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但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生产不同的文化？一条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在自然条件大致相同的流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文化？
这里需要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地理环境的“决定”决定了什么？决定到什么程度？
其实，“决定”是极限，是一个上限或下限，超过或突破当然不可能，但如果是在这个极限之内，人就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如约旦河的供水量是有极限的，开发粗放的耗水农业只能维持有限的农田。以色列人用暗渠管道取代明渠水沟，以喷灌取代漫灌，同样的水量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当他们用滴灌取代喷灌时，灌溉面积又扩大了。随着节水和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农产品更加优质高产的同时，离供水极限反而更远了。而且，人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可利用资源、发现新的地理空间来突破这个极限。台伯河的供水量很有限，满足不了古罗马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但罗马人找到了另外的水源，并建成长距离的水渠渡槽将水引入罗马城内。台伯河的供水量决定了罗马城人口的上限，但并没有决定罗马城里的人不能从其他水源获得供水。希腊半岛上的水、土地和其他资源限制了古希腊人的发展，与希腊半岛相同地理条件的地方的确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如此发达的文明，如果希腊人固守半岛，那么即使将资源用到极致，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明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希腊人早就扩散到周围的岛屿，并且越过地中海进入北非，渡过爱琴海到达小亚细亚，这才创造出希腊文明的奇迹。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在人类早期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不可能完全出于自觉的、自主的、理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偶然性或偶然事件
当气候普遍变冷时，绝大多数群体都向南迁徙，但有个别群体迷失方向，往北迁徙，等他们意识到越来越冷时已经来不及再往南走了。有的群体死亡灭绝，有的群体偶然发现冰雪层可以隔绝冷空气，在冰洞雪屋中找到栖身地。通过猎取驯鹿，捕杀鲸鱼，以鹿皮、鱼皮取暖，以鹿肉、鲸肉为生。这支部族因此免于灭绝，并且从此在北极圈内生存繁衍，这就是爱斯基摩人。
在考察西藏的古格王国遗址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古格人要选择在海拔4000多米、地形崎岖、资源匮乏的地方建都？其实再往南几十千米，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植被茂盛，而且在公元9世纪后相当长的年代里这一带并没有被其他人占据，迁入定居不会有什么阻力。这支吐蕃人是在政敌追杀下从前藏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迁来的，而这一带正好有深厚的黄土堆积和水源。一旦在这里建都，这种出于偶然性的选择就成了必然。
历史的进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确存在必然规律，但这只能体现在长时段、宏观意义上。而在这些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是偶然性因素产生的结果，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同样如此。
（二）自然环境的变迁
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不可能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即使到今天，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探索手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正好奠定了某种文明的基础。
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估计比今天要高2-3摄氏度，气候温暖，降水量充足。加上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土壤保持着长期积累下来的肥力。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轻微，自然堆积形成的大原保持完好。而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加上原始植被高大茂密，土壤粘结，土地难以开发利用。海平面也不稳定，沿海地带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威胁。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幸运地在这个黄金时代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大量土地被开垦和耕种，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制作玉器等特殊工艺品，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早期文明。有利的自然环境使这些早期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吸引了周边其他群体的聚集，不断壮大，形成核心。相比之下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范围不比陶寺小，可以说各方面都有过之无不及，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一般推测，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
一条大河本身具备的优势，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倍增效应。而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如异常气候、地震、瘟疫等非河流本身产生的灾害，非但不可能发挥本身的优势，优势还可能变为劣势，早期的人类和文明的萌芽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有的就此灭绝，有的不得不迁离，有的出现倒退。
（三）杰出人物的作用
