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三八二十三——“中国特色”之华丽解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5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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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近年,随着中国不差钱,城市建设光鲜夺目(但伴之以重重雾霾),“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或“中国文化”不绝于耳,成了津津乐道的一个时髦话题,仿佛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世界治理模式已经横空出世。国人彰显某种情结(比如××模式,××共识,××特色,××道路)的冲动强劲。

不管从正面还是从负面,对“中国特色”或“中国文化”的解说欲说还休,自然有识者想用简练的辞藻来概括之,比如“世界旅客”杨恒均。我之所以举杨先生为例,是他解说得较为客观中性,在诸多“解说”中更有说服力。不过,我也看出了老杨的模糊之处,其原因当然是杨先生的学识不逮所造成的,对典籍化的中国文化也未能更深入的触及,还有,他虽对中国文化与现实有较深的体察,但老是飞来飞去,跟厕身其中的比如我等感受“中国模式”,就不免醉眼朦胧,自然就造成他对中国现实的观察还不到位(何况“中国特色”尚在发展呢)。这属于他不自觉的模糊。他还有自觉的模糊,知道什么话说到什么地步,否则他的频频出入国门、满世界旅行不会如此顺便。

我们芸芸众生能够经常看见杨先生的各种解说,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中国之大,中国之人多,自然有更好的解说,但这样的好解说很难浮出水面,国人只能求“其次”了,“其次”当然比“再次”和“劣说”好,何况能接触这“其次”的人并不多(若是对“其次”又做上中下分解,杨先生属于“上”),更多的人则接受“再次”和拥抱“劣说”,所以枕着(某个角度解释的)“中国特色”浑身膨胀,即便弱势者仍以官家自居傲慢起来,潜伏在意识深处的把自国视为世界中心(君临一切)、别国视为蛮夷(要跪拜臣伏)的思想意识跃上了台面。

这样一来,杨先生对中国特色的概括就显得不够简练,还够不上获得解说的“专利”,可有着大师欲的学者们都在毫不松懈地卖力地寻找更加简练的“解说专利”。千呼万唤始出来,现在终于有了初步结果,就是于丹对于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三八二十三”说。

我还是借用杨恒均先生对于丹“讲解”的介绍:为了教育于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讲述一个禅的故事。于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在于丹心目中,选取这个老和尚故事显然经她反复掂量过。老和尚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位能与世界接轨的高者仁者了,老和尚德高望重,自然能引伸为中国文化的形象了,简言之,老和尚充满了中国式智慧,代表了中国文化形象,当然也成了尘世纠纷合适的终极裁判者。“三八二十四”折射了世界理性和确定性,为全人类所接受,当然先被发达国家奉为至理,也可引伸为普世价值,人类追求理性和确定性的一个积极成果。如今却要让位于“三八二十三”的中国智慧(文化)。老和尚的思维模式(特色)即“三八二十三”,就是“中国模式”或叫“中国特色”。老和尚大义凛然地说出了人类生命关怀的新道理,不动声色地跟三八二十四叫板,三八二十三就是要高于三八二十四!

三八二十三是不是一种确定性?能否成为人类理性?如果是,这两种确定性和理性可以并行不悖吗?

这里,姑且不去考虑于丹刻意借用老和尚的“以人为本”例子,来迎合和呼应当下政治层面与世界接轨的“以人为本”的主流意识,老和尚即使用别的理由,其“三八二十三”真理也能成立,因为是老和尚嘛,德高望重,法力无穷智慧无穷,是中国禅的体现者和解释者。中国情境中此类理由比比皆是,比如当年毛泽东说了一句“鸡毛飞上天”,大家立刻振振有词地附和。何况,现在不是流行1±1≤0之类的数字哲理游戏么?

我再举一个谬误成真理的极端例子。

大家知道中国有“指鹿为马”的传统,且每代中国人都会娴熟地应用,能自圆其说当然是权势者、官家——官家中的官家(想靠近最高当局的官家),比如,据《炎黄春秋》载,1960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遭到巨大失败,可新年伊始在上海的柯庆施同张春桥谋划写一篇合毛泽东心意(圣意)的解放日报社论,就用了“鼓足干劲”“乘风破浪”这些继续反右倾字眼,果然得到了毛的青睐。当然这是指鹿为马的现代翻版。三八二十三脱离事实和事理,还要取代三八二十四成为事实和事理,而且裁判是唯一的“位高者”老和尚,在当代中国差不多成了生活习惯了,这就意味着官家和国民一同参与塑造三八二十三行为模式,也就注入了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信心和决心。事实上我们看作是定律的三八二十四早就被官方民间所应用,是实践检验的结果,而不是某位高人判定的结果。可现在我们不能老步人后尘,要以三八二十三昭示并征服天下。

