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于1987年11月由中央文献社出版发行，第490页收录了毛泽东写给陈寄生的一封信：
寄生先生：
惠书读悉，甚以为慰。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此复，顺颂
敬意
毛泽东
（1950）八月二十九日
建国初，毛泽东可谓日理万机。1950年8月共有三十五条批文或书信，其中8月29日有三条，前两条《关于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京谈判的批语》和《关于催促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京的批语》，都是批给周恩来总理的，第三条是致陈寄生的信。
二
陈寄生何许人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490页注曰：“陈寄生，湖南溆浦人，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研究过少数民族历史。”时为省立九中（即后来的溆浦一中）教师，1957年底被错划为右派。我有幸参与过《溆浦县志》编撰，曾收集过陈的资料，并读过陈的全部案卷。要了解其人，还是先读他1958年4月写的“个人检讨”吧——其实这就是一份“自传”：
我是1895年阴历八月二十二日生的。世居在溆浦曹坡村。祖父陈延桐，父亲陈宗炳，两代是清朝秀才。母亲姓向，向达的姑祖母，她的父亲哥哥侄儿，三代在清朝作过知县。我在三岁时，父亲死了，母亲守寡，搬到外婆家麻阳水附近去居住。我从小读私塾，十二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一共五年，辛亥革命（时）毕业，年十六岁，无力升学。1914年三月，母亲死，我教私塾，来养活我和妹妹。外婆家藏书很多，竹坳舒文泉先生家梓华山馆藏书更多，所以我在这两个地方读书都是中国的古书。因此受的教育，也完全是中国的封建教育。我的先生舒澳农先生他的宋学汉学都比较深，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也比较大。因为我前后跟他接近有十多年，他是我一生最典型敬仰的人。
［按］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字觉明，笔名觉明居士、佛陀耶舍、方回，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目录版本学家，翻译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陈寄生服刑后，向达每月给陈妻寄去十五元救济，直到“文革”开始前。向达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11月不幸逝世。
我有一个朋友向五九，城里人，家里很穷，在长沙一中读书，开除了。他跟毛主席在文化书社住。毛主席教（叫）他到省立一师第二部去读书，他入了共产党。1924年正月，我们同到长沙，他得到组织的许可，介绍我到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我在第三校，他在□湘东第四校。这里的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人员大半都是共产党员。刘少奇委员长这时在这里任工会副主任。我因一向住在溆浦，又没有出过门，不知世界大势。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我都不懂得。我只知道中国弱，中国穷，中国乱，中国要富强，要统一。那时安源也有中国国民宣传刊物，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我看到一本建设杂志，觉得内容很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所以我想参加中国国民党。暑假放假前，向五九因□□□□□□□□□□，我便要同他回长沙去。当时第三校主事黄五一、方与榘同志都留我，我仍然要走。到长沙，我在麻石巷会见蔡和森、向警予，谈到入党事。向警予说她和蔡和森没有加入国民党，何叔衡和夏曦是加入国民党的。因为共产党党员有入国民党的，也有不入国民党的。我和向五九去找夏曦和何叔衡，他给我们十本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十本国民党党章。我们便回县作国民党活动。
［按］向五九（1902—1927），湖南溆浦人。1919年考入长沙一中。1921年5月9日，被校方无理开除；遂改名“向五九”。不久，被毛泽东介绍到长沙文化书社供职，后又考入湖南省立一师。1922年春，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随向警予回到溆浦。1927年1月，中共溆浦县委成立，向五九任宣传委员。1927年5月24日，驻溆湖南省警备旅旅长陈汉章奉省府密电，在溆浦县城制造了“敬日惨案”，向五九等十九人被杀害。
