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桥流水楚楚有致，绿林深处隐隐见屋。来到水乡泽国——浙江绍兴腹地的上虞长塘镇，映入眼帘的尽是一层叠一层的翠竹。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我国一代儒宗马一浮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竹林深处一个名叫后庄村的地方。
马一浮的故居是一间极为平常的老式旧楼房，楼后附设着一间极矮极小的平屋，中间隔出一个四方的小天井。马一浮就是在这样一高一矮的粗舍中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岁月。
学宫院试名列榜首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年自署蠲叟或蠲戏老人。他出生在四川仁寿县，逝世于杭州西湖。
马一浮6岁随父母返回上虞后庄。幼受母教，是一位远近百里所公认的“神童”。他8岁就能读《楚辞》和《昭明文选》；9岁时，母亲何氏指着天井里盛开的菊花，命赋五律一首，并限麻字韵，马一浮应声而就：“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夕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见儿子如此聪慧，十分欢喜，说他长大了必能成才。但又觉得幼年出句竟似不食人间烟火，恐怕“一生少福泽耳”。不幸第二年母亲果真病故。从此，小一浮寂寞一人，终日与书作伴。不管什么书，只要是书，他就会昼夜不分地去读。因此，儒学、佛学、文学、哲学……无所不涉。后来，父亲怕他私读一通会误入歧途，便延聘了一位绍兴很有点名气的举人郑墨田来家教书，但没多久，郑举人便辞馆了。父亲始以为是浮儿不听管教，后方知其才学确实已超过了郑举人，于是无奈，只得亲自试教，但亦自感弗如。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戊戌年（1898年），16岁的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同应绍兴府学宫院试，同中秀才，马一浮更是名列榜首，连主考官汤寿潜（民国浙江都督）老先生都爱其奇才，挽人执柯，将爱女嫁与他为妻。
在马一浮与汤氏成婚的第二年，父亲染病，他毅然离乡入川去侍候病父。翌年，父病逝，他守制三年。时妻有孕，他决意使之堕胎，不幸妻亡。从此，马一浮只身来到杭州，开始了他潜心国学和研究西方学说的“万里之行”。
崇尚中道并包西学
马一浮独身来到杭州后，深知是书把中华悠远历史连成缆索，使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使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然而他又明白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所藏之书又何以保证不流散呢？“君王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几张脆薄的纸页？因此他寄居在圣因寺，以目不观园，足不出户，点香记时之法，潜心学问。其间，常有亲朋好友来访，向他提亲，也有劝他领养一个儿子的，但马一浮心中只有汤氏淑姊，哪肯再娶或收领他人之子。于是在年未30就蓄须明志，一心向学，尽读强记文澜阁《四库全书》36000余卷。马一浮虽以中学为基础，崇尚中道，但也并包西学，不排斥西方文明。在1902年，与汤蛰先（汤寿潜）的弟子谢无量一同赴上海自学英文、法文。后来又结识广西的马君武。为从学术上唤醒民族，振兴中华，三人共创《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翻译介绍斯宾塞等西方文学、哲学。1903年，中国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第12届世界博览会。清政府任命溥伦亲王为团长，筹备有关事项。马一浮因精通英语等多种语言，特被筹备组招为雇员，分工负责具体筹办世博会中国展馆和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他6月启程赴美，于7月3日到达圣路易斯。他本以为中国的参馆人员在那里可与世界各国朋友通畅交流，哪里知道美国对中国人十分苛刻。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他尚未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为此，马一浮一边据理抗争，一边偷偷遍跑圣路易斯的所有书店。就这样，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阅读了亚里斯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但丁、拜伦、莎士比亚等古哲文豪的大量哲学、文学名著，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史》和编纂《欧洲文学四史》《诗人传》等著作。同时还参观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后又转道去了柏林学习德文，在那里，他读到并买下了一部德文版《资本论》。由于马一浮的“抗命不遵”，美方终于在1904年4月29日，即圣路易斯博览会开幕的前一天,勒令他返回。5月6日，马一浮含恨离开了美国，归国途中，他悲愤地作诗书志，中有“沧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等句。
