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断一个国家和人民胸襟之大小，莫过于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室操戈的内战了。
民国元老颜惠庆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他19世纪末在美国一所中学留学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南方，就美国南方崇拜的英雄而言，没有人比得上李将军和有着“石墙”绰号的杰克逊。
这个李将军就是南北战争中南军的司令。
颜惠庆留学美国时，已是林肯“统一”美国三十年之后了。按照我们熟悉的成王败寇标准，南北战争就是是非分明的解放战争，李将军的形象，应该是非匪即盗，非寇即妖才对，一度弄得联邦军队有些左支右绌的叛将，怎么还能是被崇拜的英雄呢？
可是美国没有官方教科书，出版历史著作也不用官方审查，就李将军的形象，谁也没有权力向国民强制灌输某种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答案。对李将军和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比如史密斯在他的书中就说：“他俩一起名垂青史。”
这位李将军也算是美国的名门之后了， 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就是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的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
应该说，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可李将军却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
这还得从美国的制度说起。
我们通常说的美国这个“国”，跟我们经验里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合众国”，是把许多“国”通过宪法凑到了一块的“联邦”。加入这个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不像是秦始皇横扫宇内那样，通过杀人放火生拉硬绑到一起的。在这个被叫做合众国的地方，历史学家横竖是写不出华盛顿统一了美国这样的故事。
既然各邦的“来”是自由的，为什么想“去”就不能自由呢？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林肯倒是没有向要脱离联邦的各邦宣战的权力，而《独立宣言》却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现在南方不再想跟北方在联邦里一起过了，难道南方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李将军是简单的背叛，不如说也是为自由而战。
起先，联邦是要任命他为统帅10万大军的少将，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布莱尔曾经问过他，谢绝职务是否跟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回答说：如果美国的400万奴隶都归他所有，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也会欣然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
他不是为保全奴隶制而战。事实上，他早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行动胜于雄辩。作为继承人，李将军遵照岳父的遗嘱，1862年释放了所有的奴隶，并亲自为自己过去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投奔北方。
即使是整个南方，也不能简单地说独立只是为了保全奴隶制。因为奴隶主只是南部白人中的少数，只有5%的白人拥有奴隶。美国历史学家就说，战争爆发时，“南部人民在争取独立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一个不能抓壮丁的地方，政府要开动战车是需要足够的民意基础。
其实李是热爱联邦的。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他也忠诚于弗吉尼亚：“尽管我如此热爱联邦，可我却无法下决心举起拳头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
不过，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李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永远地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
在《美国国内战争史》里，英国艾德蒙斯将军称李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李的天才意味着联邦的灾星。他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在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中，打败了波普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就连林肯都跌坐在椅子上，喊彻底完了。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李将军的邦联军队以少胜多。李又一次让收到惨败报告的林肯感叹“不足6万腹饥衣破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得丢盔弃甲”！
但南部邦联还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865年，忠于他的士兵们已经是只能用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只要能吃的东西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流血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知道，该让战神歇息了。1865年4月，他下令打起了白旗。李将军在他起草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文告里说：“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李将军尽力了。
投降未必不英雄。
李将军在去格兰特军中洽谈投降事宜前，对手下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败，也要败得有尊严。
在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
而格兰特则回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过冬，我会这样安排的。”
那些马匹曾经是战争的工具，但格兰特和李都没有忘记，美国需要和解。
格兰特胜利了，但他能给昔日兵戎相见的敌人以体面。李的军官们依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随身武器。没有绞刑，也没有押着俘虏举行胜利游行。
硝烟在散去。但仇恨并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当总统约翰逊问格兰特什么时候能审判李和杰斐逊·戴维斯这些人时，格兰特认为决不能审判，除非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说他宁可辞去司令之职，也不愿去执行要他逮捕李的命令。从此，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叛国罪对李提出起诉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毕竟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是一回事。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 “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尽管他至死都坚信奴隶制比工资奴隶制更有人性。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国家。
战争结束了，李从此远离尘嚣，也远离仇恨。他拒绝了一家保险公司年薪一万美元的聘请，在1865年9月就任了华盛顿学院的院长，工资一年只有1500美元。这所规模很小，名气也很小的，破了产的学院，地处偏僻的列克星敦山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而这位善于辞令的院长，却什么也没有写。
李致力于学院的教育事业，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美好的平民生活。在1870年——李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带着女儿安妮到南方休了两个月假。所到之处，迎接他的是鲜花、欢呼和敬意。在哥伦比亚，南部邦联老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列队走到车站欢迎；在奥古斯塔，数千人向他致敬；在朴次茅斯，人们为他鸣放礼炮……南方的人民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迎接这位过去的败将。
1870年，李长眠在了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这就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