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国:从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的转向 —— 阶级理论的整体史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25-02-01 21:42

进入专题: 历史观   历史本体论   阶级理论  

张佩国  

摘要:以往关于阶级的看法,大致是将其分别界定在几个层面——作为生产关系的阶级剥削关系、作为政治形态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意识、作为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分层。新社会史阶级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工厂民族志研究,则给我们研究阶级问题提供了整体史启发。生产方式理论是唯物史观之要义,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整体史意义,有利于破除以往关于社会历史“再结构化”的教条,重新解释作为历史整体的“社会形态”。

作者:张佩国,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期。

目次

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阶级理论

二、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解释之间

三、阶级文化的历史过程

四、在中国发现“阶级”

五、唯物史观的整体史意义

以往关于阶级的看法,大致是将其分别界定在几个层面——作为生产关系的阶级剥削关系、作为政治形态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意识、作为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分层。大家习惯于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内各自为战。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民族志书写和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关于阶级实践的研究,呈现了阶级的整体视野,表现出了某种社会理论的想象力。本文在综合诸种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反思“阶级斗争史观”的局限性,试图在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层面提炼出阶级理论的整体史意义。

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阶级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似乎构成了一条理论线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有所发展,也试图清理教条化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彰显了阶级理论的整体观,这其中主要是卢卡奇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

卢卡奇从“具体的总体”范畴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结构:“在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利益决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任何一个这一类社会的本质使然,社会结构分为等级、阶层等,随之而来的是在社会的客观经济结构中,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因素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阶级的胜利意味着等级制的取消,只有资产阶级的统治才使社会划分为纯粹的独一无二的阶级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分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故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

哈贝马斯虽然没有直接探讨阶级问题,但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工作中,重新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等概念,运用人种志素材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社会一体化概念,认为:“阶级社会是在某种政治秩序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社会一体化不再需要通过亲族系统来继续,它可以由国家来接任。”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阶级社会,应该特指政治、经济、文化“场域”高度分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

标榜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吉登斯,以阶级为线索,将人类社会大致区分为帝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在所谓的“帝国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政治边界与经济边界、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缺乏恰当区分的现象”。而阶级分化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但阶级分析并不构成识别这一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性原则的基础”。在吉登斯看来,19世纪英法资本主义仍然是阶级分化社会,而不是政治、经济充分独立的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工业中的阶级斗争”和“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分化,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吉登斯反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但他们的理论探讨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在此,有必要“重返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论述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说:“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马克思还是从生产方式理论进一步分析这种阶级结构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裂分,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从生产方式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阶级结构,也就是解释工人阶级产生的根源。恩格斯在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也联系工业革命,分析工人阶级产生的过程,“新的工业能够获得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它把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

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归结为阶级冲突模式,“对于马克思而言,阶级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有着特殊功能的社会群体。地主、资本家和除了双手便一无所有的工人是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分别对应着古典经济学中的三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些阶级的不同功能使他们的利益相互矛盾,从而导致他们易于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因此历史就是阶级冲突的历史”。彼得·伯克引述其他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评,说是马克思阶级冲突模式简单化了,相对忽视了每个阶级内部的群体分化;此外,阶级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经济与政治的高度分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以现代工人阶级运动为典型代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所出现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分化之非常直接的实践表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未经分化,阶级意识或阶级内部的群体认同尚未充分发育,如果用阶级冲突模式去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可能存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对法国17世纪早期的民众起义的研究,强调地主和佃户、雇主和雇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并把起义描述为怀有明确目的的人们,要去推翻统治阶级并结束压迫他们的“封建”制度。彼得·伯克引用法国历史学家的批评,总结道:“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意见,这些起义是为了反抗中央政府增加赋税,它们所反映的是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在地方这一层次上,这些反抗显示的是普通百姓与贵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冲突。”因此,阶级冲突理论模式的应用是有历史条件的,且需要区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的不同。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还被归结到“经济决定论”的理论窠臼。英国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针对所谓“经济决定论”的非难,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了辩护。他归纳了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为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伊格尔顿辩解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产生限制。所谓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者社会观念。”也正因如此,阶级绝非单纯的经济因素所能概括的,“阶级不仅是一种经济实体,也是一种社会构造和一种团体。无论是习俗、传统、社会机构,还是价值观和思维习惯,都可以成为阶级的一部分。阶级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这就提醒我们,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本来就是一个本体论层次上的整体性概念,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结构分化,但阶级概念的整体性意义仍然适用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而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可能是不自觉的,其阶级结构反倒是多样性的;或者说,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国农民,像“一麻袋马铃薯”,处于一种分散的自发状态。

