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历史观的缺位是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演绎上未突破“空想”的深层原因，以傅立叶为代表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在多方面高度接近唯物史观。傅立叶承认社会历史具有规律性，他认识到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内在关联，并提出接近社会基本矛盾论的分析视角。他从同其他社会的联系中理解每个社会阶段的发展与灭亡，并承认矛盾在社会运动中的客观作用。由于傅立叶把抽象的人视为社会历史主体，把属于人性范畴的情欲视为社会发展动力，于是其历史观最终没有贯彻唯物主义。
【关键词】傅立叶 历史观 唯物史观 空想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和“当然继承者”。然而，前者与后者存在科学与非科学的质的差别，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使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由于唯物史观既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哲学基础，又在发生学意义上构成其理论前提，因此，科学历史观的缺位是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演绎上未突破“空想”的深层原因。这并不是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尽是非科学的成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傅立叶、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历史观已经具备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甚至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所依据的“重要材料”，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准备”。问题是，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又在哪些论题上止步？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推演为何囿于空想，以及它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是列宁口中“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书立说过程中批判吸收其学说的科学成分，并且对他不吝溢美之词。他们称傅立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苏联学者卢森贝也提出，“傅立叶的观点比圣西门的观点在很大的程度内更渗透着历史主义”。因此，傅立叶的历史观是用以“丈量”唯物史观从不成熟形态到完全形态之间距离的典型样本。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国内外一些学者沿着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两条线索对傅立叶历史观中唯物史观成分做了基本阐释。在唯物主义视角上，学界肯定了傅立叶提出社会历史具有规律性的意义，并高度评价傅立叶将生产发展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在辩证法的视角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赞赏傅立叶对社会运动趋势和文明制度内在矛盾的辩证认识，学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傅立叶对社会内部矛盾、不同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方面的辩证认识。总的来说，学界对傅立叶历史观中唯物史观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例如，傅立叶不仅认识到生产的发展将推动社会发展，他还初步理解了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其分析视角接近社会基本矛盾论。在辩证法方面，学界通过援引傅立叶提出的一些包含辩证意味的范畴来指认其朴素的辩证思维，但对这些范畴背后诸如矛盾的客观性、矛盾双方相互转化、新旧事物的斗争等思想探讨不多。此外，学界对这种唯物史观成分的不彻底性分析仍不充分。因此，有必要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对傅立叶历史观中的唯物史观成分做进一步探讨。
一、傅立叶历史观中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思想在傅立叶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可以说，他的整个学说体系正是以辩证法为基础而构筑的。恩格斯称赞他像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
（一）社会运动轨迹是波动的“抛物线”
首先，傅立叶认为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它总体上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它并不排斥个别时期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阶段性的高涨与衰落、前进与后退构成整个非线性运动过程。傅立叶把整个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分为波动上升和波动下降两大阶段，波动上升阶段包含童年、成长两个小阶段，波动下降阶段包含衰退、没落两个小阶段。人类社会共存在8万年，历经32个社会时期。其中童年期和没落期各占5000年，各分7个时期；成长期和衰退期各占35000年，各分9个时期。傅立叶还强调，波动上升阶段的16个时期会在波动下降阶段以颠倒的方式“复活过来”，每个社会时期内部同样存在上升、下降，童年、青年、壮年、老年等阶段。傅立叶重点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前8个时期：原始社会、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谐制度。文明制度（的第三阶段）对应的是傅立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谐制度则是他为人类社会规划的理想蓝图。在他看来，自和谐制度起，人类将进入长达7万年的幸福时期。