向警予（1895—1928），女，原名向俊贤，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1928年3月20日，由于被叛徒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口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向警予先后出席了中共党的二大至五大，并当选为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年5月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36年毛泽东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向警予、向五九与陈寄生是有交际的。1968年12月10日陈寄生狱中交代说：“向五九在一师二部读书，他寄我很多毛主席主办的文化书社的共产党理论宣传小册子。向警予从法国回来，在溆浦和我见面，就送我她和蔡和森主编的《向导杂志》六期至十期，叫我学习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我既然打算做革命活动，首先便要摆脱家庭的系累。我的女人看见我态度的转变，知道我要离开家，因之她才灰心失望，在1924的冬天服毒自杀。丢下一个儿子六个月，女儿两岁半，我也不管，托给岳母、妹妹、哥哥，后来这些儿女的一生不幸，就是由于这样的根源造成的。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没有打倒地主，没收地主土地，所以我便在溆浦同陈老二合作，去打倒另一派地主陈老五和钟质文(陈老五就是陈其桔的父亲，那时他任县议会会长)，来参加地主夺取政权的相互斗争。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溆浦为黔军匪军杨锡钧所据，暴敛苛征，残暴凶恶，和张玉琳相同。陈老二强迫我任五区桥江区总一个月。我的捐派都集中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身上，不许乡村按粮摊派，因之丁汝康的二哥恨我最深。我因抗捐，被杨锡钧捆吊在旅部。释放之后，我便逃至长沙向蒋介石唐生智和国民党省党部控告，杨锡钧才被调走至常德解散；并由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枪毙在溆浦作恶最多之连长和副官长。我在长沙就近出席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选出委员长易礼容和滕代远等为委员。开会时，对农民运动纲领和议决案，已提出消灭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回县以后，溆浦县农会县党部已提出打倒陈老二口号，我不同意，我退出县党部，至高小教书。陈老二已被杀，刘绩成回溆浦任特派员，才要我出来办农民运动讲习训练班。长沙马日事变（后），溆浦同志刘绩成、向五九等人皆被匪军陈汉章所杀。这一天我因事未参加开会才不死。逃出溆浦至武汉，住一月，武汉开始反动分共，我才逃到上海依向达。
［按］张玉琳系湘西地方悍匪，1950年被我人民政府镇压。陈寄生“不同意”县党部打倒陈老二，“退出县党部”“至高小教书”。性格即命运。由此也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刘绩成（1895—1927），湖南溆浦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曾入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1月任中共溆浦县委书记。1927年5月24日，刘绩成与向五九等十九人被陈汉章所杀害。
1928年一月，由苏拯介绍到江西，因江西朱培德犹未明目张胆的反共。我在第九师政治部工作，任科员，军队开至吉安，始知去永新、宁冈反共。三月，政治部派我至永新任前方办事处秘书，做反共宣传工作，我始知此地共产党之领导人为毛主席和陈毅。伪师长又指派我为军法会审政治部代表，参加审问农民一次。军法会审主任委员为军队李秘书，永新地方反动绅士委员为李策安。李策安说这个农民曾经仇杀过多少人，他主张杀。李秘书不肯，李策安反对甚力。李秘书问我，我说呈请伪师长核定。这个农民后来的结果我不清楚了。五月，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会师，回攻永新、宁冈，伪团长刘某阵亡，伪师长杨如轩负伤，我等先一日回吉安。回政治部后，因和同事意不和被免职。在吉安住一个月，接到朋友武育干介绍信，才于八月去河南开封依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邓飞黄。邓飞黄为武育干朋友，此人重旧谊，以后二十年待我如亲兄弟骨肉。此人为邓力群之兄，1953年在汉口病死，至今仍难忘其待人之厚谊。
