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二战前的日本走了一条什么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6 次 更新时间:2016-10-31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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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  


编者按

千百年来,世界万国一直处于兴亡分合的变动之中。学者黄钟的新作《帝国崛起病》一书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本文为节选章节,有所删减,讲述了日本帝国因扩张而覆败的历史,以飨读者。


黄钟,湘人,倾心于中外兴衰成败之史与古今控权之道,著有《游手好闲地思想》《写在政治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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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穿制服的蛇。


竞逐强权容易让人魔怔。福泽谕吉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就连他这样开风气的人物,也曾说:“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日后,日本帝国国权大大地扩张,并且成为强国中一员,但外争强权,内避共和,走的是一条强国弱民的赶超路子。到头来,只是一枕黄粱。


一、“使人民无寸铁尺兵”


在江户时代,天皇没有自己的军队,武士阶层都属于幕府和各地的大名,而“皇军”,仅仅只是千年前就有的一个提法而已。及至明治时期,“富国强兵”与“做列强一员”这两大目标,是“日本国家战略的起点”。但在明治之初,虽然说王政复古,可是天皇政权的支柱,是萨摩、长州尊王各藩的军队,自己并无一兵一卒。


明治元年(1868年)10月17日,也就是攻下会津城后不久,年轻的伊藤博文给政府出谋划策,说“朝廷兵权,有名无实,是故朝廷之力尚微,力微则不能御下”,在这种情势中,对有实力者,“朝廷只有唯唯诺诺而已”。他建议,应趁此机会,“将东北凯旋之兵改编为朝廷之常备军”,“由朝廷亲自统帅”,“对内可以镇压暴乱,对外可以不屈于外国”。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伊藤博文。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也认为,“兵权归一,实当务之急”。他建议应该立即精选各路士兵,“编成不分藩籍之亲兵,作为常备军”。


*明治天皇


明治二年,成立兵部省。大村益次郎转任兵部大辅。时任兵部少辅的山县有朋说:“欲完成维新之大业,必须打破列藩割据之弊,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而欲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就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


帝国陆军创建于明治四年(1871年)。这年2月,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兵,组成大约一万人的“御亲兵”,即直属天皇的近卫部队。8月废除各藩的常备兵,设立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个镇台,当时陆军总兵力为14000人。


*日本帝国军野战炮1890年


次年2月,废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陆、海军从而完全独立。3月,“御亲兵”改为近卫兵,山县有朋任近卫都督。11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诏书说,“我朝上古之制,海内皆为兵员”,“世上每一事物,莫不课税,以充国用,然则人人固应竭尽心力,报效国家,西人称之‘血税’。……且国家若有灾祸,人人必皆分受其殃,须知人人竭尽心力,防止国家之灾祸,亦即从根本上防御自己之灾祸。苟有国家,即有军备,既有军备,则人人即应服役”。同时发出的太政官的告示则称,作为报国的“血税”,决定“男子满20岁者皆编入兵籍”。


1873年,全国设6个镇台,14所兵营,陆军兵力扩充到31680人。这年1月4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在汇报六管镇台募兵顺序的奏章里说:“至此兵制始告完备,内足以镇压草寇,外可与列强争衡。”8月,陆军省发布通告说,“除镇台外,不应再有军队名义”,即使出现暴动,也不准地方官擅自募集士族“加以军队名义”去镇压。至此,常备军制度已完全建立起来了。到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扩编的陆军已达7个师、69022人。


军备的重心首先不在于国防,而在于防内。日本的地理特征跟英国颇为相似,都是孤悬于大陆之外的岛国。从国防的角度来说,自然是该海军优先。海上安全了,日本国防也就安全了。早在幕府时代,林子平在他的《海国兵谈》中就说:“什么是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的国家。因此海国须拥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备……”1868年10月,明治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


