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堂:当前中国价值建设的语境、问题和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8 次 更新时间:2011-08-21 22: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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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美堂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理想和信念,存在严重的问题。反思这些问题,研讨当前文化价值的语境、问题和出路,重建民族文化价值,是当代学术的一个重要使命。而研讨当代中国价值建设问题,从方法论角度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表层话语,回归事实本身,把握生活这一真实的“文本”;需要穿透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帷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把握历史的深层逻辑。

   

  一

    

  根本上说,中国当前的价值问题是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所致。

  50年代初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是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第一个成熟的现代化模式。如果说发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金钱(资本)为手段发展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则发轫于苏联并在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则是以官僚权力为手段发展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这种体系的价值主体是职业官僚(由职业革命家演化而来),支配社会运行的动力系统和信号系统是官僚权力以及由官僚权力发出的指令——权力意志,人民大众实际上是接受并执行这套指令的工具。

  这套社会体系曾经有过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叙事,包括:1、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完美憧憬;2、领袖、政党、制度的正确、伟大魅力;3、思想道德的崇高纯洁境界,等。这套价值叙事的魅力,配以“计划体制”对社会的统摄力量,它的确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营造了一种迷狂般的情绪氛围,确立了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规范,树立了社会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在现实实践中,它也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套文化价值系统并没有超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支配型社会”的蒙昧主义和专制社会的威权主义。从价值的角度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至少有以下严重的问题:

  1、它的理想主义具有小生产的幼稚和乌托邦的虚幻性。50-70年代,科学理性精神、现代化视野、大工业生产方式,并未真正确立起来,人们的历史眼光、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得那个时代的人们(不止是少数领导人,而是整个民族)嘴里讲的是“共产主义”话语,骨子里仍没摆脱“大同社会”“太平天国”式的憧憬,甚至是阿Q躺在土地庙里“要什么有什么”的想象。这种许诺和想象在短期内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但当它的愚昧导致的负价值显露时,当人们发现未来目标只是张空头支票,艰辛的付出却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时,信念和理想就会从根本上动摇。

  2、传统体制的运作模式也蕴涵了多方面的价值危机。一是对人的自由、价值、尊严的漠视。以官僚权力为手段致力于工业和现代化的模式,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和整体目标。它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以政治为核心的战略计划,而把现实的个人当作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役使,人们缺少独立的主体人格、权利和责任。社会的公共目标也许容易实现,例如50年代建成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0年代“两弹一星”;但它牺牲了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二是社会生活的多元价值被“官权价值”(这是本人生造的一个词,是指一定事物和现象对肯定和强化官僚权力系统所具有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尊官崇权、强权政治、权力本位等)所取代,价值全面扭曲。常态社会,经济有经济价值,科学有科学价值,教育有教育价值,等。但“计划体制”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官权体系中,把一切社会行为都化约为政治行为,用官权价值“指导”甚至取代一切价值。“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看待一切,理解一切”。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被遮蔽。三是自由创造活动既不必要也无可能。“计划体制”以职业官僚为主体,把所有社会资源调动起来实施官权意志特别是最高权威的意志。本质上讲,整个社会只有一种行为——实施官权意志(指令)的政治行为,个人和群体基于自由创造的行为既不必要也无可能。每个人的自由创造不能激发,导致整个社会没有生机、活力和效率。

  3、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权力异化。传统社会主义表现为“庞大的权力堆积”,官僚系统是全社会实际的主体,官权价值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权力是驱动社会运行的最高甚至唯一手段,官权意志是社会运行的最高甚至唯一指令,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围绕政治权力转,这也使得官权体系成为全社会矛盾的焦点,公共权力成了神圣的、陌生的、冷酷无情的异化物,权力斗争残酷之极。

  4、道德理想主义的失落。由领袖、党、制度、道德楷模等文化元素共同营造的道德境界,其魅力和感召力是有限度的。除非这些人为建构的理想人格真的永远完美无暇;除非社会生活只有政治和道德生活,不需要物质生活;除非社会机制能确保百分之百、恰如其分地善善恶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不可能的。一旦理想与现实出现大的反差,就可能引起价值危机。易言之,道德理想主义只是特殊时期临时性的社会动员方式,试图运行公共权力把它常态化,会适得其反,助长社会的投机和虚伪,强化大众的失望和不信任,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危机。

    

  二

    

  在“改革开放”的话语下进行的现代化模式转型,实质是借鉴和引进西方市场化体制,改造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并试图创造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化价值转换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换脑筋”的过程。这一转型必须面对许多复杂的矛盾——民主进步与专制守旧的矛盾,小生产与大工业的矛盾,传统社会主义教条与探索创新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世界体系中东西方关系的矛盾,等。要克服这些矛盾并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转型,客观上需要丰富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资源。但是现实条件很难做到这点:

  ——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作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自诩为社会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它恰恰是反思和重建的对象。在这种矛盾和反差中如何取舍,取决于解释者自身的立场和需要——这为后来政治派别的分化埋下伏笔。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经5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冲击和改造,作为独立和学理的形态,基本上失传了。如果说有,那往往是以文化潜意识的形式存在。这种无法经由理性地反思和重建,却以本能形式潜存的强大传统,往往是副作用大于正价值。