［按］这里的苏拯为何方人士，不详。以陈寄生的性格，“和同事意不和被免职”是可信的。武育干（1898—1990），湖南溆浦人，著有《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中国关税问题》等，被视为中国国际贸易学开拓者，1949年前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等。邓飞黄（1895—1953），湖南桂东人，邓力群之长兄。1924年邓飞黄加入国民党，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系，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后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当年，武育干把陈寄生介绍给了邓飞黄。
我自己既不知马列主义，也不加入共产党，但我反共是不愿参加的。南方各地都在反共，所以我才到北方去。我相信冯玉祥，我想依附冯玉祥。邓飞黄是汪精卫派，冯玉祥不相信他。1927年汪冯合作反蒋，我去孙良诚政治部参加洛阳之战。1930年，阎冯汪又合作反蒋，我又去北京依附邓飞黄，成了军阀混战和政客的御用走卒。扩大会议失败，我去山东正谊中学教学，暑假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借得王国维先生的《静安文集》，始渐有志于历史考据之学。年假前，参加学校反对校董杨佩如。不久，淞沪事变起，我又参加这一运动。那年，山东主席韩复榘大捕人，我因在范县乡师，未被捕。暑假后，为避祸才去南京找邓飞黄。在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任津浦铁路教育委员四年。汪精卫遇刺，改组派下台，我失业回溆浦。1936年（原文如此）抗日战争起。我在溆浦筹办乡师。一年（后），因和丁汝康、陈抡、高澄碧意不和，乃辞职。
［按］“扩大会议”即“北平扩大会议”，是1930年8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由“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谢持等反蒋势力共同组织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临时权力机关。会议推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等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组织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但由于中原大战结束后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北平扩大会议迁至太原，最终因反蒋战争失败而终结。
丁汝康、陈抡、高澄碧均为溆浦县乡师教师。
1939年，我的前妻冯如芸欲回云南，我送她到贵阳，因去重庆找工作。这时童紫剑已先到重庆，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调查室工作。他约我去调查室，将来可以任巡视员，至各地视查（察）。这里的第二科科长曾敬持过去在吉安已曾相识，所以我便答应了。这时政治部部长陈诚，因为不了解全国所属政治部情况，因之总务所长庄明远向他建议，组织调查室，成立通讯机构，以作个人耳目。各部队政治部通讯员，均为战干团学生，作为自己骨干；又在各重要地区设立调查站，就近调查附近部队中政治机构人事情况。后来通讯范围扩大，凡政治社会敌方以及异党活动（共产党为主）都有报告。我在调查室等待四个月，至九月一日才请派至西北去。西北是历史的发源地，是中国民族战争盛衰存亡的关键，所以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到西北去的任务，是约通讯员和建立五原调查站。这时国共已合作，我也想去延安看看刘少奇委员长和黄五一、李树彝诸同志。去时还兼为《扫荡报》通讯记者。1939年十二月，我到了延安，见到毛主席，参观抗日大学和女子抗日大学，在延安住一个星期，然后才到绥远、宁夏、甘肃、青海去，一共十个月才回重庆。这时调查室已撤销，陈诚已辞职。陈诚是被贺衷寒攻垮的。离调查室后，我想到西康去依靠刘文辉作边疆民族研究。在成都和刘文辉谈不合，因在成都失业。1941年由亲戚邵石痴介绍在成都建国中学教书半年，下年至四川屏山中学教书一年，曾至凉山考察倮儸民族。1942年十月由郑震宇介绍至重庆见伪教育部次长余井塘。郑震宇是龚励初的同学。余井塘介绍我至边疆学校研究二年。1944年，余又介绍我至康定师范教书一年。我在此三年中，搜集边疆民族研究资料甚多。
［按］童紫剑（1892—1966），湖南溆浦人，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1926年曾任溆浦县教育局长，1928年后辗转上海多地任教，1931年任中央大学商学院事务员。“一•二八”淞沪战争后投奔19路军。1935年由宁转沪去港，会见了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参加香港“大同盟”爱国阵线。抗战时期，曾任职国民党170后方医院(湖南邵阳塘田市)监理员，中校军衔，1947年解甲归田。1949年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谌鸿章等取得联系。1950年后，先后任溆浦县建设科长、怀化县水利局长等职。1958年6月被处分，回乡自谋生路。1966年病逝，1979年平反改正。
