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鹏: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21-06-19 11: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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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鹏  

   摘 要:“六艺论”是马一浮毕生少有的系统阐述自己核心性思想的学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决不像许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它更是一种价值系统,蕴含了马一浮对传统儒学经典体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也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其知识论意义,而是马一浮通过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传统经典体系的重建,实现他自己对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回归。

  

   关键词:马一浮;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儒学基本精神;

  

   马一浮虽然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圣”,但是他与后两者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他极少著述和讲学。而马一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浙江大学和复性书院所主讲的“六艺论”,是他难得的讲学和著述经历。其所主讲的“六艺论”,也可以说是他毕生最主要的核心性思想学说。

  

   然而,历来人们对马一浮“六艺论”的理解大都存在较大的偏颇,除了那些明确地质疑和批评其缺乏历史和考据上的依据之外,即使一些肯定者也大都认为马一浮的“六艺论”主要是一种以“六艺”统摄一切知识学术的知识论,却没有真正深入了解马一浮的“六艺论”的真实寓意、精神旨趣。的确,从表面上看,马一浮的“六艺论”首先是以“六艺”统摄一切知识学术的一种知识论,并努力把它予以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但实际上,在马一浮那里,“六艺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更是一种价值系统,是蕴含了儒学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经典体系,因此它既是马一浮据以表达自己对传统儒学经典体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也是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构,成为马一浮致敬传统、属意未来的一个主要思想方式。【1】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知识论意义,通过对传统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建,实现了其对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回归。

  

   一、从六艺到六经

  

   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毕生仅有的一个主要思想,即“六艺论”。在马一浮的这些讲录中,他首先着重阐述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2】的基本观点,认为六艺之学可以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因而它首先呈现为一个以六艺为中心的完整的知识系统,而且是一个有机、圆满的完整知识体系。然而从功能上来说,六艺之学又不仅仅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更是一个“道”的载体,体现着儒学所揭示的“一以贯之”之道、作为终极价值的意义世界。马一浮说:“顷经学衰绝,新考据家至以群经但为古代社会史料,犹不得比于史,义理更所恶闻。”【3】马一浮认为,历史上就不断地有把六艺之学作偏重于知识系统的理解倾向,如汉儒、清儒均着重于从文献章句上对六艺进行考索、解读,而轻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层面的义理之道。尤其是随着近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进入,更是连六艺之学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中心地位也被动摇了。尽管六艺之学的某些知识层面的研究和传承仍在进行,如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声势浩大的古史证伪研究,表面上是以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来清理包括《尚书》等古史中的那些不可靠性和神秘性的内容,属于对事实知识的实证研究,但实际上已通过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和抛弃了传统的知识体系,进而也在深层次上彻底消解了那些蕴含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中的价值性内涵。而马一浮的六艺论儒学,不仅要恢复六艺之学在传统和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要进一步重建和确立六艺之学在传统及现代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马一浮看来,六艺之学作为一个有机、圆满的完整知识体系,自有其内在的条理和统类,不同于一般流于皮相的、肤浅的了解和混乱无序的认识,而是自有其贯注其中的一体之道,他说:“有体必有用,体用不可分。无体之用,不成其用。用是体之自然发用流行处。故欲求其用,必先明其体。古人所谓无头的学问,正是无体之学。”【4】六艺之学作为有体之学,其“体”首先是指具有内在精神生命和终极价值之体,并以此为一切存在和文化现象的根本,即本体。而进一步言之,正是依此本体,使六艺之学能克服其它一切学术和文化所具有的局限性,体现出其普遍和永恒的真理性,并以此引导着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未来。

  

   马一浮把六艺之学作为一种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其“六艺论”重建了一个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经典体系,并进而达到他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六艺论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也就是说,马一浮通过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经典体系的重构,为六艺论儒学的价值系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载体和权威的理论依据。

  

