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社会现代性蓬勃发展——以“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为标志——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干扰和影响，这使得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后现代性扮演着早产儿的角色在中国大陆捷足先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仅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是对不同社会状况和社会特征的社会理论概括，在中国，二者的并存彰显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失衡。因此，在全力推进现代性车轮向前滚动的同时，对潜在的风险和“副作用”辅助付诸深刻的反思与自省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 中国社会 现代性 后现代性 矛盾共生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背景之下，有关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无论是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还是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性”，以及贝克的“风险社会”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乃至齐格蒙特·鲍曼对后现代性的预言，都振聋发聩地对现代性加以解释、批判和建构，另人耳目一新。但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学术界对其界定、解释、探讨和争论也大多是基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就决定这种探讨和争论面临学术话语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契合的适用性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问题。
一、现代性与中国：概念与实际
学术界通常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的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佘碧平，2000：2）。它基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即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和自然科学、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物质生产是主要任务，将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王国中解放出来是人的理性，解放政治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途径。从“知识就是力量”、“人为自然立法”到“理性统治一切”，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理性精神—其核心是工具理性——摧毁了宗教神学，实现了个性解放，树立起人的绝对权威，推动了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工业革命。在短短的几百年内，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
作为实体概念，现代性基于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可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同日而语，但作为分析的方法论工具，它可以说明和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发轫与发展。在我们看来，虽然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欧风美雨敲开之后，中国已经开始现代性建构的历程。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这主要是科技意义上的；有拯救民族危机、变革图存的维新变法和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而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加上“打倒孔家店”、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早期文化探索。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性工程被革命和战争的炮火所掩盖并成为它们的附属品。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性工程建构的新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描述了一个自由、平等、丰衣足食的大同社会。“有许多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了解这一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确信的仅仅是这些目标一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哈耶克，1997：37）。一场极富感性激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大炼钢铁、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在狂热的“求大”失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将国家的未来定格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上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新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些口号和政策及其实践成果见证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伟大成就。
二、“神舟五号”：一个现代性的隐喻
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现代性与后现代游戏之争的时候，20034年10月15日9时9分50秒[1]，中国首位宇航员升入太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将人类升入太空的国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初战告捷。这虽然不应该成为中国在世人面前盲目自大的资本，但它的确给国人以振奋和鼓舞。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的高新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更说明中国的现代性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当然，我们的目光不会局限于科学技术本身，洞悉其背后的——如韦伯所说的——合理化过程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是现代性在中国展开与扩延的过程，“神舟一号”、“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号”，到今天的“神舟五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神话可见一斑。而且，科学总是与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科学同新教伦理和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在其形成之处都具有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超时代、超阶级的独立性，但到后来都演化成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参见刘少杰，2002：109）。“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神舟英雄”“太空勇士”“中国太空第一人”诞生了。2003年10月20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表达杨利伟家乡80万人民对太空勇士的敬意，决定奖给杨利伟及其父母一套别墅式高档商品房[2]；同时在市中心建造“神舟五号”飞船模型和英雄杨利伟的塑像；而后，绥中二中也更名为杨利伟高级中学。诸如类例，不胜枚举。我们看到，“英雄”身上打着工具理性的烙印、笼罩着政治的光环。英雄不再是人，而成了科学的甲胄和国家的绝对权力。
