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6 次 更新时间:2004-07-03 23: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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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进入专栏)  

  

   中国学术界早期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从四个视角提出的,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乡村基础的视角、农村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和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视角。这四个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际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

   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象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本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 [1])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工业化问题是从农村生活实地调查入手,在探讨如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早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外国学者,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狄特谟(C.G.Dittmer),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调查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人,他于1917年对北平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的调查。到1923年,清华大学的教授陈达博士,对该校附近的成府村的91家农户和安徽休宁县56家农户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不过当时的多数调查,都是对某个地区的个别村庄的调查,而中国幅员广阔,千差万别,以此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的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系,看到了这种局限性,于是在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 [2]。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选点,调查点包括江苏省的江宁(淳化镇、太平门)、武进,福建省的连江,安徽省的来安、怀远、宿县,河南省的新郑、开封,山西的武乡,河北的平乡、盐山(1922年、1923年)。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乔启明写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 [3],这是一篇在问题意识、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等方面在今天看来甚可称赞的论文。乔启明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其原因概况起来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第二,农场面积过狭 [4],总产量和收入自然就低,中国当时农家平均拥有约18华亩,南部种稻区域每户农家平均10华亩,北部种杂粮区域每户农家平均约20华亩,而美国当时平均每农户拥有342华亩,是中国农户的19倍;第三,生产效力低,净利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如当时美国生产1公亩(约合16华亩)的棉花,从种到收需要人工289点钟,而中国需要1620点钟,甘薯美国只需203点钟,中国需1184点钟,玉蜀黍美国只需47点钟,中国需663点钟,小麦美国只需26点钟,中国需600点钟,黄豆美国只需86点钟,中国需610点钟,所以中国人工虽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第四,交通不便,影响了农产物的销售,"谷贱伤农"的事就在所难免。农民要提高生活程度,非先排除这些障碍。为此乔启明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一是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由工场吸收部分农场人口,节制生育,使人口不至过密;二是通过降低人口密度,扩大农场面积,增加农户产量和收入;三是扩大农场面积后,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费用,使获利丰厚;四是发展交通,使农产物销路畅通。(乔启明,1930:1-7,40-43)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现代学术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并无新意。到是今天提出的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是本世纪30年代的前工业化时代学者无法考虑到的。

   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的途径之一提出来,这并非是乔启明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见解。李景汉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曾对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他最熟悉的资料是他长期调查的河北省定县的情况,他在一篇题为《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的文章中,对人口稠密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都作了很细致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农村的定县,由于人口过密,人均土地只有4亩,人均全年所获只有40元,所以"总而言之,就许多农村的观察,清楚的看出来,若人口继续的任其增加,同时又没有大量的增加生产,增加地亩,提倡实业,或移民他处的出路,则生活问题也要依随的更加严重,恐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趋势。假定现在人口的数目不再增加而同时尽量增加生产、发展工业,再有一部分移居西北,则人民生活的程度虽然一时不能提高到吾人所理想的地步,也至少能减少现在许多的悲剧,生活一定也要一天一天比较的向上,在教育文化方面可稍有进步的可能。"(李景汉,1934:13)李景汉的人口过密理论很相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虽然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外国学者的理论,但就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看,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他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办法之一,这与黄宗智的结论到是一致的。李景汉认为,当时农村急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是"穷"、"愚"、"弱"、"私"、"闷",虽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公平、生产关系不适当和社会组织不妥善,但也都与人口稠密有关,所以即便是解决了土地分配和生产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也还要解决人口稠密的问题才行。他说"有人以为今日之大病'不患寡而患不均',完全归咎于经济制度之不良,政治之腐败,军阀之贪污,以致帝国主义之压迫,资本主义之侵入。诚然不错,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非把这些问题根本的解决不可。至于生产关系之问题完全解决了以后,人口繁密的问题是否也随着即能彻底解决,亦是疑问。......因此关于人口繁密之解决,节育也是一条不应忽视之出路。这是许多人到乡间工作以后共同感到的。"(李景汉,1934:11-12)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李景汉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并同时发展工业;二是向可以容纳较多人口的西北地区移民;三是通过节育减少人口。李景汉的文章没有提到乔启明的研究,但他的结论似乎与乔启明完全一致,他也是从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问题入手提出农村工业化的问题。

  

   二、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把乡村建设视为农村由散而合、从农到工的过程,这是梁漱溟提出工业化问题的路径。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还专门写了"工业化问题"一节。用现在的话说,梁漱溟属于"自学成才",他能当上北京大学的教授,主要是由于他对佛学的研究,当然还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选人才。他没有受过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善于使用统计数字和从事细致的社会调查工作,他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其实都是很哲学化的,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具有理论魅力的逻辑。

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运动,吸引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和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长期以来受到破坏,这种破坏是由于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敌不过西洋文化,于是改变自己学西洋,乡村的破坏就是学西洋文化和都市文明的后果,所以必须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的转变(梁漱溟,1936/1989:602-611)。梁漱溟认为,中国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构造)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要点是"教化、礼俗、自力",这些特征使中国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所以非有历史大转变,中国文化已盘旋而不得进;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权利本位"、"阶级分立",较之中国的长处是"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由团体生活所以有强烈的阶级和国家意识,西方的个人主义其实是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并非不顾公益悖乎道德的行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使中国旧的乡村构造遭到破坏,中国社会更陷入散漫和无力的境地,所以要根本改造乡村,其途径就是建立新的乡村组织。(梁漱溟,1937/1989:148-272)这种新的乡村组织是政治和教化合一的自治组织,是从办乡学村学开始,通过乡学村学改造乡约村约,并进而从乡农学校中分化出乡村的监督教训、行政和立法的自治组织,以取代原有的乡公所、区公所,从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梁漱溟说:"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组织固然是一个乡村组织,或曰乡村自治组织;可是我们想着我们将来的整个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精神、这么一个规模发挥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喜欢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我们是要从乡村培养新组织构造的基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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