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总会有相对能干、优秀的人，数量巨大的群体中必定存在着天才。虽然天才脱颖而出并掌握权力、成为领袖的几率可能很低，但在同样的自然环境、在同样一条大河流域里，一个群体有没有产生天才，这个天才能否成为领袖并充分发挥作用，这个文明的进程和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在人类早期，一个人有体力、武力上的优势比较容易被发现，一般都有机会得到施展。但一个人的智力优势就未必能被发现，被发现后的结果往往也很难预料，有可能会被当作妖魔、异类而招来杀生之祸。很多群体产生领袖的方式是通过占卜、抓阄，或由巫师祭司转达神的意旨，或者通过格斗及极端的测验，天才很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实行世袭制，非其家族的天才自然也没有机会；就是在实行禅让、举荐制的群体中，即使过程和标准完全公正，也取决于候选人已经取得的政绩或声望，而天才未必具备积累的条件。根据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理：如果舜被他的父母蒙上恶名，他就不可能成为尧的继承人；如果禹没有主持治水的机会，他也不会得到舜的禅让。
成为领袖的杰出人物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还取决于本人的各种因素，如健康状况、性格性情、兴趣爱好、家庭生活、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在幼年就夭折，尼罗河流域未必会被希腊征服；如果他不是在33岁暴卒，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无论如何，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四）生产方式的选择
一条河流所提供的水量、土地和基本资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只适合放牧的土地一般很难改成农田，但适合农业的土地也可进行牧业生产。但同样的土地，不同产业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是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间接形成的精神财富也不会相同。同样是农业，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耕作方式，不同的生产工具，不同的灌溉系统，创造的财富也会不同。同样有出海口的河流，开放外贸与禁止外贸，自由贸易与朝贡贸易，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会有强烈的反差。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人类与河流的和谐共生，利益最大化；错误的选择不仅使人类得不偿失，还会伤害河流。但这种选择大多是随机的、非理性的、不得已的，人类往往只能将生存的需求放在首位，或者先考虑本群体的眼前利益。
三四千年前，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和环境宜农宜牧，农业、牧业并存。但随着以农耕为主的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田的扩展，牧业区日渐缩小，以牧业为主的戎、狄、胡人不得不北迁。到西汉末年，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基本都已开发为农田，阴山山脉以南已经鲜有成片牧区了。这一区域的农业生产，支撑着汉朝强盛的国力。但中游的开发加剧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造成下游的泥沙淤积，引发河水泛滥决口和多次改道。东汉以后，中游地区受战乱影响，农业凋敝，人口减少，牧业人口逐渐，原来的农田或者因弃耕而荒废，或者变成牧地。水土流失因此而减少，黄河下游出现了持久的安流。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自然不在黄河本身。
（五）制度的选择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找到最合适的物质基础，发挥最大的功能。但实际上，制度的选择也并非理性的、自然的、自主的结果。一个政权在其依靠武力夺取的土地上实行什么制度，首先考虑的不是这种制度是否适合当地的地理环境，而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占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固然适合分散的城邦制，但异族入侵后并不会顾及地理条件而延续城邦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统治范围，任何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地理环境，包括河流能提供的条件，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条件。但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愿意或不可能守住这个空间，强者要尽量突破扩张，弱者不得不部分放弃甚至完全丧失。
（六）外部因素
系统内的规律、规则，只适用于系统内部。一条河流与人类共生的关系，只是建立在本身的空间之内，依赖于自身的条件。应对外来因素、处理与相邻空间的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出现不可知、不可控的、强大的外来因素，无论是人类还是河流，都无法应对，更难以控制。蛮族入侵使欧洲退回黑暗、野蛮时代，在台伯河、莱茵河、多瑙河与它们的流域上找不到原因，也不是罗马人所能阻挡抗拒。同样蒙古军队的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阿姆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伏尔加河及其流域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欧亚大陆居民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巨变。元末明初，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锐减，是中国人口史上空前绝后的灾难，也只能在黄河之外寻找原因。
以上我们对河流与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系做了简要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河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水资源，满足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所需，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其次，河流作为重要的交通孔道，便捷了我们的运输与迁移，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再次，围绕河流的水利开发与治理等，在统一国家和集权政权的产生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亦对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当然，一方面，河流并非影响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唯一原动力；其次，作为一种具有极强能动性的“动物”，人类在河流面前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与河流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使人类在不同的流域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并塑造了不同程度的文明形态。
摘自《河流与人类文明》《民俗研究》2021年0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