底层民众深信的“实事求是”其实很简单,就是讲事情真相,讲基本事实,但到了官家,就在“是”字上做文章,由领导人定“是”的基调尺寸,所以官家所认可的“是”可以违背基本事实,反正受官家操控的媒体会用“铁的事实”来验证这个“是”。所以我们社会的一种不良的社会倾向要到了极端才会有所反省。换句话说,三八二十三的逻辑早就在我们传统和生活中起作用了,还深入了国民的血液,所谓变通、顾大局、走捷径、活学活用等等就是这个逻辑的变相应用。不过,那时时兴的“输出革命”输出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为鼻祖的世界革命,还算不上中国的专利,再加上那时中国没几个钱,传统文化又在被批判否定,所以“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只能提“马列主义顶峰”。联系“和尚释理”故事,老和尚就是三八二十三的最高掌门人了,从其资历和经验,最高解释者非他莫属了。因此,这个故事又可引出“占有话语权”非此即彼的斗争,可以不顾基本事实,老和尚总是站稳了道德高地,因为我们早就具备了拥戴老和尚的绵绵土壤。

当然,鹿与马不容易混淆——基本事实是可以立马分辨的,聪明的于丹先生不会以此做例子,只有用一定模糊性的二十四与二十三两个数字说事,于是他选中了中国和尚断案这个富有智慧色彩的例子。以模糊眼光,二十三与二十四差别不大,前者可以替代后者成为管理世界的灿亮模式,即使有差错,也不会大,“本质”是相近甚至相通的。几十年来我们习惯抓住事物的本质(比如地主资本家剥削的反动本质,非我族类亡我之心不死的本质),而指责对立面掩盖本质,说明我们的“本质”跟对立面的“本质”不相同,而于丹与时俱进,暗示世界上凡事物的本质都是相近或相同的,她不会说三八二十一或三八一十九,她是个有严谨之风的学人。

但是,如果你认为于丹如此兼顾全球理性(普世价值),你又错了,依照我们风行数十年的思维习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要坚持原则,二十四与二十三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字!差之毫米谬以千里,这“1”不是小数,决不可等闲视之,中国传统、中国特色就体现在这“1”之中!于丹所强调的就是三八二十三,否则用不着她到世界讲坛上发言;于丹暗示最后的话语权在某个隐秘的高处,那里有评判旧真理(三八二十四)并确立新真理(三八二十三)的决定性人物(老和尚),中国特色由此而来,也能让人明白。

三八二十四与三八二十三仅有一数之差。不要小看这“1”之差,中国化的权谋、算计、心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表里不一、弄虚作假、留有余地等,皆在其中,也由此激扬这“1”字,而且,这“1”足以颠覆这“二十三”所含有的部分真理,这“1”也成了专制政治的底线,或称为潜规则。几十年生活在如此情境中的我辈,稍加注意,在各项政策法规中,就能发现这“1”无处不在,如果某项法规有99条,就一定会有能起颠覆99条作用的1条,而这1条的解释权应用权在上级权势者手里,事情也就就愈加微妙起来。大家自然会弃99条而不顾,绞尽脑汁用各种方法奔这1而来,身家性命、功名利禄、前途福利皆系于这1之中,人往往被“1”根稻草压垮,或被抬上青云,一下子把众多竞争者甩在后面。就是订满了冠冕堂皇的100条,这看不见的1犹如剑矢高悬会让人感受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从这100条转移到这看不见的1上面。问责免职的官员纷纷复职,就是依赖于这1的发挥作用。这1就是有暗箱操作(即施展潜规则)余地的代名词(当然只有老和尚才有操弄暗箱的资格)。比如招聘某个体面(有权有钱)的职位,推选代表,广告词(程序和规章制度)何其公开公正而美丽,你考试不错,业绩不错,基本条件也可以,可在公榜时就没有你的名字,你只有傻眼,因为你有意无意轻慢了这1,或对这1无可奈何。人家不要你有足够的理由,这理由就是这1。若碰上一个老和尚一样的领导,他拍拍你的肩膀爱莫能助满嘴佛气地说:名额有限啊,某某是上级指了名的,小伙子继续努力吧!一个后果是,小伙子再也不参加这类活动,伤害的同时是政府公信力;另一个后果是,小伙子明白了三八二十三的奥秘,心有灵犀一点通,写诗的功夫在诗外,承包工程的功夫在工程之外,他也就大步走上了三八二十三的“金光”大道。政府公信力仍被伤害,他却有可能改变个人命运了。如此人心变异道德下滑恰好证明了三八二十三是伪术而不是有利身心的智慧。

信奉三八二十四的外国人怎么能看得懂?

回到于丹所举的老和尚故事,老和尚就是这1的权威解释者,暗箱操作的执掌人,而且老和尚是出于生命关怀呀,人命高过天,一切的规则甚至定律应当为之让路呀。这是老和尚的诡辩,他不会想也不会在意,违背三八二十四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人的生命、物质和人类理性精神的损失)远在于他的三八二十三之上,表面上他为一条生命着想,其实他置万千人生命而不顾。到头来,老和尚的生命关怀成了百分百的生命摧残,老和尚也为自己准备了陷井,说不定这三八二十三会反用在他的身上。

何况,满世界不是一座山才有老和尚,外来的老和尚不见得会乖乖遵照三八二十三,“三八二十三”有前途乎?能推广乎?