1905年,他来到了日本,当时日本友人们争相传阅他携带来的《资本论》。在日本，他又学习了日文与西班牙文。期间，译过日本松平康国的《政治罪恶论》，并在译完后于原书封底写了“译成圆满，自由万岁”几个字。年底，他带着《资本论》回国。接着，他手译了《资本论》的若干章节，并与好友何燮侯一道探讨过它。随即他将这本自认为是经典的好书送给了光复会会员刘师培办的扶轮社，期望得以传播。但后来刘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扶轮社被抄，《资本论》流入旧书摊。后被马君武发现，买回来“完璧归赵”。到了抗日时期，马一浮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讲学，便将此书送给了浙大图书馆。结果，还是日本人把《资本论》译成日文出版，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等先后从日本读到《资本论》，可谓移樽就教。这是马一浮为之深感遗憾的事。随后，他又从英译本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并陆续发表在上海《独立周报》上。马一浮是个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又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学人，也是一个努力将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谋求中华富强的爱国者。因此，他很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敬重。蒋介石还专门宴请过马一浮，并在席上虚心讨教治国之道。同时，他又为毛泽东、周恩来与陈毅所器重。其中最为后人传诵的是陈毅“马门立雨”事：1951年4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专程到杭州郭家码头马一浮家。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却被陈毅阻止，便站在屋檐下等待。过一会天下起毛毛雨来，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只见陈毅等人衣帽鞋袜皆湿了。马一浮被陈毅这种礼贤下士的举动所感动，愉快地接受了公职，被聘为华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又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1954年以后，马一浮历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但他很少外出参加政治活动。
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马一浮应邀参加。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单独与马一浮等一起合影留念。1957年，已是75岁高龄的马一浮又应邀赴北京开会。毛泽东在宴请大家时，特意与马一浮坐在一起，嘘寒问暖，亲切交谈。宴会之后，马一浮书“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联诗赠送毛泽东。1964年，毛泽东又特邀马一浮去聚谈中国诗歌。在聚谈中，马一浮举笔为毛泽东写下“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楹联一副。周恩来对马一浮的学识人品一向十分赏识。他在1957年陪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时，特地同到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并合影庭前；其后，周恩来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杭州，又特邀马一浮陪宴。席上，周恩来还向客人介绍说：马一浮老先生是当代“中国唯一的理学家”。马一浮虽受此殊遇，却从不向外人夸耀过点滴。
红粉知己终生不娶
