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仅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其他发展也存在着“粗放”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存在的 “粗放”问题
在需求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而不是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投资存在着地区雷同、重复建厂的问题，使产能大大超过产量，生产超过需求，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出口主要是外资企业、合作办厂或来料加工所生产的产品，利润大部分为外商所得，我们只挣了个打工钱，并且付出了资源、市场、环境的长远代价。
在投资结构上，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偏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偏低。房地产与基础投资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但其带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效应和就业效应较弱。房地产投资过多，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寅吃卯粮”，为以后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设下了陷阱。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偏低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而不是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着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这些产业的增长尽管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主要资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
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和偏向，共同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缺陷：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而不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主要是GDP增长快而不是经济效益高；主要是趋低层次的畸形增长而不是趋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
（二）科技教育发展存在的“粗放”问题
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在引进上，又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而且是重复引进、换代引进。这就使自己的科技人员无用武之地，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于是，或者“孔雀东南飞”，或者流动到外资企业或研究机构，或者移居国外。这样就形成了两方面的效益损失：一方面是高价、多次引进成套设备；另一方面又无偿输出科技人才，形成了恶性循环。
教育发展主要是量上的扩展，而不是质上的提高。学校主要是按主管部门的要求办学，而不是按人才成长规律办学。学校的发展主要是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增加投资、增加人员编制、增加校园和建筑面积、增加招生人数，而不是教育质量的提高。
人们的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的“文凭”和“职称”的提高，而不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习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才能；教学主要是灌输规定的教材知识，而不是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在近些年扩大大学招生、办各种函授教育和在职教育的浪潮中，追求经济利益、降低标准要求、滥发文凭的现象大量出现，腐败现象蔓延到校园和学术领域，导致“文凭”和“职称”的水平下降、良莠不齐。
（三）改革开放存在的“粗放”问题
改革开放主要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而不是有完整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前经济，而不是为了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分立的，而不是统一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放开、搞活，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体制。
改革开放的目的应当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有更合理的体制。改革开放必然要涉及到“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正确推进，才能建立起比传统体制更合理的新体制。在合理的体制下，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在合理的体制下，个人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是一致的，先富起来的人是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如果体制不合理，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不一致、不相应相称，就会出现分配不公，也会损失效率。不能是允许谁富谁就富，而应当是在合理的体制下谁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收入。
（四）解放思想存在的“粗放”问题
解放思想没有明确的对象和界限，不明确是什么东西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明确在哪些地方或哪些方面思想需要解放，在哪些方面又需要坚持基本原则？所以形成不断地解放思想、随声附和解放思想、糊里糊涂解放思想等情况。
解放思想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容易助长各级各类领导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使他们把搞歪门邪道、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权大于法、以权谋私、贪污挪用、追求享受等等都看成是解放思想的表现。
解放思想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容易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加上体制不合理，使各种不正之风广泛流行，社会心理浮躁，短期行为大量产生，价值观实用化，情趣低俗化，人际关系势利化。
二、“粗放式”发展根源于改革的不到位
（一）错位的经济发展推动方式
经济发展本来主要靠企业的竞争来推动，在中国变成了主要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推动。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结果是“跑步（部）前（钱）进”，多争取投资，多办开发区，多得到特殊或优惠的政策，甚至不惜行贿受贿；是争相实行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甚至不计成本；是无长远考虑地加快使用和出售本地资源，甚至相互竞争压低价格贱卖了宝贵稀有的国土资源；是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为本地企业和产品保市场，甚至保护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企业本来是投资的主体，在中国政府成了投资的主体。企业投资依据于经济效益（利润）的预期，一般考虑长远；政府投资依据于政绩和调控经济社会的预期，一般考虑当前。企业对投资所要建设或改造的项目一般都有经营和管理的经验；政府对投资所要建设或改造的项目一般都没有有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技术先进程度和成熟程度一般都比较了解；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技术先进程度和成熟程度一般都很难清楚了解。政府成为投资的主体，就会偏向于投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就会偏向于重复引进、重复建厂；就容易出现只顾投资建厂而不顾厂建起来是否会盈利的决策失误和粗放管理。
（二）越位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
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渐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使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研人员，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怎样获得行政职务并不断得到提升方面，而不是放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方面。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又放在了按晋升的要求去跑项目、找刊物编辑或领导、找评审专家方面，重视练“外功”而轻视练“内功”。在科研上，又是找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着手，不去攻坚，重视练“软功”而忽视练“硬功”。这样还使学术、技术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发生了扭曲，大家不是关心学术上、技术上的进步，而是能不能立上项目和立上哪一级的项目？能不能获奖和能获得哪一级的奖项？能不能发表和发表在哪种刊物上？
这种“官本位”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必然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使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得到实质性提高；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难产生出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三）不到位的改革推进方式
错位的经济发展推动方式和越位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都根源于改革的不到位，根源于不到位的改革推进方式。
我国的改革推进方式，是由易到难、由体制外到体制内、上下结合（群众或基层的创造得到高层领导支持和中央确认）的、渐进的推进方式。这种方式开始时比较容易，但又很难到位：由易到难的改革推进方式，容易使改革到了难处就停滞；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推进方式，容易使改革到了体制内就难以推进；上下结合的改革推动方式，容易出现中间堵塞和变形；渐进式的改革推进方式，容易使前面的改革为后面的改革设置障碍。
在我国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和成绩的同时，改革推进方式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和加强，目前处于难以推进的困境。改革不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转变，“中等收入陷阱”就无法突破，社会公平正义就无法实现，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深层的社会矛盾就无法化解。
三、 改革不到位根源于基础理论创新的缺失
（一）基础理论创新主体缺位