傅立叶的历史公式表明，社会运动的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傅立叶对社会运动轨迹的理解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指认，他既看到社会运动的前进趋势，又毫不讳言地指出人类将会走向灭亡。
其次，形而上学的观念通常将衰落和下降简单地视为停滞和倒退，却忽视了它们实际上蕴含着前进的契机和“以退为进”的深层逻辑。傅立叶提出，一个社会既可以由于自身的发展而进入衰落阶段，也会因自身的衰退而接近更高级的社会阶段。
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与改善会使自身进入衰退阶段。傅立叶曾举例指出，桑威奇群岛和俄亥俄地区的人们处于蒙昧制度，当他们引入文明制度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后，整个社会便进入蒙昧制度的衰落阶段。他又举例，处于野蛮制度的土耳其人采用了文明制度的一些措施（如王位继承制、军事制度），文明制度的因素促使野蛮制度不断衰退，于是土耳其也进入了野蛮制度的衰落阶段。傅立叶称他所处的社会正从文明制度第三阶段走向第四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却是走向衰落的进步”。
另一方面，社会的衰退为其转型至更高社会阶段提供契机。傅立叶将野蛮社会视为所有社会中“最糟糕”的社会。在他看来，原始社会、蒙昧社会、宗法社会虽然在社会运动序列中不断前进，但由于其不断接近野蛮社会，于是它们的衰落只是损失。然而，野蛮社会、文明社会、保障社会、协作社会等历史时期的衰落反而是有益的、进步的，因为它们的衰落日益接近和谐制度的大门。傅立叶在分析埃及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埃及本处于宗法时期，当它掌握航海术、军事战术或某些科学后，便进入衰老的野蛮社会，而野蛮社会又是通向文明社会第一阶段的必经之路。因此，埃及尽管在整个社会运动序列中“退”至“最糟糕”的社会，但它更接近拥有大规模工业和高水平科学文化的文明社会。傅立叶称，“这是一种真正的进步，正如夜晚再进步就接近白昼一样。”
可见，傅立叶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每个地区遵循非线性的社会运动轨迹，但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各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傅立叶刻画的世界历史体系中，整个人类社会并存着多种社会制度，甚至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地区也处于不同阶段。这意味着，傅立叶将社会的演进视为一个复杂的、非平衡、非线性和多线程的过程，这是相当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然而，傅立叶对社会运动进程的认识也交织着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成分。他提出，社会运动的后半段会以颠倒的方式重复前半段进程，这是一种机械的认识；此外，傅立叶认为他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所有国家，还适用于其他星球，这种主观的断言忽略了矛盾的特殊性。
（二）每个社会都是“混血儿”
傅立叶秉持演化的历史观，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紧密的衔接关系，每个时期的社会既存在旧社会的残余，同时也孕育着新社会的萌芽。他说：“每一个时期都要通过从几个高级时期或低级时期借用来的某些特点和其它社会相联系，因此就把本身的制度和其它时期挂上了钩。”因此，要找到一个不因袭高级或低级时期任何“性格特点”的纯粹社会是不可能的。傅立叶对文明制度内部的新旧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旧社会的因素包括：野蛮制度的军事法典、宗法制度的长子继承权以及蒙昧制度中抛弃弱者的习俗。文明制度同时也包含着未来社会的萌芽，如“科学的统一或学术界的一致”“卫生检疫隔离所”“尺度统一体系的雏型”……它们是同更高级的保障社会的衔接。傅立叶在批判文明制度时甚至极端地否定文明制度本身的成就，他认为文明制度内一切好的事物都不属于这个社会结构本身，它们都是从较高级社会“借来”的特点。此外，傅立叶还分析了个别国家的情况，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是“新旧交错的社会”，是“几个时期的性格特点的混血儿”。俄罗斯是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混合物，中国则将宗法社会、野蛮社会以及文明社会的各种特点熔于一炉。
傅立叶注意到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如果一个社会里较高级社会的特点不断增多，进入较高级社会条件已经成熟，那么就一定要促成质变。例如，文明制度第三阶段所拥有的大工业、大生产已经超过其社会结构所能容纳的规模，社会迫切需要上升到更高阶段。尽管傅立叶用了大量篇幅来批评文明制度，但他也提到了文明制度在社会运动序列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文明制度积累着进入更高级社会的必要基础，如精确的科学、发达的艺术、极端的奢华以及其他进入高级社会的手段。“如果丑恶的文明制度所创造的科学、艺术和穷奢极侈不发展到了顶点，情欲谢利叶制度是不可能组成的。文明制度好比是一条毒蛇，虽然它有毒，却可以从它身上取出具有奇效的药剂。”
对于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傅立叶显然也具有这种认识：旧社会中发展着产生新社会的条件，新社会中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这是他历史观中辩证思维的体现。然而，他只是含混地抽取一些表象的历史片段并将其说成该历史时期的特点，主观地把历史中近似的偶然事件拼凑在一起来论证这些联系。傅立叶实则没有真正掌握认知一个社会本质特点的方法，也没有真正理解历史演进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此外，傅立叶一方面认可文明制度所创造的大规模工业、高度发展的科学与艺术是进入更高级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他又将自己发明的协作理论视为与前者同样重要的前提条件。这种天才史观的局限性使其只能给出接近唯物史观的见解。
