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封闭、凝固的村落共同体，是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社会秩序的维系在于传统习惯、风俗礼仪及长者权威。在这样的区域共同体中，老人是集经验、知识与权力为一体的权威形象，他们居于村庄网络交叉的关键位置，在村庄公共秩序的维持、大事小情的处理以及对内惩治地痞恶霸、对外抵御敌对的侵犯等方面居于核心地位，进而影响村庄的治与乱，是所谓的长老统治。

在中国的南部、东南部一些历史和文化比较悠久的地区，如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宗族势力异常强大，往往是同一宗族或几大宗族占据一个村庄，以维持乡土秩序、兴办公共事物、调节社会纠纷等等。同一宗族内有着强大的集体观念和认同感，不同宗族之间往往因为土地、水利等问题发生争执甚至械斗。宗族的族长在当地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或充任国家政权的经纪负责基层社会的税收急、及摊款，但不免手经济利益的驱使凭借政治权力的庇护欺诈百姓，或为当地普通百姓谋取利益、保护村庄免受政府权力的压制和盘剥，捍卫一方秩序。这就是杜赞奇在其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所概括的“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不管是哪一种都凸显出宗族力量的强大，而族长则是力量的核心，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魄力。除宗族组织之外，其他的包括宗教或准宗教组织、水利组织等，其头目也拥有类似宗族之长的威力，他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年纪为众人之长，甚至愈长则权威愈大、愈有影响力。

虽然北方的乡土社会中宗族组织不及南方发达，但在传统社会中，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去莫不强烈。在各地也存在大量的宗族或准宗族组织和势力。在祭祖、拜年、节日、婚丧嫁娶、纠纷调节等方面，老人同样是最具权威的人物。是因为在长期封闭、缺少口流流动而传统儒家伦理亦较浓厚的地方，老人既是久远历史的见证人，也是生存经验的储存器，有担当文化礼俗的承续者。他们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经验未免让年轻人觉得奢靡莫测有倍感钦佩，而其正襟危坐、之乎者也的仁义教训也散发着威严甚至朝圣者的虔诚。总之，无论

在南部，还是在远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老人社会，老人一手遮天，甚至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甚至是错误的决断也有不可撼动的权威。

（二）

建国前，很多农村血缘共同体与村落社区是同一的，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在同一宗族中，而族长（往往是年纪最长者）拥有无上的权威。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对村庄的传统构成破坏性的打击。其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消灭传统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比如分解族产、解散宗族组织，以限制封建迷信为口号的环境破坏诸如看风水、做道场、拜菩萨等活动，使得诸如宗庙、祠堂等缺少存在的环境；二是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来瓦解传统得以存在的文化基础。科学对迷信，新文化对旧戏剧，阶级斗争对传统人际关系。传统的受打击实质是老人权威的受挫，因为传统是老人权威的根基，老人本身既是传统的化身和凝结。后来人民公社制度实施有，国家权力深入基层，政权与个体村民直接对话，一切村务与政务皆由基础政权处理和维持，这无疑冲击并削弱了老人在村级事务中的全能权威形象，他们由面面俱到的威严形象降为只能求日常生活家长之此的地位；村民们服从的对象有族长转向行政权力，利益与制度、习俗与权力、长老权威与行政治理相互融合，且后者呈渐长之势。虽然如此，但与基层领导相比，老人毕竟洞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深知张家之长、李家之短，这便为其担当干群关系中介人的角色奠定了合法性，或者说他们充当了国家政权直抵基层的传动带。结果，虽然长老权威削弱，但他们又因其“权威惯性”而沾上正式制度和正式权力的光，甚至很多人充任基层官员，从而以另一种正式的方法捍卫了其长者的权威形象。但这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力量已明显弱化并趋于单一，因为权力的触角毕竟强劲又有渗入性。

