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恐龙胃”与“物理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0 次 更新时间:2004-11-22 13:36

进入专题: 王开岭  

王开岭  

一位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们为何那么嗜吃喝?那么多时间、精力花在陪吃、招待上?换句话说,为什么独对食物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人贪污”之嫌、往往不被纪律和司法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各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有的甚至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另外,官员们毕竟属工薪阶层,在外蹭一顿饭局,吃得过瘾不说,至少省了家里一顿饭钱不是……   

应该说,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另一事实是,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富裕人群中,不同样存在狂饮豪嚼吗?甚至更变本加厉,乃至到了“什么都敢吃”、“吃无敌”的“黑吃”、“恶吃”、“海吃”、“暴吃”的地步。   

不错,相当比例的中国人的确被穷怕过、亏狠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匮乏、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地视作一种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机械补偿吗?若仅仅这样,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可乐观了:只要经济发展了,物资丰裕了,“恋食症”即迎刃而解、自然痊愈。可事实根本没这般简单,如果把超常、无度、贪婪的物资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民族漫长的贫穷与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当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曾见一份报道:“深圳一天吞掉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流行的则是吃鸟,数年下来,原本种类繁丰的海南鸟族今已伤残累累、羽光凋零。事实证明,在物资富裕程度已足够高的人群中,人生的“物化”价值倾向不仅没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膨胀和愈演愈烈。这一点,在深受汉文化浸濡的港澳台、新加坡,体现得更充分。   

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珍稀类)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在中国菜的餐单上,你尽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脑、熊胆、寿龟、鹤鹳、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扬子鳄……“四条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么都敢吃。”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一种恐怖,一种“暴力饮食”、“犯罪饮食”、“地狱饮食”,大概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癫狂。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深不可测的胃!   

我想,仅仅大还不要紧,重要的那胃里都装着些什么?可怕的是,里面竟有那么多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那简直不叫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坟墓!   

什么样的胃呢?大概应叫“恐龙之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价码、档次稍“寒碜”点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会餐、会议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暇聚、联络感情,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个城市哪级政府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财务账本不赫然登着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条、贷款、项目、公章……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豪迈、能量、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撞杯的一刹那方石破天惊地乍泄,似乎也只有在酒精中才可升腾到沸点。西方自然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是远离饭局的,即使生活中的朋聚小饮,也多采用“AA制”。   

前几年,据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几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实在举不动更高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实在令人咋舌,但更令人不解是:这究竟算什么?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世界巨贾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价值可能体现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但同时也把降低物耗、拒绝浪费、节制欲望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和操守。他们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产值税、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捐助教会、资助公益事业、设立文化基金等。据几年前的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总有一千四百亿美元以上,而致力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就有三百多个,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即二三十亿美元……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百分之六十八,加拿大为百分之六十五,英法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九……不久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曾表示,愿将遗产的绝大部分捐献给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仁慈、慷慨等思维习性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深层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价值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中丰富的审美含量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现着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蜷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爱情、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与变态欲望的疯狂膨胀和大肆流布……比如饮食,西方人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从而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吃多少取多少,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碟数”、“排场”和“规格”。变幻缭乱的山珍海味、野馐奇佐,甚至成为一种炫耀财富的资本。“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什么价”。吃并不仅仅满足生理的需要,更反射着主人的心理和社会欲望,“胃”似乎同时兼容着“大脑”“脸面”的特殊功能……双方的质别,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比拟,而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方面去检索,去界定。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和权力的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空母舰”之类的“事迹”,即这种交易的成果。所以,“反吃喝”便也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紧要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招待费、从官员们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确也反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特色”。听说过一件事:一位省级领导到基层县区视察,嫌工作餐“不标准”,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城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大讲“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府急忙调车,由一位副县长亲自带队,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从几十里外的市区大饭店借来餐具、厨师和菜料。已备好的酒席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若摊上西方人的智商,是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和青睐,惟独于头脑却漠不关心呢?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而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深宫闺庭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吏中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李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牵进了厨房……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辽阔、遥远的生命理想和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往往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而积垢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中国的人文现代化才真正苏醒罢。   

