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不应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1-09-05 11: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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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和研究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有了极大提高。同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在“西强中弱”的世界社会学格局中,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自信心大为增强,过去常见的那种学术自卑感明显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郑杭生。

  

  记者:您在今年7月23日中国社会学南昌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近年来,关注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路径及其前景的文章多起来了。您能否就这个问题做个总体介绍。

  郑杭生:好的。现在确实是到了系统总结我们如何应对中国社会学面临国际国内提出一系列挑战、谋求自己发展和应对挑战的正确途径的时候了。这一系列挑战归结起来是两个大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问题,特别是更好地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的问题;二是中国社会学自身如何固本强身的问题,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而避免成为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

  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观点,如树立“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2007)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2009)、把握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2011) 等。刘少杰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2006)、杨敏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中国理念”(2011)做了很好的论述。最近,我高兴地看到曹锦清教授一篇题为《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文章,强调要有正确的“学术立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这篇文章,总的说来,是一篇有思想深度、有历史感的文章。曹教授的文章不少论点引起了我的共鸣。

  不久前,我应邀给《社会学研究》写了一篇题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的文章,试图初步概括这一途径,并把它运用于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这篇文章提出:

  探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一个研究路径选择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发展的轨迹,根据中国社会学前辈艰辛探索学科本土化和努力把握学术话语权的启示,在我看来,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正确路径是: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探索“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社会是各种各样思潮的汇集点,遵循这一研究路径,尤为重要。

    

  关于中国社会学与现实的关系

    

  记者: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曾做了多方面的理论提炼,发表了不少成果,对推进社会转型的探索、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正确处理中国社会学与现实的关系中,你过去只说“立足现实”,现在增加“提炼现实”。请问怎么才能既“立足现实”,又“提炼现实”?

  郑杭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立足现实的“现实”,指的是什么呢?

  总的来说,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这个转型是在一个具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千年文明的巨型大国中发生的。曹锦清教授用国际比较的眼光指出,这三大要素构成的中国是不能被西方小国理论所解释的。因为一个13亿人面临的社会转型,所遭遇到的问题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研究中国的任何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及其他社会议题,离开中国社会转型的无比丰富的实际,无疑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具体到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立足现实的“现实”则是指,近十年和近五年以来,也就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社会管理和社区管理创新实践和探索在全国范围铺开,深入发展;近两年来,这一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和探索,又呈现出强化加速之势。中央高层在这样做,地方和部门中层在这样做,城乡社区的基层也都在这样做。这三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探索,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地概括和提炼现实,贡献了数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活生生的实践经验材料。研究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如果离开中国社会三个层次相互促进的实践创新和探索,同样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立足现实与中国社会学。

  用世界的眼光,对社会转型的突出方面,尤其是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回答它们包含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问题,把分散的经验素材形式转化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伟大实践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既是中国社会学面对的无可回避的时代挑战,也是它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实践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转型赋予它的理论创新机遇,真正实现自身的“理论自觉”,进一步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自己学科的理论之树保持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

  三、提炼现实与学术立场和理论自觉。

  那么,如何提炼现实呢?这就涉及到曹锦清教授的文章称之为“学术立场”、我称之为“理论自觉”问题了。

  曹锦清教授的文章正确地指出:社会科学表面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立场问题,这里的立场指的是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可以判明当代中国在东西方比较当中、在全球关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更决定着我们对未来寄予什么样的希望。

  曹锦清教授的文章还指出:近一百年来,尤其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经验被西方中心的话语贬斥到西方理论的注释里面去了。所有论文的理论都来源于孕育于西方,而经验材料却来源于中国,中国经验材料成为西方理论证明其正确与否的一个注释。这种情况将会被全盘颠覆过来,西方的理论要成为我们中国经验的参照,作为我们的注释。所以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来解读中国的当下。西方的理论及其概念,凡是可以充当分析中国经验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废之。

