他实现这一点。

  在大部分干部已经官僚化的前提下,任何一个新的领导人要想成功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就必须依靠这些已经官僚化了的干部的支持。这些干部们不支持改革干部选任制度,这种干部选任制度就不可能改变。任何一个领导都是靠下属或同事的支持才能成功上任的,让他们实质性改革干部选任制度,把自己赶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今日中国也是一样。

  与此同时,通过党内民主实现领导干部的优秀化、纯洁化也几乎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内少数人的民主毫无意义,而全党所有党员一人一票的真正党内民主却因受到党内少数有权者的阻碍而根本无法实行。而且,在官员普遍官僚化的前提下,有多少真正的共产党员还不一定,因为共产党员的产生办法本身就有问题。在现有共产党员的产生制度下,只有那些溜须拍马、为了个人利益而刻意钻营的家伙才能入党。只有由广大工农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公开推选出的共产党员,才具有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才是健康的、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因此,程恩富等两位马克思主义高级专家在苏联解体上提出的组织方面的所谓深层次因素,并不是主要原因,也不是深层次的,而只是外在表面的原因。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还有真正深层次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我们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避免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显然不能只是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不能只是做一些表面工作,而更应该吸取一些深层次的经验,做一些深层次的工作与改革才行。

  今日中国的情形与前苏联的差不多,组织体制和机制也差不多,我们中国也没有多少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立场的干部。与前苏联不同的是,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比较开明,虽然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不足和缺陷,但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一些做法不够科学而已,从而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通过搁置争议,改革开放,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争得了一定民心。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通过改革开放暂时度过了垮台与解体的难关,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发展私有经济的结果,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与做法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那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不足与缺陷做深入探讨和研究改正,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群众中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中国仍然存在重蹈苏联覆辙的危机和危险。

  显然,避免中国重蹈苏联覆辙,不能仅仅在领导干部中做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党和政府,特别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从而补足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有效解决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才能使党和政府、社会主义事业真正挽回失去的民心,才能真正可以避免苏联解体事件在中国社会的发生。

  3、在政治层面上,“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这显然与苏联解体的组织层面的原因是一个问题,都是偶然的、表面上的事情。

  问题是不止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是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同解体。这显然不是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能解释得了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参与其中的人数是如此的众多,群众运动是如此广泛,不可能只是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那么简单。一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遵守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存在某种共同的问题,才可能导致这些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同时解体。这种潜藏在这些类似事件背后的相同原因,才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意义的,真正深层次的主要原因。

  程恩富、丁军等两位马克思主义专家不去研究探讨这个潜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却在这里埋怨戈尔巴乔夫等国家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有点不太高明、不负责任的,有点误导事实,故意隐瞒事情真相的嫌疑。这颇象中国现在的政府,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去勇敢面对和解决,却总是粉饰太平,单纯管理和压制,从不去从根本上以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来杜绝这些问题的产生。

  谈到苏联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背叛,程恩富、丁军先生不得不谈到这种背叛事件产生后的一个制度问题,就是“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显然,这才刚刚涉及到一点点深层次问题。然而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高度集权与缺乏约束的政治体制,更在于高度集权与缺乏约束的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上的失败,上层建筑也是不可能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的。

  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先生似乎并不想深入探讨这种真正深层次问题,因为这种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和解决的。这种苦差使,这种吃力不讨好,还有可能得罪上层领导的事情,显然是他们这种高级地位的专家学者们所不乐意去做的。

  二、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写作此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分清苏联解体的主次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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