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谁在炮制钱锺书“拒赴国宴”的神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0 次 更新时间:2005-01-12 18: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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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进入专栏)  

  

  以前读历史,常常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倒不是有什么文字上的障碍,而是过于虚无飘渺,不是有悖常理,就是找不到任何其他证据。不过也真佩服一些历史评论家,居然能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史实”大发议论,写出一篇篇的论文。想当初“评法反儒”时,封“盗跖”为“奴隶起义领袖”,宣传他如何反孔。于是论述“盗跖”反孔的伟大意义的论文纷纷发表,“盗跖”活动的遗址也发现了不少。等大家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时,才发现原来“盗跖”这个人是否存在过还是个问题,更无论他的“事迹”和有关的评论了。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走红后,一些历史学者开展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岩的争议,一时间宏论迭起,好不热闹。可是一位熟悉明史的老先生告诉我,李岩这个人有没有尚无定论。姚雪垠是写小说,可以自由发挥,学历史的干吗跟着瞎起哄?

  “评法反儒”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李岩的讨论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都可以用受到“文革”或“什么什么”的影响来解释,后人自然应取理解的态度,不必探究。但时至今日,这种不顾史实有无或真假,先大发一番议论的风气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常常看到一些颂扬某某大师或贬斥某某名人的文章,或顶礼膜拜有加,或痛诋犹恐不及,但稍一注意,发现不是毫无事实根据,就是纯粹出于作者主观想象。更有“后现代”学者声称事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重构”,使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是否已太落伍。但大概是受史学影响太深,我还是认为,总是先有事实,才能发表评论;如果事情都没有弄清楚,那么所作的评论又有什么根据?所谓“重构”,应该是指重新构造原来被复原错了的事物或人物。如果原来的构并没有错,重构它干什么?又怎么可能?无非是重评吧!所以我以为,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重构”还是离不开事实的基础。

  在钱锺书去世的前后,有关他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篇文章披露了他文革中的一件往事:某年国庆前夕,江青派人给他送来国宴的请柬,为钱所拒。来人问:“我能不能回去说,钱先生病了。”钱回答:“不,我没有病,我身体很好,但我不去。”此后又看到有人引用,自然是为了赞扬钱锺书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或者用以对比某些文人在文革中的失节。

  不过我一看到这件事,就先钻起了事实的牛角尖,越想越觉得荒诞无稽。

  首先是此事的来源。在场的人只有钱本人和来送请柬的人,最多还有钱夫人杨绛。是钱家透露的吗?显然不可能。如果当时或文革一结束就传出来,如此多的“钱学家”最会传播,不必等到钱的晚年。如果传自钱家,他本人与家属既然已经沉默了二三十年,何必要在钱垂暮之年再旧事重提?至于那送请柬的人,从他主动想为钱寻找托词看,他并非江青鹰犬,不过是奉命行事,并希望在尊重钱的选择时也不使江青难堪。估计他绝对不会将钱的话回复江青,还是会用钱生病的推词。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将钱的话报告江青,江青岂有不发作之理?那么这个故事早应有文革版本,等不到20世纪末了。唯一有资格披露消息的正是那位送请柬的人,既然他曾经对钱同意回复,而且又敬仰钱的人格,那么在“钱锺书热”出现时早该公开此事了。即使因种种原因拖了一二十年,也没有必要隐身,完全可以由本人出来说话,或者提供真名实姓和消息来源,但这些从未见于报道或有关的文章。

  其次是从情理分析。从杨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钱锺书在文革期间采取的是养晦避祸的态度,能躲则躲,躲不了就应付,从未公开抗争,更没有直接反对。何况江青要拉拢或利用某人,一般都会打着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旗号,即使钱锺书不像有些人那样受蒙蔽、受宠若惊,又岂能公然抵制?江青再跋扈,也没有主办国宴的资格,请柬上用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江青不过是做个现成人情,钱锺书若真不想参加,也只是性情淡泊,不想出头露面,不愿成为点缀而已,又岂能借此事张扬?再说,当时周恩来有意安排若干老知识分子在国宴露露面,以推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国内外一种积极、缓和的姿态,即使钱锺书当初赴宴,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以钱锺书的处世阅历,何至于对此大惊小怪!

  当时我很想写一篇短文,对此事提出质疑,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动笔,唯恐天下事不无意外,因为我毕竟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反证。直到2000年初,在钱锺书逝世一年多后,在2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钱碧湘《杨绛先生二三事》一文时,我的疑问才最后得到证实。此文有关一段写道: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是由周总理负责,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此文说明,钱锺书原来就是《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或其他什么名称)的五位成员之一,是真正在学术、语言上把关的人,不可或缺。江青虽插手介入,并派人主持实际工作,但名义上的领导仍是周恩来。钱锺书与杨绛称病,并非钱不愿参加,只是不愿与江青委派的负责人多打交道,或要减轻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政治色彩,实际还是在家抱病工作。

  邀钱出席国宴,显然因为是《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的原因,未必与江青有关。即使此事出于江青的主意,也不必由她派人来请。至于钱没有参加,杨绛说得很清楚,是因为有病。钱锺书和杨绛所推辞的是国庆游园,而理由也是生病及照顾病人。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人代表江青送来国宴请柬,钱锺书肯定是以生病为理由婉辞的,绝不会特意声明自己没有病,是不愿去。

  至此,总算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基本查清楚了,看来那些就此而发的议论,作的称颂,或以此事来批评其他文人的委曲求全,都成了无的放矢的废话。但此事的编造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无论是出于道听途说,还是以讹传讹,是一番好意,还是别有所图,就尊重事实而言,都是不能允许的。也应该提醒我们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在事实还没有弄清之前,或者在疑问没有消除前,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我等了两年,终于写出这篇短文时,钱锺书拒赴国宴一事或许早已被人们所淡忘,当年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和随之大发议论的人似乎早已将兴趣转到其他方面去了。但我还是决定将文章写出来,是希望这种现象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年来我常发现一些写陈寅恪、钱穆、季羡林文章的人并非历史学出身,甚至连他们的史学著作都没有看见过。如果只是一般发些议论,或者谈谈学术以外的事情倒也无妨,可是几乎每篇都涉及他们的“大师”地位和学术成就。我不是说非历史出身的人不能研究历史学家,但如果要研究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大师”,岂能离得开他们的历史学论著?岂能不了解必要的学术背景?岂能不将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家作一比较?以前有句话“墙里开花墙外红”,现在已经发展到“墙里无花墙外红”了。例如,一度被传媒和其他学界称为“最有影响的史学家”的人,在史学界却几乎无人知晓,也不知他究竟有什么历史论著。在哲学界小有名气的人又有新著问世,题目与内容百分之百属于历史学,却不需要史学界的认可,照样由哲学界同人给予高度评价。这种事居然被美名为“跨学科”,可是被他们跨进去的学科却丝毫感觉不到,甚至连他们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等而下之的,是在名片上印上一些并不存在的头衔唬人,甚至用剪接、复印的办法制造一批假书,也能骗来一些吹捧性的书评,照样能升教授,评博导,当先进,获津贴。当然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坚持先有事实,才作评论的态度,至少不至于轻易上他们的当吧!

  

  原载《东南学术》(福州)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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