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个殊者与普遍性 [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 次 更新时间:2021-05-06 11: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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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1 不同的立身之本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哲思视作最高的生活。若说这只是因为哲思碰巧是他们本人的立身之本,那是说得有点儿轻佻。他们的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依栖于他们对人生、对灵魂、对理性的总体看法,例如,他们相信对所有人来说都有一种自然的同样的至善。希腊哲人虽然提议良好生活的普遍理想,但要等到基督教兴起,普遍主义才变得咄咄逼人。基督教自认为是普遍的宗教,基督教的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基督教最后将让所有人都皈依它,实在不肯皈依,那好吧,你就下地狱去。启蒙运动在很多方面是反基督教的,但在普遍主义这一维则与基督教一脉相承,例如,众所周知,在康德那里,道德命令具有绝对的普遍性。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孔子当然有他对良好生活的设想,第六章综述孔子对君子的刻画,即大致体现了他的设想。后来,孔盂传统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士人立身的普遍理想。不过,孔子宽厚求实,一开始就承认道有不同。

   的确,即使从前,也从来没有唯一的良好生活理想。墨子的理想不同于孔子,庄子更另有他的理想。眼光移出中国,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只说一点吧,古人讲良好生活,讲君子,讲品性识见,讲的都是男人。女人可以快乐,可以幸福,但跟良好生活没什么关系。这显然不再是今天的现实,也不该是今人的观念。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比起古人,今人的价值观更其纷纭万状。从时间轴上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的种种生活理想,以种种变形流传下来。我们不再生活在英雄时代,不再生活在信仰时代,但这里那里仍有英雄品格与信仰品格的坚守者,更多的人在捕捉这些品格的影子。我们不再把失节列为头等大事,但在很多为人父母的眼里,在很多丈夫眼里甚至在当事女性自己眼里,失节仍是严重的不道德。从空间轴上看,当今交通便利资讯发达,肯尼亚人会追求自由平等,美国人会心仪藏传佛教。

   的确,“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李贽语)人人都叹人生苦短,有人自问昼短夜长何不秉烛游,有人担心的却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孰知其正?今天的人不难承认,不同的个人,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活法。诚如朋霍费尔所言:“伦理学是历史的存在;它并非从天上降落到大地上,它毋宁是大地的子嗣……有美国伦理,同样,有德国伦理,法国伦理。” [2]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种宗教,提出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观念,其间的差异当然远远大过朋霍费尔时代西方各国的差异。佛教深持清静平和,而据说,“不论在古代,在基督教中世纪,还是现代,清静平和这一理想从未在西方占据过主导地位”。 [3]清静平和就好吗?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 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4]

   上一章探讨性善,偏重于善好的形式结构,就内容而言,却没有同一的善好:每个人有他个人的生活旨趣,丈夫立身,各有本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身之本,你自不妨以修道为立身之本,他自不妨以兼济天下为立身之本,这些都无碍我以极限运动为立身之本。

   总之,价值是多元的。你取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我取得过且过的价值观,你我只是价值观不同,并无对错。人权是一种价值,但那是西方价值,朝鲜人就不把那视作价值,或者——在现实中有时与上面这个说法没多大差别——西方有西方的人权观,朝鲜有朝鲜的人权观。

   多元价值观体现了现代的宽容开放的精神。从前,我们这些心怀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老式人,看到谁埋头挣钱,谁婚外恋,谁——啊啊——同性恋,顿时怒从心中起,非跟他斗个你死我活。现而今,我考我的公务员,你做你的买卖,他玩他的行为艺术,相安无事,其乐融融。

   与价值多元连在一起的,是文化特殊论。例如,美国文化更崇尚个人自由,而中国文化则更注重安全太平。西方有西方的人权观,朝鲜有朝鲜的人权观,这是因为朝鲜有它自己特殊的文化。

  

  

   §2 相对主义

   依今天的主流思想,价值多元是个好东西。然而,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这不就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吗?而相对主义一直身担恶名,我们常常受到警告,小心不要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那么在今天,价值多元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重新考虑我们对相对主义的态度?

   相对主义的一种经典表述是: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不存在绝对真理 这个命题本身是不是绝对真理?这一问似乎显出相对主义是自相矛盾或自我驳斥的。相对主义是否自我驳斥,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有意思的逻辑学讨论,但这些讨论大部分跟文化特殊论类型的相对主义关系不大。但文化特殊论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是:也许没有哪种价值为全人类共有,也许美国人的价值观不同于中国人的价值观,然而,又何尝有哪种价值为全中国的人所共有?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维吾尔人的价值观恐怕不同于汉人的价值观。但我们干吗停在汉人维吾尔人的区别上?北京人赞赏的广东人未必赞赏,张三的价值观未必是我的价值观,甚至,张三昨天持之为价值的今天他可能加以否定。 [5]