正当马一浮潜心学问时，汤家三女琳芝，在不知不觉中闯进了他的生活，成了马一浮的红粉知己。她见姐夫孑然一身，孤寂悲伤，便时时以诗词代言，以诉自己的衷肠，去抚慰马一浮的心灵创伤，马一浮也每每以诗词酬答，或感激琳芝的体贴，或抒发胸中郁结。如此日子一长，双双坠入情网。马一浮囿于父孝在身和丧妻之悲，不便直言婚姻事，但又总借诗词寄托山盟海誓和白首之约。而汤家三小姐，更是动了情恋之心。
当马一浮守满三年父孝和三年丧妻之哀后，准备正式向汤琳芝提出结婚事时，万没有想到，汤琳芝回答他的，竟是一首婉转的拒婚诗。原来，汤琳芝患了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而且又到了晚期。为了不想耽误自己心上人的终身大事，汤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毅然决断拒绝这桩婚事。当马一浮弄清原委后，向琳芝表示：“从现在起，我要潜心学医，一定要亲手调治好你的病，不达目的，我就终生不娶。”
在岳父汤寿潜和汤琳芝的疾患困扰下，马一浮不得不暂停佛教典籍的研究，广交名医，钻研医学。虽为业余，但其造诣获得了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名医如王邈达（慈禧太后曾用挂彩专列请他进京为她治病。1932年他又被专机接往西安替蒋介石看病）等人的敬重。这不仅有他身后整箱整箱的中西医书可证，也有他早年给岳父汤寿潜的书信为佐。他在1916年5月7日致汤寿潜信中说：“丈人患脾泄有年，……闻近亦略患足肿……《内经》有云：土不及曰卑滥，体肥硕者恒多，湿已困而思虑复伤之，又为肝所乘，弱而失运，故常泄。……婿略涉医经……伏愿体圣人慎疾之道，量进药饵，治于未然，使形神安和，疾疚不侵。”马一浮在废寝忘食地为琳芝寻觅回春良方的同时，还亲手处方，亲自抓药，亲尝并亲喂汤药。在马一浮的精心呵护下，汤琳芝的病确曾一度出现过转机。孰料不久病情反复，汤琳芝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抛下了马一浮，溘然西归。马一浮五内俱裂，欲哭无泪，面对汤氏两姐妹的亡灵，沉痛发誓：从此终生不娶！
收录弟子佳话传世
马一浮周游列国回来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他深深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后袁世凯复辟称帝，军阀混战，他目击国事，既不惬于居高位者之所为，又自度力不足以拨乱匡俗，发愤杜门，治学益勤，从不虚掷一时。先是潜心研究佛学，又精研老庄，以一目十行，过眼即烂熟心内的智慧，博综百家，返而钻研六经，著有《法数钩玄》《老子道德经》《庄子笺》等书。曾获时人“天下文章归马氏”之誉。
马一浮是一位天分极高、学识渊博的人。他精通外文典籍，襟怀开放，不抱残守缺，能取精用宏，不步前人，自辟康庄；他励精图治，治学极勤，中西兼容，古今并包。这就常使接近他的人为之倾倒、震惊。丰子恺生前把他比为颜子（见丰子恺1933年《陋巷》一文），后来又把他比孔子，说：“与马先生谈话，如同呼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持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原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能背诵出原文来。”弘一大师李叔同亦惊叹：“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人。”因此，慕名前来拜马一浮为师者甚多。有的挽人托眷，有的甚至恸哭失声、长跪不起。马一浮虽深知他们都是笃诚而来，但仍不放过考察对方的学识、人品、气质与操守。据说，浙江诸暨县有位年高德劭的寿老先生，他在病危时，致书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儿子，叫他以学业为重，不必回来奔丧，嘱他学成归国，务必拜马一浮为师。其子寿毅成学成归国后，便当即挽人求拜马一浮为师。马一浮再三逊谢。寿毅成诉说自己连父亲死都未能回来奔丧，如今不能实现老父遗命，有何脸目以对九泉之下的先人？竟恸哭长跪而不起，马一浮深感其诚，只得答允。这仅是马一浮收录弟子中的一段佳话。
鬻字刻书独撑书院
1938年，蒋介石听说久隐西湖的马一浮应竺可桢的两次登门相邀，到流亡中的浙江大学讲学，便立即与孔祥熙、陈布雷等商议，发起并指令教育部长陈立夫聘请马一浮出山弘扬民族文化、在四川创办复性书院。马一浮于1939年8月来到四川嘉定乌龙山下，亲自动手盖起“濠上草堂”。起初，复性书院借乌龙山乌龙寺招生开学，马一浮居住在乌龙寺的尔雅台。相传，这尔雅台原是晋郭璞注《尔雅》的地方。这里因游人不到而得全，干佛云，望之如盖。马一浮十分欣慰便叹息曰：“无材，其为众所弃者，乃其幸也。”为明不用之为贵，即兴作《乌龙楠树歌》自明心迹。但总因乌龙寺场地狭小，不久便移址乌龙山下，马一浮亲自动手筑茅屋五间。虽屋宇不够畅亮，但周围的竹风随地畅，门前的曲水欢快流，再加上屋后的青松时时飘香，马一浮深爱之，便取名为“濠上草堂”。乃典出《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的故事。马一浮又亲拟并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条学规。故此，书院创立不多时，就蜚声海内，慕名求学者竟多达800余人。一时间，乌龙山下，书声朗朗，弦歌四起。