  80年代的价值重构中真正在起作用的主要是两大思想资源:一是50-70年代若隐若现的“不同政见”。针对“计划体制”的弊政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灾难,一批敏锐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冷静反思:问题出在哪里?究竟该怎么办?这种反思的成果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二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西方文化价值的拒斥,但相对而言,80年代“两大阵营”的矛盾相对和缓,我们也在羞羞答答的状态中有意无意模仿西方,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大量思想资源。这两种思想资源,加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旧的“封建主义”习惯势力及其价值取向,构成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既互相博弈,又互相融合,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发展,汇成了中国80年代纷繁复杂、生动活泼的社会思潮。诚然,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但更有意义的是价值观和思想理论的进步。例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责任。只有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让每个人自主行为和自由创造,整个社会才有活力和创造力。要把人从受束缚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责、权、利统一的机制,因此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每个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公共权力部门要转换职能,从“领导”转变为“服务”。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干预和运营经济,不是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而是维系社会的公正和秩序,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从事非赢利却为社会必需的公益事业,等。合理的政治体制应是“小政府大社会”,合理的政府应是“有限政府”——它的权力是有限的,受约束的。

  ——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计划。贫穷、平均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最终让所有人共同富裕。

  ——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从个人说,耻言利,耻言富的观念被致富观念取代;从社会角度说,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取代了空洞的政治标准,强调“效率优先”,反对“平均主义”,提倡非均衡发展。

  ——高扬人性,提倡人道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价值和主体地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尊重个人生活的多样化选择,尊重隐私和私人生活空间。

  ——依法治国,变人治为法治。“法”不是变相的红头文件,更不是个人意志。法必须体现公意,体现人民主体性;法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党派和个人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为;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能搞运动;司法机关独立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正义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等等。

  这些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说,它体现政治进步和法制昌明,代表了改革开放的主流和历史进步的本质。

  70年代末、80年代社会思潮的转变,也是一个俗世化过程,一个“祛魅”和“由圣入凡”的过程。反对个人崇拜,让领袖“走下神坛”;进而揭开一切政治偶像的神秘面纱。人们试图通过否定两个“凡是”,搞“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倡导科学理性精神。这个“祛魅”一经开始,就如倒了多米诺骨牌:反对不切实际的道德标杆,把一切社会文化理想斥之为乌托邦,直到“躲避崇高”、“渴望堕落”,甚至以“痞子化”作为人生哲学。

  俗世化虽然是理性社会转型之必需,但俗世化不等于排斥理想和道德追求,不等于庸俗堕落,不是鼓吹贪欲和物欲,而是要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因此,真正的俗世化需要对世俗生活本身进行批判地反思和理性建构,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遗憾的是是,这个工作并没有跟上。在否定个人迷信、道德虚构和乌托邦狂热的同时,一切理想和崇高的东西都遭到怀疑和嘲弄。这一平庸化、虚无化的“俗世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久将会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也以无情的事实引导着社会的文化价值朝令人忧虑的方向发展:公共权力被越来越严重地用作私人资源,并与市场结合,形成机遇、信息、资源、权利等方面的绝对优势,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公,也给社会的正义、良心、诚信带来强大冲击。在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习惯的“半市场经济”中,各种无视起码商业道德的行为,甚至是蔑视人权和人的价值的行为流行起来。

  本来,市场经济会自发地产生贫富分化;加上“计划体制”中人们的权力、地位极不平等,这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时,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市场资源的不平等,竞争机制的不公平。社会应该预见到这个趋势并尽可能采取防范措施,以减轻其破坏力。可主话语非但没有把准这一症结,反而一边继续鼓吹不切实际的利他主义,一边宣扬无条件的非均衡论和无原则的掠夺论。无论动机如何,这种鼓吹客观上为90年代以后的“丛林法则”流行拉开了序幕。

    

  三

    

  有人说,悲剧的实质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与这种必然性不可能之间的矛盾,这种说法特别适合中国80年代末的情形。中国要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发展为现代大工业,势必需要政治、法律及人们的价值观发生相应变革。邓小平意识到这点,故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但是,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和权力异化的局势在博弈中再次胜出,阻断了政治改革的前途。掌握国家命运的群体,越来越沉湎于古老帝国的梦想中。某些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把改革引入岔道,使我们再一次失去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机会:

  ——宗法封建的“江山”观念根深蒂固。受宗法王权传统的影响,许多人没有“公共权力属于公民”的观念,他们把公共权力诠释为“江山”,即扩大化了的“家产”。这个“江山”只属于某个团体,而不是全体人民。这个家产是抢来的、打来的,当然也就牢牢把持,防止被别人抢走、打掉。在重大关头,这个国家不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法律制度运行,而是按照陈腐的家长制方式操作;它的宗旨不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而是确保某个利益集团“稳定”地坐在交椅上,确保江山“千秋永固”。

  ——维系利益和特权而形成强大的阻力。之所以牢牢守住江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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