1870年5月4日,兵部向太政官建议大办海军,提出“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6月14日,兵部大丞船越卫致信兵部大丞山田显义,声称实难接受“今日不兴海军,则皇国即无以自保”一说,在他看来,“从我全国地形论之,目前确应以建设海军为当务之急,此虽三尺童子亦知之。……如欲以不足之经费完成建设海陆两军之大业,是犹缘木求鱼耳。是故莫若先专力于陆军,逐一解决,果能建成陆军,尚可防备国内”。1870年10月,太政官通告全国,海军仿效英国体制,陆军采用法国模式。


在国家武力愈益壮大的同时,竭力削弱地方和国民可能与国家抗衡的暴力基础。


早在明治元年6月8日,政府出台的一项规定声称,“近有歹徒私自纠合兵士,流浪之徒竞相聚集,在京畿附近进行操练,所需饷资,募自民间”,明令今后“定加取缔,严惩不贷”。且不说这些“私自纠合”真情实况如何,取缔禁止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斥非政府的武装力量出现。


不仅民间武装不能有,就是地方政府组织的武装力量也不容许存在。明治元年三月,神户裁判所征集市民,组织了市军;五月,箱馆府征集市民编成府军。到了八月二十四日,政府下令禁止各府县新建府县军,理由是:“因规章纷纷不一,有碍建立全国统一之兵制。”明治元年12月,军务官副知事长冈护美在建议书里,一面主张建立足以“称雄世界”的陆海军,一面主张禁止“各处随便募兵”;明治二年3月,长崎府判事井上馨,向中央政府发建议里,也有一条“应禁止新建军队”。


因为维持治安的需要,县厅再三请求批准建立县军,政府也只是指令由附近的藩精选少数“捕亡”来维持治安,不准称为军队。比如,宫谷县三面临海,出没极为便利,因为十分害怕“流浪之徒,潜入其中,酿成大患”,所以打报告要求批准它可以组建军队。就这件事,民部省明治四年5月给太政官的呈文里说:“查此项请求,固属不无理由,惟既有布告在先,且地处东京以南,舟行便利,出兵增援,亦极便捷,所请组织军队,应勿庸议。但查目前实际情况尚不稳定,拟据该县所请,暂由附近藩内选派‘捕亡’15名,责令认真取缔,似不致发生意外暴动。”


不仅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不允许存在,就连个人持有武器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明治五年1月29日,颁布枪炮管理条例,“上至华族,下至平民”,一律不准持有军用枪支弹药等,并禁止私自制造;猎枪等类枪枝,只准指定特许商人贩卖,并由兵部省监督。1876年又颁布《废刀令》,不许非军人持有日本刀。这是革命性的一步棋,剥夺了平民掌握武器的权利。这样一来,朝野官民之间,就在潜在的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失衡的状态。后来,岩仓具视就说:“盖今日政府赖以建立重大权威者,实因手中握有海陆军,并使人民无寸铁尺兵所致也。”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武士


面对明治政府的常备军从无到有,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所做的明治七年元旦献词里,就说到了当时人民对待常备军的心态:“现在政府建立了常备军,人民本应视为护国的军队,兴高采烈地祝其壮大,然而事实上却反而把它看成是威吓人民的工具,只有心怀恐怖。”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毕竟,在帝国常备军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中,人民始终没有控制这支军队的机制可资利用。1877年的西南战役,凸显了政府的暴力能力,迫使不满者打消武装叛乱的念头,改用依靠言论和政治斗争的手段去反对政府。西乡隆盛,这个明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他的自杀,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此后,没有任何国内的反对势力可以让政府畏惧了。西乡隆盛的刀都能够制伏,板垣退助的笔又何足惧?只要军权在手,就像1881年岩仓具视那句态度强硬的话所说的那样--“陆海军与警视,皆吾物也”,靠嘴、笔、普选、多党竞争……从1868年到1945年,几代人也没有和平演变出一个共和政体来。