邵石痴，本名邵德铭，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任四川省政府驻蓉办事处主任，与刘文辉关系密切，并与刘文辉一起组织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创办进步刊物《大学月刊》和《青年园地》。至于怎么为陈寄生亲戚，不详。龚励初（1906—1963），湖南溆浦人，教育活动家，曾任职溆浦县教育局长、省参议员、省立长沙一中校长、省立九中校长、长沙兑泽中学教员等。国民党员，与陈寄生关系密切。
日本投降后，我回溆浦，在省立九中教书四年。反共战争我极痛恨，因之伪宪戡乱我都不参加。解放时，童紫剑、张则生约我任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主任秘书。任之来，我仍回九中教书。因思想顽固，对社会主义集体思想抗拒甚力，所以次年被学生反对离职。闲居半年，1951年才去安江高农（安江农校）教书。1952年思想改造，因调查室一段历史无法交清，乃送去湖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至1953年十月才派至晃县（今新晃县）中学教书。1956年安江肃反学习，请组织调回溆浦工作。因为年已衰老，不愿死在外县，在家有亲戚来往，家庭便于照顾。回溆浦一年多以来，因在大鸣大放时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斗争四个月，这是我很对不起新社会的。
［按］任之，河北遵化人，1949年10月—1952年8月任中共溆浦县委书记，南下干部。其他不详。省立九中1938年从沅陵迁来溆浦，1952年改名溆浦一中。
我出生在封建社会里，小时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没有学过外国科学，不知有世界大势，不知马列主义远大的理想。自己恬淡少欲，厌弃功利思想。只想退居深山，不闻外事，做一个自然派厌弃世事的人。这是一种极反动的消极思想。现在党不嫌弃我，还肯教育我，我是很感激的。
（陈寄生印章）
1958年4月6日
那个时代“社会运动”多，公职人员几乎每年都要填写“履历”。陈寄生是教师，教师是公职人员，况且已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全面开展“整风运动”，自然要填写一份《干部履历书》，交代自己的历史，尤其要交代自己的思想改造状况。这份“个人检讨”栏下的文字，是“履历书”的重中之重。从这篇随手写下的“检讨”文字看，其漂泊而复杂的一生，虽寥寥数笔，但勾勒完整，不卑不亢，坦诚磊落。把复杂的人生，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如实道来，也许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当然，他性格耿直、孤傲与倔犟的一面，也一览无余。
三
按照1955年12月29日国务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文件规定，1895年出生的陈寄生已过六十周岁，为何不给他办理退休？原因不明。
陈寄生1958年4月填写的《干部履历书》，说他学历“高小毕业”，家庭出身“小土地经营”。曾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作短期中国民族探源研究”。填报的家庭情况是：土改前，“靠教书生活。硃沙溪有田八亩，系哥哥代置作（前妻）儿女食用之费。曹坡有房屋半幢。田系出租，儿女依大哥居住。自己薪水，存正大号代购油盐片糖，计有妻子一人，儿子二人，家中共三人”。土改后，“原有土地不动，妻子回硃沙溪居住。与长子分居，雇工耕种三年，我仍在安江高农及晃县中学教书。”现在“长子已死。现有妻子一人，儿子二人，女儿一人，我自己在内，共五口人。儿女都很小，妻子能出工，但出工很少。因儿女小又多”。
他的主要社会关系，陈寄生有这样的交代：和自己有关的亲友“大半已死”。现存者四人，其中有“向达，亲戚，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民盟分子。既为亲戚，又为朋友，关系密切。”这时，向达已被错划为右派。还有童紫剑、龚励初、佘策源，以及个人履历的证明人刘少奇、邵石痴、凌纯声等，这些也许都算有头有脸的人，这里不赘。回答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训练和运动，他说“国民党时代未参加过任何训练。解放后参加的有中学教师学习会审干学习，土改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大学习一年，肃反运动，整风学习”；并交代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填写这份《干部履历书》时，陈寄生已63岁。尽管他活了76岁，但此后十多年，他基本上都在牢狱中。