自一百年前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英雄”称号便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人的标志、是自负的象征，它甚至有凌驾于平民之上的合法性。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正在进行颠覆传统和解构中心的游戏，而中国仍在进行制造上帝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在醒目的位置上标明“MADE IN CHINA”。看来，造神时代并没有过去。
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刚刚冲出闸口的洪流，正在奋力向前奔涌，虽然洪流有朝一日回在于枯竭。
然而，在“英雄”和“洪流”背后，我们看见农民在流汗，下岗职工在哭泣，失学儿童在流泪；耕地在荒漠化、臭氧层在扩大；黄河在短流、物种在灭绝……西方发达社会早已出现“寂静的春天”，“切尔诺贝利”事件依然警钟常鸣！“贫穷是分等级的，烟雾却是讲民主的”（贝克，2001：138）。失业率攀升、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冷漠、商品拜物教蔓延，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中国应早日反思现代性，预防、阻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扩张和蔓延。因为“风险紧跟着进步的喜讯，就象影子紧跟着光一样。就是说，人们只要一想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同时就联想到风险即表面上看不见的东西”（同上，161）
三、“大话西游”：一个后现代的声音
当现代性在科学技术领域昂首阔步前行的时候，我们听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我选择，我喜欢”、“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成为当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谈资。诸如丰胸肥臀的广告，用身体写作的美女，极富个性化的时尚用语成为另人扑朔迷离的陌生形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状况”（谢立中，2001）的后现代性悄悄来到了。鲍曼认为，“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无根的陌生人的世界，人们不具有由较高的权力强加的道德准则的鼓励性指导。当这个世界的居住者面对伦理的困境时，他们不再能够把他们‘向上’提交给官员、教授、政治家、科学家或者所谓的扮演某种道德祭司的‘专家’。他们能够——事实上不得不——为自己选择在特殊境遇中需要遵循的某种行为规则”（史密斯，2002：21）。
从层在影视上风靡一时的影片《大话西游》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点后现代的“幽灵”。众所周知，吴承恩的《西游记》作为一个传世经典，把孙悟空塑造成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在其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英雄，其他人不是妖魔鬼怪就是无聊和平庸的神仙，而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该片中没有英雄，只有小人物—— 现代社会中因欲望和其他需要而挣扎的芸芸众生。也许“现代英雄不再是惊世骇俗的行为，而是分离他本人的欲望并屈从于这种欲望的能力……无论是从马克思那里寻找世俗关怀的证据，还是通过柏格森和尼采进行意义的比较，抑或分离萨特的‘欲望’，现代英雄都无法与传统沟通……这为后现代式英雄涂写提供了便利”（胡大平，2002：309）。
《大话西游》中，没有了唐三藏的紧箍咒语，没有如来佛祖九九八十一难的劫数游戏，他挑衅并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师徒、长幼和尊卑关系，现代人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这里没有神，没有权威，也没有神和权威的指令和意志，这里只有偶然性。唐三藏不再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圣徒，而是满腹牢骚的凡夫俗子。孙悟空也要伙同牛魔王陷害师傅唐三藏，并偷走了月光宝盒。500年后，孙悟空投胎于强盗头头至尊宝，而后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最后，至尊宝变成了孙悟空，但他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极其不满。影片的结尾，孙悟空将他残存的至尊宝的影子化作以为夕阳武士，在对现实彻底失望后，只能构造一个虚构的想象来了却心事，并借武士之口表达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满。可以说“‘大话西游’从不代表一种强势语言，但却很好的迎合了消解深度意义的民间心理需求，而这一消解，同时也是解构的过程，巧妙的结合了可笑、荒谬、滑稽、夸张等诸多喜剧要素，达到了对现实与权威的深曾颠覆”（一人独听小城风，2001）。
当下，在互联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木子美”现象让我们对后现代性的到来不再怀疑。“木子美”——自称是用身体写作的美女——用文字将自己与一夜情男人的做爱细节毫无顾忌的公之于众，名之曰《遗情书》。在答复一个请求采访的难记者时，她说“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几，我就给你多长时间采访，结果那记者瞠目结舌，尴尬离去。这就是“木子美”的形象。“婚姻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结构”，“我的爱就像一把米，东撒一把，西撒一把”。这是“木子美”的个性化言辞。
褒扬之抑或贬损之？在众多的评论中，李银河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用道德与卑俗、贞洁与堕落、崇高与下贱这类话语来指称某个人或某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没有永恒的真理性标准可供我们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一个“无根的陌生人的世界，没有他者”。存在于网民中的“权利说”、“堕落说”、“炒作说”等等莫衷一是的观点其本身也许就是对“基础”、“中心”、“本质”之类的现代性特点的突破与反叛；“多元的”、“表面的”、“短暂的”、“不确定的”东西正向我们走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是社会塑造了个人还是个人塑造了社会？我们宁愿相信前者，因为从个体化的社会成员的身体、语言和行为方式中我们觉察到后现代性的不速之客已悄然走近。可能它没有按动门铃，但我们却没有权力决定它来去的合法性而只能顺其自然。包容他者，这是当代人应有的胸怀。
四、现代性、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共生
在我们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不是时间上的截然划分，而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社会特征的概括与表达。二者不是严格的时间意义上的前后延续，而是共时性的类型学划分，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替代，二者可以共存与同一屋檐下。“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共存。二者是一直相连的。”(史密斯，2002：20)