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算术化”,文化品质中缺乏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的价值目标。亦即说,这种对食物的大幅欲望和超量需求,显露的是一种陈腐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一种对人生的物质化理解和顽固的生理消费模式——“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食物需求,不过乃物质需求之最浮表最直观的形式)。这和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贫穷表现出的是一种“物化”,富裕昭示的也是一种“物化”,落魄时对金钱的吝惜及疯狂追逐反映了对物的倚重和迷信,而发迹后的大肆挥霍与炫耀亦源于同样的“拜物”情结,一脉相承,前后并无二致。不知不觉中,人生的成功标志即:对物质和权力的占有程度(权力,说到底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间接的对物的占有方式)。   

欲望物质化、信仰物质化、交际物质化、权力物质化、艺术物质化、情趣物质化、操守物质化……人生面貌全方位的物化,说明了什么?   

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科学的现代理性意识。而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宗教感”和理性态度,缺少了对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功利思维便失去了制约,欲望便失去了底限。

在对自然的态度和饮食等生活习惯上,西方人奉行“节约”和“绿色”原则,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成熟的现代理念,一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理性的历史变迁看,随着工业革命和进化论、唯物论的兴起,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以降,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世界皆为人设计”、“万物皆备于我”),它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占有欲和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人的传统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语)但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破坏后果之后,人类那种“胜天”的狂妄与霸主自信开始受到怀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平”,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类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使劲推向高处的努力——纯粹徒劳!大自然有其天然自足的能量系统、生态平衡和链条法则,万物皆平等皆合理,任一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大自然全身的疾病,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一次重创和削弱,都是一种自虐狂的态度。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文明的反思,批评物对人的压迫,抗议工具对人的异化,并逐渐生长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大地伦理”与“自然和平主义”!“任何事物,只要它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它不再仅仅从人群内部系统来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边界,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从而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标准,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研究机构、动植物保护协会、环保基金、“绿色和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生,正是这一伦理的应诉表现。   

遗憾的是,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所带来的初级好处,只顾惊羡和崇拜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西方文化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反思。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仅是现代理性对“工业暴力”反思的结果,亦非完全出于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同时起作用——甚至起根本作用的,竟是西方传统文化中最具底蕴和主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最接近“大地伦理”的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懂得感激和呵护,懂得小心翼翼地善待一切,尤其善待自然和弱势生命……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等,其精神都有一个共同核心: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和承让,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对苍生的仁慈与悲悯,倡导万物和平……这恰好构成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克尔凯郭尔也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   

对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精神皈依方面,基督教仍发挥着终极作用,但它已更多地被一种温和的“泛信仰主义”——即“宗教感”状态所替代。历经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理性冲击,基督教本身逐渐背叛着它作为统治意识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的精神形态——从“固体”的历史格式向“液体”的心灵格式的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单纯的“禁欲”走向一种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追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品质的寻求与塑造。由于人格化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其传统工具意义上的剥削作用,相反,她愈来愈多地变成了一种赋予和施舍,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和能量……这是一个从严酷走向温柔、从愤怒走向宁静、从喝斥走向慈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理性和谐地组成了“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文化生态。宗教的神性作用,有效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文明构建方面的不足。   

或许有人会问:即使没有宗教在场,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手段,就不能建立一个优美和有良知的绿色生态社会吗?前景不容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严禁滥伐和过度开采等方面,虽然我们在宣传、监管和打击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的制度,似乎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欲望。   

科技本身乃实用的产物,是以维护人的消费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为使命的,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的功利原则,甚至还巩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它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然是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怀疑和推翻它。在社会约束力上,惟一超越科学理性和法律的即信仰,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与神(宇宙意志)的一种共谋和共享,乃最高的自然法,乃最原始意义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她传达的不是人的意志,而是永恒的神之律令,其神性尊严和权威乃天然的,无须假设或人工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价值,只有历史性、时段性和区间性,它们的实际威严也远远低于宗教威严。比如一个人可以不承认、不服从历史性、集团式的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上帝”俯首。我们亦不难发现,在宗教传统资源较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了那些无神主义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社会民主程度和知识理性水平都已非常高,但由于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已严重到了可怕的地步,近来在“捕鲸”问题上所表现的自私与贪婪已令世人震惊。   