先看看溆浦县革命委员会“溆革教(1980)190号”文件吧：
关于补发陈寄生安葬费的通知
溆浦一中:
你校原教师陈寄生，男性，本县新田公社双其大队第七生产队人。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六年，后因重新犯罪，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加刑两年，刑满回家后，又因现行反革命罪，于六九年四月判刑五年，回村执行。一九七一年死亡。陈的问题经复查，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七九年予以改正。陈三次被判刑，经溆浦县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十月重新判决，撤销原判。根据党的政策，经研究，补发陈寄生安葬费150元。
溆浦县文教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四日
读这份二百余字的“补发陈寄生安葬费”150元的公函，可知1957年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可惜，陈寄生没能等到这一天，假若地下有知，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陈寄生在1957年“鸣放”些什么呢？根据案卷材料，5月19日他在全县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说专政与民主的关系。“就目前情况来看，人民要求民主，有些人不习惯”。5月23日，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说：“我们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昨天我们就钻了牛角尖，我建议我们要就事论事，如推广‘青森五号’早稻，使农民减产，结果造成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这矛盾是人为的，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造成的……”“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可农民却是目前最苦的一个阶层，他们生活不能逐步提高，反而因天灾人祸陷于困境。”“寒冬里，农民大都穿着单薄，雪里来雨里去，一身冻得冷索索。夜里没有棉被，只得蜷缩在草窝里……”
1957年6月，在全县教职员会上他说：“教育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强迫方法，一种是说服方法。我认为前者很好，几十年的经验证明，用前者教出了不少革命干部。”8月22日在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上，他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说“过去对人民的概念没有讲清，因此肃反搞错了……”11月6日，他在一个小组鸣放会上说：“几年来，老师受了两层骂，一是学生骂，一是领导骂。老师不是老师，是老妈子，我七八十岁为什么还当老妈子？不当老妈子就要饿死，你想要负责任，上面有老爷太太压着你，下面有少爷小姐骂你。所以我的思想是苦命的，要我与你们一样是不行的。我不跟你们走，我有我的一套，我还要活几年，讨你们几年嫌。”11月12日，他在小组会上继续鸣放：“党的领导是明辨是非，而我校党的领导是外行，不能明辨是非，他们怎么能领导好……”
最后给陈寄生的结案材料说：他给学生出作文题时，讽刺新社会。在批改作文时，他把学生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词句一律删掉，认为是标语口号。在整个反右中，他千方百计企图滑过去。全面揭发时，他压制别人揭发自己；在批驳时，他捏造事实，狡辩抵赖；还对群众发脾气，拒不交代，或避重就轻，经过三次群众大会斗争，仍在目的、动机上含糊其辞，张冠李戴。当然，一顶右派的大帽还是严严实实地戴在他头上了。
打成右派后，陈寄生被开除教师队伍，下放到桥江公社河底江大队劳动改造。一个63岁的老人，满腹经纶，却落难至此，其内心痛苦是肯定的。以他的性格，说些牢骚话也是可能的，但在那个年代，又是一个右派，怎能不被重点“监督”呢？1958年11月7日，溆浦县人民法院(58)刑字第736号刑事判决书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陈寄生六年有期徒刑，所谓“反革命”，就是上述“个人检讨”中所交代的内容。判决书最后说：其解放后思想一贯反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于1951年在安江农校教书时，给学生出反动作文题《漆黑的一夜》；特别是趁此次整风之际，猖狂向党进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人民教师事业，攻击农业合作化，并公开诬蔑说“肃反搞错了，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教师队伍不要党的领导，靠拢人民是投机……”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斗争中又抗拒交待，影响极坏，手段毒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云云。