可以由此得到启发,必须在总体的社会历史结构和行程中来研究阶级问题。或者可以说,阶级问题本身并不构成问题意识,而是通过阶级研究透察社会结构(非阶层结构意义上的)的内在逻辑。

二、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解释之间

整体性的阶级分析,既是政治经济分析,也是文化解释。阶级问题的文化史研究和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民族志,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典的研究,但是如何将这两个脉络整合起来,还需要更多的反思。

罗伯特·达恩顿的新文化史经典之作《屠猫记》,运用象征人类学手法,对18世纪法国巴黎印刷工人的一场屠猫事件做如此分析:“这些工人操弄仪式也是左右逢源。他们利用猫一举兜拢猎巫、节庆、闹新婚、戏仿审判和黄色笑话。然后,他们以默剧的形态重演整个事件。”“这些工人把象征性的玩闹推到真实状态的边缘,一旦擦枪走火,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他们玩两面手法,使用的象征既能隐藏丰富的意义,又足以愚弄资产阶级而不会让他有借口炒他们鱿鱼。”“这个玩笑必须节制,不能逾矩;规矩所在意味着旧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强悍有其限度。印刷工人认同的是他们的行业,而不是他们的阶级。他们虽然组织协会、策动罢工,有时候还抬高工资,却仍然一贯屈服于资产阶级……因此一直到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他们的抗议大体上保留在象征的层次。”仅仅因为印刷工人使用了象征手法通过屠猫事件进行抗争,就采用象征分析方法,这在方法论上可能也有形式主义之嫌,因为,工人抗争的实践逻辑,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政治经济脉络。

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马来西亚一个叫赛达卡的村庄发现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实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斯科特还引用马克·布洛赫关于法国农村史的研究,指出:“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斯科特首先强调农民日常反抗的政治经济学,在于对所有权的维护。

当然,他在关注反抗实践的同时,还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这涉及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他将其归结为“经济力量的委婉化”或“财产关系的委婉化”。在斯科特看来,“物质基础的变迁及其在阶级关系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在既定的规范化环境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他跳出村庄田野经验,从一个更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分析赛达卡农民的意识形态困境,“即他们的经济行为日益建立在新的市场机会的逻辑上,而同时他们的社会权威依然建立在传统的支配形式上。因而,他们面临着转向更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经典性意识形态矛盾。在新的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财富的社会性使用随之减少,进而有产阶级的社会权威就相应地衰落。此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巫统结盟的大农场主和地主丧失了他们对于穷人的社会控制”。可以看出,斯科特作为政治学家,他在研究农民的日常反抗及村庄意识形态斗争的田野观察基础上,还是将政治经济控制和意识形态支配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象征主义的形式化解释。

人类学领域关于阶级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民族志实践,这一学派已经将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解释融合起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也借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阶级问题,不过他们更侧重政治经济分析。

陶西格(Michael T.Taussig)的《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被誉为政治经济学派实验民族志的典范性著作,“跨越了人类学研究中解释传统和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鸿沟”。该书的“目的是在当代南美种植园工人和矿工的民间传说中引出恶魔的社会意义。恶魔是农民进入无产阶级各阶层时所经历的异化的一个极其贴切的象征,我主要是根据这种经验来展开我的解释”。生产实践的政治经济史和发明象征的历史编纂是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分开的。在陶西格看来,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体现为一些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实践形式和表征符号,而对于实践和象征的理解,都离不开整体的历史维度,“正如人民创造历史一样,它也是在一种历史形成的想象中创造的,这种想象赋予缄默事物以人类意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资本论》关键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陶西格的民族志实践中,历史不仅是变迁和历时性的维度,而且蕴含着关于历史实践的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这一反思的另一种表述,对象征秩序的反思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