  曹教授文章的结论是:总之,要尊重中国的经验。对西方规范性的概念(有关价值)要谨慎加以使用,不能说西方的概念都是普世的。把中国的经验变成西方待改造的资料(即按西方的标准来改造),这种情况应该被终止。

  我在论述“理论自觉”时曾指出: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

  我在论述“学术话语权”时还指出: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度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教学机构,基本上都是 “西学东渐”的结果。在从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中国社会的被动转型中,在西学中学的对阵中,主动进攻的西学越来越占优势,最后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被动应战的中学,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地盘越来越小。这样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社会科学处在中心地位,垄断了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此后,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专家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出身的。上世纪前半期的专家还有深厚的中学基础,他们出国留学回归后,很多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现在则出现了一代对中学知之甚少、处在文化断层边缘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即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的前沿,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子上。

  现在,确实是到了大声疾呼“争取学术话语权,提升理论自觉度”的时候了。

   

  关于中国社会学与传统的关系

  

  记者:在中国社会学与传统的关系中,你过去只说“开发传统”,现在又强调“超越传统”。这里,谈论传统,其实就是谈论古今关系。而在中国谈论古今关系,又离不开中西关系。能否请您就这两个关系具体谈谈。  

  郑杭生:好的。关于这两个关系,曹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西关系的格局决定了古今关系的基本格局,整个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主轴围绕着东西、古今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凡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每一次现代化改革的失败,都会引起对传统的进一步否定,传统(古)就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着每一次改革的失败殖民程度就加深了,也是西高东低的全面加深,西方更高了,中国更低了,这是一个规律。在古今东西的基本格局中,中国屡战屡败,屡改屡败,决定了现代中国被越压越低。中国越低,西方越高,随之古代也被越压越低,对古代就越是鄙视,很多人认为传统应该对当代的基本结构负有全部责任。

  我们也发现,对于传统的态度,在现代化初期和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不同的。现代化初始的社会激烈变革时期,传统多被特指为急欲推翻和摆脱的腐朽没落的旧社会之秩序与意识形态。到了现代化的高级以及当前阶段上,传统又被一致指向一种富有意义关怀的精神信仰传统。而这种富有意义的规范秩序被认为是曾经我们所推翻的旧秩序的一个特征与缺点。

  对于传统态度的变化,其实也是学术立场的变化。曹教授的文章以费孝通为例加以说明:费孝通晚年重读了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到先秦著作之后,发觉自己对传统文化评价过低,提出了要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并且形成了一个新差序格局的理念。 

   

  记者:确实,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有很多精华的东西。就社会管理思想来说,您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杭生:一、“求治去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观念

  正如治乱兴衰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导观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一样,“求治去乱”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观念。笔者在多年前就曾提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

  由于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管理思想史。我们看到,严复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事实上也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给社会学下定义的,以致我们也有理由说,严复这个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定义,同时也是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管理学的定义。也就是说社会学和社会管理学一样,都是一门求治去乱的学问。

  二、持续探讨“治乱之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影响的学者都非常强调探寻“治乱之由”,即研究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北宋程颐说过“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告诉人们,特别是他的弟子,研读历史、观察社会一定要研究治乱之由。用现在的话来说,强调“治乱之由”,也就是突出源头治理,强调治本管理。我们的先贤已经有这样质朴的管理思想,并从多方面做了展开。这就造成了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十分丰富的对治乱原因的探讨。有强调“以民为本”的,如《尚书》指出:“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有强调治理的物质基础的,如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强调“兼爱”的,如墨子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有强调孝治天下的,《孝经》认为人行孝不仅家顺,而且国亦将昌平。“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种微观的家庭伦理准则可以延伸到宏观的君臣关系和臣民关系上,“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变“孝”为“忠”,个人只有孝于家、忠于国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和安宁。

  三、强调社会规范在“求治去乱”中所起重大作用

  孔子强调遵守伦理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韩非子则强调法律规范的作用:“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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