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托克维尔在美国乡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1 次 更新时间:2012-05-04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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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  

1831年,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前往波士顿,考察新英格兰的乡镇组织。他忽然发现自己进入了美国民主的源头。不久,他写下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并获得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沿着当年托克维尔的思想进路,重返新英格兰乡镇的民主实验室,我们或能温习乡镇精神与美国政治的源头。

乡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最初可以追溯到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用德沃夏克那一曲《自新大陆》来描摹这个气势磅礴的开端,再贴切也没有了。105名清教徒在“五月花号”上誓言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大陆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上岸之后,为了储存过冬的食物用品,他们修建公共仓库,搭建农舍,规划并分配耕地,建立防御工事,并成立普利茅斯殖民自治体。这就是乡镇之治的起源。1636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制定了北美第一部《权利法案》。随着人口的增多,新的乡镇也纷纷建立。1639年开始,各乡镇派代表组成殖民地议会,从而形成北美代议制度的最早形态。

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美国是我们唯一能够目睹其社会自然而顺利成长、其起点对合众国未来的影响清晰的国家。”在他看来,乡镇正是新大陆民众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美利坚社会的最基本因子以及孕育整个社会结构的胚胎。如果用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的话来说,当时的乡镇重建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共和国,其本质上是荷马笔下的广场集会、雅典人的公民大会、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瑞士的全民议会、英国人的部族会议。它们实际是直属于每位乡民的迷你共和国,每个人在此均有发言权,都感觉到自己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而非被决定者。他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并非仅仅在选举之日有所意义,而是在每一天每一刻都得以通过乡镇来实现。亚当斯总统于1778年的一次晚宴上,向客人介绍乡镇的基本组成结构:乡民大会、民兵训练、乡镇学校以及乡镇教堂。“这四种制度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从一开始的笔仗、委员会的辩论、武力抵抗之决议,而且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发挥了精神感召作用,为他们采用类似的制度和举措提供了示范。”在亚当斯看来,新英格兰人的德行、才智、节制、耐心、坚韧、审慎、正义、睿智、见识、趣味、能力、智巧以及勤勉,无不是乡镇生活涵养的结果。

随着乡镇生活的稳定,乡民大会和由其衍生的行政机构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也越来越多,开始修建码头磨坊、清理道路篱墙、修缮公共建筑、完善娱乐文化设施,随后,乡镇图书馆、公立学校、消防保安、儿童老人养育中心、墓地管理中心,这些更为复杂的公共设施随而产生。最后,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包括土地规划委员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在治安长官和乡民大会主席的领导下,承担起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乡镇政府的基本功能。这些行政构造的形态,直至今天还可以在大部分乡镇见到。而这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公共机构,也构成了美国各州的政治基础。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约书亚·昆西三世指出:马萨诸塞的每个乡镇就如同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使新的美利坚国家与殖民地经验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马萨诸塞都是自由的,我们将国王的名字抹去,换上了人民;除此之外,一切如故。”

与托克维尔长期通信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巴克斯向他解释道:“新英格兰乡镇就如同一个个迷你共和国,中央政府权威很少直接控制乡镇事务,‘恰恰相反,早在殖民州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建立了乡镇。普利茅斯、塞勒姆、查尔斯顿在马萨诸塞州政府出现之前就业已存在,只是到后来,他们经过慎重考量才最终走向联合。’”可以想象,在来自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托克维尔看来,这一切是怎样令他们惊异。他们的经验中,一切政治权力不来自每个乡民的授权与委托,而是来自中央权力的分派与任命。北美的乡镇“共和国”对于他们,既是新奇美妙的,又是醍醐灌顶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样写道:“我考察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受益的启示……我承认,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实际上,托克维尔赴美前,与其说心情愉悦,不如说恐惧疑虑。他的外祖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执行绞刑,父亲又一直被革命派囚禁。他对于民主始终持有“多数人暴政”的担心。另一方面,他又忧虑民主使整个社会智识堕于平庸,“吸干诗意的源泉”。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向斯巴克斯写信问道:“难道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穷人对富人心怀妒忌,而贫困阶层总是占据多数,因此,他们有时会迫害富裕阶层,在选举过程中将后者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斯巴克斯很客气地回信解释道:“在新英格兰……可以称得上富人阶层的人数量非常少。几乎每个居民都拥有足以养家糊口的农场。……富人也曾经是穷人,尽管财富使他们获得社会影响,但很少激起其他人的妒忌。而且,财富并不会带来政治特权,富人不会因此摆脱公民义务……”

尽管在今天看来,斯巴克斯关于“贫富不分”的判断,恐怕是不对的:财富也与政治影响力紧密捆绑,党派的均衡也很难真正实现。然而,正是当时乡镇的内部平等与外部独立,奠定了五脏俱全、直接民主式的迷你共和国的基础,更为未来各州政治形态打上内部自治的烙印。而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也并非杞人忧天。特别是那些在人数上未必总是占优、但控制有足够资源的“多数人”,比如所谓的“白人、男性、资本家、知识分子”群体,可能通过民主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律图景——从而激起真正占人口多数的群体的反抗。然而,退一步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抗,早在乡民大会上经历过无数的演练,纳入民主的框架之内,才不至于出现真正的“暴民”与“乱政”。适度的对抗与动荡,或许可能修正决策框架的合法性与可操作性。在这一点上,年轻的托克维尔虽然质疑着美国的民主,却仍然将希望置于其上。当他即将结束在美国的旅行,返回欧洲大陆之时,他预言这种民主与权利的“细菌”,怕是将在世界传播,蚕食旧体制的同时,建立起更有弹性更年轻的政制。而这一切,偶然地来自于五月花号的盟誓,却必然般地演进在这几百年内的历史图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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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检察日报2012年5月3日第三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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