（三）对立统一是自然的普遍规律
傅立叶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认为事物发展是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截然对立的行为正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其整个体系内，我们发现正作用和反作用、上升波动和下降波动、曲射形式和反射形式、强烈色彩和柔和色彩、离心力和向心力等的对立与平衡——到处都存在正作用与反作用。”例如，他看到大自然中的物质运动受两种对立的作用力支配：协调的秩序存在于行星中；不协调的秩序存在于彗星中，它们统一于宇宙运动。
傅立叶认识到矛盾着的双方相互依存，“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傅立叶的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协调、和谐是容纳差异的协同，甚至没有差异和对立，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协调。傅立叶对谢利叶机构属性的论述充分体现这种辩证思维。他指出“竞赛”和“行动的一致”的对立与配合是谢利叶的属性，“在和谐制度下，意见分歧和意见一致同样需要”。他认为，类属性接近的小组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会引起竞赛性的竞争，而这种竞争能够使各类产品在质量和产量上不断优化；然而，“竞赛”离不开“行动的一致”，因为后者能够促进一切谢利叶协同合作，使其在不同的功能上达成统一的幸福目标。傅立叶还指出，“竞赛”和“行动的一致”的协调根源于两种对立着的情欲的协调，即深思熟虑的计谋情欲同盲目冲动的组合情欲的协调。“两种情欲靠两种相反的推动力来推动一个劳动谢利叶的小组从事活动”。傅立叶还指出谢利叶机构存在正一致和反一致两种属性，正一致是“由于同一和对立的联系而达到的”；反一致“即个人相互间的反感被集体的亲密关系所吸收”。在各类事物“正”与“反”的对立与互补过程中，谢利叶机构或称协作制度的和谐秩序涌现出来。
傅立叶也注意到矛盾中对立的双方相互贯通，相互转化。他提到，自由本是文明制度的产物，但它在第三个阶段蜕化为商业的无政府状态，继而又会因商业公司的垄断而导致商业封建主义产生。他认为，文明制度既存在无限自由的商业，也存在不同形式的经济垄断，这两个极端是一致的。因为“商业的无政府状态愈是增长，人们就愈向往相反一端的世界性的特许权”。这个“世界性的特许权”指的就是高度垄断的经济特权。他继而指出，文明制度总是摇摆于这两个极端，因而没有及时找到摆脱文明制度的途径。于是“人类福利所必需的成就本身开始为害于人类”。可见，傅立叶已经深谙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道理。
傅立叶将自己的学说同现存非精确科学的对立视为新事物与旧事物相对立的矛盾，他承认新事物的出现与发展总会经历很多波折，但新事物最终会战胜旧事物。傅立叶乐观地直面社会负面舆论，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新事物起初都遭到过反对，因此“谩骂就是给予发现者的奖赏”。土豆和咖啡曾经被政令限制，疫苗和蒸汽机起初也广受非议。他已经预见“宏伟的诺言”会引起怀疑，但这种怀疑正中他的下怀。正如哥伦布、伽利略、牛顿、林奈等人曾有力反驳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根深蒂固的舆论，待协作理论得到完全阐发、实验性法郎吉的优越性充分展现，那时质疑者将陷入狼狈，诽谤者则全部破产。
二、傅立叶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成分
傅立叶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他的历史观中也存在鲜明的唯物主义成分。傅立叶承认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他以生产和社会的动态协调为线索理解社会变迁，其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高度接近社会基本矛盾论。
（一）社会运动规律能被人类发现
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将历史视为偶然事件的堆积，它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甚至否认历史的规律性。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历史上多次战争、政变的发生与结束都根源于某位神甫或大臣的阴谋诡计；同时代的霍尔巴赫甚至提出某个君主消化不良，宗教狂热者的胆汁腐蚀性过重等因素都能在各民族中引发巨大骚动。
与此相区别的是，傅立叶明确指出社会运动是有规律的，并且这个规律能够被人们认知。傅立叶在《四种运动论》中提出，宇宙运动分为四个部门：社会运动、动物运动、有机运动和物质运动，而社会运动理论就是要阐明不同社会机构的程序及其衔接时所依据的规律。这表明，傅立叶不仅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还以探明社会运动规律为己任。他批评同时代的不可知论者总是“借助于神秘的天幕的荒诞离奇的故事来逃避自己的职责”。在傅立叶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微妙莫测的“天幕”，因为牛顿已经发现了物质运动的规律，这表明自然界并不拒绝人们去认识其他三种运动的规律。他继而反问，“为什么哲学家们在这个为他们掀起天幕边沿来戏弄他们的自然界面前就软化了呢？”此外，傅立叶注意到每一种规律的发现都“要付出几百年狂风暴雨经验的代价”，这表明他并非一个命定论者，他相信规律的发现往往源于偶然，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强调历史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且只有认知这种规律后才能建立社会科学，这种观点在历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发现社会运动规律？傅立叶明确指出要从经济和生活入手分析社会状况、探索社会改造途径。他自称在研究经济领域的农业协会问题时发现了“命运理论”。在傅立叶看来，无论是君主还是哲学家，都在改善社会幸福的尝试上误入歧途。君主们设法革新行政，哲学家们不断提出新的政治和道德学说，但他们始终不得其法。他们既没有真正发现社会衰落的原因，也没有找到进入更高级社会阶段的途径。