二、花谷少佐拔出长剑


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时候,军阀的飞扬跋扈就已露端倪。这年4月,明治政府发出征台布告,任命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兵出征。西乡从道是西乡隆盛的弟弟,大久保利通力挺他当都督时,西乡从道才28岁。明治政府原本认为各国会袖手旁观,不会干预,不曾想,还真出现了干预。英国公使巴夏礼,反对日本出兵台湾,美国公使表示局外中立。在国内,反对征台的木户孝允也辞去了参议一职。一看形势不对头,明治政府改变方针,派人去长崎,传令停止出兵。可是刚升任陆军中将没几天的西乡从道,拒绝服从停止征讨台湾的决定。他说:“今圣谕既下,征旗已离帝都,中途停兵,成何体统?从道奉行敕令,决心直捣生番巢穴,死而后已。倘中国提出异议,政府答以西乡所率皆系私自离船之贼徒可也!”


于是,西乡从道就成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违反天皇敕令的将军。急急忙忙赶到长崎的大久保利通,见木已成舟,只好跟西乡从道口头约定:到了台湾后不得妄自交兵。


此事虽未对日本酿成大祸,但其所反映的问题,对一国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然而,明治政府并没有能够因此吸取教训,反而出现了统帅权独立。等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作为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也尝到了统帅权独立的滋味。


1893年5月19日,以敕令名义公布《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大本营,是天皇战时指挥军队的最高统帅部,成员由陆海军将校组成。该条例把统帅权独立具体化,形成了指导战争的机构。这样一来,就把战争作为纯粹的军事上的事情,排除了内阁对军事的指导。


1894年6月5日,大本营成立。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即使是内阁首相,也无权出席大本营会议。这意味着,伊藤博文身为首相,将被排斥在战时大本营之外,无法统揽全局。可是,战争并非只是军人的事情,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仅仅是军事行动或者说只涉及军事,哪里能够跟政治和外交分开?而军方人士,如山县有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历来偏重军事”。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元老。


当时,大本营的核心人物是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他为中心的军部,主张早日入朝与大清帝国开战,可是内阁却担心开战过早会遭致欧美干涉,坚持先继续进行外交准备,主张推迟开战。伊藤博文要求自己和外相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7月26日,也就是在大本营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才敕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此时,联合舰队在首相还被排斥在大本营会议之外的时候,已经不宣而战。


在日清开战后不久,伊滕博文起草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一要速战速决,二要政治策略与战略一致。他强调,忽视第二点,“仅仅靠单方面的军事力量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必须见机行动,始终要谨慎考虑外交关系,不使国家陷于危险境地”,这是今天最大的“国家要务”。因此,绝对有必要“文武配合”。


伊藤博文的愿望落空了。


1894年8月,应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的强烈请求,任命他为新编的第一军司令官。该军是在第五师团的基础上增加第三师团组建的。由枢密院的议长兼任前线的司令官,这在日本帝国空前绝后,况且山县有朋人称“陆军之父”,陆军就是以他为主的一帮子人搞起来的,军中地位无人可比,朝中资历也不比首相伊藤博文浅,再加上统帅权独立,因此能够约束他的,就只有天皇。


伊藤博文担心山县有朋一旦将在外,我行我素会坏事。于是,明治天皇根据伊滕博文的建议,在送山县有朋军出征时,特意让首相也出席作陪,并训示他一番,要他注意文武配合、遵守大本营的指示、在交战地要与外交官合作云云。


1894年11月3日,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积极主张冬季作战。但大本营命令就地冬季宿营。这让求战心切的山县有朋心怀不满。11月21日,第二军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旅顺。这让本来就对大本营命令不满的山县有朋更受刺激,别人打胜仗,自己却要呆着,这算什么事呀?在11月25日,他扩大解释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属的盐屋兵站监督所下达的命令,擅自下令进攻海城。


伊藤博文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他当初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山县有朋无视军纪,可大本营并没有立即一道命令解除这个战地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第三师团长桂太郎哭着求首相伊藤博文想办法解决这事。伊滕博文请求天皇以疗养疾病为名,下令召回山县有朋。11月29日,天皇客客气气地向山县有朋下达了敕命:“朕与卿不见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堪轸念。朕更欲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归朝,奏之。”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山县有朋居然回电大本营,说自己病已经好转,很快就康复了,要求转奏天皇,准许他不回国。大本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12月6日,山县有朋不得不卸职回国。


