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2 次 更新时间:2004-11-15 21: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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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回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因此,这里研究的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中国是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各地区之间,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因此,要想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中国社会分层变迁的全面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分析一下,谈一谈主要变化,并对于新近的变化作一点介绍。

  

  一、社会身份分层体制的重大变迁

  

  如果试图用一句话概括改革20余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那么,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对于社会分层的理解。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都不是人人平均占有的。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从现有的制度看,这些属性通常包括: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的占有,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分层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

  

  中国在50年代中期,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个难题。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如果全体人民中或集体成员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求行使财产所有权的话,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持。为此,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于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出生地、户口类别显然是个典型的“先赋”指标。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中国自1979年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笔者试将此种变迁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按低的估计总数也有大约7000万人到9000万人。农民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所谓“乡镇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第二,“官本位制”有所变化。随着政企脱钩,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逐渐离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本位等级制度,传统上企业的级别是由政府审定的,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而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官定的企业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官本位的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第三,“档案身份”已被突破。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第四,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中国进入WTO以后,预计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将愈来愈成为社会地位区分的基本依据。

  

  第五,产权的“排它”作用将更为突出。如前所述,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了,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化程度有所降低,民间财产的数量有明显增长。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数量和形式均有了飞速发展,比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存款的年终余额已经达到8万亿的水平。所以,显然,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正在逐渐上升,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世纪之交,身份制的变迁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其表现突出反映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更为扩大。

  

  改革以后,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从改革前的2.8倍降到2.2至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至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至3.4倍,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僵化的户籍体制,即由于农民虽然可以外出,但不能实现永久迁移,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高的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而农村的永久居民——农民当然成为利益受损者。

  

  笔者以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即我们不得不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较大调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问题,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而我国近20年来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此外,多数发达国家曾经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化,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速度快、运作较急,所以,遇到的城乡转化的矛盾就更为突出。

  

  第二,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来,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例如,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石家庄、宁波等城市甚至更推出全面放开准入标准的户籍改革。

  

  第三,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20年前相比,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地区不一致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比率。2001年,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一些省份比另一些省份分数线高出200分以上。一些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型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此种讨论会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二、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2001年的一些民意测验显示,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是多数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笔者做过比较多的量化分析,设计、组织过多次调研,也经常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如果非常概括地评价一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那就是,我国经济差距上升的速度过快了一些。二十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至0.47之间,不同的调研数据测算略有一些差异,高的有超过0.5的,低的为0.43左右,总之,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知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与社会不稳定是一对孪生姐妹。在这里,应着重考虑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过高的,例如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是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像上述的这些高基尼系数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压力。然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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