纳什(June Nash)的民族志作品《我们吃矿与矿吃我们》也研究了“帝欧”这一魔法的象征和实践意义,认为:“‘帝欧’是一个与传统的‘无常者’相关的形象,它控制着人们的命运,并因此而残忍好杀。它因而不是一个在文化间进行调解的动力机制,也不是一个诱引人们走进(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之路的魔鬼”,它在促成工人凝聚力的社会行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关于阶级的民族志实践中,所谓的“工厂民族志”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解释的结合。保罗·威斯利的《学做工》是这方面的典范。该书描写了男性工人如何在学校中接受训练,以及学校训练如何最终把他们改造成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从中可以看出,组织现代社会的非个人过程,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偶然的、并非逻辑上必然的方式出现的历史与文化产品;学校中的“抵制”所表现的阶级关系再生产与车间政治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境,不知不觉中联系在一起。而“各种阶级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从特定的对峙中被创造出来的。它们在于其他群体、制度和趋势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得以产生”。阶级文化的再生产机制是一个长期的整体历史过程。

标榜“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也奉献了《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这样一部工厂民族志作品。他一方面通过车间日常生活的细致描述和分析,展现了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同时,还走出车间,转而考察市场、职业协会、学校、家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工会与企业之间的斗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模式。布若威没有刻意地将文化的要素纳入研究研究视野,但工厂政治中的威压和同意的实践过程,未尝不包含人的情感和认知。

以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为代表的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了主要的学术滋养,将历史的维度纳入整体视野中。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研究虽然强调“世界体系论”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分析,但并未忽视文化的意义。有的评论者如此评价:“这一学派倾向于将自己与同时代文化人类学中发生的精美的民族志解释学派隔离开来。这一传统退却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去,将文化降级为一个附属的结构,把文化人类学者本身当成唯心论者加以抛弃。”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甚至“全面地忽视了文化”。

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虽然没有正面研究阶级问题,但所批判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化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领域界分,对阶级研究如何突破经济决定论的藩篱,却不无裨益,其中心论题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只指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唯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它们被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希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这种“变名为实”的知识旨趣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表现较为突出。在埃里克·沃尔夫看来,人类学家虽然曾迷恋于“原始人的神话”,但并未将文化当作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的领域,“人类学家已经表明,文化形式——作为事物、行为以及观念的‘决定性组织方式’——在支配人类互动方面扮演着醒目的角色。在将来,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要否认这种角色,而是更确切地了解文化形式是如何调解各种特定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

埃里克·沃尔夫在该书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证了亲族制生产方式、贡赋制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没有将生产方式限定在所谓的经济基础层面,而是内在地包含了文化的维度。这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埃里克·沃尔夫没有将马克思看作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争辩道:“在几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这种再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最后几个主要人物之一,他们的雄心是建立一门整体的人类科学,希望借此整合不同的专业知识。与人们对他的一般看法正好相反,他绝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同‘精神’相比起来,物质关系才是第一位的。……对马克思来说,生产本身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包含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定要进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象征能力的必然转变。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也是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关系的概念。”

生产是个关系范畴,但不能简单化约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由此得到启发,阶级也是个关系范畴,但不能化约为功能化的阶级关系,它最终只能通过人的具体的历史实践体现出来,而人的具体的实践,是融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象征的历史整体。

三、阶级文化的历史过程

社会史研究向来强调将阶级文化的形成视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对农民的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奶酪与蛆虫》和《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是两部经典之作。

微观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一书中,首先提出研究农民文化,很难直接研究“大众阶级生成的文化”,而应该研究“加诸大众阶级头上的文化”,磨坊主梅诺基奥的宇宙观和思维世界,能得以在该书中呈现,也是拜宗教裁判所审判记录所赐。因此,研究农民文化这种被支配的大众文化,就必须要研究统治阶级的支配文化。金茨堡通过梅诺基奥的个案,对支配文化和被支配文化的关系做了总结:“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的高雅欧洲文化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大众根源。像拉伯雷和布吕格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并非异数。同样,他们也结束了一个以隐秘却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换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然而,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其标志特征却是统治阶级与手工艺人和农民文化之间的日益泾渭分明,以及自上而下对大众的灌输规训”。16世纪下半叶,在物价革命驱动下社会加剧分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重新获取支配权的努力,在欧洲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耶稣会士在乡村的传福音事工和新教教会以家庭为基础建立的分支宗教组织,都可以被追溯到同一潮流。而在镇压的问题上,强化巫术审判力度,加紧对游民和吉普赛人这类边缘群体的控制,也对应着该潮流。梅诺基奥的案子,应当被置于这种对大众文化进行镇压和抹杀的背景之下,去审视打量”。农民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支配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释模式,必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审视。

