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社会学家的政治成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9 次 更新时间:2011-11-03 09: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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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  

  

  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或者更宽泛而言,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如何处理其研究的科学性与其自身对当下所处时代和国家的道德关怀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一个致力于以学术为业的学者,如何对其所生活的时代根本政治问题进行理解和表达?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张力,也许就是《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之间的张力?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和作为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政治先知)的韦伯这两重角色的重叠,使得韦伯的面目和身份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说学者可以在街头和报纸中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却不能在课堂和学术讲演中这样做,然而他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恰恰就是他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所做的就职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公开地宣称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在《以学术为业》中宣扬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并且在自己的大部分社会学笔记中严格贯彻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准则的“帕森斯化”了的韦伯,与那个大声疾呼德国要为永久权力命运奋斗,提倡大众民主制的韦伯,究竟如何平衡呢?换句话说,如我等同样以大学教职为生,受现代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规制的年轻学者,如果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专家,而希望能够对本时代和本民族的根本问题有所思考和把握,又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如何看待两种工作之间的转换和互动?如此看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韦伯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一、社会科学必须在哲学的法庭前自我辩护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其产生至今不过是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公认为这门学科奠基人的三大经典理论家,即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是以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的身份来展开各自的学术生涯的。马克思是体制外的作家,涂尔干则是带着建立道德科学的企图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对道德教育的关注一直贯穿着他整个学术研究,而他本人很晚以后才正式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韦伯最早也是作为国民经济学的教授而登上教席的。从学科谱系的角度看,社会学与之前亚当×斯密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有重要的渊源的关系。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亚当×斯密等人话题的继承、反驳和深化,涂尔干讨论的社会分工的论题,也有很浓重的针对亚当×斯密的味道,韦伯的职业身份则更能说明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略晚于马克思的涂尔干和韦伯,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等层面,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涂尔干继承了孔德的实证社会学传统,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层面,将“社会事实”看作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并且据此发展出了实证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并将这一方法论准则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中,写出了《自杀论》等经典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作品;类似地,韦伯也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定范围,认为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独特对象,并且据此发展出了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准则。当然,韦伯与涂尔干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虽然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分裂,在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考中,都是承认的,但涂尔干的工作更多地是在承认这种类型学划分的前提下展开的,所谓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压制型法/补偿性法的两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区分。这种区分带有一种进步和乐观的色彩。对于涂尔干来说,如果现代工业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分裂不可避免,那么描述出现代社会所面对的新的独特问题,对之进行分析,寻求解决之道,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从《社会分工论》开始,分工社会的社会整合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的“失范”问题,便成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使是涂尔干晚期的宗教研究,基本上也必须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如何将社会学同传统的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是涂尔干研究的重点。相反,由于受到德国的精神科学的影响,韦伯更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在方法论层面强调社会学研究中意义问题的重要性,强调的是社会行动的意义问题。“理解”一词,因此成了韦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另外,与涂尔干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韦伯虽然也承认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裂变,但他更关心这个裂变是如何发生的,并且将这个发生学的问题更早地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如此一来,韦伯不仅仅关注社会层面的古今之变,同时也将这种古今之变和文化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学理论传统最经典的那个问题:即为什么仅仅在西方,才发生了这样一种以理性化为标志的古今之变,更简单地说,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了现代资本主义?

  涂尔干和韦伯之后,帕森斯被看作是社会学传统的又一高潮。帕森斯综合了涂尔干与韦伯的问题视野,提出了“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并且最后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发展成了社会系统的概念,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的对手是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帕森斯看来,纯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决社会秩序的整合问题,行动者必须在规范的指导下行动,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社会行动仅仅以利益为导向,则必然出现社会交往的“双重偶联性”现象。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概念所蕴含的“内在强制”概念,就意味着社会行动中蕴含的规范性要素,而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也蕴含了同样的观念。