仅仅三个月之后，1959年2月又被加刑两年，理由是“投入劳改后，表现很坏，不但不认罪伏法，反而坚持反动立场，多次在犯人中蓄意歪曲党的政策，说“人民政府不人道，对犯人实行残酷劳动”，“劳教政策是残酷的劳改”。审理中还拒不交代，情节极其严重。服刑从1958年10月30日起至1966年10月29日刑满。
“三年困难时期”全民饥饿，何况一个劳改犯呢？陈寄生饿得皮包骨，神情恍惚，走路跌跌撞撞，看着来日无多了，于是通知他家人接回调养。经过两年多的调养，身体慢慢恢复，于1964年又被收监，送至岳阳劳改农场继续服刑，直到1968年春才刑满释放。
在十年“文革”中，除了好人，坏人还有“二十一种人”之说，“地、富、反、坏、右”是排头的黑五类。陈寄生是反革命，是右派，是劳改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挨批挨斗，理所当然。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够难受的。他狱中坦白交代：“写反动诗词，我解放后十多年是没有间断过的。所以在诗词中，大多数流露出自己的被屈辱，都是现制度给我的。自己只有悲观失落，无人生趣味可言。”“前次，在刘家洞开斗争会，我被捆到这里，精疲力竭。斗争时跪在砂堤上，更是痛苦万分……”回到家里，他万念俱灰，去死嘛，心又不甘。于是把十岁的儿子叫到跟前，让儿子在《毛主席语录》本上写了几句：“打倒XXX！”“中国的赫鲁晓夫万岁！”“刘少奇万岁！”而当时，刘少奇已是被揪出的最大的走资派，是叛徒、内奸、工贼……于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1969年1月又被判了五年徒刑（1969年1月30日至1974年1月29日止）。鉴于陈寄生时年七十又四，年事已高，就给了个“回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
陈寄生的孙女儿陈菲和陈营告诉我，此后，针对陈寄生的铁拳更是凶狠了，隔三差五被反绑着双手拉出去，批斗时往往还挂上二三十斤重的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劳改犯陈寄生”——要是他没有高大的身躯，肯定是杠不住的。有好几次批斗回家，他体力不支，躺倒床上呻吟不止。有一次批斗回来，头昏眼花，饥肠咕咕，他想吃点什么，可揭开锅盖什么也没有，因为妻子生产队出工没回来。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真想大哭一场，但听到门外有人经过，只得静默，强忍泪水——那时的“反革命”哭，也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
1971年7月18日，是陈寄生结束生命的最后一个日子。劳动了一天，晚饭后又突然通知他去大队部开会，被批斗回来，已近午夜了。他想自己这一生，不但没有给妻儿家室带来什么，反而连累了他们；“五类分子”家属不好当，处处地方须“夹着尾巴做人”。妻子一字不识，看到他写字就夺下他的笔，生气地说：“你还要写，写，难道你还没有受够吗？”儿子拿起石头打他，以示“划清界限”，他也理解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去死，哪怕在战火不断的混乱年代；可这时候，他实在不堪凌辱和折磨，想一死了之。死是容易的。他却哭了，不舍的泪水，打湿了床头……第二天早晨，女儿陈德容起床看到他吊在房梁上，惊叫一声：“是谁又把我爸爸吊起来了？”其实，是她父亲悬梁自尽，去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曾经蓬勃向上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四
陈寄生是去过延安的，见过毛泽东、王震等人。
1939年，陈寄生前妻冯如芸要回云南，他送到贵阳，转道去重庆找工作。这时溆浦老友童紫剑已先到重庆，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调查室工作。童对陈寄生说：“你可来调查室工作，可以当巡视员，可到各地视察。”他一直对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很有兴趣，于是就答应了。
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陈寄生任职调查室巡视员，曾到西北历时十个月，先后到了内蒙、陕西、绥远、宁夏、甘肃、青海等七个省。等他回到重庆，调查室已解散了，他不得不去成都建国中学教书。巡视西北期间，他去了延安，在延安住了六天，并见到了毛泽东。他在1958年的“个人检讨”中曾简略说到此事，1968年入狱后的交代就更详细了：
……