实际上,农民文化中的很多元素,是统治阶级支配文化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当然,如上所述,农民的阶级文化,其文化逻辑也正是统治阶级支配文化得以展开的过程。

葛兰西在论述意大利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权时,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先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葛兰西明确地将“统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即领导权)作了区分,并强调了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取得政权和维系政权的重要意义,而意识形态还通过权力关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现实意识,包括语言、常识与大众宗教,“从而也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它们被以‘民俗’的名目捆扎为一体”。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通过权力关系作用于大众的日常意识,葛兰西并没有系统地论述。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在葛兰西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起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观念、信仰的意识体系,而且还有由种种特定的、主导的意义和价值实际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社会进程。”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则可能遮蔽了“那一时期或社会中现实人们的那些相对复杂的、混合的、不完整的或未得到清晰表述的思想意识”。威廉斯的论述实际上在肯定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大众意识的观点基础上,又揭示了前者遮蔽后者的可能性。至于大众意识的主体性,在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中,则似乎付之阙如。

瑞典民族学家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合著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就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呈现了中产阶级在和其他阶级进行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阶级文化的。他们的核心问题就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我们关注这种过程,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具体而言,就是“一个扩张中的阶层开始将自身生活方式和观念定义为‘瑞典文化’甚至‘人类本性’,同时伴随着它企图殖民和改造其他社会群体文化的努力,这些社会群体被他们视作低等文化乃至无文化的代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而是想用历史的眼光,探讨一种文化霸权可能被发展或被挑战的方式”。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在定义自身的过程中,挑战了占主导地位的上层贵族,又与农民阶层产生了文化冲突。中产阶级形塑自身文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在公共生活和文化传播中对工人阶级的贬低而进行的,诸如有关工人阶层生活的讽刺画、学校教科书、卡通、儿童回忆录、社会改革计划、公共讨论等等,“所有这些都共同造就了一种印象——工人阶层是不同于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自由散漫、不守规矩、贪图享乐、毫无责任心、不理性、大声喧哗、粗野下流、马虎大意、肮脏、肉欲横流。这些负面素质是中产阶级定义自身正面素质的象征性倒置”。这一研究以中产阶级文化为主体研究对象,所呈现的所谓反抗,主要是指中产阶级对上层贵族的反抗,当然还有合作;但是,在研究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时,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更多地是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比较的背景,而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如何对中产阶级进行反抗的,则无从呈现,这似乎是一种“底层”或“庶民”的缺位。

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则发展出一种主体论的整体史观,汤普森强调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他实际上是将阶级看作一种历史实践意义上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人的经历所构成,而“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形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孤立地理解这句话,似乎汤普森将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做了僵硬的二元划分,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是通过人的经历打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畛域,说“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但我们切不可将这句话理解为阶级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形式和文化形式。那些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不仅是文化的表征符号,也内在地蕴含在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中。

文化不是外在于经济或劳动过程的,在《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文中,汤普森没有将工业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规训”和乡村生存伦理看作完全对立的文化类型,而是将资本家和无产化小农的生产生活实践充分地展现出来。

在对卫斯理教派教义传播的研究中,汤普森认为,卫斯理教派通过宣传自己的教义,不仅传播了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宗教伦理,也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由此,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形式,不是表现为僵硬的、功能化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只能存在于工人阶级的真实交互行动和生命历程中。这是一种把个人的有限生命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具体的整体史观,这与卢卡奇所说的“具体的整体”有相近之处。

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从而在整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阶级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如前文所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马克思为了便于对社会历史整体的解释而提出的认识论范畴,在本体论意义上,只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有意义。汤普森阶级文化理论的贡献,就是呈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互为融合的整体史意义,具体到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将生产方式、政治国家、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等社会各个层次的矛盾进行传导,从而推进社会历史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比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更彻底。