   假使价值多元像观光途中的各种“民族文化”节目那样,红绿光鲜,各唱各的,各舞各的,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不仅无妨,而且有趣。可叹,现实生活并不是一场多样价值的联欢会。你要是错过了旅游大巴,淹留于一个异质价值区,价值多样性的意味会不尽相同。你看到死了丈夫太太跟着陪葬,看到年轻人成帮嗑药,然后团伙抢劫强奸,看到另一些年轻人把炸弹绑到身上,然后冲进火车站候车人群中引爆。相比之下,刮痧引起的麻烦微不足道。价值多样性,在旅游景点或在电影院里,有某种观赏价值。然而,价值观不是用来观赏的,人们因不同的价值观做出不同的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可能伤害别人,当然,还可能伤害自己。我们可以轻轻松松说,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价值观,巴勒斯坦人有巴勒斯坦人的价值观,但依据各自价值观做出的政治决定,会让千千万万的人过得好一点儿,或者,互相厮杀,遭受荼毒。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各有各的活法是你的道德态度的真诚表述吗?我们真把所有价值等量齐观吗?远在天边的事儿,话不妨说得轻松,波斯人有波斯人的活法,希伯来人有希伯来人的活法,但若说到你女儿,你未必认为自制上进是种活法,嗑药滥交也是种活法。不论无差别境界是多么高妙的境界,我们俗人到不了那儿。你真的对那个强奸者和那个舍身保护幼女者同样说是的好的?实际上,你对救人者和害人者都说好的好的,你就什么都没说。你既赞成自由政体也赞成专制政体,你就没有赞成什么。其实,我们何止在他人那里看到多种价值的不谐与冲突,我们每个人自己不也经常为这些不谐感到苦恼,甚至被价值的冲突撕裂吗?

   其实,文化特殊论这类相对主义本来差不多都是防卫性的。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带着一套普遍主义标准压顶而来,用这套标准衡量,咱们古国处处不如人,国人难免生出几分自卑,如果文化各殊,西洋文化中国文化无所谓优劣,文化人心里会好过一点儿。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特殊主义情有可原,然而,这里也有值得警惕之处。一国政府以本国文化特殊为名拒斥某种价值,很少真在为保护文化着想,而多半意在强化其统治,借“保护文化”之名戕害文化传统。文化人的动机也许没有那么可疑,但他们所宣扬的特殊价值往往并不是整个民族普遍共享的价值,而只是这伙文化人那伙文化人钟爱的文化价值。而在更一般的论理层面上,我们还须看到,这一类文化特殊论,乃至一般相对主义,并未从根底上摆脱普遍主义。面对西方,声声皆称文化无优劣,说到布隆迪,啊,当然是有优劣的——中国文化明显比布隆迪文化优越。中国积弱时,文化无优劣,中国貌似成为强国了,中国文化就有了优越性,甚至有了可以为全世界都接纳的普遍性。

  

  

   §3 底线伦理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为价值多元做辩护:我们提倡宽容开放,但同时必须设定一条伦理道德底线——不管怎样提倡价值多样性,反正不能用活人陪葬,不能任由政府乱抓老百姓,不能袭杀平民。在伦理底线之上,允许或鼓励价值多样性。近年以来,国内主张底线伦理最力的学者是何怀宏。何怀宏预感中国可能正处在又一次较大变动的前夕,要迎接这个大变动,他“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希望各方都能坚守伦理的底线”。 [6]我正好也有这预感,强烈支持何怀宏的呼吁。但从学理上说,我对“底线伦理”颇多保留——我对普遍主义整体上有所保留。

   何怀宏明确表示“这种底线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 [7]但若说希腊主流伦理学也是普遍主义的,却与底线伦理的普遍主义大不相同。希腊人从人的天性人手,勾画出人的整体的自然发展,这种发展的共同归宿——善好——规定了发展的自然的、共同的方向。底线伦理与此相反,它把普遍性放在底线那里,底线之上朝什么方向发展,则见仁见智。与此相应,这两种学说面临的问题不同。我们要问希腊人的是:善好之为归宿这一点是否足以——无论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抑或就社会整体而言——把多种多样的实质伦理要求带入和谐?底线伦理这种普遍主义面临的问题则简单得多:有没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伦理要求?

   底线当然不是多么高尚多富魅力的东西,照何怀宏的说法,底线伦理已经从君子之德风下降到小人之德草了。底线伦理可以承认,大多数道德规范因时因地变化,较髙的要求更是各求所愿,但它坚持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总是不变的,或不能变,例如,一再提及到的,不可说谎。

   人所周知,康德认定,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人都不可说谎;这是绝对的道德命令,即使暴徒向你打听被追杀的人是否躲在你家,你也得服从这个道德律。这个出了名的论断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我不想再往里搀和。其实,我本来就不是特别明白康德及其追随者为什么把说谎当成天大的事,以我个人的经验论,不知有多少行为远比说谎可恨可鄙。何须碰上暴徒追杀无辜这样鲜见而严重的情况,日常生活就有很多谎话无可厚非:在绝望中安慰自己或病人,飞机遇到危险时空乘职员为避免恐慌谎称情势安全;更琐碎点儿的:有人向你瞎打听与他无关的事,你说个小谎打发他。 [8]而且,我猜想,要尽可能做到不说谎,最好的办法是行不离缝际动不出裤裆,更不要把逃避暴徒的可怜人藏到家里。

普遍主义者也许非必像康德那样认定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人都不可说谎,他们也许会引进环境因素。对这样的道德普遍主义者来说:道德律虽然是普遍的,但它只适用于“处在相仿环境中的个体”。然而,怎么算是相仿环境?海难和战争是相仿环境吗?侵略战争与卫国战争是相仿环境吗?士兵在战场上和在广场上处境相似吗?遇到海难时,船长和怀抱婴儿的乘客母亲是“处在相仿环境中的个体”吗?考虑到具体的场景千差万别,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可能只剩下虚晃一枪而已。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争点这时转移到环境是否相仿,主张民主为普遍价值的论者其实只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环境跟那些采用民主制的国家相似,相对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现在的环境跟宋神宗那阵子相似——本来,不承认民主是普遍价值,并不是否定民主是种价值,而是主张这种价值只在特定的环境里是种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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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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