我在西安等车最久，谷正鼎曾叫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问是不是有车去延安。我在西安到八路军张经武那里问过车。后来曾敬持来了，我才随同他们搭阎锡山兵站总监的车子去的。这车开到陕北洛川翻了，曾敬持负了伤，我在洛川停留一个多月服侍他，我才得车子去陕北。同车有教育部一个督学一个视察员。
头一天歇甘泉县，这里原来是共产党边区政府的地方。陕西伪省政府，强迫又在这里派一个姓杨的县长来。共产党诸事退让，还叫他管一条街，又划一个乡叫他管理。他还在这里叫苦叫屈，说他不能行使县长的职权。在这里，我和教育部的督学，还到边区的县长那里去了……
第二天中午到延安，车停在交际科门口。科长金耐问明我们的来意。教育部督学姓张，有个儿子在重庆读书，他要抗日救国，所以他跑到延安来进抗大。张督学要来看看（儿子）。一小时后，他们父子相见了。我是用《扫荡报》记者名义，请求在延安见见毛主席，也得到了允许，所以我就下了车，住在西北大旅社窑洞里。在这里，邓飞黄有一个弟弟邓力群，也在延安，我要见见他。第二天他来了。我告诉他的哥哥几家人的情况。延安生活苦，每人每月只有一元零用钱，我送了他四十元法币添制衣服。延安是派古从军同志招待我的。古从军，广东人，岭南大学学生。第二天下午，他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在重庆出发（前），政治部《扫荡报》经理何联奎来约我做外勤记者，沿途写新闻材料寄报纸发表。我用“天马”笔名，沿途都写有新闻稿，寄交调查室看后，然后送报社去发表。我在延安见过毛主席，也写了一篇《在延安谒见毛主席记》的文章寄报社。这篇文章在1939年12月或次年1月报上登载的。
［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成立于1936年1月，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1937年1月，招待科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设在延安城内大东门。后招待科多次易名。1939年，交际科改为交际处，下设秘书、联络、招待、总务等科，招待科长为金耐。陈寄生将招待科误为交际科。
《扫荡报》是中国国民党主办的报纸，历经多次更名与迁移，宣传抗日与国民党主张。抗战胜利后改名《和平日报》。1950年停刊。
毛主席我是1927年1月在长沙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见过的，到现在已是十二年了。他为革命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岁月，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了。他在会客窑洞内接见了我。他穿蓝色工人的棉制服，当时是以边区政府主席（身份）来接见我的。他发表他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团结救国的伟大政治主张。他希望全国爱国人士都到延安来，看看延安诚心救国的真实情况。我在谒见他的时候，我把和向五九、向警予的关系说明以后，我又向他谈到在开农民代表大会时情况，于是他对我更亲热起来。他和（我）坐在一张沙发椅子上，谈起很多的家常话来。他说他在延安的生活，他说已生有一个小孩子。他说他表哥从湘潭来看他。他说他一个月只领一元钱的零花费用，他的香烟是由公家开支的。可惜我在当时抱着一个要偏（遍）游西北研究中国民族西来的宏愿，未能留在延安……
我在延安住到第六天，一个人孤身不敢行走。我有点着急了。第六天，我正在散步，遇见了黄东楼，我就高兴起来了。黄东楼是我们在重庆同车到西安的。他是湖北黄陂人，参谋本部蒙藏语训练班毕业的。我们在车上谈话……谈得很亲密。现有了同伴，所以我们就请交际科代雇了两匹毛驴到绥德去。
绥德是由陕北通山西的军事要冲，共产党在这里设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震将军，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国民党在这里设有专员公署，专员何国柱，政治部主任段南奎。我到绥德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冲突极尖锐。何国柱在黄河渡口吴堡扣留了共产党三千元银洋，王震要他退还，他不肯，因此王震用兵力威胁他，他吓得不敢见面，悄悄地跑到重庆去了。我到绥德这一天，段南奎代理专员邀请袁任远吃饭和解这一事件。袁任远在席上认识了我。他邀我去司令部看他。第二天我去看他，他介绍我和王震将军见了面，谈了话……
这份交代材料的落款是“劳改犯陈寄生写于桥江公社，1968年12月9日”。
圣地延安，与陈寄生有缘，却没有结缘。有人说，假如他当年留在延安，也许命运是另一种结局了；但历史没有假如。历史往往是诡谲的。也许他命运更糟糕，很可能还活不到1970年代，甚至活不过延安的“整风运动”……
五