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逐渐将权力从基层收回，在原来生产大队的基础上设立村民委员会，并与1987年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由村民自行维持乡土秩序。但在村委会一级的行政村与自然村不一样，它不完全是“早晨不见晚上见，大事小情都在眼”的熟人社会，而是一“半熟人社会”，村民间仅限于脸熟，认识而非熟识，因而一呼百应的权威也缺少了存在的土壤。虽然在村民选举中，有威望的长老仍然可以在一方秩序中左右局面，尤其是在同性宗族组成的村落中。但上有权力控制、下有选举压力的长老难以再呼风唤雨、一个人说了算。尤其是当竞选村干部，对其来说难以带来面子、声望与经济利益之时。老人的权威便日渐消退，其尊者的自我意识也渐趋模糊而平民化。

（三）

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二元分割的刚性格局逐渐被打破，户籍制的束缚也出现松动，随着城乡与村际边界的开放以及现代教育的推广，即使在乡土社会，人们的眼界、教育水平和生产经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涌现一批年轻、有闯劲、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现代村庄精英。他们大多数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头脑中有各种新观念和走出农村的强烈愿望。在洗此过程中，电视等现代传媒进入农村并迅速推广、扩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由梦想变为现实，曾经寥若晨星的“四大件”也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对村民的影响越来越深，“鸡鸣桑树巅，桃李罗堂前”式的浓厚乡土气息渐渐的在电话、受机铃声、摩托车的鸣笛声中走向远去。“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再是那颗月亮”。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刘巧珍看到高加林刷牙便效仿之，虽然有些笨拙，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村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尊重科学、崇尚知识的观念不断冲刷村民头脑中的传统思维。此时，在传统社会中堵享权威的老人便呈现出边缘化的困境。他们既没有年轻一代人所接受的现代学校教育，由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而缺少年轻人崇新心态和竞争意识。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村民违反传统的理由，而且创造了违背传统的人可以自由迁出从而逃避职责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冲击把老人权威赖以存在的传统击得七零八落。年轻人的自致能力冲击着老人的先赋角色，中国农村年轻人比老人拥有更大的权威。在经验、权力、声望等方面，他们难以在找到倾听者和追随者，而只能在茶余饭后给孩子们讲一些自己以往的不平凡故事或在耕种经验上指点一二，但这种故事和经验远不及电视剧与时尚广告对年轻人产生那样强大的吸引力，老人的权威几乎消失殆尽。

在国家尚不具备足够力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为农村提供全面保障之时，乡土社会的老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一方面，在生产力低下、资源匮乏、集体经济薄弱的地区，以轻壮年为主体的村庄精英进城谋生，长年在外，年幼一带也在经过现代教育之后或经营耕地或外出闯荡或通过升学流入城市，而且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忠孝观念愈加淡化，这一切使老年人越发边缘化。他们只能在内心回忆过去，缅怀传统，或时常对年轻人的行为发些抱怨之词。在即既无传统权威，又无现代生存能力和社会养老保障的合力下，我们说乡土社会中老人已经边缘化，并走向终结。诸如华西村、南街村、浙江村等充满现代气息的村庄在乡土社会中毕竟是凤毛麟角，况且，那里也是年轻精英的天下。

而在城市社会，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一来人口相对较少，二来相对组织化的工作单位和活动场所，三是老人子女多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四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因此，老人或继续发挥余热或安享晚年。虽然他们中很多人也同乡土社会的老人一样，不再有传统长老的权威，切缺少年轻人的现代生活观念，但他们中很多人有过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经历，使得他们在知识、权力、财富、声望等方面或者说他们所掌握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很多年轻人所不及。

可以说，乡土社会老人已经边缘化或走向终结，城市的老年人则多呈分层化或分群化。

（四）

当然，我们说乡土社会老人的终结并非指这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判断，而是揭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乡土社会的一个侧面，它反射出传统乡土社会逐渐呈现现代特征，在社会生产主体上由老人社会走向年轻人社会，有习俗与惯例社会走向知识与科学社会，以及由同质封闭社会走向异质开放社会，这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想现代过渡的转型期表现。只是在我国老龄化社会和农村老人的边缘化或老人社会的终结同时到来。

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我国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2600万，占全国人口的10%，其中70%居住在农村。我们关注这一时期所呈现的问题是希望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的现代化，也是农业的现代化；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也是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毕竟13亿多人口，九亿在农，农村老年人口的边缘化既关系到农村的长远发展，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秩序的稳定。

2004年9月14-15日

作者简介：王建民，吉林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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