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湖南溆浦，属怀化市管辖。《怀化日报》记者日前来访，说该报有“天南地北怀化人”周刊，专访怀化籍人。他提了几个问题，要我作答，遂从命。】
记者：从民办教师到“湖南省十佳编辑”，您走过了哪些自感欣慰的光辉历程？
向继东：（笑）“光辉历程”谈不上，言重了。我好像还没感觉到有什么“光辉”，相反，我觉得干到快退休了，前程依然很灰。我这一辈子，做什么事都想把它竭力做好，要求自己对得起自己。譬如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到县教育志编撰、县志编撰、县文史主编，我一直坚守这个为人处事原则。反正，我不管到哪里，都不是调皮蛋；但绝对是个不会巴结领导的人，也不屑于靠巴结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至今，我也没有改变这种习惯，对权力避而远之。为什么？因为权力是最不讲信用的，只讲利益。
说来见笑，差不多40年前，我高中毕业回乡当代课老师，想巴结当时的公社驻队干部，特意让母亲杀了一只鸡请他们吃，我去叫时，某副书记的“反正都是贫下中农，吃就吃吧”，这句话让我至今想来心很凉。我不记得当时那顿饭是怎么吃完的，反正吃完后我再也没找过那位副书记了，正式的民办老师也搁置了很久才当成。1993年元月，我由县政协文史委借调到省政协《湘声报》工作，三年后正式办理调动，也纯属一种偶然，纯属当时的老总认为《湘声报》确实需要我这样一个人做事。要是按现在的“潜规则”办事，我肯定没戏了。2004年我被评上“省十佳编辑”也属意外，记得当时的报社老总要我自己先写份材料，可我迟迟不愿写，觉得是枉费时间——其理由：一是我编的不是新闻版块，不一定适合参评；二是自己常年所编的版面并非主流话语，参评也评不上的。后来评上了，但也绝非我的材料写得如何——其实我只写了1500余字，应该说这与专门研究中国言论史的学者傅国涌先生有关，他写了篇《向继东和《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兼说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副刊》，发在国家核心期刊《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上。他在文中把本人编的版面与当年的《大公报》副刊相提并论。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哪能与《大公报》副刊比？我也没有当年《大公报》的条件和环境，可这篇文章倒帮了我一把，不仅评上了当年的“十佳编辑”，次年还被破格评为主任编辑。回想自己这段经历，有时真的感到很滑稽。
记者：您接手《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之后，是怎样经营、打造中国副刊品牌的？
向继东：不敢当。严格说来，当下报纸是没有多少副刊的——你去阅览室随便翻翻就可以知道。既然没有副刊，又何来“品牌”？上面提到写《湘声报》副刊的文章，也是重在怀念当年《大公报》副刊啊。或许，作者美言本报副刊，也是矮子里挑高子，并非我们做得如何好。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从全国报业界来看，《湘声报》只是一份地方小报，主要报道政协工作，几乎没有可读性。但我充分利用这个副刊，把它编出了一点名声，国内思想文化界的高人大都知道有这个副刊；我也尽量把它办成一个供大家交流的平台。尽管我们稿费标准不高（十多年来，稿费一直是五六十元千字），但我们仍然能团结一批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堪称一流的作者队伍，如李锐、吴江、邵燕祥、葛剑雄、朱正、钟叔河、朱学勤、谢泳、丁东、鄢烈山、党国英、吴思、李银河等，还包括已故的龚育之、李慎之、王元化、何家栋、李普、牧惠等。他们经常给本报写稿，确实对我支持很大。
我现在的工作是每周编一个版、看四个版的终审。我自己编的版面一样要经过二审、三审，假如本期某篇主要文章被老总“审掉”了，或是被删得“惨不忍睹”了，我一定会推倒发稿计划，重新组版。因为我觉得，一个版面就像一桌酒席，要是换下一道菜，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菜肴的搭配。要是偶尔出差几天，我总会提前编好自己的版面才走。我的追求是：不说别人说过的老话，文章力求多少有一点新意。
记者：听说您编杂文编出了全国影响，且又对历史颇感兴趣，嗜好挖掘历史真相。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真知灼见？
向继东：我没有真知灼见。我的经验还是那句话：“最好的杂文是那些没有刊布出来的；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是那些不得不被删去的。”有人说我是杂文家，其实我只是个杂文编辑。我写的不多，但我编的多，每年要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编一本“中国杂文精选”，收文140篇左右，连续四年了，扣除收文重复的作者，至少也收过三四百人的文章吧——而这些人都是杂文写家，当然就被他们记住了，也就是所谓的“影响”吧。还有，《杂文选刊》喜欢摘我编发的文章，几乎每年还要我在该刊上堂而皇之“笔谈杂文”；我自知不够份量，然也厚着脸皮，作专家状。
实话实说，我喜欢杂文，但我更喜欢历史。历史讲史料和史识，比杂文来得有力。我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主编的“新史学丛书”，现在已出版到第三辑，一共出了近20种。这套书虽曰“新史学”，其实并非传统的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而是涵盖广泛的、不重形式只重内容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何种体裁，只要有点新材料，或是有点新见识，都可纳入。你说的“挖掘历史真相”只是努力而已，因为历史从无真相可言。也许，有些真相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只能在我们不断追求中，让历史一点一点地接近真实。
30多年前，我家乡有个武文俊的案子，不知你知道吗？武文俊原本是一个本分的小学教师，1976年4月因给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写了一封“反革命匿名信”，1977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2年案子复查结论是：“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这就是事件的结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把他挖掘出来，引起国内思想界的关注。他虽只活到40岁，但其思想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以后有时间，我说不定还会写他，以免活着的人忘记他。
记者：在家乡的省会城市工作，乡情对您有哪些触动？您对家乡的眷恋是什么？
向继东：其实乡情对我来说，就是那块熟悉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记得在我的家乡，曾有一位主要领导对我写的一篇“内参”很有意见，公开在会上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可事实恰巧相反，欢迎我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乡亲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或寄给我一份份材料，或睁着焦虑而期盼的双眼向我叙述自己的遭遇。我至今很感歉意，有许多该帮而又没能帮得上的事。幸好，乡亲们也能理解我的无奈。
你问我“对家乡的眷恋是什么”，其实就是我对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深爱。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喜怒哀乐，仿佛都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我太多的时候是爱莫能助，但有时候也可以给他们点拨指引，以求得正义的结果——尽管成本很高，然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我来说，乡情还包括对给我血肉之躯的父母的怀念。父亲逝世于十年前，母亲去世也快五年了。随着自己年岁的增大，越发感到对不起养育自己的父母。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这个游子没能多陪陪他们，甚至临终时刻我也不在他们身边。作为儿子，我一直是有负罪感的。为表达愧疚和忏悔，母亲逝世后，我曾流着泪写了《愧对母亲》，而对父亲至今不著一字，总想等事情少了再好好写他，可我偏偏又有做不完的事。我曾和家人开玩笑说过：将来我死了不留骨灰，不要坟墓，就把骨灰撒在父母坟墓上。如果要写几个字，就写“您的不孝之子终于回到你们身边了”……
我这么说，也许你会觉得我格调不高，其实这是人最本真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