我决定写陈寄生之前，联系到陈寄生的儿子陈德完和陈德宏，了解到他家的一些情况。陈寄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贺碧兰是表亲结婚，贺服毒自杀后，所生一儿一女，儿子陈德镠，有智障问题，没结过婚，1957年去世，时年33岁；女儿陈德旋，结过两次婚，有儿女，但家境差，温饱一直成问题，1976年自缢身亡，才55岁。第二任妻子冯如芸，昆明人，1939年与陈寄生贵阳一别后，生死两茫茫。冯生有女儿陈德宁，直到2008年从福建来溆浦寻亲，才知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陈寄生。第三任妻子颜腊英，与陈寄生结婚时年仅十八岁，比陈小了三十多岁，育有三个子女，儿子陈德完、陈德宏，女儿陈德容。前两任妻子，在陈寄生“个人检讨”中都有交代：“我既然打算做革命活动，首先便要摆脱家庭的系累。”他“摆脱”的办法就是不管妻子儿女了，独自离家出走。后来，他的妻子贺氏“灰心失望”，不久就服毒自杀了。才六个月的儿子和两岁半的女儿，就丢给岳母、妹妹、哥哥不管了。从这里，即可看到陈寄生当年对妻儿的冷漠无情，也可看到他豪情万丈、投身“革命”的大丈夫气概。
三十多年后，他忆及贺氏妻儿时承认，“后来这些儿女的一生不幸，就是由于这样的根源造成的。”但于事无补，他不仅毁了最初的家室，自己的人生也是一败涂地。1968年12月，他在第三次被判刑的交代材料中说：“解放以后，党对我留用，赤忱地争取我，教育我。我一味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党的教育。1950年，我不肯参加学习。在反右斗争时，我不肯低头屈服，诚心认罪。劳改八年，始终消极，对社会主义社会无热忱，留恋旧学术。在文化大革命中，破旧立新，因为旧的打不破，新的思想就建立不起来。所以才成为‘二十一种人’，成为人民专政的对象……”
陈寄生年幼丧父，成人后母亲又早亡。虽然祖父、父亲都是秀才，但到他时家道衰落。他只读过五年小学，但旧书读得多，旧学底子深厚。我知道他有一部《夷夏考源》，书稿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散失了。南昌高校段祖青博士因为撰著《向达年谱》，兼及陈寄生的资料蒐集，他发现陈寄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撰写了大量历史考据文章，如《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皇帝族地考》《“黑水国”古城探异记》《甘肃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四川神话，杜鹃与乌龟》《安氏土司兴亡述考》《罗罗为中印民族桥梁刍论》《考黑番得姓来源:中华民族融合史实之一》《屏山“安氏土司”政权之由来及其覆亡的经过》《大凉山的边缘:去西宁沟程途上》等等，这些文章多发表在《新中国》《东方杂志》《现代西北》《中国边疆》《风土什志》等杂志，影响不小。段祖青先生告诉我，陈寄生的论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肯定还有不少，完全可以编成一个集子出版。我想，假若陈寄生能有正常的生活，有正常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也许他能在学术研究的王国里有上佳的成果。
陈寄生对于学术的热爱，无论是在颠破流离的旧时代，还是在运动不断地新社会，他都念念不忘，交代材料里也不忘加上一句“留恋旧学术”。他交代材料里还有这么一段话，更能看出他对学术的执着：1940年代初，“我因研究边疆史地，由福建郑震宇的介绍，在重庆伪教育部谒见了余井塘。他是陈立夫的主要助手。这时陈任部长，余任次长。余介绍我到边疆学校研究部工作两年。我对边疆民族和中国民族的一元分化路线找出来了。使我知道夏人就是西藏人。东夷就是凉山倮儸——白夷，南蛮就是大凉山倮儸黑夷。余井塘还介绍我到西康康定国立师范当过教员，是我对西藏民族能进一步得到地理历史的实证。”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事。他先是请邓飞黄、向达介绍给历史研究所，都遭到了拒绝，所以他才转向求教育部的余井塘。今天看来，也许他的研究是阶段性的，未必被学界十分看重，但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陈寄生的《夷夏考源》完稿后，1950年他给毛泽东写信问询政府“是否需要史地研究人员”。至于他是否将书稿也寄去中南海了，不得而知；如果寄去了，也许此稿在将来的某一天会重见天日。他的问询得到了毛的回复，但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陈寄生当然知道，自己对史地考据的兴趣，是来自读王国维的《静安文集》。王国维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他也不会，“一生研究史地”的必然结局也就是“徒费精力”了。于是，他彻底死心了，人生的悲剧也就这样酿成了。1958年后，他基本上都在服刑，直到1971年死在刑期中。
今年8月是陈寄生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悼念这位被历史遗忘的、生不逢时的乡贤！
2025年3月至4月完稿于广州、长沙
（原载《随笔》2026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