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里茨尔:美国社会学的麦当劳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6 次 更新时间:2004-11-07 23: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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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乔治·里茨尔  

  

  提要:本文之目的有三: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学;其二,是将此应用和元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社会学,联系起来,特别是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在此领域的贡献联系起来;其三,通过这种分析,提示一点解决当下社会学“危机”之新办法。

  

  社会学的社会学和元社会学

  

  在切入本文最重要目的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如何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植于社会学的社会学, 或如我所称得的元社会学(Ritzer, 1991)的背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名声败坏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的一些小专题论文的手里,如关于引证率和专业排名的一些论文。然而,通过另一些关于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这个领域是可以而且应该被复兴的。社会学家处于可以利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的有利地位, 正如本文正要做的,利用社会学的麦当劳化和概念和理性化的理论,来研究当前社会学的发展问题。

  

  元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和阿文 · 高德纳(Gouldner 1970)所说的“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一致的。如他所说,“反思社会学主要关心社会学家要做什么和他们实际在做什么的问题”(Gouldner, 1970: 489)。 不过,高德纳的社会学的社会学主要关心单个的社会学家。

  

  布迪厄也致力于社会学的社会学的研究,他将其作为研究教育体系和文化资本的一个部分。他将这部分研究也称为“分析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1984a:5)。 和我一样,布迪厄将社会学的社会学置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的位置(1984a: xii):“通过持续地对社会学推理的社会学批评, 社会科学可以有决定性的发展。”布迪厄进一步谈到(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68):“我相信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基础向度。它尚未能成为专业,但它确实又是任何有远见的社会学实践的必要前提。”

  

  布迪厄的方法比高德纳更开阔也更复杂。布迪厄也承认研究单个社会学家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类型),不过他主要关注无意识地推动社会学家的社会力量。社会学推理发生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中,并受其影响,社会学家有义务分析这些结构的本质,或云“社会学思想的社会决定因素”(Bourdieu, 1990: 184)。这些社会结构与社会学思想的隐性结构有关,它们被称作“思想的非思想范畴,用于决定什么是可思想的,以及思想的形式将如何”(Bourdieu, 见于 Wacquant, 1992:40)。 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主观的心理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社会学的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便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

  

  布迪厄所寻求的不光是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学家的心理结构的关系,他还提倡所谓的“认识论警觉”(1984a: xiii); 他教导社会学家要把社会学当作“一个对付自己的武器和一个用来提高警觉的工具”(Bourdieu, 1990: 27)。他鼓励社会学家要对社会结构影响他们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方式一直保持敏觉,对反向的影响也要注意。除此之外,他还鼓励社会学家“控制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影响到社会学家自己,也可能影响到科学的话语本身”(Bourdieu, 1984a: xii)。

  

  以布迪厄的术语来说,本文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学家理解麦当劳化(作为一种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在影响社会学,如何影响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对此影响产生警觉,并且使社会学家开始控制这种影响,减少它的负面作用。更如布迪厄所指出的,这些影响不止在社会学中存在,在其它科研领域也存在。所以,对布迪厄及本文方法的利用,也适于除社会学以外的领域。

  

  “元社会学”一词实际上存在于广泛使用的“社会学的社会学”之先。保罗 · 佛斐(Paul Furfey)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引进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学以社会世界为研究对象,而元社会学则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1953/1965:9)。不幸的是,尽管佛斐开了这样一个好头,但他最后以给出一个错误的对社会学和元社会学的区分。从一个实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元社会学是一门“为社会学提供方法论原理的辅助科学”(1953/1965:17)。佛斐的对元社会学的贬低以及把元社会学从社会学中分离的做法是有偏见的。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使用元社会学一词来表示“对社会学及其不同分支的系统研究”(Ritzer, 1991: 5)。 这个定义与佛斐的相同,也与高德纳和布迪厄的对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定义相同。但我更倾向于使用元社会学一词,因为这样有助于把这项研究与那些琐屑平庸的研究区分开来。有趣的是,尽管布迪厄不使用元社会学一词,但他对“元”(meta)的使用与此文相同,如:

  

  对我来说,社会学应该有“元”,而且不停反照自我。它必须使用它自己的方法来找出它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的答案,它必须有助于知道社会学原理是否站得住脚,并且要拒绝在客观化他者的意义上使用“元”一词,从而避免不必要得争论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1)。

  

  元社会学,特别是元理论的工作有三种。它们因根本目的不同而有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了创建新理论;为了创建一种总体视角,或云元理论。本文的工作与第一个目的相符,即使用应用一个理论概念,麦当劳化,来提高我们对社会学和,特殊说来,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麦当劳化和社会学

  

  在此项元社会学的练习,我将要分析到当代社会学的发展的基本趋势。本文的论题便是社会学正在被麦当劳化,正如现代社会的其它方面一样。正如布迪厄所说(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81-2), 社会学的社会学“能教人们(如社会学家)始终意识到,在他们说什么和做什么时,他们不但受到理性的影响,也会受到已有结果的影响。”麦当劳化即是这样一个社会学最近发展的主要结果。不过,并非现代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被麦当劳化到同样的程度。社会学尽管被麦当劳化,但程度并不像快餐业那样深,那样完全。但社会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产业,而且有迹象表明它还在朝更进一步的麦当劳化方向发展。

  

  麦当劳化是当前困扰社会学领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此主要分析它的负面,应该指出的是,社会学的麦当劳化,作为社会学理性化的主要内容,并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Ritzer,1996a:11-13)。 底下所要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同样给社会学带来一些益处。这些益处在其它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这里就集中讨论负面的影响。