十分凑巧,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正在读[美]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这是一部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不断再版、重印,现在再版的文学理论书,斯坦纳的博学得到了公认。此书在分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披露了俄国人揶或西方人对“二二得四”的质疑(P232):

这个世界尽管充满愚蠢行为,充满邪恶,它依然可被理性理解。实际上,理性是现实的最高仲裁者。托尔斯泰问艾尔默·莫德:“这些绅士并不理解,即便面对死亡,二乘以二等于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所说的“绅士”就是东正教的僧侣统治阶层的成员,他们试图要小说家重归正统。但是,从更重要的层面看,这个问题涉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地下室手记》的叙事者问道:“这些规律,二乘以二等于四这一公式,它们与我所接受的东西格格不入,我本人与自然规律有何关系?与算术有何关系?”在这个对立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不仅包括认识论、对历史的阐释、上帝的形象,而且还有小说观。我们无法将其中任何一项与其他单项分离开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具有的境界和尊严正在于此。

应该说,俄国人居以东方与西方之间,它有着宗教和专制传统,又充分吸收着西方的人文气息,连智者托尔斯泰也对“二乘以二等于四”,也代表僧侣统治阶层的绅士(在我们中国就是老和尚)发出质疑,也就是对西方理性发出质疑。托尔斯泰是从经验世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从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即精神世界发出质问:“二乘以二等于四”数字公式与他所接受的东西格格不入。这两位智者的生前身后,应该有大量的质疑——无穷的追问,就像追问牛顿定律一样。奇怪的是,外国(西方)“二乘以二等于四”、“三八二十四”的理性并未被损毁,而且人家的宗教信仰依然如故,两者成了他们积极生活的推动力量,成了人类精神的有机组成。

看来,对西方理性的质疑还会继续下去。当今我们中国的智者学者(比如于丹)所发出的质疑,在深邃和深刻性上显然没有超过托翁和陀氏。但是,质疑归质疑,世界二乘以二等于四或三八二十四的理性依然可被理性理解,因为它成为人类理性已包括认识论、对历史的阐释等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无法将其中任何一项与其他单项相分离。如今于丹们底气十足,并不与三八二十四的世界理性正面交锋,而是抬出老和尚说理这样一种中国文化范式——中国特色来抗衡,表面是对西方,其实是对世界理性发出挑战。自然,于丹们依据的是当下的中国经验(上文我已分析过),把老和尚设置为最高仲裁者。实际上,理性才是现实的最高仲裁者,老和尚不是也不能代表理性。君不见,世风日下,连老和尚都变味了,据报载,最近北京后海公园老和尚玩3P呢,现代老和尚仲裁三八二十三岂不是一场闹剧?在此范式横冲直闯的当下中国,真实的情形如何,还要多说吗!

实践证明,和尚多变,而且品质失守、下滑(如毛泽东说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是靠不住的,而人类理性只会越辨越明——理性已经支撑着人类。

中国文化就是三八二十三,这句话不是我替于丹概括的,而是由我所在县一个普通人(一般干部)说出,她是读了于丹讲的这个老和尚故事而脱口说的。这样便于流传。无意中却为于丹作了概括。我想也是。当然于丹无意作这样的文化提炼,无意于获得概括的专利。

于丹是在当下中国现实境况中讲这个故事的,就是说她讲这个故事有着现实体温,而且站在彰显中国文化富有智慧这个正面角度,于是我又想,三八二十三是21世纪10年代的中国文化观——中国政治观,这又等于说,何止中世纪、近代、20世纪,我们中国原本的文化传统——文化精髓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跟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三八二十四(普世价值)这么明确这么理性,而是包含三八二十四的积极因子,随着经济和人的生活的拓展,人类生活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三八二十四”必然浮出水面,并被大家所认可所遵照。这是人类确定性努力的一个积极成果,中国当包括在内。“确定性”是人类努力的目标。比如现代体育竞技规则,先是由一些发达国家发起,后随着参与国家越来越多而确立的,但贯穿一条三八二十四的基本理性精神,我们不可能用三八二十三条规去改造和替代它。因为国际性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有机的一翼,它脱离不了所在国的政治影响,可它具备了独立性——独立的文化力量,它因此才能扩展成为世界性(不分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的盛大节日。实际上,不断有人试图用三八二十三或三八二十一来抵制和置换,到头来还得承认三八二十四才是可行之道。人类理性一旦确立,不是叫一声几声就可替代和置换的。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到三八二十四,而是停留在三八二十三,以于丹的高头讲章为证,当代以此为智慧的至高境界,以此自炫,以此自雄,其实这只是权谋的智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智慧。我们可以国内的衣食住行诸种不良现状做参照,要是真正以三八二十三颠覆三八二十四,世界面貌人类理性倒退乎、前进乎?中国似乎正在做这个试验,全世界能实现否?在中国,当年毛泽东能用权谋诡术打败他的敌手(包括政敌),可他无法扭转整个世界。于丹们如何让世界各国相信并执行三八二十三?老和尚的禅机不过是为我所用的诡辩罢了。

不过,于丹的华丽解说还是值得称道,她对中国文化是真诚的,尽管出于无意,她还是对幽深繁复的现实政治——当代中国文化做了三八二十三的精炼概括。

2011年12月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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