复性书院初创时，马一浮特聘谢无量主讲玄学，熊十力主讲义学。但后来谢无量谦辞不就，熊十力开讲两月因故中途离去，结果只剩下马一浮一人支撑。马一浮专讲六经大义，指出：“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中土圣贤道要尽在六经，唯六经可统摄一切学术，一切学术莫能外之。”“故必确立六经为本，而后中土学术之统类可得而明，文化之原流可得而数，即近世异域新知亦可范围。”六艺（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并不是说可以不学其他，废弃其他。而是指六艺乃义理总汇，是客观存在的、人心所固有的。为此，马一浮又主张“归求诸己”，说：“读书须先理会文义，下涵养功夫，始可望有进”，“读书须是处处反到自己身上来，不反求诸己而求诸外，纵有所知亦非真知。”“六经亦非圣人杜撰出来，而是人人自心所具之理……执言语、泥文字者每以典册为经，不知宇宙间本来有这些道理。”认为“理不在远而在自心”，读经只是帮你了解自心本具之理。所以读经务必“穷理尽性，验之身心，见诸躬行”，一生言行皆以义理为准绳，莫不合乎六艺之教。为便学生易懂，马一浮又把《六经》分成三类：一类为诗、乐：辞赋文笔皆统于诗，声律音韵皆统于乐，故文学、艺术、美学、文字、语言诸学皆属于此；二类为书、礼：一切政事皆统于书，一切制度皆统于礼，因而政治、法律、经济诸学并属于此；三类为易、春秋：易以天道下济人事，春秋以人事反之天道，今凡欲研求自然界之法则，欲明宇宙之本体者，不能外于易，凡言人群之事，相究正变得失者，不能外于春秋，故哲学、论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天文、数理等自然科学并属于此。并强调说，六经大义，不分今古、不分汉宋、尊信程（颐）、朱（熹），而不薄陆（九渊）、王（阳明）；推崇儒学，而又不避佛法，大义微言，融会贯通，然各有分限。为此，马一浮在书院《简章》中就明确规定：“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书院以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为教……”“书院确立六艺之教，昌明圣学，始于读书究理，反身修德，终于穷神知化，践形尽性。”
马一浮为了贯彻这一教学宗旨，使学生有进德入道门径，他在每次开讲前，都要穿好袍褂礼服，案上必放鲜花一瓶，讲堂气氛肃穆安详。有学生曾问他师法何人。他回答：“直接孔孟。”
马一浮文章讲稿，根据义理，无施不可；他的演讲，言必雅训，辞必典出，出入周、秦，驰聘汉、唐，而又从不剽窃他人一言一语，格调谨严、气势浑厚，听之多有感动落泪者。
但好景不长，事与愿违。原先国府同意拨款创办复性书院的经费迟迟不能到位。为此，马一浮只得去重庆催讨教育经费。然教育部借故要书院呈报讲学人员的履历和教材以备审核。对此，马一浮认为这是教育部对他的一种侮辱，便责问教育部违反诺言，并当众宣示辞去讲席，专事刻书。就此，教育部停发了一切经费。马一浮被迫写出《蠲戏斋鬻字刻书启》公开声明将以鬻字所得充当刻书之经费。
马一浮的鬻字刻书的情况，在《大学纂疏》中有记载：
此书共六万三千四百三十八字，共计国币五万二千一百九十七元。在马湛翁先生鬻字移润捐款下动支二万元，又沈敬仲先生一月至六月逐月移捐食米一市石计国币二万二千七百八十元……
沈敬仲当时担任书院院长，每月薪金为一市石大米。以米价论，马一浮所捐出的二万元国币还不足以购买六石大米，可见鬻字刻书的艰辛程度。马一浮在万般无奈之中，又被迫改写出《蠲戏斋鬻书改例启》，再次声明今后“不复更言刻书”，也不再受书院一粟一币，坚持以“易粥”，将卖字所得之钱维持全家五口（当时马一浮的家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外甥丁安期君一家四口组成的）的生活所用。
马一浮的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篆书，直接取法李斯。隶八分，直接取法汉碑。真行书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唐贤骨法。他提倡尚古而不泥古，书法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即所谓“书如其人”，“书为心画”，达到神悟，方能入雅。马一浮还精于篆刻，知者不多。他取法秦汉，锲而不舍，功力至深。其章法刀法，浑朴劲健，韵味隽厚，实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当时海内外学术界对其寸缣尺素深加宝重，各博物馆、图书馆亦争欲征求入藏。但马一浮并不是见人便卖的，世间之人也并不是只要出几个钱就随便可以买到其字的。马一浮对于“鬻字润例”是有对象选择的，一定要有熟人介绍，弄清来历，才可以钱换得数字。当时上海有位李姓巨商，为纪念他母亲，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属笔题褒。因马一浮不随便卖艺，独付缺如。后来探知马多交僧侣，乃请一老僧陪谒马一浮，下跪叩头，求撰墓志。马一浮为之感动，允其所请。他日撰就，手自端写与之。对李说：“我不要当世名家写我文章。”李不费一文钱，竟得到马一浮连撰连书，大喜过望。