  

  将麦当劳化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的关键是,提出麦当劳化的要素,用于分析社会学的当前趋势。 这些要素是,只选最重要的四个: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及使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人的不可预测性,即技术取胜性。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社会学乃至现代社会其它方面,都在麦当劳化。这些要素也代表了麦当劳化的有利方面,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筛选出它们的原因。而它们的负面影响将在此予以曝光。所要提到的第五要素,理性的非理性,将使我们更直接地一些负面影响。

  

  本文的下面将化为三节:一,社会学,特别是其经验研究,如何受麦当劳化的最深刻的影响;二,社会学教科书的麦当劳化;三,社会学理论在目种程度的麦当劳化。

  

  社会学研究的麦当劳化

  

  可计算性,对可以被量化的事物的强调,对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强调,正在主流美国社会学中以各种方式显明。首先,主要的社会学期刊对量化研究有一种过分的强调。许多年以前,索罗金在《社会学的现代时尚》(1956)把这种现象称为“量化喜爱症,”而今天,这种症候比索罗金的时代更严重。质的研究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在主要期刊中少之又少。甚至像《工作和职业社会学》这样的期刊,曾作为质的研究的一个部分成立,现在也找不到多少这种研究(Abott, 1993)。 这些期刊一般总会羞羞答答地发上一两篇理论论文,但一般总不让它们出现在主要页幅。因为缺乏可计算性,质的和理论的研究在麦当劳化的社会学中几无片瓦之地。

  

  在主要期刊中易于被发表的文章一般建立在大样本研究上。不是因为社会更需要大样本研究结果,而是因为这种研究更容易出统计显著的结果。这和快餐店中的大大汉堡现象相似。许多人认为大汉堡好因为它大,认为麦当劳好因为它卖出去的汉堡最多;许多人也认为一个涉及大样本并且统计显著的研究是重要的。 这两者情况下,数量成为可以替代质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快餐店和在社会学界(至少在讨论相关性和其它统计测量时),都体现出“越大越好”的偏好。

  

  这种偏好和强调的结果是,大笔研究基金被用于收集建立大型数据库。而基于这些大型数据库的研究将更容易被发表在主要的社会学期刊上。因为这样数据库和论文都对对方派上用场,并且符合越大越好的立场嘛。

  

  进一步说,社会学研究和麦当劳店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即:评价质次质好太难,那么我们就应该论量不论质,或以量论质。这是质的研究和理论文章相对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审稿人怎能判断人种志描述和第一人称的经历呢? 他或她如何能估计一个新的理论的准确程度呢?这些评价是有的,但仍然很难很主观。结果常常是审稿人之间意见不一,期刊主编干脆闭眼不发了之。相反,由于数字和统计的客观特征,量化研究一般总会得到审稿人的一致评价,主编也很容易决定发或不发一篇文章。

  

  第三个,也许不那么重要的量化泛化的因子是,这种文章在篇幅上容易都差不多。太长和太短的文章都不好被发表。因为,太短了会被人认为缺乏深度,太长了又合不来学术期刊的条理化了的形式。过关的长文章一般都会被要求删减一些,结果质量上也会打个折扣。

  

  著作长度也是出版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专著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现在出版成本直线上升,出版商的数量又因为市场竞争在减少,加上多数社会学家都不会点出50美金以上去买本书,出版商对成本变得很敏感。著作越长意味着成本越高。愿意出版专著的出版商常常会坚持要求删节,有时要求大量删节。这种删节常常会伤害著作的质量(尽管有时会对质量有所帮助)。更有甚者,一些出版商会在作者提交著作之前对字数和页数提出苛求。

  

  第四,在美国社会学界强调出产大量可供发表的论文。正如布迪厄所说(1984a:125), 研究者“为展示工作量不惜牺牲一切。”量化迷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学界。这与美国学术界的终身职位制度有关,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学术界常常重量不重质的通病 – 发表文章数好数,文章含金量难测啊!不久前,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因为一份报告而忧心忡忡,报告指出“大约半数的教师相信,在学校的人事升降中,他们的著作仅仅被点数,但无人认真评价之”(Cooper, 1991: A12)。

  

  量化因子主宰美国社会学,正如它们主宰快餐店和其它麦当劳化了的社会一样。这个统治无法抵御,量对质的损坏无可避免。

  

  可预测性,标准的美国社会学已经达到了穆林斯(Mullins, 1973)讨论过的一种可预测性 – 研究论文在形式上趋于一致,在长度上能被预测。结果是,研究者能很精确地估计工作多长能得到结果。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所有研究论文都有一个可预测的形式—文献评价,假设,结果,图表,解析,结论, 脚注,和参考资料。读典型的美国研究文章给人以吃大汉堡一样的感觉。社会学家知道地很清楚,能指望出什么结果,八股文章如何去做, 正如食客清楚大汉堡里包括发面面包,肉饼,黄瓜片,调味品,和“特品酱汁,” 如何你喜欢把汉堡拆开来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要素。知道汉堡包里有些什么和知道研究论文有什么货色一样,都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因为两者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汉堡和美国期刊中的论文是午餐间碰头的好伙伴。相反,如果在这样的午餐时间读布迪厄或哈贝马斯的近作,那才叫滑稽好笑呢。汉堡和研究论文给人的东西一点不少,挺好;给人的又一点不多,太糟!

  

  学术审稿的本质增强了这种可预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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