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8 次 更新时间:2004-10-13 09: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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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进入专栏)  

  

   2003年对于中国新发展观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地倡导和呼吁,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今后要特别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经济开始新一轮增长,市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发展不协调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强调具有了更加深刻和更加紧迫的意义,也预示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新发展战略的形成。

  

   一 2003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问题

  

   1.经济增长重新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低迷状态,世界经济增长1.8%,其中美国为2.6%,欧元区为0.5%,日本为2.0%,俄罗斯为6.0%,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8.5%左右。2002年还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有“统计水分”的西方媒体,2003年却开始谈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了10%。不过,中国经济确实出现重新步入快车道的种种迹象,尽管2003年出现“非典”疫情的重大影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学者们的预料,学界和媒体已经开始讨论经济是否又重新出现过热的问题。这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促成因素:一是在连续数年财政扩张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有所松动,流通现金、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说明已经从单纯的财政扩张政策转向辅助以灵活的货币政策;二是投资和进出口的拉动,2003年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多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2%;三是城市新型消费热潮到来的推动,2003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零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4.8%和34.7%,与此相关的建筑和装潢材料零售额同比增长46.6%,轿车为主的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77.5%,与此相关的商品石油及制成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8.7%,电子通讯类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4.0%。

  

   但新一轮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隐忧:一是金融风险。一旦出现新的生产过剩,如住宅和轿车生产若重蹈电视机生产的覆辙,大量的贷款投资就会因收不回本息而产生新的巨额金融不良资产,根据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调查,金融风险被列为各种社会风险的首位。二是城市生产与农村消费断裂。近几年经济增长都大大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1998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3%左右,2003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只增长3.8%,快速增长的城市生产似乎越来越远离9亿多农民的消费能力。三是潜在的无通胀过热。2003年1~9月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只有0.7%,似乎刚刚摆脱通缩,但日常生活价格的无通胀容易掩盖房地产和汽车领域的投资过热。

  

   2.就业将成为影响今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点

  

   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这对世界的减贫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说,全球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许多方面归因于中国经济神奇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1.5亿,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贫困人口反而会增加2000多万人。

  

   但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就业成为新的发展难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2000多万人竞岗。到2003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356万人,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10%。到2003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0904万人,同比减少10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7061万人,同比减少44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1078万人,同比减少175万人,其他单位就业2766万人,同比增加522万人。另外到第三季度末,全国不在岗职工1859万人,同比减少165万人。根据全国市民的调查,失业下岗被列为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首位。目前,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改革在继续进行,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辽宁等省市已全部关闭企业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非典”时期的最新调查,全国流动农民工达到1亿多人。按照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个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测算,也还需要再转移约1.5亿个农村劳动力。

  

   全国高校在连续数年扩大招生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2003年仍有约70万名大学毕业生待业。

  

   现在城镇新生的生活困难人口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除了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和大病患者外,多数是与失业或严重就业不足有关。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35%是外出务工收入,有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从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来看,就业在相当长阶段(包括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严峻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认识和规划就业,既要防止重走国家包下来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高度重视就业机会的持续增加。

  

   3.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尽管就业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难点,但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却可能是社会不稳定问题最容易爆发的导火索。改革以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主流看法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但现在学界多数人的看法有了改变,人们看到我国的人均GDP已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但各种影响因素表明,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开始缩小,而且还在快速扩大。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左右(世界最不平等国家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而且高居不下,城镇20%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7%以上,城乡实际收入和福利差距接近6∶1,城乡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目前在人均GDP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一些中间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知识经济因素的加入使财富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递成本的降低使中间管理阶层分化,产业的聚集使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等等。根据联合国掌握的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在73个有完整可比较数据的国家中,42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扩大了。

  

   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收入差距的指标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顾效率的平等也容易造成养懒汉和缺乏活力的状况,关键的是要建立社会公正的秩序,铲除那些造成不平等(包括机会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的不公正因素,如官员腐败、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资产、偷税漏税骗税等等,特别应当注意国家财政分配必须有利于社会平等,防止以单位的集体名义获取特殊收益。因为人们的不满还不完全是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受,更多的还是对造成贫富差距不公正因素的感受。

  

   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要努力促进并保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而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所谓“已经获得的人要继续获得,多多益善,未曾获得的永远无法获得,一无所有”的“马太效应”的牺牲品。坚持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则,才能保证民心之水载改革之舟。

  

   4.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坚持城乡统筹兼顾

  

   中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农村转变的困难,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不到15%,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50%,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还有约62%。相对于产业结构来说,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换比较迟缓和滞后。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和我们测算的理论值,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应当达到50%以上,就业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应当达到80%左右,城乡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的比重应当达到60%左右。而按照1990~2000年我国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平均值推算,到202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可以达到39%,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达到70%,城市人口比重可以达到56%。这样,距离关键性结构转换的理论目标值,就还有一些差距,必须在政策和措施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努力实现关键性结构的基本转换。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越来越有了国际大都市的模样,而西部的乡村依然如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尽管大城市的交通、用水、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而填平鸿沟的关键,又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约束下靠种粮富裕起来,必须使广大农民具有普遍兼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以上,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考虑怎样使农民的生活环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切实承担起农村改水、改路、改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71%。类似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就会走进“拉美化”的陷阱。

  

   5.社会保障要起到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近两年增加较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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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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