  毫无疑问,帕森斯是在社会学学科方法论和问题视野中来解读韦伯的,并且帕森斯也是在相当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层面来理解韦伯的。帕森斯自己就是一个相当具有原创性的社会学理论家,而他对韦伯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帕森斯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厦之建构的。这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韦伯丰富作品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化,从而形成单一而又清晰的韦伯形象。由于韦伯去世以后,韦伯的研究一度陷入低潮,而帕森斯的韦伯研究对于英美社会科学界认识和理解韦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韦伯研究的复兴,因此社会学领域的许多人恰恰是通过帕森斯的介绍,才对韦伯产生了兴趣,并且转入韦伯研究的。这也可以解释后来普遍存在的对帕森斯化的韦伯形象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尤其以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韦伯研究、腾布鲁克、亨尼斯、哈贝马斯、施路赫特的韦伯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突破了严格的社会学学科的界限,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了内在张力的韦伯形象。这些研究尤其注重对韦伯的问题意识的追溯和还原,即韦伯的核心关切是什么,究竟是现代人的命运呢还是现代理性化的价值多元的社会形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由于韦伯复兴已经蔚然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并且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恰恰又是这股韦伯复兴的主旋律,因此中国的韦伯研究,也是在这股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的潮流下展开的。毫无疑问,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及其内部丰富多彩的争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韦伯自身理论复杂性的理解,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韦伯研究的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去社会学化的韦伯研究。这尤其是亨尼斯的韦伯研究最为典型。在亨尼斯的韦伯形象里,学科化的韦伯被替换成了古典政治哲学家的韦伯,被看作“又与马基雅维里以降,以卢梭与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政治哲学传统血脉相连,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政治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的韦伯,“也就是在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除魔的世界’中,如何拯救人最后的尊严”的韦伯。虽然亨尼斯的韦伯研究受到了其他韦伯研究者的批评,被认为“忽视了韦伯一代学者重建社会思想的努力,仅仅将他的观点看作是数百年的经典问题的延续,不免矫枉过正,但是亨尼斯的研究所指引的方向,却基本上被腾布鲁克、哈贝马斯和施路赫特所继承下来。这尤其体现在对韦伯代表作的争论上,即强调“自由”问题的韦伯研究,一般更关注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所展现出来的研究路径,而帕森斯化的韦伯则更强调《经济与社会》,尤其是韦伯去世前校订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部分的重要性。略显粗略的区分是,新教伦理问题与目的理性问题,分别是两个研究侧重点的关键词。

  我之所以要把韦伯研究与涂尔干进而与整个韦伯研究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我认为这样一种联系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帕森斯化的韦伯与去帕森斯化的韦伯争论背后所蕴含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社会学学科的地位与限度问题。从社会学学科产生之日起,人们对这样一门科学就疑虑重重。涂尔干和韦伯在求学阶段,他们经受的都不是社会学的训练,据说涂尔干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批古典的哲学家。因此,涂尔干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向这批哲学家们解释和论证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韦伯也做同样性质的工作。涂尔干和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帕森斯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工作的继续和成熟。而去帕森斯化的韦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学学科的持续怀疑。社会学奠基者韦伯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怀疑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

  这样一种怀疑,同样体现在中国许多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意识之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如下现象,即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先锋人物,当时被普遍看作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未来希望的一批年轻研究者,许多都相继地退出了社会学研究,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猛。象征性的事件是李猛从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其主要精力从对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研究转向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研究。

  十年前,李猛、渠敬东等年轻的社会学研究者对社会学经典理论家韦伯、涂尔干的研究,可以被看作中国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建工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一种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显得疑虑重重。例如,涂尔干的翻译者渠敬东的博士论文《失范理论研究》对涂尔干的接受,就是疑虑重重和半心半意的。这从渠敬东将苏格拉底事件置于他的失范研究的核心地位,以及在他的论文里大量地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分析失范现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猛针对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评论《社会的“缺席”或社会学的“危机”》,里面很清晰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借助古老的苏格拉底来言说“失范”,并不能挽救社会学理论在现代性的自由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也不能找到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两个合法性方向上的两难。相反,这个古代的‘例子’无论在自由,还是在社会性和日常性上都与渠敬东笔下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尽管如此,这样一种判断并没有掩饰李猛对渠敬东选择苏格拉底为基点分析失范问题这一做法的欣赏:“社会学寄希望于运用‘失范’这一社会的缺席来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处境,最终却要借助没有‘失范’的苏格拉底来理解现代性的危机,似乎仍然暴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困境:现代性不能自己理解自己。”在李猛看来,渠敬东的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暴露了社会学自身的根本性缺陷,李猛在这个评论的结尾部分,将这种根本性缺陷:“不能充分言说困境,本身昭示了社会理论面临的双重困境:面对苦痛性的实践经验的无力和面对超越性的沉思理论的无力。”渠敬东的博士论文和李猛的这篇评论表明,李猛和渠敬东,这两位社会学经典理论家中国引进者,自身却像李猛的这篇评论开头部分用华丽的笔调所概括出来的那些古代和现代的经典的政治哲学家一样,对社会学的自身正当性疑虑重重。很显然,与马基雅维利等古典政治哲学家那种深沉的阴郁相比,现代社会学的乐观和治疗倾向,更像是一种肤浅的乐观。“自由”,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中的这种自由,吸引着李猛和他的同道者,从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中读出了其中隐含的“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吸引着他们关注福柯的“自由”及其犬儒式的对现代社会的绝望反抗,最终吸引着他们最终全盘放弃当时仍然被李猛看作是“他们的论述实际上蕴含了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最丰富的经验感受力”的“表面上最抽象的理论家”的帕森斯和卢曼的关注,而走向了真正自由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

  至少在中国,社会学如今确实是危机重重。在内部,它没有能力吸引和留住本来忠实于它的最优秀的人才,对外,面对中国传统的儒学、新近又荣光焕发和大方异彩的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批评和指责时,它又似乎拙于应对。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重新进入中国,与施特劳斯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李猛等人的哲学转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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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观》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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