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平:《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发表前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5 次 更新时间:2012-01-20 15: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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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平  

  

  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同志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惯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阅读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不仅如此,该文突然首先被一家地方报纸公开发表,还引来西方世界尤其是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前不久,这篇文章的作者陈锡添又像放电影似的对那段特殊经历,进行了十分愉快的回忆。

  

  (一)

  

  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

  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从19日早随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别小平同志去珠海,一直入住宾馆不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我感到很荣幸。”陈锡添说,当时的形势特点是:思想领域在大做如何反和平演变的文章,不断提醒国人应该如何认真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力避重蹈覆辙。具体行动中,由于受姓“资”姓“社”问题的束缚,每出台一个改革的新举措都显得步履艰难。先行尝试进行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在这一方面遇到的阻力更大一些。不少人甚至因此对改革开放的前途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小平同志要来深圳视察,我觉得他此行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深圳是在他亲自关怀下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而且是邓小平同志亲自设计的中国改革的试验场。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

  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针对当时争论最多的关于深圳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做法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番话,使得深圳人如沐春风。使得随后通过各种途径听到讲话精神传达的人,尤其是热情支持并直接参与改革事业的人欢呼雀跃。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小平同志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同志(现任《深圳特区报》社长、总编辑)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小平同志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样的报道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深为小平同志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可是,当深圳人送别小平同志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一喜,他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勤恳地作着必要的准备。

  

  (二)

  

  3月22日,是个星期天。“这一天我记得特别真切。”陈锡添说,当他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同志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

  此前曾参与撰写反映同一主题的由深圳电视台摄制的电视纪录片(该片在《东方风来满眼春》刊出后播映,笔者注。)解说词的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 .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为什么想到以‘东方风来满眼春’作文章的标题?”

  “这是摘自唐朝诗人李贺诗中的一句,表达了诗人对无限春光的热烈欢呼之情,借用过来,很贴切的。”陈锡添说,李贺是他最钟爱的几位中国古代诗人之一。

  25日上午,老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同志一起到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同志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三)

  

  向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南巡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正如新近出版的一本记录当时情况的书中所写: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一炮打响,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四)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

  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五)

  

  1993年3至5月,应美国方面的邀请,以陈锡添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

  当美国记者得知他就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作者时,不免对他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请问,当时邓小平先生已没有职务,他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是因为,曾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谈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是否有谁要求或暗示你写这篇报道?”

  “没有。”

  老陈是诚实的,翻开他的个人档案可以发现,他是从广东新会一间农村中学--新会三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像中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几十年间,他也经受了许多风雨磨难。

  “为什么1月发生的事情直到3月份才公开发表?”

  “主要因为这中间我被其他的事务缠住了身。”

  狡黠的问话者笑了:“这不等于没回答我的问题吗?”

  机警的陈锡添也报之一笑。

  “这篇报道使你一举成名,你现在的职务和待遇有什么变化?”

  “没有。作为一名记者,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对于陈锡添个人而言,《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确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太大的变化。迄今亦如此。但《深圳特区报》因此而名噪全国,发行量陡增:在该文见报后的9个月时间,平均每个月的订数增加1万份以上。

  与笔者交谈时,陈锡添一再表示:《东方风来满眼春》之所以广受世人关注,一方面在于它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题材,记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该文表达出来的贯穿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所有谈话始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时隔6年多,特别是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刻,重阅此文,重温老人家那些高瞻远瞩、富含哲理而又针对性很强的谈话,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开放事业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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