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北岛自2007年从北美迁居香港，在内地媒体的曝光率越来越高了。除了报刊上的文章随笔，编著的新书出版，他被外界广为瞩目的是，在2011年8月出席了青海举办的国际诗歌节。自从任职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以来，北岛为香港的诗坛做了大量工作，发轫于2009年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便是其一。2011年11月，借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举办之际，财新记者专访了诗人北岛，讨论诗歌在当今社会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诗人在这个时代的使命与作为。

（本文刊载于2012年1月1日出版的【财新年度特刊】中国2012：远虑与近忧）

“在水泥上种花”

我顾不上为自己定位，只是争取尽量不迷失方向

财新：1997年你曾参与筹办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那时参与的契机是什么？当时诗歌节的状况是怎样的？

北岛：那是1997年年初，正是香港回归的前夕。我们几个策划者认为，诗人和诗应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那个诗歌节的主题是Transit in Transition（“过渡中的过渡”），就包含了这层意思。来参加的有不少世界级的大诗人，包括德国的安森斯伯格、捷克的霍洛勃、南非的布莱顿巴赫等。但那时人心惶惶，开幕式和闭幕式连应邀的诗人在内才不过三四十人，与其说是诗歌节，不如说是诗人自己的聚会。

财新：2009年开始，你组织筹办“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希望借助文化活动“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环境”，使香港适合“诗意地栖居”。如今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落幕，你的初衷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在的想法是否有调整或改变？

北岛：2007年秋天，我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在香港生活与教书的经验，让我深感在繁荣与秩序的背后有某种巨大的缺失，而这种缺失首先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我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听起来像痴人说梦。前不久，“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来中文大学演讲，题目是“在水泥上种花”。我想意思差不多，就是如何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我认为，通过这两届“国际诗歌之夜”，还有另一个相辅相成的项目——“国际诗人在香港”，我们正在把诗意带进香港。这是一条漫长的路，重要的是我们已通过努力看到了变化。如果说有什么调整，我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中小学的诗歌教育中去。这次与香港教育局合办的中学生专场就是一种尝试，在场的中学生反应热烈，问题也提得好，这证实了我的相关设想。

财新：除了以上活动，近年来你致力于《今天》杂志的编辑，《七十年代》《北京四中》等书籍的编选出版。今后这些事情会是你长期的工作吗？你未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对自己的期待与定位又是怎样的？

北岛：对我来说，写作计划是秘密，是不能透露的。除此以外，我有很多计划，比如刚刚结束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还有下月（2011年12月）在孟买举办的第三轮中印作家对话，等等。除了你提到刊物和那几本书，我正和朋友在编选一本《给青少年读的诗》，这是当务之急。坦率地说，老之将至，我深感时间紧迫而精力有限，除了写作，要做的事儿太多了。我顾不上为自己定位，只是争取尽量不迷失方向。

“诗歌是非功能或反功能的”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无疑与诗歌有关，它是我们精神自由的源泉

财新： 2011年国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一次瑞典文学院将奖颁给诗人还是在15年前，1996年授予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如今诗歌重新被诺贝尔文学奖重视和承认，你认为这有什么意味？

北岛：特朗斯特罗默获奖，是瑞典文学院的明智之举，那就是重新承认现代诗歌的传统。此前有那么几位在我看来相当平庸的诗人获奖，其实都有误导之嫌。

财新：在今日信息多元化、碎片化和生活快节奏的社会中，诗歌作为凝练、“高端”的文学样式，是否难以避免衰落或边缘的命运？

北岛：边缘化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什么叫边缘，什么叫中心？对于当今以资本操作的大众流行文化，诗歌可以说处在边缘；但是对于古老的文化传统来说，诗歌又是中心。至于兴衰，纵观人类诗歌历史，潮起潮落，中国上一个诗歌高潮在唐宋，至今一千年了。和那一高潮相比，我们当然处在低潮。谁又能预言今后的一千年呢？

财新：相比上世纪80年代诗歌占据主流位置的状态，近年来诗歌似乎越来越不被人提起，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常常是“梨花体”“羊羔体”一类争议性新闻。你认为相对于世界诗歌，今天汉语诗歌的状况是怎样的？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北岛：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世界的诗歌保持某种对话关系，但其间有过中断。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量的外国诗歌通过翻译引进，泥沙俱下。问题很多，主要有两点：一是翻译质量，二是选择面。第一点我已多次说过，就不重复了。第二点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诗歌垃圾，而不少优秀作品反倒被忽略了。这造成中外诗歌对话的混乱与错位。汉语诗歌的状况是大话题，是几句话说不清的。