召回山县有朋,保证了统帅权的一元化,起到了抑制驻外人员独断专行的作用。可是军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在制度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军方依然把军权视为不容政府和议会染制的禁脔。伊藤博文将再一次领教军方的霸气。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1906年2月,日本设置统监府,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统监。统监拥有命令日本驻韩国守备司令官使用兵力的权限。尽管伊藤博文是深受明治天皇器重的重臣,可他这样的元老出任统监,仍然踩了陆军的尾巴。陆军强烈反对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文官统监,主张统监武官制。


军部成了国中之国。虽曰“皇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军人自己的军队。他们自行其是,将日本帝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柳条沟炸毁南满铁路,第二天早晨,外相币原喜重郎在家吃早饭看报,才得知发生了柳条沟事件。首相田中义一得知暗杀张作霖的事件时,非常愤怒。军政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柳条沟炸毁南满铁路


九一八事变后,森岛代领事去拜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请军方中止行动。这时,在座的花谷少佐拔出长剑威胁森岛:“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


如此我行我素,就连研究音乐的学者伊庭孝都看出了,这不是什么好事。他曾预言,“干这种事,军人说了算,日本就会灭亡”。


三、“自己养的狗,咬了自己手……”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说城邦的护卫者“应该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实际上,本国的军、警照样可能对自己人凶狠,甚至比外国占领军还要狠。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自己养的狗,咬了自己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话用在日本帝国的军、警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曾任东京警视厅大警视的川路利良有句名言:“警察者,民众之保姆也。”不过,这话也说明不了什么。谁见过有哪个国家的警察头子公开叫喊“警察者,民众之克星也”?1874年1月14日的“警保寮组织制度及事务章程”称,警保寮是“预防人民免遭伤害、维护其权利,保护其健康、使其安心于工作,保全生命等有关行政警察一切事务之处”。话说得够好听了吧?


不过,帝国的警察可不是只对付强盗窃贼之类的“坏蛋”。


《从此以后》是夏目漱石的一部名作。书中的人物平冈,在1909年给中学时代的好友长井代助讲了这样一件事:“……政府最害怕幸德秋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住宅周围,每天都有两三名警察昼夜站岗,有时张其帷幕,从中监视他的行动。秋水每逢外出,总有警察尾随其后,一旦断线,整个东京都要骚动起来,电话接连不断地报告情况。‘刚才还在本乡,现在又到神田去了。……’”


幸德秋水何许人也?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也许,夏目漱石的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有小说家的艺术夸张成分在里头,但明治政府的警察会干这种事,却绝非文人的捏造。


*幸德秋水(1871年11月5日-1911年1月24日),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坏人”,每个人往往都希望警察能够对付自己眼中的“坏人”,保一方平安。对于那些家财万贯的人来说,或许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一种威胁,希望幸德秋水这种人被警察看得牢牢的,免得他们惹事生非。可是在大日本帝国,警察敲响的丧钟只为社会主义者而鸣吗?


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东京专门学校是早稻田的前身,创办于1882年10月,这年的11月,政府就在学生宿舍安插了密探。为什么要这么干呢?1902年10月19日,在学校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上,大隈重信说:“在政府看来,这所学校是培养造反者之地方,因此密探终日在校游动……”


明治当局为这种事情动用警力,可不含糊。


1887年12月,就“言论自由”“减轻地税”“刷新外交”,出现了“三大事件建议运动”,大有自由民权运动再兴之势。比如,12月2日,中江兆民就执笔写出了《后藤象二郎关于三件大事呈给天皇的秘密奏折》。政府的反应是用《官报》号外在12月25日发布施行保安条例,针锋相对。


保安条例第四条规定,“皇宫或行宫周围三里以内之居住者或滞留者,倘阴谋或唆使内乱,或被认定有妨害治安之虞,警视总监或地方长官经内务大臣批准,得限时限刻令其离开,三年以内禁止在同一距离之内出入、滞留或居住”。日本的三里相当于近12公里。570人