风骨傲岸绝意仕进
民国初期，蔡元培任首届教育总长，特聘马一浮出任秘书长。但他到任不满三周，便就深恶官场勾心斗角，自叹：“我这人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仍回西湖去读书吧。”就这样，他辞去了秘书长之职，从此栖身陋巷，一心治学，以布衣终其身。但由于马一浮的声名日著，海内学者仰慕其高风，前来结交问道者日众。计有梁漱溟、马叙伦、陈独秀、沈尹默、汤用彤、朱光潜、周孝怀、金香严、洪巢林、叶左文、曹子起、陈樱宁、林同庄、熊十力、钟钟山、邵秋、程演生、苏曼殊、李叔同、夏尊、夏承焘、严群、丰子恺、龙榆生等。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为提高北大的知名度，又执意要请他去文科任教，然马一浮还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坚辞了。后来，孙传芳驻扎杭州，慕名前去专访马一浮，而马一浮明确表示人在家就是不愿见，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气节。
其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时，蒋介石又召见马一浮，并一再好言挽留他辅佐国事，但马一浮绝意仕进，还是婉言谢绝。
马一浮不但自己绝意仕进，而且也要求自己的学生不求仕宦而求学。这在他为《复性书院简章》事曾与熊十力的商议信件中有明确记录。他这样写着：“学生若为出路来，则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乃与一般学校无别，仍是利禄之途，何必有此书院。”复性书院虽只开讲了两年多的课，但确实造就了一些人才。当时书院的学生，后来不少都不进仕度，而多执教于大学，在继绝学、文教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还有一事值得在这里写上几笔。那是袁世凯窃取国民政府大总统时，马一浮的岳丈人汤寿潜任沪杭铁路总理，期间汤氏不取分文薪金。后来，袁世凯派人送去20万大洋以作酬劳。汤寿潜避而拒收，代其接待来使的马一浮却以不收则将又被用作涂炭生灵为由收下，悉数捐给了浙江教育基金会，浙江教育基金会后来用这笔钱和利息，在场官弄造了座规模宏大的浙江图书馆造福乡梓。
理语入诗以诗说法
马一浮的诗上规葩经、楚骚，历建安、六朝，以迄唐宋各大家，无不穷其源流，汲其精深，理事双融，境智俱足，尤以五言见长。诗中喜用玄言，自出抒轴融入句中，使人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感觉。沈曾植论诗，以“开元”、“元和”、“元佑”为“三元”，马一浮增以“元嘉”创“四元”之说，提示后学者以学诗关键。马一浮在论诗时着重指出：“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具备，乃足名诗。”马一浮作诗，尤其是60岁以后所作的诗词，无论古体律绝、长篇短句，均从性德中自然流出。
现代的不少诗评家都一致肯定马一浮的诗“不苟作，言必有义，写景状物，皆言志说法。咏古讽今、扬善抑恶，存美刺、正得失，深得诗三百思无邪之旨。”抗战期间，马一浮应竺可桢之邀以大师名义在浙江大学讲学，并随浙大内迁后，就因“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遣身之智，有同民之患”（马一浮《蠲戏斋诗•自序》）而写了《避寇集》等大量诗作。谢无量在为《避寇集》作序中言称“得诗人之正者”，又说“盖无高世之度则襟怀不旷，无出之智则理致不莹，无专精之才则词气不纯。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安身于不易之处而后出言皆得其中，充实于内者则光辉於外也。”
历代诗人都感到作诗以说理为最难。而“以理语入诗，以诗说法”正是马一浮诗的最大特点，他所作的各体诗中无不入于理语。在写歌行体《赠丰子恺》后，他对学生说：“歌行非理事双融、境智具足，未易下笔。此诗气格声韵均恰到好处。贤辈于诗用力未深，观此却可以资助发也。”《瘗猫》第二绝全用公案，亦是自然流出，并非作意安排。马一浮的诗，能做到“入理则一，面目各异”，而且无一字无来历。圣贤之教、佛祖之言、道家之典、诸子之论，以及古诗词曲、灯录公案，莫不在诗中运用自如，天衣无缝。以佛经对六经，以《法华》对《庄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以古人诗词互对，典雅自然，莫不寄托着他自己的真情实意。状物写境，深得比兴之旨。引禅入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以玄言说理，理、情、境交融，浑然一体。以诗说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存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马一浮之诗，正如梅尧臣论诗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古诗中理境最高者为渊明、灵运、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宋诗说理，过于质朴，缺少神韵，有时造语生硬，音节亦多有不逮。马一浮以理语入诗，以诗说法，可以上追陶、谢、王、杜。请读先生在弥留之际（1967年，马一浮病剧，时值“文化大革命”的乱局）的一首《拟告别诸友》的五言诗就不难读出他的精神境界。诗曰：