和制度、法律所凭借的外在强制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于“心”,在于精神!事实无不在提醒我们:惟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营救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比如,我们倡导“绿色消费”,可细察便发现:所谓的“绿”,只停留在食品是否染有化学物质和残留农药、饮食是否安全、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等“利己”层面上,丝毫没触及“是否最低限度地消耗资源”、“是否有利于物种安全”等本原问题——也就是说,一旦排除了“有害”嫌疑,我们就会大胆地生产、尽情地挥霍。而我们的“环保”,无不以“担心损失”为心理基础,只是在以“否则”的利害权衡方式暗示眼前的危险,并非真正尊重那些自然对象。比如急急火火的植树运动,是因我们遭遇了空前的沙尘暴袭击和干旱;比如专业人士发出警告:一个物种的消失,很可能使人类失去医治某疾病所需的基因……不难预测,若始终以这种“人类中心”立场来确定保护名单和紧迫性,即使暂时取得一些效果,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类会经常根据自己的眼前需要和实际利益,在保护范围、程度和缓急方面拟定一种“可比性”,会通过计算方法在“实用性”和“利弊大小”上做文章,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能为人服务”的理由,最终放弃对一些物种的承诺。比如在修建一座水电大坝和保护一种鱼类间作选择的话,决策部门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并非保护鱼类不重要,而是建大坝“更重要”,更有益于时代生产力,更现实地服务和满足于当代人!说到底,这并没有跳出“人类中心论”的窠臼,我们并没有真正把“物种平等”“尊重生命”纳入自己的日常信仰,这种对他类假惺惺的关心不外乎一种变相的“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今天对物种的保护与过去那种虐杀的态度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   

而在西方,这样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的不满。美国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关心的不是受到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到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来寻找保护濒危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性很微妙……从物种间的关系看,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用的材料或供人类娱乐用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其他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完全从利益的角度来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主义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我们需要的不是精明,而是对生物圈地球的责任心。”即使“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这样的利他伦理,也只是在人类集团内部发生的精神行为,对人之外的物种毫无意义。人们——哪怕道德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对其它生物、对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触角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基督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上再发达,也只能算是临时处理了人与自然间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难度就在这里。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顽固的“实用”和“拜物”情结。尤其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道教化,中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世俗性的东西,重实际、重功用、重物性、重得失、重利弊……从传统的儒(治世)道(养身)经世到近现代“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实践,无不是一种对物质主义的阐发。和欧洲相比,中国从来就缺少天然的宗教资源,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文化虽在近代开始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之“灭洋”,都验明着国人对宗教的误解和恐惧。而中国惟一的本土“类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服药、房中术、念咒、画符、掐诀为道具,以养生延年、富贵长乐、肉欲满足为取向……此不过世俗精神和玄学方术的媾和,属对生命的异化而非滋养、虐待而非体恤,这和重视悲悯与关怀的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外来佛教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本土化的阴影。儒家文化中所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未能作为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和价值理念,真正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脊髓中去,而是作为一种消极的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遁世避难、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二十世纪,随着反殖民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遗产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中国人在世俗精神的道路上就再也没有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道德伦理,但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唯物”“斗争”非但不能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经济的浪潮涌至,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在今天的国人头脑里,你很难找到那种纯净的可被称作“信仰”的东西,对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的人,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可言呢?有何戒律不能打破、欲望不敢满足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饮食上的“无法无天”,其背后隐匿的不正是文化上的“无法无天”吗?   

所以,像中国这样一块缺乏“宗教感”、更缺乏现代理性的土壤,二十世纪流行起粗野的“愚公移山”和“战天斗地”,流行起“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流行起“黄金宴”和“恐龙胃”来并不奇怪。对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来说,东方的市场比西方更诱人。   

    进入专题: 王开岭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702.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