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社会变革“必须依赖于生产活动和家庭活动，而不是依赖于哲学家们专心致志的行政体制”，他们总是在宗教革新和行政革新方面寻求社会幸福，而没有做出任何触动经济制度的措施。对此，傅立叶指出，“经济制度起着主要的作用”。傅立叶理解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在农业、工业、商业和家务等方面生产的安排，行政管理等事务只是随它之后产生的。因此，他明确提出，“要改造的只应该是经济制度”，“必须在农业、工业、商业和家务等方面进行生产改造”。由此可见，傅立叶已经认识到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的特殊意义，在他分析社会的认知框架中，经济因素被提到第一位，政治方面的行政管理和制度改造只是随经济制度改变后而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根源，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傅立叶虽然没有明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等概念，但他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已经站在唯物史观立场。
（二）生产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每个社会时期会产生并容纳一定规模的生产，基于特定生产规模的社会同时对应着特定的生产关系。傅立叶重点分析了人类社会前八个时期生产的特点。由于原始时期人口稀少，人们主要以渔猎为生，社会中有用之不尽的猎物和水果。蒙昧时期的社会出现了家庭经济，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傅立叶认为这两个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的时期。第三、四、五时期以不同规模的生产力标识：宗法制度对应小规模生产，野蛮制度对应中规模生产，文明制度对应大规模生产。第六、七、八时期则以不同成熟程度的生产关系来标识：保障制度对应半协作制度，协作制度对应简单协作制度，和谐制度对应复合协作制度。也就是说，在傅立叶看来，文明制度第三阶段之后的未来社会将是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兼具和谐、协调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傅立叶的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印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始终与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傅立叶做的正是这种探讨。要注意的是，傅立叶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他虽然隐约意识到其中联系，但仍只是将这些历史片段并列地归纳为某个社会的特点。
其次，生产规模的扩张有时会同社会制度发生冲突，于是社会将因无法容纳大规模的生产而弊病丛生。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按照序列前进的速度已经放缓，甚至出现退化，而工业却突飞猛进地发展，于是二者之间产生了“广阔的工业同迟迟不前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失调”。他继而断言，“如果忽略建立社会阶段与工业阶段之间的平衡，如果社会结构仍然停滞不前，即滞留在文明制度时期的第三阶段，而工业结构却迈着巨人的步伐前进，那末，这便扰乱了整个运动的作用。”于是“工业肿瘤”造成贫民大军，继而造成“政治上的肿瘤”。这就是“产业手段和这些产业手段所适用的场所（即低级阶段）之间的失调所引起的后果”。为了消除这种失调，傅立叶主张变革社会制度并使之进入更高阶段，因为较高级的阶段将容纳更大规模的生产。现有的大工业对文明制度第三阶段来说太多了，但对第四阶段来说太少了，社会迫切需要上升至文明制度第四阶段。可见，傅立叶已经认识到文明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创造了它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必须彻底改造社会才能解决这个矛盾。社会制度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适时变迁，这属于唯物史观的见解。然而，傅立叶提出彻底改造社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桎梏，而仅仅是通过消除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作为表象的社会弊病，从而使社会去“适应”他思维中“情欲”“和谐”等抽象原则。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傅立叶只会花费大量精力描绘他的理想社会蓝图，而不会深入考察现实的生产状况；继而，他只能看到无产阶级是受苦最深重的阶级，而不能发现其内在的变革社会的力量。
第三，生产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有决定性作用，生产的变革能促成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傅立叶提出：“第二、第三社会并不具有大规模的农业和工业。只是在第四社会，即野蛮社会中，才开始产生这样的工农业。假使大规模的产业在第一社会就可能产生的话，人类就会避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五个不幸时期的厄运，就会立即从第一社会一步上升到第七社会，也就是从混沌的谢利叶跳到结构明确的谢利叶。”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低级的第一社会（原始社会）如果具备大规模的生产，那么社会可骤然跃升至第七社会（协作制度）；第二，生产规模提升不仅使社会从第一时期上升到第七时期，还在生产关系上促使不成熟的“混沌的谢利叶”跃升至成熟的“明确结构的谢利叶”。傅立叶还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桑威奇群岛和俄亥俄州的人处于蒙昧制度，当他们精通几种农业和工业部门后，他们便脱离了蒙昧制度。在这里，傅立叶的见解已经相当接近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从此出发，他甚至可能推导出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然而，傅立叶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停步不前，他并没有将生产的状况视为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因。因为，在唯心史观的影响下，生产规模的发展被视为人类情欲（天性）发挥程度的外化。此外，他还以非历史的突变论取消了演化论，从而偏向了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三）社会内部各子系统有机互动
