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话说社会分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1 次 更新时间:2004-11-15 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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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进入专栏)  

  

  一、什么是等级、阶级和阶层?

  

  在中国和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阶级”既指官位俸禄的等级,也指社会伦理制度“礼”规定的等级秩序。《新书·阶级》曰:“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三国志·吴志·顾谭传》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没有官位的“老百姓”,在古代通称为“庶民”。“士”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有的是拿俸禄的“食邑”的官,也有的是自食其力的“食田”的民,所谓“学而优则士”。所以古时有“士大夫”和“士民”的称谓,但后来“士”通指“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

  

  在西方过去有文字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等级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第等。

  

  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关注,是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的新传统。此前,史学界解释历史变迁的主流观念是: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支配人们个体理性选择或集体行动的思想动机中去寻找。法国和英国近代的部分史学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和史学的新学派。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变革。他证明,在充分认识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也就是说,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是经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哲学等等。在此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推进,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因为它是革命的实践学说。在阶级矛盾激化的19世纪以及随后的时期,马克思的学说得到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指导学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

  

  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被一再地简单化和扩大化,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阶级矛盾”。以致于现在人们一听说进行“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份”,似乎这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话题。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理论中,“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在过去中国语言里,阶层一般是指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群体或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群体。而现在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阶层”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为了有别于在政治上“划阶级、定成份”的做法。

  

  二、区分社会阶层干什么?

  

  在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如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心理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打破平均主义和对效率目标的追求,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直到现在,在国有单位内部,工资的等级差异还是很小的。前两年北大、清华设立岗位津贴制,分了很多等级,结果掀起轩然大波。有的教授甚至说,我可以接受低收入,但不能接受“分级划等”这种对我人格的侮辱。但现在,很少再听到对“分级划等”的岗位津贴制的抱怨了,而且各省市的重点大学,也都为留住人才而纷纷仿效。现在回头来看,加入WTO以后高等教育的办学向外资开放,公立大学的岗位津贴制,起到人才流失防护堤的作用。

  

  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一个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研讨会,站在门外抽烟,听到一个年轻的和一个中年的出租车司机在聊天,很有意思。

  

  中年人说,“听说这是一个划阶级的讨论会,这帮搞学问的就是吃饱了没事,这才消停了几天,他们又要划成份,据说还成立了什么划成份研究中心,这不是挑动人斗人吗?”

  

  年轻人说,“就是应把那些歌星、影星、大款、贪官划成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让他们再牛。可听说他们是按什么“职业”划分,如果这样还用他们研究,我看这帮读书人也都是拍马溜须的料,没有敢说真话的。”

  

  中年人说,“听说有人把咱们出租车司机也划成中产阶级,还有的划成新富阶级,说咱们收入高,还是有车族。”

  

  年轻人说,“简直是胡说八道,咱们这车叫劳动工具,他们懂个屁。咱们挣这点辛苦钱容易吗?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干,连个节假日都他妈没有,还中产、新富呢,他们也会编词。咱们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咱们的剩余价值都让公司给剥削了,他们这些玩笔杆子的小白脸才是资产阶级,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写俩字玩玩嘴皮就挣钱。”

  

  可见,在目前,一提到社会分层,人们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份”,就联想到要动员人们去打击、批判一部分人,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思维模式。

  

  其实,就像我们研究生物界要进行动物和植物的分类一样,社会分层是我们认识复杂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一种简便的方法,它有很实用的价值。但严格的说,社会分层的方法并不是从中国传统的思想土壤里产生的,而是近代、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从西方导入的。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是习惯于根据现象特征进行归纳性的区分,而不是根据本质特征进行分析性的区分,所以中国可以在1578年就出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很早就有细致完整的动植物分类学,可以在1637年就出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很早就有各种生产技术和制造方法的分类,但由于缺乏对具体学科领域中自身的统一因果律的寻求,所以从《本草纲目》中没有发展出分子生物学,从《天工开物》中也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物理学和化学。

  

  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能够和谐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一个社会要想能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而这些都要以对社会分层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为基础。

  

  此外,社会职业阶层结构越来越成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农业社会,粮食的产量是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比如我国历史上用“鱼米之乡”或“天府粮仓”来形容比较富裕的地方。目前我们衡量发展程度,主要是根据产业结构。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曾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制造业的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服务业的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65-70%以后(高收入国家1999年服务业比重平均为64%),变化的弹性就很小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不可能完全靠服务业支撑,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失去其显示发展程度的意义,美国1990-1999年的近10年间,经济发生很大变化,但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也只从70%增加到72%。

  

  人们发现,信息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成为目前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有的学者已把信息业称为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但信息业有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无法完全按行业来划分,而是渗透在各个行业中的,如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人们使用卫星定位系统掌握土壤的成分和湿度的信息、作物生长和成熟的信息等等,你说它是农业还是信息业?再比如金融行业可能比电视机制造业的的信息化程度更高,它是服务业还是信息业?

  

  现在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如何测量经济中的信息业比重,但难度很大。多数人认为,比较可操作的办法,是从职业人员结构来分析。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的职业结构中,从事知识技术工作的人员所占的比重越高,特别是掌握高新知识技术的人员比重越高,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这说明,社会职业阶层的的分析,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前景。

  

  三、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是什么?

  

  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分层目的,可以有不同的分层标准。虽然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观察角度。只从一种角度观察,很可能得到是“瞎子摸象”的结果。有时候,一种新的视角的出现,甚至会改变人们既有的社会分层结构的观念。

  

  比如,人们比较早的有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区分,有了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和棕色种人的区分,又有了信天主教的人、信新教(基督教)的人、信伊斯兰教的人、信佛教的人、信道教的人、有民间信仰的人、无神论者等的区分。中国很早就有士、农、工、商的区分。

  

  每一种区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英国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

  

  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地建构过程中,人们从两个方面参与这种建构。

  

  一个方面是人们的行动。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他处于流动之中,社会的发展变化越快,他流动的频率就越快。他对各种机会的选择,都参与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建构。当然,每个人或群体的建构目标,与实际的社会建构结果常常是逆反的,比如在正常的股票市场上,人人都想发财,但分层的机制决定了最终发财的总是少数。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但他同时认为,从确定的市场能力到阶级形成之间,还有一个过程,而这个结构化过程,是由流动机会的分布来控制的。一般来说,流动机会的封闭程度越强,越容易形成阶级的冲突,反之,流动机会的开放,可以缓解阶级关系的紧张。

  

  另一个方面是人们的观念。一个社会或一代人的观念,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观念的改变常常比现实的改变更困难、更迟缓。而这种观念,又成为影响人们行动和看法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老年的工薪阶层,习惯了一辈子省吃俭用,闲暇时间顶多打打麻将,尽管他可能有不少银行存款,但他的生活方式,使他自己和别人都认为他属于中下层;而一个年轻的工薪阶层,接受了新的时尚,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但常去听听音乐会、泡泡酒吧、参加个郊游或打个网球什么的,他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他属于中上层。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布迪厄(P..Bourdieu)有一句名言:“分类者是由分类的方式来分类的”。他透过不同的人群对吃、穿、住房、商店、诊所、家具、汽车、以至音乐、书籍、戏剧、宠物、花、儿童玩具等的消费品位偏好,来分析和揭示这些消费品位偏好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他认为消费品位偏好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很大的影响力,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复制和再生产。

  

  现在,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力、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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