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分别发生在苏丹和埃及的两起中国公民遭绑架事件，使中国政府因无力保护海外工人而遭网民批评。“这触碰到中国的痛处。”美国彭博社评论称，在经济上广交朋友而非通过舒展肌肉四处树敌的政策，越来越与中国不愿示弱的情结相抵触。

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则在5月5日的《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月刊中指出，在中国外交领导层，主张保持原先外交战略的人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正在艰难地防守。

近几年，中国旧的对外政策构想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中国媒体和学术界关于未来外交政策问题的讨论趋于活跃，必须改变旧模式的想法越来越普遍。种种迹象表明，自阿拉伯变局向纵深发展以来，中国传统上对遥远地区事务低调不介入的姿态已然改变。

非洲的第一步：影响而非施压

春江水暖鸭先知。活跃在外交一线的中国外交官们早已体会到了对长期奉行的“不干涉主义”的微妙调整。

今年2月刚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一职退下来的刘贵今告诉《凤凰周刊》，去年6月底，中国外交部邀请利比亚反对派访问北京，在中国外交史上都具有“相当的意义”。此前当然不乏与外国在野党、反对党的接触，但与决意推翻现政权的武装叛乱分子接触，却是第一次。而在那次公开访问前，中国外交官已通过中国驻埃及、卡塔尔使馆开始了和利比亚反对派的接触。

此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已注意到这种动向：“（中国）本可以像在阿拉伯变局早期那样，静候一旁，直到原政权倒台后再承认反对派。但这一次，利比亚对中国提出了不同一般的综合挑战，包括国内对保护在利工人安全的呼声，以及因站错边而危及在利经济利益的风险。”

但其实，这种改变在非洲事务上已先行一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积极协调。2007年5月，从事了20多年对非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南非、津巴布韦大使的刘贵今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对外作为中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调解南北苏丹立场。这是中国首次任命驻非特别代表。

走马上任后，刘造访仍处于战乱中的南达尔富尔州，与那里的武装叛乱军在芒果树下谈判；在2008年联合国日内瓦的会议上，劝说苏丹解放运动（SLM）领导之一的农尔学习曼德拉的宽恕精神。刘贵今对农尔说：“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要做非洲的曼德拉。我在南非做过六年大使，你知道曼德拉最伟大的精神是什么吗？是宽恕和和解。你应该有这种精神，这样你才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刘贵今看来，中国的这种“干预”不同于西方的动辄制裁、禁运、威胁，而是“做双方的工作”，“劝和促谈”。他更愿意用“影响”而非“施压”来形容这种干预。

对此，布鲁塞尔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乔纳森·霍斯拉格曾撰文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角色经历了从观察者、发言人、传信人、参与者到调停者的转变。

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在非洲特殊的地位使其在苏丹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刘贵今表示，中国姿态的改变背后，多少是因为西方的舆论压力，多少是主动担当，可谓见仁见智。但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非洲的友好国家，“当非洲发生事情时，必须改变作壁上观的做法”。

应灵活解读“不干涉”

细察新中国的外交史，看似中国外交金科玉律的“不干涉主义”，其实在实践中并未被始终如一地执行。新中国的外交，始终都在革命与外交、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之间摇摆。在某些时候，，在革命、反帝、反殖的话语鼓舞下，中国甚至完全抛弃“不干涉主义”，积极介入到别国内政中。

“不干涉”被正式写入新中国外交指导纲领，是在1954年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正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指出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这一政策。

就在“五项原则”提出的四年前，毛泽东还下令百万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帮助朝鲜与美国作战，一度扭转了朝鲜在战争中的颓势。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中止了斯大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进攻性政策，并开始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停止武装斗争，尝试着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在这一压力下，中共和朝鲜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让步，同美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为了安抚其他亚洲国家对共产党鼓吹革命的担忧，周恩来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到了80年代，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起了变化。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否定了原来的“革命外交路线”。

而今，在“不干涉主义”，以及之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路线有效地服务了中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数十年后，对这一战略进行反思、调整的声音正暗流涌动。在《凤凰周刊》对多位外交官的采访中，他们认为有必要“灵活解读”不干涉主义。在他们看来，外交圈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放弃“不干涉”政策，但他们也主张“与时俱进”。有外交官强调，在对外阐述“不干涉”原则时，要厘清“不干涉”的内涵。这里的“不干涉”是指“动武、断交及其威胁等强制执行”，而不包括提出建议、斡旋或调停等。多年从事非洲工作的前中国驻加纳参赞的戴严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隔壁的夫妻吵架，你不能站在哪一边，但你去拉一把总还是可以的。”

适应而非塑造“政治现实”

从非洲到中东，中国外交大船一旦转入积极介入的轨道，如何规避由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教派等因素构成的暗礁险滩，避免如一些大国那样卷入当地“利益旋涡”，将立马成为摆在外交决策者面前的挑战。

比如，近年来阿盟、非盟的许多国家已接受了西方流行的“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等概念。在地区某国发生危机时，地区组织往往是叫嚣“干预”、“制裁”声音最大的，而它们的一些声音又难免掺杂了本国的利益考量——这在此次的叙利亚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011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受邀参加一个22个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悉数到场的“关门研讨”会议。刘康惊讶地发现，每个国家都异口同声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应该参与中东事务。沟通一圈下来，刘康明白了，大使们“游说”的宗旨是要中国“不要抛弃阿拉伯兄弟”，别跟以色列走得太近。

然而，鉴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复杂情势，让中国明确支持哪一边都显得不现实。做了30年对非工作的刘贵今对此深有感触：“在我外交工作的前20年间，非洲发生任何事情，只要你告诉我非盟、阿盟的立场，我就能做出表态。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些立场跟我们的外交考量开始出现不同。”刘坦言，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既独立于西方，也独立于非盟、阿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

中国外交转入积极介入轨道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或曰诱惑，是以“为海外利益保驾护航”为名在海外扶持亲华势力，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的“持剑经商”、“打造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即是这种声音的体现。刘贵今在任非洲特使时就有人接近过他，向他表达某非洲国家的反对党希望与中国使馆接触的愿望。“我都没有问非洲司，就直接回了他邮件，告诫他说，中国从来不会扶持任何一个政党。”

而在霍斯拉格看来，地缘经济，特别是供应线的脆弱性等现实原因也将阻碍中国诉诸过去强国所奉行的“炮舰外交”。霍斯拉格检视了2003至2010年非洲的五次政变中中国的反应，得出结论，中国并不把非洲的政治不稳定当做对其在非洲做生意的威胁，而是把这种不稳定视作做生意的很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任何原则指引中国，那就是适应政治现实，而非尝试塑造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