改革开放之所以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渐推进，是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的设计方案；没有整体设计方案的原因，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没有完整科学理论的原因，是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任务的原因，是由于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传统观念不符合实际。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理论家和思想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不是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认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顶尖理论家是合二为一的观念，既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造成了实践上的重大失误。以毛泽东为例，在哲学理论方面，他存在着把矛盾扩大化、把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简单化等偏向和问题，他的这种偏向一方面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是造成“哲学贫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偏向又导致了他自己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建国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违背科学原理盲目实践。
实事求是地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要靠专业理论工作者，而不能靠党和国家领导人。即使在专制社会，中国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也是由思想家和教育家创立、创新和传承的，而不是由皇帝创立和传承的。在西方更是这样。统治者可以选择合适的理论和学说（不一定是一种），但不一定要自己创立理论和学说。这样既束缚理论的发展，也束缚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以后的几代领导人，实际上已经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专注于执政纲领和发展战略的考虑，这是符合实际的转变。但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传统观念还没有转变。
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知识结构和日常事务忙等原因，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任务。专业理论工作者做惯了“注释”的学问，缺乏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意识和勇气；现有的理论教育、理论研究的计划体制很难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人才和成果。理论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出现以后要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和跟进，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和推广。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来，理论界逐渐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形成了唯上、趋利（“理论联系实惠”）、被动应对实践（就事论事）等不正之风，基础理论创新更难形成共识和合力。
（二）对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
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本来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但是，理论上的探讨没有深入到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创新，没有想到用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来代替“五种社会形态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后，也没有完成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政治经济学。应该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工程，结果变成了继续注释和维护的工程。
要区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
对解放思想的研究，文献很多。但这里有一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这就是之所以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多方面与基础理论未能适应时代完成创新有直接关系；而全面地、彻底地、正确地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在基础理论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上，把新的实践和认识的成果加以总结，上升成为新的理论，使之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并进一步指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最高体现就是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
（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造成的严重失误
基础理论创新滞后，首先造成了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和混乱。例如，尽管中国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创新，人们仍然沿用这一学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就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如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若隐若现的封建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有的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
基础理论创新滞后，一方面使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乘虚而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基础，甚至成了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取被动应对的守势，在课堂上学生不愿学，老师不好教；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指导实践发展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解放思想的实际对象。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这样就产生了理论指导上的偏差。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按中国的社会结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了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又按西方的社会结构（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求）承担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从国家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资源剩余和权力剩余。这些剩余的资源和权力，成了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成了腐败分子与寻租商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或黑色收入的对象。从普通民众来说，在无形中损失了应有的权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加快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过快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大民众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收入和消费，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有钱但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样就导致消费（相对于生产）严重不足，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程度都很有限，在广大农村、基层和人们思想的深层，真正起作用的是恢复了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如宗法思想、专制思想、宗教迷信等。名义上的“马导”、实际上的“西导”、潜在的“传导”，造成了思想观念上的混乱、倒退和分裂。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必须以人们对现有社会制度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认识为基础。如果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混乱，甚至分裂为对立的派别，将会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形成潜在的威胁。
四、解决“粗放”问题要从基础理论创新开始
（一）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清楚它从何处而来，又向何处而去？认识清楚它与当今世界的其他主义（如西方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无法清楚认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经过30多年，我们已经摸过了“河”（起码已经能够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看我们走过的和要达到的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道路？要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应用理论的水平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才能避免盲目实践。举例来说，靠局部经验只能看到一步棋，靠应用理论只能看到两步棋，要想看到三步以上的棋，就要靠基础理论。
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基础理论的高度降低到应用理论的水平。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深刻的理论，我们现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设想的社会主义又复杂了一层，所以需要用更深刻的理论才能解释透彻，解释全面，用更加完善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来指导，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可是我们却在用简单的、形象化的语言作为最高理论，用警察指挥交通式的方法来推动和控制发展——这样怎么能不形成各层次、各方面的“粗放式”发展呢？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忽视基础理论（科学）的短视文化意识。这种意识只重视与当前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重视理论目前的有用性，忽视理论长久的科学性；宁可不断付出巨大的“学费”盲目实践，也不愿意创建和创新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接受了一种学说就把它绝对化、教条化、神圣化，不敢发展和创新；喜欢“开药方”的应用理论，不喜欢“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等基础理论。结果导致在中国古代，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政治伦理的“治论”，而没有形成认识社会的社会科学。到了近现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不得不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如果以实践为限制，不形成和发展认识性理论（科学），就会使民族和国家的理论思维逐渐萎缩，完成不了大的突破和创新；反过来使实践也受到限制，完成不了大的突破和创新。
