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理解社会差异的形成一直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亦遵循此路径，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市场转型和制度变革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机会结构影响社会分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机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难以充分解释社会分层的复杂性。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应超越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采取多重结构的分析取向，尤其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金融政策、信息技术等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利益分化过程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并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发展。

对社会差异及其形成机制做出精准解读，是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所在。这是因为，只有对社会差异及其成因做出精准解读，才有可能找到减少差异的有效路径。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背景下，能否基于机会结构的复杂性精准捕捉到社会分层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社会贡献大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合理、恰当的研究视角至关重要。

基于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的社会分层研究在现代社会学中有着悠久历史，但这一传统视角已被逐步突破。本文在总结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住房不平等研究案例，分析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并指出，面对机会结构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超越劳动力市场的多重结构取向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也能丰富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视野。

劳动力市场：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

社会分层研究本质上关注社会差异/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不平等及其形成过程，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经典理论。无论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还是受到韦伯主义传统的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始终是西方工业化社会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切入点。布劳和邓肯甚至指出，（与劳力市场密切相关的）职业结构是现代工业社会之社会分层体系的基础。早期的西方社会分层研究关注工业化如何重塑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尤其是工业化所带来的基于经济和技术理性的劳动分工如何消解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中身份制或等级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和技术理性使得雇佣过程不再像等级制社会那样依据人们的社会出身，而是更加依赖绩效主义原则，即依据人们是否具备胜任特定岗位的能力，这使得贤能主义开始凸显。工业化对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在人们（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相对作用。总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的研究，大多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展开。

随着社会分层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结构情境（structural context）及其特殊性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早期研究因忽视了结构情境的特殊性（如对劳动力市场信息分布和竞争的均衡性假定、劳动力市场的同质性假定），遭到了普遍质疑。例如，特雷曼等人的研究就因将同质性强加于具有异质性的社会结构中，且未能考虑社会流动得以发生的具体结构情境，而无法就地位获得得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为克服这种同质性假定的局限，同时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许多研究，开始将结构情境的特殊性（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或内部结构特征、工作组织本身的特性等）纳入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研究之中，并认为个体的社会流动过程或地位获得过程受到结构因素（如既有的阶级结构、组织权威体系、组织规模、劳动市场构成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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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注重结构情境特殊性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多数研究依旧将劳动力市场作为其结构视角的核心。80年代以来，随着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嵌入性的视角（即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特定制度结构和社会情境当中的）被普遍采纳，社会分层研究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结构因素。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这些研究逐渐将视野扩展到全球化、国际贸易、地区整合、财富集中化（或极化）、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信息技术发展、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以及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社会政策等超越个体的外部因素，关注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市场转型：变革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本土社会学研究兴起之前境外学者开展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兴起的本土社会分层研究，其研究视角与西方早期研究传统一致，劳动力市场或准劳动力市场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结构取向。

在针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学者们捕捉到了与西方工业化逻辑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如前文所述，针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经济和技术理性消解了传统的身份制/等级制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那么，这一逻辑是否适用于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基本共识是，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也面临着工业化问题，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所谓的经济和技术理性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基于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关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关注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及相关的劳动用工制度等制度安排如何作用于社会分层过程。

从研究视角来看，针对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或多或少基于劳动力市场或准劳动力市场展开。由于劳动者自主性和自由流动、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性受限，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而存在一种基于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体系，亦可称之为准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时期，人们所处的劳动分工体系（准劳动力市场）是形塑人们社会行动的结构场景，并影响着各种形态的社会不平等，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和服务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分层的内在机制逐步发生变化。尽管市场转型带来了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但相关经验研究本质上仍延续了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性视角。市场转型理论及其相关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和市场机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而具体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后续研究，依然集中检验体制性因素与市场能力因素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并且主要基于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劳动力市场这一视角展开。文献梳理表明，在2000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当中，除了关注职业声望或针对特定阶层/职业群体、直接涉及劳动力市场或职业地位的研究之外，大多数研究要么以职业结构或劳动市场的构成情况作为阶层结构及其变动的考察依据，要么直接通过分析职业地位的获得或职业流动来研究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要么通过职业地位或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特征（如单位类型、行政级别、工作组织规模或特征等）来度量阶层地位/社会经济地位/阶层背景/家庭背景，并作为社会分层或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从学科意义上对社会分层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结构分析视角亟待突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不仅改变了劳动市场及其所蕴含的机会结构，而且催生或改变了其他结构性情境及其中的机会结构。多重结构视角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必然要求。

