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虹: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6 次 更新时间:2012-03-30 16: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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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虹  

  

  这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劳动》课题中的一个部分。本文所用的资料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相关统计资料;(2)60、70年代的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那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文章;(3)我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包括:南京郊区2个原“铁姑娘队”的队长和3个做过“铁姑娘”的老知青、南京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的5位成员,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的正副指导员、队员、男“顾问”,和现油田工会主席、正副女工部长等;(4)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与全国妇联有关文献和一些省、部门的《妇女志》;(5)报刊杂志发表的当事人回忆文章。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路丝基金会对项目的资助,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

  2002年我开始给大学本科生上“性别社会学”的课。第一课给学生们列举了15句有关性别的名家名言,请他(她)们发表意见。男女生观点相左最大的在对其中一句的认同上,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对男生会普遍产生强烈的心理拒斥我并不感意外,倒是女生对此说的认同程度之高出乎我的意料。但当问及这句话是谁说?无论男生女生,竟无一人知道。60、70年代与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话语正在从集体记忆中迅速消失,那是一个被快速遗忘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时代。我们总要面对那一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对那一段历程进行梳理和评说。

  

  一、背景与问题

  

  六十、七十年代的劳动用工制度是五十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五十年代形成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六七十年代的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文革期再向前延伸,不得不花费很多笔墨去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的性别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蒋永萍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妇女就业按就业机制分为三阶段: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计划就业阶段和80年代后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过渡阶段。(1)

  把1949—1957称为“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这一阶段妇女就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此时由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就业机制尚未成型。以1952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不过60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就有58.2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2)

  政府大规模鼓励妇女普遍地参加到社会生产之中是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这也是蒋文称为“计划就业”的第二阶段。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全民所有制的女职工从1957年的328.6万一下增至1960年的1008.7万,增长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这一阶段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女性就业数量的提高,女性就业的领域也不断拓宽。作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建筑工程中首次出现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如新华社1959年3月5日的一则电讯所称:“……许多大型厂矿企业里的女职工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钢女职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女职工已占18%,徐州贾旺煤矿解放前没有一个女工,现在已有1746名女职工分别担任着设计、生产管理、开机车等工作。宁夏银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筑工,现在有了2000多名。‘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3)

  政府劳动用工计划分配机制也是从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开始,到80年代基本成型的。女性进入各个行业不能不说与这一统配机制有关。1958年,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就业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61.02%是集聚于工业部门的,而以往这个比例不过3、40%.*随着女性大量涌入工业领域,女性在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分布自然也水涨船高。妇女进入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部门是得到明确鼓励的,劳动部部长当时曾撰文要求:“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他举例说:“……旅大市纺工系统妇女劳动力占44%,轻工业系统占33%,重工业系统10%左右,这个比重还可以扩大。”哈尔滨市劳动局副局长在《积极挖掘劳动潜力,缓和劳动力紧张矛盾》的报告中亦明确说:“……她们不仅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轻工业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基本建设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4)

  再以全国建筑业为例,1957年女职工比例为9.6%,以后逐渐提高,到1982年时达到历史最高点:22.5%.*妇女较多涌入重工业部门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所以邓颖超要说,之所以“掌握重工业技术的女职工逐年地增加”,因为妇女是“为了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参加了过去从来没有妇女参加过的生产部门。”(5)

  直至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的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和90年代以后逐渐重现性别行业分化相比,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方式主要有:

  ——除了《宪法》、《女职工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男女平等就业的强调之外,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特别发布了《关于废除招考工作人员及学员时“不收孕妇”的通知》;

  ——1958年为工业总产值翻几番的目标,劳动部曾有明确精神:“分配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妇女)直接到工业部门参加生产。不论是轻工业部门或者是重工业部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工作,都应该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6)

  ——6、70年代与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各级劳动部门还将男女适当搭配作为劳动分配指令性计划的重要内容。(7)

  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相反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

  ——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劳动部长在回顾“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时称:“全国各地的商业和服务业正在‘以女代男’,全面调整社会劳动组织”(8)以致某些地方劳动部门在工作汇报中,称之为:“‘男子进工厂,妇女上柜房’的商店妇女化运动,98.3%的男子调出商业”(9)