无独有偶,与汤普森同时期的西方新文化史和劳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特别注重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形成过程。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林·亨特批评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其“主要问题不在于某些具体细节,而在于它不能进行有效的辨别。它不能解释地区反应的不同、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革命为什么不能在1791年当资本家和商业人士已经获得了最大收益时结束”。亨特由此提出阶级文化中价值观的地方史意义,也就是在家庭网络、组织经历和共同的文化联系中研究新政治阶级的形成。而劳工史研究由精英主义的组织运动史转向劳工日常生活史之后,比较注重考察工业化过程和阶级的形成是怎样反映在家庭纽带和友谊等人际关系之中和社会意识之中的。劳工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脉络中的,新文化史尽管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但是还是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关于文化整体观的影响。

四、在中国发现“阶级”

在被称为新中国建国初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史学家们虽然也宣称其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但是将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普遍拔高,甚至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被王学典归结为一种“伦理史观”。王学典及其合作者认为:“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代替经济必然性的表现,以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政治斗争理论代替唯物史观的基础结构、核心结构地位理论,以阶级斗争之意志和心理代替经济决定之社会规律,恰恰是把唯物史观变成了唯心史观。而这种唯心史观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学中的表现,就是伦理史观。”

王学典的这一史学史研究,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民战争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问题,由此说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学中有关阶级问题的研究属于伦理史观,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否由此断言,有关阶级问题的历史研究完全以阶级斗争意志和心理代替经济决定论,可能还需要再讨论。臧知非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时,就发现农民战争史研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发展,“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社会经济关系内部,从物质生产及其条件变迁的层面探寻历史变迁原因……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考察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且促进了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仅如此,臧知非还强调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史意义,“无论是就农民战争史研究总体而言,还是就某一个体研究者而言,都构成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面研究,做的就是封建社会整体史研究,探索封建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如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社会史以及史学理论等等,都因此而深化,在方法论上更有着整体史观的意义”。这也提醒我们,学术史研究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和梳理,既要看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片面经济决定论倾向甚至伦理史观这样的反唯物史观倾向,也应当看到其整体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地主制经济论”和“乡族经济论”,应该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学中有关阶级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概念。作为“地主制经济论”的代表学者,李文治对地主制经济如此概括:“地主制经济指整个地主经济体制,即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包括农民所有制及各类官公田地在内的土地关系整体,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李文治的解释体系中,地主制经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适应着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地权分配变化、宗法等级关系松解、农民战争冲击和国家政策调整,其主导作用始终不曾改变。由于只关注经济制度这一单一维度,“地主制经济”理论无法讨论统治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将其归结为所谓的“封建剥削与压迫”。

景苏、罗仑在研究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时,总结道:“地主阶级还有权干涉地方事务,他们经常是赈灾、修城、造桥、铺路、修庙宇、盖祠堂等事务的‘领袖’人,他们是族间、村间一切纠纷的调解人。他们的发言常常带有法律的作用……因此在经营地主土地上从事直接生产的依靠出卖劳力为其一部或全部生活来源的各个农民阶层,为了谋得生活出路,不得不威慑于地主阶级的这种权力之下,地主阶级要求他们惟命是从。”景苏、罗仑最后将其归结为地主经济的封建性残余。

对于这样的封建性残余,傅衣凌在地主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为“乡族经济”概念。他从传统中国义田、义仓、族田、学田、公堂、义渡、义集、义井等一系列所谓的经济活动中,发现了“封建政权”之外的族权、神权、夫权等另一套统治农民的权力,或以祠堂,或以神庙,或以某种会社为中心联结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此即所谓的“乡族经济”。“乡族经济”概念将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整套社会组织体系,诚如吴承明的评价:“他不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套,视野开阔,注意流通;又同时研究社会的变迁和文化思想的变迁乃至从民间习俗上来论证”。这不仅是吴承明所归纳的“整体观”方法,而且是对生产方式的历史本体论解释。