（二）落实科学发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用以教育学生和各级领导干部，并普及到大众中去，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共识和系统、严密的科学指导，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不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要在明确中华文明的特征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基础上，创立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关系复杂、整体性强，传统使用的是辩证逻辑，所以，建立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就要以复合型学科为基本学科。例如，要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才能形成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所以，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学科就应当是“社会历史文化学”，而不是单纯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只能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再例如，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和法律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同时，民间规则（乡规民约）也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所以，要设立“政策、法律和民间规则”这一基本学科，对这种机制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还例如，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可分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两大类；非宗教信仰的情况很复杂，有信祖宗、信神鬼、信算卦占卜、信一种学说、崇拜个人、崇拜某种偶像，等等；在中国，既存在大量的非宗教信仰，也存在宗教信仰，所以，要设立“信仰与宗教”这一基本学科，把不同的种类都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指导个人和社会的信仰。
在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中，唯物辩证法哲学、辩证逻辑、社会历史文化学（文明类型理论）、新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与伦理等五门学科，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基础学科，是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的理论基础，需要首先完成创新或创建。其他的基本学科还有自然与科技、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政策/法律与民间规则、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
（三）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解决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等问题，不能否定改革开放，而是要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后，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中国社会的特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怎样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笔者在《深化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对策建议》一文中已经有了初步探讨和构想，希望能够引起尚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有责任感但不感情用事的同仁的关注和理性思考，共同研究，使之完善。下面再做出两点说明。
第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使新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经得起历史的长期考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问题和中国实行私有化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资本主义还存在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剩余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矛盾，这一矛盾形成的根源是私有资本要不断地赚取尽可能高额的利润（剩余价值），同时加快资本积累。当社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供不应求的时候，加快资本积累（剥削劳动者）与供求规律没有矛盾；当全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力相比已经供大于求以后，资本家还要追求高额利润（继续剥削劳动者），就会与供求规律发生矛盾，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或投机过度的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投机过度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有大量的公有资产和很强的权力控制的条件下，私有化只能形成权力资本主义和代办资本主义，不会形成自由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道路，就是千方百计地把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搞好。搞计划经济不行，搞成国有经济也有弊端，现在只能总结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经验，按“公有制与实现形式相反相成”的原理，使全民所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做到“责任到人，权责利统一，长期稳定”，并从上到下，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设计这样一套制度，需要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需要抽象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动态思维等思维方法和工具。同样，要理解和实行这样一套制度，也需要提高思维水平，不能只看到具体和当前，要学会和运用抽象思维和动态思维。社会主义公有资产（特别是全民所有资产）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就很抽象，而且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全民所有资产并不是为这个企业的全体职工所有（那样就会变成集体所有），也不能归当地政府或中央政府所有（那样就会变成官有），而必须通过人大真正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证不被任何个人、团体、组织所占有和浪费，不能流失，而要不断增值和积累；全民所有资产的作用，是保障劳动者实现劳动价值，最终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全民所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全民所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强大，还有多重意义：其一，有了全民所有经济的不断强大，广大工薪收入者可以不再需要积累资本和下海，可以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第二，有了全民所有经济的不断强大，可以使领导干部不再“身在曹营心在汉”，担心有一天要私有化，从而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后代提前奠定私有资本的基础；第三，全民所有资产经过长期增值和积累，发展到能够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起作用的时候，它就有了国际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一点体现出来。
第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要根据实践检验，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制度与现代文明制度的结合、创新与统一，尽最大可能做到科学化、民主化。
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平竞争机制的作用。公平竞争机制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讲信用、竞争经济效益的市场机制；表现在公共科技方面，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讲尊重（相互尊重前人、他人的成果和贡献）、竞争学术价值的学场机制；表现在公共管理方面，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公正，竞争社会效益的官场机制。要防止政治权力参与市场竞争和学场竞争，防止金钱参与官场竞争和学场竞争，破坏公平竞争的机制，使之变形、变质。所以，要把全民所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公共学术认定发展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开，让三种公平竞争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要靠三支队伍：开拓创新的公有制企业家队伍、为公为民的公务员队伍、求真务实的科技专家队伍。
二是要建立以市场经济和学场科教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执政党整体控制的新体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再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除了依法进行工商行政管理外，就是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执政党比政府要更超脱一层，只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性领导，就可以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保证整体控制局面，不必要再微观管到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单位和组织，也不用管到行政事务。当然，在这些单位和组织，执政党也可以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担任经理、校长等职务，但不是以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担任。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执政纲领，发展和教育党员，选拔和推荐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建成学习型政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的先进性、人民性、奉献性。
三是执政党、政府，政协和人大要科学分工，合理划分职权。党的机构主要管人，政府机构主要管事，政协主要管法（提出和讨论法律），人大主要管监督（通过法律，掌握财政权、审计权、最终检察权、质询权、弹劾权等。通过法律也可以看成是广义上的监督），避免重叠和走形式。要改变政协的人员构成，由执政党和其他党派、政府、全资会和工商联、科委和各类行会及其他各界的代表组成，提出、讨论法律和法规，法律交人大通过，法规交政府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