乘化吾安适，
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
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
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
落日下崦嵫。
由佛入儒一代宗师
马一浮对佛学的造诣极深，三藏十二部无不熟读强记，人称“佛学大师”。他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广交方外之友，杭州虎跑定慧禅寺的《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便是他1925年所撰。那时在浙江一师执教的夏尊、李叔同和学生丰子恺，都是马家的常客，是常常去向马一浮讨教佛学经典的“学生”。后来，李叔同终于在虎跑出家，也是赖马一浮的接引，才悟道出家的，据说还是马亲自送他至虎跑去披的。夏尊、丰子恺虽没有出家，但受马一浮的佛学影响却是很深的。
1937年3月19日，夏承焘教授携印西法师同去马一浮家请教佛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早与印西（和尚）同过马所巷十三号访一浮先生，问读佛典，彼谈甚有兴，谓入世出世非二事。……古今为学异同，只务内务外二事，又谓佛经为词赋体，故多排场。学佛先看《大乘起信论》，禅宗先看《六祖坛经》《五灯会元》。十一时辞出。”足见马一浮对佛学研究的博雅。
马一浮是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启始期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西学以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马一浮儒学思想的形成，是承接宋代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这在之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于1931年5月10日的一篇日记中便可证实。“早八时往延定巷三十二号访马一浮先生，值其早饭，少待出见。……九时余辞出。马翁所居甚简陋，而两客厅陈几椅数十，知宾客甚盛。壁间满糊碑帖，有自书一联，署名蠲叟，联曰：‘任呼茂叔穷禅客，早判公羊卖饼家。’上联意谓：任从大家称呼周茂叔为穷究禅理的学者。下联意谓：早就判定，我只是卖糕饼的店家而已。”马一浮主张以六艺来统摄一切的精神与文化，而六艺之总在于“论语”、“孝经”。发明了见于这两者的义理，也就等于掌握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以他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这四条学规，并将理、心合一，强调“心外无理”的观点，以调和程朱陆王之别。
诗言志、文会友，马一浮宗师诗文遍四洲。其一生重要的著作有《尔雅台答问》《诗教绪论》《论语大义》《礼教绪论》《洪范约义》《孝经大义》《老子经》《希言（附易义）》《蠲戏斋诗编年集》、《苏林词胜》和复性书院讲录等几十种著作。
马一浮是1967年6月2日离开人世的。他生前曾多次嘱托亲友：“我平生无遗憾，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要葬在父母身边。”马氏的祖坟位于绍兴上虞东关，1923年，东关因水灾其祖坟棺木进水，马一浮日夜不宁，苦于无钱，不得已走出书斋，生平第一次向社会名流卖字。以润笔所得，在杭州皋亭山（半山）购得十余亩山地，将其祖母、父母等6具棺木迁移安葬。1947年，他闭门伏案数日，撰写了1000余字的《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的碑文。马一浮还在先茔之侧预制好自己的生塘，但终因“文革”之灾，他的亲友们不得已将他的骨灰暂埋黄泥坞，后才迁杭州南山公墓。
一代儒宗马一浮离开我们虽已30多个年头了，但他那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绝世的天才，却像一颗明亮的星闪闪不灭。
2010-12-22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