  ——在工业布局上,尽管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倾向,但为考虑妇女就业和地区性别平衡,还注意到轻重工业搭配,如国家在邯郸地区投资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纺织厂。(10)

  但是在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1957-1980年间,女性劳动力被商业服务业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5%左右。因为当时强调“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单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劳动力支援工业,另外补充女性劳动力;大量增人的单位应当主要补充妇女劳动力,然后由企业或系统内部进行调整。⑾先进门,后调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劳力在重工业部门分布偏高的原因。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以及对妇女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58年大跃进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都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的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各地地方《劳动志》,评说这一年代都是以“58年急于求成,造成了在劳动管理上的失控”概括之⑿)而蒋永萍认为计划就业体制的形成,“使就业成为城市妇女的一种不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⒀蒋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我认为还必须指出另外几点:

  (1)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一下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

  在形成“统一调配的初步经验”的头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部门经常处于顾此失彼,穷于调配的局面。比如东三省的基建全面铺开时,经常出现人手季节性告,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的情况。但自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收临时工的暂行规定”,确定了“先城后乡”的用工原则(招收搬运工和保姆也不例外),城市女性劳动力成为调配中的首选,因而被大量充实到各个劳力紧缺的部门。比如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劳动部门的汇报中可以看到诸如因基建工地告急哈尔滨工程公司吸收了大量妇女劳动力、“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杭州支援浙江钢铁厂工地建设的700名普工中,有70%是妇女、克拉玛依的“三八钻井队”全部接替了男子采油队的工作……这一类情急之下女性成壮工的情况。⒁

  (2)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

  仅仅看到从50年代中出现行业上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是不够的,在计划经济统分统配劳动用工制度下,行业的“去性别化”是和工种(职业)的性别分层并行不悖。而在职业方面,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以一贯始的。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

  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的工作;在工业生产上,女性虽然遍布各部门,但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如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进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妇女,从事的工作有:挖土方、钉灰条子、打夯、回填土、洗石子、运木料、打混凝土等14项劳动,⒂基本是粗重且没有技术的“小工”——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

  (3)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是:在形成妇女较高程度的经济参与的同时,一个以妇女和农村劳动力为主要后备队的“蓄水池”机制也在同时形成。只是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结构调整”,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在大跃进带来一度劳动力短缺之前,女性就业形势并不看好。根据一些城市调查,城市闲散人员中妇女普遍占到90%“⒃但劳动部门宣称,1956年中国已基本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可见在劳动力不感到紧缺的时候,并未把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当作”伟大的人力资源“看待;这么多妇女”闲散“,也没有被认为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1957年机关精简,精简对象之一就是”某些既不适宜在机关工作又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女同志,可以退职回家操持家务劳动“,当时劳动部长马文瑞亲自撰文告诫那些不愿回家的女同志:”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搞好家务,对党的勤俭持家的号召身体力行,同样是光荣的。对有子女的人来说,家务劳动的责任还很重大,使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能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也是对革命的贡献。认为只有参加社会工作才光荣,做家务劳动就是‘没出息’,就是‘落后’的论调是错误的。一个觉悟的同志,应当从如何对革命事业有好处来考虑问题,来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⒄劳动部另一个负责人也一再要求各级劳动部门”动员要求就业的家庭妇女,安心从事家务劳动。“⒅同年《人民日报》3月8日发表短评,批评那些不愿回家的女干部,同时给她们算了一毕经济账:”……有些女同志本人去工作,把几个孩子送进托儿所,结果国家每月在孩子身上出很多钱……是退职从事家务劳动好呢?还是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好?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退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好。“大有让你女同志回家你不回家就是不顾全大局之势。仅仅过了4个月,劳动部的机关杂志《劳动》15期就以巨大篇幅发表列宁和毛泽东”论解放妇女劳动力“,原来还在板起面孔劝说妇女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马部长,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感叹于当前”仍然有千千万万个妇女‘英雄无用武之地’,她们仍然过多地被束缚在繁重的家务事中,“他热情洋溢地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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