首先，傅立叶认识到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他提出，航海贸易与殖民地拓展对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强资产阶级力量有着决定性意义，这两种新的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完全改变了政治的进程和它的体系”。他又提到，文明制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政治体系属于农业的，而“在第三阶段就成为间接的和生意人的了。今后一切社会关系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带有这种变革的痕迹，整个文明制度将会具有新的色彩。”这意味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使文明制度第三阶段的政治上层建筑属于“生意人”性质了，并且一切社会关系都会受“生意人”的影响。
其次，傅立叶还看到经济基础对观念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他说，文明制度由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商业精神占统治地位，并完全指导政策。这种变化乃是由航海术和殖民地垄断的成功而产生的”。可见，傅立叶认识到大航海和殖民垄断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这使得商业精神逐步成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傅立叶对此讽刺说，哲学把全部热情献给了商业，“只要是一张息票或四分之一磅的干酪，哲学家们就会以极华丽的文体和动人的赞美来谈论它。在他们的笔下一桶烈性酒可以变成一坛芳香油，干酪可以发散玫瑰花的香味，肥皂可以胜过百合花的白色。所有这些花言巧语强有力地促进生产的成就；生产在哲学家的支持中得到了人民在这种支持中所得到的那种帮助，即：空话连篇，无补于事。”再者，傅立叶还注意到政治革命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哲学对商业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后发生了从卑视到阿谀的巨大转变。他指出，直到18世纪中叶，哲学秉持着卑视商业的传统观念，而1789年后，商人一下子变成“半人半神”，于是整个哲学都把商人作为崇敬的对象。可见，傅立叶已经具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共同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的感性认识。
最后，傅立叶在批判的语境中阐发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到处可见这类批判：哲学、经济学等非精确科学是商业罪行的“辩护者”；行政机构完全放任欺骗性商业掠夺社会；司法机构借助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费用间接地迫使贫民放弃司法权，从而包庇了商人的欺诈与掠夺。
综上所述，傅立叶历史观中的诸多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立场，甚至已经相当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阐发。他从经济领域出发认识社会问题，正确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他用诸多独创的词汇去形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概念背后对应的客观实在，并初步正确地勾勒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傅立叶真正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尚未精确地抽象出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范畴和原理。他虽然捕捉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象，并正确认识到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傅立叶只是将其视为辅助批判的材料而并没有进一步将其推演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史观成分只能表现为“萌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没有长于现实的基础。傅立叶在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时往往依赖碎片化的经验材料作纯粹思辨，其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仅仅服务于他构建“社会法典”的尝试，并没有真正成为其理论基础。
三、傅立叶唯物史观思想的局限性
苏联科学院院士沃尔金认为，“无论这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本身何等有意思，但它们在傅立叶的学说中是与目的论和理性主义交错在一起，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因而不能改变他的体系的总的性质”。傅立叶把抽象的人视为社会主体，把永恒不变的情欲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基于此种哲学基础的理论推演只能走向空想。这种不成熟的理论同傅立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无产阶级发展状况相适应。
（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抽象的人与想象的活动
