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八十年一梦

——2011年10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5 次 更新时间:2012-06-25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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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化人,和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来自传统的先天缺陷。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命题,至今都没有在观念和实践上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解答,那就是爱国与忠君。

什么是爱国?爱国是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忠君是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忠君是卑微的、盲目的屈从和崇拜、可耻的助纣为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的许多精英,却套在这两个相反的概念拧成的一根绳的绳索里,困惑到死。屈原爱到生命难以为继的爱是楚王统治下的楚国,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父母之国。历史书里,绝大多数忠臣良将都是忠君到死。岳飞的“壮怀激烈”是为民请命,同时也是为了“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最后是为了“朝天阙”。1982年我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槐花曲》,假设岳飞在风波亭被处死之前,回顾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漫漫征途,从而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些另类的思索。很明显,我试图通过这部话剧解开这根“三千年之绳”,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受了这部作品,进行了彩排。遗憾的是,彩排那一天,偌大的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大幕徐徐降落之后再也没有升起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部电影剧本里,我只不过提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问题:“您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振聋发聩,有人认为实在是大逆不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古老的困惑呢?

其实,一百年前答案已经有了,而且已经付诸实行。——那就是走向共和。

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在实践中的分辨能力却相当之低下。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随着长期帝王独裁统治的历史重复更迭,“帝王至尊”一直深入人心。拜历代封建文人之所赐,帝王和他们的统治制度,始终联系着亿万民众的渴望。臣民长期过着没有起码的尊严、自轻自贱的日子,却把皇帝强加给自己身上的诸多灾难都当作恩赐。被凌迟处死,还要谢主隆恩。甚至会为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帝王悲哀、惋惜。皇帝真的是天子吗!真的是天生的英主吗?我们的史学家很少把历史上皇帝的真相告诉后世的人们。其实,除了少数几个开国皇帝,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低能儿或畸形儿,皇帝的所谓教养来自——也只能来自老朽的文臣,以及身心残缺的嫔妃、宫女和阉人。很多史家或由于自保,或由于逢迎,或由于为尊者讳,独裁者的面容都经过一次一次的彩绘。特别是一些做历史小说、拍电影、电视的人,林林总总的“王朝”系列、“大帝”系列。正说者有之,戏说者亦有之,大多数都在渲染“皇权天授”的理念。在每一个皇帝身上都注入了太多的英明、仁慈、优秀、神勇、刚毅。其实,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死守他们的皇位。他们的伎俩就是在超级强大的武力镇压和威胁下,致普天下万马齐喑,让臣民心甘情愿地接受镇压、杀戮和奴役,还要山呼万岁。譬如在某些文化人倍加欣赏的清代雍正、乾隆两朝,皇帝对“非议时弊”者斥之为“狂吠”,并以刀封喉。所以我们的历史只能是一部大多数人在昏君治下,不断祈求上苍恩赐一个有道明君出世的历史。中国的智慧有意无意都在为帝王献策,甚至很少考虑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得干干净净。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日不可无君”,就像毛驴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粪筐一样,时刻都不得安宁。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拱手把大权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仍嫌不够,经过三年筹划,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虽然很快遭到共和人氏的激烈反对而颓败。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九龙宝座,并未从此崩塌。袁世凯生前死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仅仅一年,又有张勋复辟。张勋的辫子军只有区区五千之众,他把一个被废弃的“小皇帝”扶起来,居然闹得煞有介事,沸沸扬扬。连京城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而且供不应求,有些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来支应门面。许多人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猪尾巴”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学识渊博的康有为似乎早有预见,提前蓄了发,而且在张勋复辟之日,得意洋洋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是为了捞回失去的天堂,平民百姓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脑子里的“神圣皇权”在作怪。幼时,每当我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史料,总觉得实在滑稽可笑。可是弄明白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口号之后,弄明白他们以“国情”为借口,实行无限期的“军政——训政”,“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他们维持一党专政的秘诀,依然靠的是警、宪、特务。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那里得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冠以“中华民国”的名号。除了剪了国民后脑勺的辫子,最醒目的变化是茶馆酒肆的墙上贴了许多“莫谈国事”的标语。谁都知道,那并非政府的公告,而是国民对自己的警告,说明有些国民已经开始懂得,这就是不打出龙旗的帝制。政府时不时杀戮一批异己,有时公开处决,有时秘密暗害。国民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臣民。国民党一直把“训政”训到台湾。所幸,蒋介石传位到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没有继续“训政”并传位下去,才戛然而止。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出生在1930年。

八岁,我亲眼看到抓鱼游泳的小河被日军当做屠场,玫瑰红的河水在我脚下流过。

十岁,日本宪兵从我手里抢走我的父亲,我一辈子都懊恼自己的的膂力太小。父亲被关押、被拷打、被活埋。

十一岁,我远走他乡,半工半读。我坚信是在为复仇积蓄力量。

十六岁参加学生运动,我坚信我是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呐喊。十七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坚信我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十八岁,我在淮海战场大雪和炮火覆盖的堑壕里,咬破右手中指,写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坚信我是在为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而献身庄严宣誓。

十九岁,1949年十月一日,我随军踏上中山先生的乡土,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孙先生!革命已经成功了!我坚信中国革命真正是彻底成功了!

二十一岁,进入文坛,我坚信我的作品是崭新的、革命的文学。

二十五岁,仅仅因为送给胡风一块大理石砚台,被隔离、批判、审查八个月,我坚信是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胡风是反革命(虽然我一直都把他当做“歌德派”,他也确实是“歌德派”)。

二十七岁,仅仅是说了一句要允许文化人具有个性和自己在文艺上的爱好,文化人的协会不应当是衙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我坚信党和毛泽东没有错误,错误在于我自己。

三十六岁,以我的全部作品作为罪证,被隔离审查七年。我坚信:连郭沫若都自轻自贱,赌咒发誓自认罪名,我算什么。一直到十年浩劫,让人震动的是:不少被迫自杀的著名学者,在遗书里只有两个内容:一是高呼冤枉,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再就是 “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就是古代皇帝赐死后的“望阙谢恩”吗?当“万寿无疆”的颂词每天套红在报纸上出现并声震云霄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清末唯一可以让垂死的西太后哈哈一笑的声音么?

1967年夏天,我在被隔离中,偶然在一张飘落在地上的造反小报上,瞄到一则“捷报”,写着:“特大喜讯:红卫兵们在某古宅抄家,抄出了十面黄龙旗!他们随即登上城墙,面向北京挥舞黄龙旗,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誓,表达自己的无限忠诚。”顿时,我的困惑消失了!一种转换为疼痛的羞耻感袭上心头。

那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五十六年了;今天,时光又过了四十四个年头,加起来整整百年。

文革后期,我才开始独自反思自己的一生。我才开始有了疑惑!回首历史,那些曾经被我们嘲笑过的历代士子,包括曾经出将入相的能臣、佞臣,他们为了依附皇权,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演绎了多少悲剧和闹剧!深知他们可笑而又可怜。此时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但当时连这种醒悟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1981年春天我被举国媒体讨伐的原因。

第一篇批判文字铺天盖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同时,声援我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般飞来。于是,我坚信: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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