然而，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我们发现这是一种矛盾性共生。之所以用“矛盾共生”而非“矛盾共存”，旨在区分“现在时”与“现在进行时”的区分。所谓“共存”是表达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而“共生”则暗含着在并存的同时有生长、发展的趋势。借用阿尔温·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论分析一下上述矛盾共生的假设。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一个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文明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在当时已初现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据此，我们发现，在我国北京的的中关村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软件园区”以及充斥街头巷尾的“网络”、“基因”、“软件”等术语，它们代表着第三次文明浪潮的特征。此外，这里还有另人眼花缭乱的街头广告，衣着花哨的“新新人类”、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良莠不齐的摇滚乐以及“九十秒钟新闻，中间插入30秒钟广告，半首歌曲，一个大字标题，一幅漫画，一幅抽象派的拼贴画，一则短讯或计算机打印件”（托夫勒，1984：242）。这是典型的后现代性的特征。
除此之外烟囱高立、机器轰鸣、环境污染严重、事业率攀升这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的特点。而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生产力底下，经营方式单一，重复生产成本高而效率低，这里还处于第一次浪潮的阶段。三次浪潮并存，孙立平教授概括为“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孙立平，2003：14）[3]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可以命之为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具体说来，“神舟五号”昭示中国现代性出现一个高潮，“大话西游”和“木子美”等现象则敲响了后现代性之钟，而广大从村还在通往现代性之路的起点上艰难地蹒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中国的后现代性也就不是在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后而浮出水面的。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外生型而非内生型的现代化之路，加上全球化浪潮日猛、西风东渐加剧，中国社会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局面，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国社会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现代性的后果潜在的与后现代性的特征合流。道德真空、信仰缺失、信任危机等等已经很难说是现代的后果还是“西方后现代性影响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风气日下等现代性的后果正在显露，工具理性的“铁牢笼”已经袭来。这是现代性的代价，而“一切得失的最重要的成因是当事者的选择，以及那些选择制度化结果所导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郑也夫，1995：2）。乐观的进步主义早已受到挑战，反思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制度选择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强烈呼声。
五、结 论
“神舟五号”与“大话西游”分别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两个隐喻。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力量已经式微，而中国的现代性正值壮年，同时后现代性在大众消费、思想文化和娱乐休闲等领域悄然兴起。二者的矛盾共生彰显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在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舞台上后现代性已捷足先登，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矛盾，也是世界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特征的必然结果。
现代性尚不充分但“副作用”却不断表露，后现代性多元异质但未免混乱驳杂。所有这些警示和告戒我们“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应该以工具理性为轮，一价值理性为翅，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互交融，彼此互补，这样我们的人类社会才可能从那渺无希望的未来黑洞中解脱出来”（王威海，1999：184）。这也在说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诸种问题的讨论本身也许无关宏旨，为减少中国在现代性工程建构中所支付的高昂代价而付诸理性的思考与切实的行动才是当务之急。
注释：
[1] 精确的数字表现了“社会麦当劳化”的特征：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
[2]这一举动意味着百姓的税收支付，它是否代表80万人民的心愿，我们持怀疑态度。杨利伟固然功不可没，但这和其父母有何必然联系？他们没有权利享用百姓的血汗钱！
[3] 孙教授的结论是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非断裂社会得出的，那么是否理想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其实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是其现代性的代价。是否现代性建构的归宿只能让人陷入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值得讨论。孙教授所说的断裂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有另一种断裂：“话语——现实”断裂。即官方和媒体对现实的浪漫化描述与实际存在的大量“灰色区域”之间形成一条隔离带，问题与弊病被蒙在鼓里。而这是很危险的。
参考文献：
[1] 佘碧平.2002.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
[2] 哈耶克.1997.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刘少杰.2002.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谢立中.2001.“后现代性”及相关概念辨析.社会科学研究期刊.第五期.
[5] [英]丹尼斯·史密斯.2002.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6] 胡大平.2002.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 .江苏人民出版社.
[7] [美] 阿尔温·托夫勒.1984.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8] 孙立平.2003.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 [德]乌尔里希·贝克 约翰内斯·威廉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0]郑也夫.1995.代价论.北京三联书店.
[11]王威海.1999.韦伯：摆脱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辽海出版社.
[12]一人独听小城风.2001.闲说《大话西游》的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