在傅立叶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依赖抽象概念而建构的抽象的人，他们的活动是想象中的抽象主体的活动。他认为，上帝赋予人类亘古不变的12种情欲，由于每个人所持的占支配地位的情欲不同，于是人的性格也就千奇百怪。他依据情欲的种类和个人癖性，详尽地列出了人类可能存在的810种完全性格和405种混合性格。傅立叶依据情欲的原则设定了社会主体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每个人都能在法郎吉中找到符合自己爱好的工作，而法郎吉只有具备810种完全性格成员时才能正常运营。为了维持劳动组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傅立叶还为法郎吉内各个劳动组织设置副职，于是810之数翻倍，法郎吉的正常规模最终为1620人。此外，他还预计到人员可能会有所增减，因此设定法郎吉成员数在1600至2000之间浮动。傅立叶把抽象的人视为社会主体，以人性中不变属性为最高准绳来设计完美“社会法典”，顺着这种思维推理，历史在他眼中自然就成为不变的理性原则的发展史。“援引人的本性，即援引脱离特定社会关系的一般人的本性，就等于抛弃历史现实的基础，而指靠抽象的概念。这条路直接通向空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考察历史的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这种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并且一刻也不能离开这种前提。所谓“现实的人”，就是指在一定社会交往形式中始终进行着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等现实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实的人视为社会的主体，基于这个前提的考察，历史就是人类以生产活动为中介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客观过程，是人类能动地认识、改造自然并不断使自身得到发展的过程。只有将社会主体视为现实的人，人类社会同自然的关系才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科学阐释，继而才能科学说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本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现实出发点的论证，只有从这个起点出发来描绘“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才“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立足于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这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傅立叶在考察历史的起点上就偏离了唯物主义。
（二）社会发展的动力：理性原则与天才的发现
傅立叶的自然观具有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而其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他对万事万物不断演化的动力的理解。傅立叶以自然神论的形式提出上帝创造了支配物质运动的万有引力和支配社会运动的情欲引力，上帝创造二者后就不再干预其作用，甚至上帝本身要遵循数学规律。这表明傅立叶承认物质世界规律的客观性。然而，傅立叶将人的情欲（天性）理解为社会运动的最终动力，社会各项制度安排要适应情欲引力的发挥，这种观点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在傅立叶看来，人类生而有之的一切情欲都是好的，它们只是处于不好的社会制度才表现出坏的一面。正如“色彩在黑色和不透明物体表层上的反射”，既然文明制度是欺诈与罪行交织的一团漆黑，那么情欲在文明制度下发挥也只能表现为令人非议的癖好。因此，人们不应该反对和压制情欲，而应该反对并改造使情欲扭曲的那种社会制度。他主张对文明制度第三阶段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地改造，使之成为合乎人的本性的协作制度，这样一来，情欲不仅得以自由发挥和正常表现，它还会成为社会和谐与发展动力的源泉。一言以蔽之，傅立叶的方案是：社会制度要适应情欲的发展而做出调整。这就错误理解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社会存在反被社会意识决定，前者反而要适应后者。傅立叶甚至将情欲抬升至宇宙中最本源的动力来认识，他认为社会运动是宇宙运动中的最高形式，于是“整个宇宙都仿效情欲在社会运动方面所产生的后果而进行安排，……因为其他种种运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第一种运动（社会运动）的象形文字。”
傅立叶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还体现在天才史观，他认为天才的意见能够改变历史进程。傅立叶承认社会有规律地按照一定趋势和序列向前发展，社会运动进程并不排斥因生产力变化而导致的间歇性后退或跨越式发展。然而，傅立叶这种辩证的发展观反而为他用自己的意志改变社会进程留下了“后门”。在傅立叶看来，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些天才人物的发现都大大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如今，情欲引力与协作制度的发现就像哥伦布、牛顿等人的成就一样，也将使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傅立叶认为，人类本应历经第六和第七时期达到和谐制度，而如今社会命运已经被他发现，人类已经掌握和谐制度的组织方法，那么整个社会就可以缩短甚至越过不幸的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幸福时期。傅立叶自信地向世人宣布：“情欲引力的计算已经发现，世界现在就可以向幸福的命运过渡。”这样一来，傅立叶就完全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他曾用大量事实论证的历史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发展过程的观点被否定了，并且还由此推论出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相背离的观点：既然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途径在于发现、研究情欲引力，并通过示范试验向世人宣传协作理论的优越性，那么社会也就无需废除私有制。同时，无产阶级也就不再需要阶级斗争了，他们反而要为实现和谐社会而向“阶级融合”妥协。