这一历史观被美国学者李丹(Daniel Little)总结为关于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模型”,这一模型“试图在客观的物质因素与政治行为模式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联系:经济系统产生一组各个阶级(地主、官员、农民)的客观利益,而且,阶级内的成员能够认识到其物质利益并相应地采取行动”。李丹在综述了海外相关学者对中国农民“叛乱”的研究后,指出宗教信仰、村际冲突、垂直的社会组织(宗族、帮会)等非阶级因素非常重要,农民的所谓“阶级觉悟”反倒十分薄弱,因此,“阶级斗争模型”将革命政治学过于简单化了。

在海外学者对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阶级政治和阶级文化也被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社会史脉络中进行考察。裴宜理在有关上海工人罢工的研究中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因此,在方法论上,裴宜理通过将工人阶级文化(以其工作经历为中介)与抗议行动联系起来,试图将“新工人史”的有关方面(特别强调大众文化和劳动环境)与对罢工的常规看法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韩起澜在对上海纺织女工的研究中,更注重女工参加劳工运动的“前史”,比如工作的性质,工厂里的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女工在成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过程中所经历的变迁,她发现,“通过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俗和方言体现的地方主义是工人间最重要的分歧和对立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也特别注意通过这种地方主义传统建立等级忠诚关系,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

这些研究注重日常生活和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反思“伦理史观”的抽象“阶级斗争模型”非常有启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者也相对忽视了阶级产生的经济动因。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唯物史观对于在中国发现“阶级”的意义。

五、唯物史观的整体史意义

唯物史观是这样一种社会本体论,是给出关于社会存在(例如人和制度)的基本实体和结构,以及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的基本本质的系统性说明。而生产方式已经蕴含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生产方式就成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动力学基础,因此,生产方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

一种社会形态,也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生产方式,按照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观点,社会形态是包括若干生产方式的有组织综合体,其标志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周围联结着从属于它的错综复杂的一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生产方式虽然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但是单一的生产方式无法构成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不仅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也是长时段的动态的历史实践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动力学机制。

具体到生产方式,过去接受斯大林的教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的辩证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甚至等同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理解不是等于把生产方式仅仅赋予经济层面的意义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是整体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从来没讲过!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共同体的权力实际上是皇权,或者颠倒的世界观通过宗教形式赋予皇权以正当性,大概类似于韦伯的“正当性”,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所以生产方式是包涵意识形态的,就是一个整体。

其实,马歇尔·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那本书中讲得很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是没有直接适用性的,因为前资本主义没有出现政治经济等结构的分化,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分化。资本主义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实际上也可以置换成布迪厄的“场域”,所谓“艺术场域”“新闻场域”“教育场域”等等,这种结构式的分化,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理性化”。前资本主义没有这种结构分化,但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释力,它在文明或文化比较上用是有意义的,但直接用可能就有问题。

以往的“阶级斗争史观”,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整体史意义,甚至如王学典所言,是走向了唯心史观的“伦理史观”。阿里夫·德里克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时,就认为“阶级斗争史观”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刻板的系统,而是作为一个彼此关系及其与整体关系均未决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构造进行处理,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最有效力的。否认这些关系的未决性,而辩称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特定的生产(阶级)关系并反过来塑造了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套普世的社会发展形式,这不啻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身及其有效性,使其简化为一种无用的初级的历史方法”。这也符合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即他对历史理论的贡献不是发现了阶级,而是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德里克进而揭示出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整体史意义,“当阶级关系参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塑造时,这些阶级关系本身也受到它们所存在的社会总体结构的制约……将阶级置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并不是要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否认其存在或重要性,而是要认识它的复杂性”。这也启发我们,今天反思阶级理论,不是否认阶级的存在,而是要用唯物史观对阶级进行整体的历史分析。

关于“阶级斗争史”问题的讨论中,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之要义,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整体史意义,有利于破除以往社会历史“再整体化”的教条。由此使中国历史研究,面对历史本体,重新阐释“社会形态”的整体史意涵。唯物史观完全可以由此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立足于中国历史,做出更有文明互鉴意义的话语解释,形成带有“常规科学”意义的典范研究成果,从而在科学史上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效应。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一种历史社会科学,而唯物史观,正是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整体的历史社会科学。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早已摆脱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式的知识论,走向了具有更多普适意义的历史动力学解释。阶级理论从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的转向,则为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整体史的方法论范例。

    进入专题: 历史观   历史本体论   阶级理论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9195.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4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