上了政府公布的放逐离京的名单。星亨、片冈键吉、中江兆民等人榜上有名。


在警察押送下,中江兆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被赶出了东京。尾崎行雄当时在《朝野新闻》当记者,也被责令必须离开东京三年。事后他说,当警署告诉他以三十一日下午三点为期,限期离京三年时,“我因事出非常,一下子惊呆了”。


谁抵制,就对谁不客气。安艺喜代香等向首相伊藤博文提出反对保安条例的意见书,声称“当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不忍袖手旁观,宁愿进而为法律的罪人,不愿退而作亡国的奴隶”。警察当场就把他们逮捕下狱。


放逐了,也就放逐了。帝国并没有天翻地覆。毕竟,570个人,相对于东京,相对于整个日本帝国,只是极少数,只是不足道的一小撮。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国民,并不会因为保安条例的颁布而受到警察的骚扰。他们是“安全”的。所以,只要放手收拾那一小撮,不会起什么波澜。


在放逐事件的前一天晚上,内相山县有朋悄悄地把警视厅的头头三岛通庸找来,让他执行保安条例。可连曾被人称为魔鬼的三岛通庸,对干这事也有点犯怵,以至于山县向他大喝道:“想什么?你若干不了,我便派遣军队。”无毒不专制。最后三岛通庸还是下了手。警察当时接到的命令是,“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为了以防万一,山县有朋也把手下的军队布置在市内各处。陆军医院、宪兵,也作好了相应的准备。


对于政府这次颁布保安条例,用武动粗把570位民权家扫地出门,福泽谕吉却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剧痛之时不得不服用的吗啡”。


不过,帝国的军力、警备什么时候会给什么人服吗啡,福泽谕吉一点也管不着。在对内的控制上,军警是互补的。大浦兼武男爵这样描写过帝国的军警关系:“国中有事,虽以警察官及宪兵之力不足保持公安,则借军队之力。故军队为警察之帮助机关。”


然而对日本国民来说,即使是在明治宪法实施之后,对军、警依然没有什么发言权。且不说一般国民,就是国民选举出来的帝国议会,也拿军队没辙。军部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1940年2月,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抨击政府和军部对“中国事变”处理不当,责问“中国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何时才可了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希望“尽可能迅速,尽可能有利有效地处理解决事变”。军部扣他一顶“反军”的帽子,迫使众议院将他除名。


军、警事实上是一支凌驾于社会之上,战斗力日益增强的暴力组织,用重光葵在回忆录里的话来说,“军人以为自己是属于一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阶级”。军方的傲慢就从无视交通规则这点上也可以一斑而窥全豹。重光葵举了一个例子:“德国式的日本军队行军时,是靠右边走,但一般民众是靠左边走,军队以统帅权独立为口实不遵守一般的交通规则,所以军队经过街道时交通发生混乱,使一般交通只好停止。”在军人眼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算个啥玩意儿!在这样一个国家,军、警越强大,人民就越显弱小。皇军没有能够和平演变成国军,演变成日本人民的军队,哪怕它的装备再精良,那也只是半吊子的现代化,它不仅对中国等邻邦是一个威胁,就是对自己的人民也是一种祸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时候人们的兴奋,因为赢得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许多的国民把军队作为崇拜、礼赞的对象,实在是如同皇帝娶妻太监乐呵一样。



图书简介: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作者以史实为依据,论从史出,落笔谨慎,在细致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


目录:


001 /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019 / 美国的文官统治

036 / 宪法这头狮子

052 / 帝国崛起病

070 / 跛脚的进步

092 / 穿制服的蛇

108 / 好师傅、糟徒弟

126 / 惹不起的儿子

143 / 戈培尔的锦囊

159 / 希特勒的军队

170 / 法西斯的名声

189 / 联邦德国的奇迹

202 / 英国的两次分家

219 / 腰包里的大国特性

232 /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260 / 创造怎样的世界

277 /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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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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