可见，尽管傅立叶的历史观已经具备不少唯物主义成分，但它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其一，傅立叶先验地为社会“规划”运动轨迹并指出每个社会时期的时间尺度，这种历史公式是纯粹的意识活动，他继而要求社会发展去适应属于人类情欲；其二，他一方面认为人们对情欲引力、协作理论的忽略迟滞了社会发展，又同时宣称天才的理论发现可以取消某些社会发展阶段，从而使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唯物主义的萌芽就同极端的唯心主义交织在一起了”。
（三）不成熟的理论同不成熟的历史条件相适应
尽管傅立叶的历史观中存在大量唯物史观成分，但他的整个历史观仍是唯心主义性质，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哲学基础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这种初步的唯物史观思想不可能在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获得成熟，这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作出深刻分析，一言以蔽之，“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19世纪初，大工业发展所产生的生产力同它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阶级对立是这种冲突的直接反映，傅立叶已经注意到此类社会现象并用大量篇幅批判这种最初时期的阶级对立。傅立叶认识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对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因为“必须使人们停留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才能使他们同意从事生产劳动”。劳动者在“恢复了的奴隶制度”条件下进行长时间、高强度且报酬微薄的劳动。傅立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只看到他们受苦最深的一面。他指出，如果穷人敢成群结队地要求工作、面包或减轻体罚，那么他们除了被枪毙以外就没有别的保障了。
社会冲突随着工业发展形成，而解决冲突的手段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发展的。19世纪的前30年是傅立叶著书立说较为活跃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并且发展缓慢。法国工业发展受政治动荡影响，其年增长率并不高：1815年至1820年为3.74%，1820年至1825年为3.05%，1825年至1830年仅有1.46%，到1832年全国蒸汽机仅有525台。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国工人阶级基础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工业国家中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但与同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意识相比，它“无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样大的效力”。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与大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解放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他们便去头脑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于是消除社会弊病就成为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他们要发明一套细致完备的社会制度，社会活动自此由他们发明的活动来替代，无产阶级的组织化要由他们发明的社会组织来完成。他们还吸收最新的科学成就或借助“上帝的旨意”来证明自己的发明是无可辩驳的“精确科学”“社会法典”，于是在他们看来，只要通过宣传、典型示范等方法使社会理解他们的体系，就能立即吸引全社会力量为新社会开辟道路。这些基于唯心史观而推理出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但它同无产阶级对实现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
结语
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从而对工人运动起到一定引导作用；他们在描绘未来社会时提出很多积极思想，尤其是19世纪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之一。傅立叶的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个维度已经高度接近唯物史观，这是他能够深入经济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提出一些“天才预见”的原因。然而，由于傅立叶在社会历史主体、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上陷入唯心理解，其“宏大”的理论推演、“精细”的社会实验方案只能陷入空想。
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的基础上指明了认识、改造世界的科学原理，从而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倪德刚，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胡建涛，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引用/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注释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