   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构,首先涉及到一个从“六艺”到“六经”的演变关系问题。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也就是一般所谓“六经”,它实际上是指以作为远古及三代文化的结晶的一批文化“元典”为核心、后来被集结并经过孔子整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儒学经典体系。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六艺”和“六经”的名称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在历史上应该是先有“六艺”之名,后才有“六经”之名,而且“六艺”“六经”之名形成后也一直有诸多不同的说法和理解,相互之间也不乏歧义。先秦时期“六艺”之名出现较早,大约在殷周之际、至少在西周时期已出现,且最初应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如《周礼》中的“六艺”即是如此,主要是指六种贵族教育中所需学习的基本技能,即“艺”或“术”。这种意义上的“六艺”当然与其所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关。殷周贵族制社会中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培养注重文武结合、知识与技能的结合,贵族子弟应是国家社会的真正栋梁,他们不仅是言能诗、行有礼的政治家,而且是能射御驰骋、保家卫国的军事将领。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个有尚武精神的贵族社会的文明风尚。当然,“礼、乐、射、御、书、数”作为王官之学真正形成为一种完备的王教体系应在周代,即《周礼》所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5】不过,随着周代政治生活中德治德政观念比重的强化,一套独特的古典德性政制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到王官之学和王教体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最显著表现就是“六艺”内容的改变,即由原先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原始“六艺”向“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新“六艺”的演变。《汉书》中所说的“六艺者,王教之典籍”【6】应该就是指后者了。对于“六艺”的上述历史文化变迁,作为古文家的章太炎应是有所了解的。他认同“六艺”就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并认为其在历史上也有盛衰变化:在孔子以前,人们普遍地懂得礼、乐、射、御、书、数,但局限于上层贵族,民间能够理会的很少,而且人们所了解的“六艺”重在关于历史政事的知识和技能层面,于哲理、道德层面较少。“后来老子、孔子出来,历史、政事、哲学三件,民间渐渐知道了。六艺倒渐渐荒疏。”7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看来,那种注重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社会文化风尚,是孔子以前的时代文化,体现了如章学诚所说的官师治教合一的社会形态。而在春秋时代随着贵族社会的逐渐崩解,尚武的贵族文化也逐渐衰落,代之兴起对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涵的哲学、道德问题和实际治理作用的治道问题的关注成为重心,这就造成了原有的“六艺倒渐渐荒疏”了的局面。随着传统“六艺”的荒疏,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核心的新“六艺”逐渐成为周王室的“王教”及春秋各国贵族教育中的基本教典,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象征。

  

   不过,尽管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核心的新“六艺”已成为王官之学和王教经典的主要载体,尤其经过孔子的整理编修之后,新“六艺”已逐渐恢复了其作为传承三代文明、囊括传统知识与思想的权威性经典体系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它毕竟还未形成“六经”之名。据现有文献来看,“六经”之说最早是在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如《庄子》是目前最早多次提及“六经”概念的,且都与孔子及其儒学相关。【8】战国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六经”之名大都是与孔子及其儒学相关联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六经”这一概念的形成应是与孔子及其儒门对新“六艺”的儒学化、经典化的改造密切相关的,以致于后来人们逐渐把“六经”看作就是儒门独有的经典,在儒家与“六经”之间划上了等号。这种看法虽不正确,却也的确事出有因。王葆玹认为:“大致上看,用‘六艺’涵盖‘诗书礼乐’等,是战国以后儒者所为。”【9】皮锡瑞在《〈六艺论〉疏证》中说,汉代对六艺有两种理解:一为古文说,即依《周礼》将之理解为礼、乐、射、御、书、数;二是今文说,即依《史记》将之等同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0】汉代对“六艺”概念的这两种理解,即是先秦历史上从“六艺”到“六经”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也是表现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所会发生的诸多歧义。

  

   马一浮在“六艺”与“六经”关系的看法上,是认同《汉书·艺文志》以及郑玄《六艺论》的观点的,即他不同意关于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的说法,而将六艺理解为六经:“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六艺即是六经无疑。与《周礼》乡三物所言六艺有别,一是艺能,一是道术。……今依《汉书·艺文志》以六艺当六经。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2】马一浮否认“礼、乐、射、御、书、数”是“六艺”显然忽视了历史上曾有过的新旧“六艺”的演变过程,但他将“六艺”理解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的观点,却是符合孔子之后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六艺”通过儒学化的改造而形成为儒门的基本经典的事实。当然,马一浮以“六经”来界定“六艺”概念,除了基于孔子之后“六艺”演变的历史事实之外,更重要的是马一浮对“六艺”“六经”的概念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马一浮强调“礼、乐、射、御、书、数”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不同在于“一是艺能,一是道术,”也就是说,前者的内涵和功能侧重于“艺能”即一般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而后者的内涵和功能则侧重于“道术”即普遍性的道理甚至永恒性的真理层面,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这样,在马一浮的语境中,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就是六艺论儒学:“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于是合为六经,亦谓之六艺,”“……六艺即是六经无疑。”正因此,“不通六艺,不名为儒”【2】,“儒者以六艺为宗本”【11】,马一浮所“楷定”的这种六艺论儒学,不仅是囊括了人类一切学术的完备知识体系和经典体系,而且是能够彰显中国传统所固有的根本文化精神、弘扬人类普遍的超越性价值的一贯之道,因而也可称之为六经之学、六艺之道。

  

   然而,马一浮虽然认为“六艺”即是“六经”,但在实际阐述中,却很少用“六经”之名,而更多的是用“六艺”之名,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六经”名称着重于单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典,而“六艺”名称则既可指这六种经典,也可含有以这六种经典为代表的知识系统及学科分类之意。两者含义有部分重合,却不完全相同,后者所包含的范围要更宽泛得多,所以马一浮认为六艺可以该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书为大共名,六艺为大别名。”【12】他认为孔子删定《诗》《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旧章”的分类和整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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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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