机会结构的复杂性：以住房不平等为例

关注个体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的作用及其不平等后果，是社会分层经验研究中最常见的视角。劳动力市场这一机会结构，其变动过程毫无疑问会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机遇。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制度变化也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催生了新的机会结构，这些新的机会结构同样应当成为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关键。例如，土地/房地产、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兴起，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生活机遇结构。

住房不平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为突出且最具显性化的利益分化形式。那么，前文所述的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视角能否有效解读中国的住房不平等？通过梳理已有的住房不平等研究，笔者发现，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以及改革过程中，住房不平等可以基于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得到有效的解读。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及住房市场化供给成为城镇住房供给的主导模式，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对住房不平等进行解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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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制度改革之前的住房不平等，是（准）劳动力市场当中社会不平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住房作为一种单位福利，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主要受制于其所在单位的类型及其在单位中的具体位置和表现，如户籍、单位所有制、单位行政级别、党员身份、工人或干部身份、个人的行政级别，甚至政治忠诚等。换言之，在这一时期，个体在（准）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和表现直接决定其住房状况。

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原有的劳动分工体系（准劳动力市场）依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住房不平等。由于内部市场的存在，在住房改革过程中，人们所在单位的差异（如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规模、行政级别、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等）决定了单位所能提供的“房改房”的数量和质量差异，进而决定了人们住房的单位之间的差异；而人们在单位内部的职位和表现（如干部或工人身份、工龄、职称、党员身份等）决定了人们在“房改房”分配中的单位内的差异。因此，由单位制所塑造的劳动力市场形态，以及人们在其中的分布状况，决定了“98房改”过程中以及其后一段时期的人们的住房差异。

随着内部市场的逐渐消退和房地产业的发展，针对住房不平等的众多解释性研究，其落脚点依然是劳动力市场。在具体的经验研究当中，受到市场转型理论和权力维续论及相关争论的影响，众多关于住房不平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同时检验市场能力因素和体制性因素的作用。在这些经验研究中，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在个体层面大多被操作化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或特征。从这些经验研究中核心自变量的操作化和测量可以看出，无论所检验的是市场能力因素的作用还是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抑或是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解释住房不平等的主要落脚点依旧是劳动力市场。

尽管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有效解释了住房制度改革前和改革中的住房不平等，但这一视角在对当前住房不平等的解释中则存在不足，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例如，有研究将家庭人均劳动收入（劳动力市场产出的度量指标）作为自变量，分析居民家庭住房财富。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劳动收入对家庭住房财富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但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来看，随着这一变量的加入，模型的解释力并未显著提升；相反，表征房地产市场特性的空间和时间变量对人们住房财富差异的解释力度更强。另一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显示，单独考虑房价变化，就能对城镇家庭住房资产的变异做出六成以上的解释。此外，研究还发现，代际累积优势和金融化效应对住房资产不平等的影响也非常显著。这些研究表明，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和住房市场化供给逐步成为城镇主导性的住房供给机制，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机会结构。在这一结构情境下，人们的住房行为（如选择租赁还是购买、是否采用金融杠杆等），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时机（如房价涨跌周期中的不同阶段、金融政策和住房政策变动的不同时间点）和地点（如购买房产的地理位置）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平等的后果。

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力度，甚至超过劳动力市场相关因素。有研究表明，尽管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住房资产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单一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并不足以全面解释住房资产的差异。房地产市场结构及其区域差异、住房政策、金融条件以及财富代际传递的政策约束等，在对住房财富差异的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住房不平等形成机制表明，劳动力市场这一机会结构之外的其他结构情境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总结与讨论

无论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还是针对市场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经验层面的研究大多基于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视角展开。然而，本文通过住房不平等的案例分析表明，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不仅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形态来影响社会不平等，还通过催生新的结构情境/机会结构的方式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社会的大变革不仅带来劳动力市场及其蕴含的机会结构的变化，也引发了其他结构情境及与之关联的机会结构的变动。面对机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用多重结构视角应当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必然选择。从劳动力市场单一结构视角转换为多重（机会）结构视角，将有助于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中国社会分层的复杂性。而只有准确把握社会利益分化的实际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才能从更现实的层面，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贡献。

方长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自：《社会学评论》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