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6 次 更新时间:2004-10-13 16: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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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方法论的角色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指出其所围绕的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两个轴心的内在限制。作者认为,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研究有必要纳入到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论域:在思想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乃是在于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都市的空间网络、近代中国两种不同形态的公共领域、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自我认同和内在紧张、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公共交往,详细讨论了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我认为,继承19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可以继续从两个层面将知识分子研究推进一步。其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突破上述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它们是由中国和西方哪些思想资源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启蒙思想内部又形成了哪些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冲突的现代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当代现实发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同西学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也同样参与了启蒙思想的建构,而中国的现代性又往往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显现。考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现代性思想,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疏理出近代不同的思想脉络,分析它们与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承关系,启蒙思想内部又是如何分化、组合,如何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彼此之间如何组成一种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实践模式。这一研究将从新的领域和视角,继续实现美国著名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生前所没有完成的研究目标:探索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之复杂性。2

  

  而另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新的途径是外在理路,即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都市空间这一新的视野,来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论域。   

  

  一,都市空间网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网络,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具体的空间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儒家士绅所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有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3 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也就是说,他们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非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晚清,作为一代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远征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乡土之根,忠告自己的子女们要记住“耕读为本”。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一个过去没有过的绅商阶层(即有商业背景的绅士)出现了。4 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但是到了明清时代的江南社会,一批读书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在城市里面,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前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社会中的青楼。青楼作为一个明清士大夫公共交往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很有点类似18世纪法国、德国的贵族沙龙。在沙龙和青楼之中,必定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主人,以她为核心,周围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引为同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这样描写以柳如是(河东君)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聚会:“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5

  

  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无时不刻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福科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物质存在。6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二,管理型公共领域与批判性公共领域

  

  上述这些公共空间,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在许多时候扮演了政治批判的功能,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后者要比前者宽泛得多,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而前者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7 显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和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正是广义上的公共空间。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这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美国,以罗威廉和兰钦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武汉和浙江地区晚清社会和城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不具有批判性、仅仅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地方士绅公共领域。8 而另一批美国学者魏菲德、黄宗智等对此表示置疑,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概念,以此区别哈贝马斯具有很强欧洲历史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9 在中国学界,类似的讨论也十分热烈,而且更具有当下的问题意识。10

  

  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这些争论所涉及到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的历史之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之间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11 所谓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基础。而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产生了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个人通过在沙龙、咖啡馆和公共媒体的舆论,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论,从而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以地方宗法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扮演了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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