财新：你笔下的艾伦·金斯堡梦想着用自己的诗挽救诗歌，乃至用诗歌挽救世界。你对于诗歌的寄望是什么？

北岛：这是误解，金斯堡从来没梦想过用诗歌挽救世界，他是用诗歌诅咒世界。当然，诅咒也可能是一种拯救：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出了毛病。诗歌是非功能或反功能的。可以说，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无疑与诗歌有关，它是我们精神自由的源泉，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财新：特朗斯特罗默认为，诗的本质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中国诗人张枣认为，现代汉诗既勾连过去，又直逼现在，“它的本质是古今中外”。在你看来，诗的本质是什么？

北岛：诗的本质是无法言说的，诗人们只能用诗性的语言尽量接近诗的本质。

财新： 金斯堡等人的诗歌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带动起一代人；80年代你们的诗歌在中国承担着启蒙的使命，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认为诗歌是否负有使命？或者说，在哪种情形下应该负有使命？诗人是否都是负有使命感的人？你认为诗人与时代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北岛：我们正在和某个美国文化机构洽谈组织一次对话的可能性，即邀请“垮掉一代”的诗人和“今天派”的诗人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的历史与现状。说起来我们完全是两代人，而且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很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造反精神——我们反对的是专制或资本对人的扭曲与压迫。

我比较“笨”，所以反倒耐久

我们那代人中的佼佼者有得是，所谓“佼佼者易折”就是这个意思

财新： 你曾提及《人·岁月·生活》对你们这代人的影响极深，也特别提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为什么你特别注意到了这段话？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北岛：《人·岁月·生活》对我和我周围的朋友的确有过很深的影响，除了当时地下流传的好书有限，因为它记述了一大批世界文学艺术名流的传奇生涯和一个不可企及的世界，这与我们当时沉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回首往事，在我们那代人中的佼佼者有的是，所谓“佼佼者易折”就是这个意思。就才华而言，我根本无法跟他们相比。我之所以幸存下来，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笨，所谓“笨”，除了才华，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倔”，所以反倒比较耐久。

财新：当年你的“我不相信”，今天变化了吗？今天的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北岛：我当年说“我不相信”，今天还照样说“我不相信”，可以说，这种否定句基本代表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今天的世界可比当年复杂多了，混乱多了。当年我说一个“我不相信”就足以表明我的立场，而面对当今的复杂局面，恐怕说十个“我不相信”都不够。

财新：在国外多年，你的诗作风格发生了变化，从当年“斗士”的激越转为诗人的内敛、沉静。但国内读者仍期待你站在最前列，替他们呼喊他们发不出的声音。你是否觉得存在这样的错位？如何对待？

北岛：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斗士”，这甚至在我的早期诗作中就声明过了。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又是为什么我被塑造成“斗士”的。写诗本来完全是私人事件，当它转化成公共事件时就会出现某种错位和变形。打个比方，悄声细语被高音喇叭放大一百倍一千倍，那是挺可怕的现象。

财新： 近年来你写了很多散文，在国内也出版了数本散文集，散文写作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两种写作有什么样的关联？作为创作者，哪种文体你感到更加自如？更能表达自我？

北岛：诗歌和散文写作对我来说可谓南辕北辙，它们之间构成某种张力。我在散文写作中发现了一个未开垦的区域，在开垦中释放了另一种能量。但我认为对每个作家来说，往往只有一种形式最合适他——最具有挑战性，因此也最有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我首先是诗人。如果说散文对我来说就像忠实可靠的朋友，那么诗歌就像变化无常的情人，让我坐立不安、失魂落魄。

财新：《时间的玫瑰》中讨论了很多翻译问题，大概也得罪了很多国内诗歌译者。为什么你选择点名直说？你期待的良性的批评环境如今是否建立起来了？

北岛：我写这本书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涉及翻译文本就必然会得罪人，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有心人会注意到，我的批评范围只限于文本，因为我相信只有基于文本的争论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后来读到不少“涉案”译者反驳的文章，受益匪浅，我承认我也有误解或误译的地方。但由于其中大多火气大，带有明显的个人攻击，已超出文本争论的范围，我只好保持沉默。

我的基本原则是，对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文章不回应，那等于自贬，同时也白白浪费时间。

财新：对于你的新作《城门开》，有评论认为“略嫌随意，温暖有余但力道不足”。你怎么看待这类评论？

北岛：我不在乎这些评论，无论好坏，说什么的都有。一个作家如果在乎，干脆就改行算了。《城门开》只是我写作的一个阶段，一种尝试，一种心理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它治愈了我的乡愁，这就够了。

财新记者刘芳采写

北岛为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